激荡二十年——中国证券市场风云录

（1990-2010）

以1990年12月深、沪证券交易所相继开业为标志，中国证券市场已经走过了整整二十年的历程。二十岁是一个人从少年进入成年的标志，二十岁也是一个股票市场由新兴市场逐步走向成熟市场的标志。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中国股票市场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市值规模，市场制度建设日趋完善。可以说，一个成熟股票市场应当具备的功能，中国股票市场都已经基本具备。

创刊于1990年7月的《股市动态分析》杂志作为新中国唯一一家完整见证中国证券市场二十年风雨历程的财经媒体，特别推出“激荡二十年——中国证券市场风云录”专题，回顾二十年波澜壮阔的事件，二十年叱咤风云的人物，二十年沧海桑田的巨变……

历程篇：资本的崛起

中国股市二十年的历史，是一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崛起的历史。年复一年，没有一样的桥段，但都别样精彩……

创业篇：拓荒的足迹

中国股市二十年的历史，是一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创业史。二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成熟市场几百年的道路。第一代市场拓荒者艰苦创业的情景让我们难以忘怀……

改革篇：时代的闯将

中国股市二十年的历史，是一部追求真理、锐意创新的改革史。改革永远不会一番风顺，改革的道路上充满荆棘。无论成功抑或失败，改革的参与者们都值得尊重与敬佩……

失意篇：曾经的大佬

中国股市二十年的历史，是一部制度、规则不断完善的监管史。在制度的准绳下，记录着多少失意者的悲戚，资本枭雄的起落沉浮……

见证篇：永恒的瞬间

作为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媒体，《股市动态分析》杂志创刊于1990年7月，甚至早于沪、深证券交易所的诞生。二十年来，她见证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个精彩瞬间，也将继续守望中国证券市场的未来……

历程篇：资本的崛起

中国股市二十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崛起的历史。年复一年，没有一样的桥段，但都别样精彩……

1990年：荒原拓路

1989年，深圳市政府决定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禹国刚和王健被任命为筹备组负责人。同年12月，身兼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金融改革会议。那次会上，朱镕基拍板确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并由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和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圣组成三人筹建小组。1990年6月29日，尉文渊正式接手筹备组，担任筹备小组组长。

虽然经历了很多挫折，最终深圳市还是把握了试验场优先试验的机会。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终于开业了，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运作的证券交易所。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

新中国的两家证券交易所几乎以赛跑的方式成立了。回眸历史，或许在当时组建证券交易所的条件并不成熟。然而，正是在这样一批创业者的全力推进下，才为中国证券市场掀开新的一页。这种“荒原拓路”的精神将被永远记入中国证券市场的史册中。

1991年：初步蹒跚

1990年末，深圳发生股灾，这是新中国证券市场自诞生以来的第一次股灾。不管是当时的管理层还是市场的参与者对此都缺乏经验和准备。1991年4月，王健和禹国刚开始反复研究海外成熟的证券市场在出现股灾时的应对策略，究竟应该救市还是不救市。最终，两人的意见统一：一定要救市。

1991年9月7日，调节基金的资金到位，由禹国刚、金明和病床上的王健共同指挥使用。到1991年11月14日，深证综合指数最高涨到136.94点，距离最低46.65点，涨幅高达200%。

在中国股市的历史上，这场由交易所领导亲自操盘干预股市行为，是前无古人的，恐怕也不会有来者。现在看来，交易所出面拉升股价的做法是难以理解的，方式方法都值得商榷，但在完全丧失信心的市场面前，只有政府出面才能力挽狂澜，别无选择。所幸的是，结果如人所愿。

更重要的是，深圳市场的成功救市也给此后的如何在市场失灵下进行政府干预的做法提供了经验。在此后的十多年间，每当市场出现失灵的时候，管理层都曾用各种方式进行调控。其做法大都在当时的深圳救市中使用过，例如出台利好政策；调节扩容节奏；调整税率、费率；类似平准基金干预等。

1992年：南巡定调

1992年1月17日，87岁的邓小平和子女们以及随行工作人员一起，踏进了专列。18日至2月23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而这些重要讲话，深刻影响了正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的前途命运。

当时，中央对证券市场有不同看法，对股市的异议很多，尤其是深圳股票市场，是在李灏等人的坚持下“抢生”出来的。

在深圳谈到证券市场时，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也有不少人担心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所以让你们深圳和上海先搞试验。看来，你们的试验说明社会主义是可以搞股票市场的，证明资本主义能用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

同年，深圳发生“8·10事件”，催生了中国证监会的诞生，所幸深圳股票市场也没有因此夭折。

1993年：并购潮涌

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资本的逐利性会促使资金从效率低的企业流向效率高的企业。而当资金量影响到企业股权结构稳定性的时候，就产生了并购行为。

1993年秋天，沪深证券市场第一次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并购之举，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宝延风波”的深宝安举牌延中实业。

姓“资”姓“社”争论的余音，在1993年仍没有完全消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宝延风波”打响了资本战争第一枪。交战双方，一个是来自迅速崛起的开放特区深圳，另一方被动挨打的则是来自开放开发浦东一年多的上海。

在“宝延风波”中，深圳宝安集团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延中股票达19.8%，而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由此开辟了中国证券市场收购与兼并的先河，成为中国证券市场首例通过二级市场收购达到成功控制一家上市公司的案例。

1994年：背水一战

1992年的股市，一浪高过一浪，投资者早已将风险置之脑后，管理层也在不断加大新股发行力度。这对于当时股票市场的规模和参与度来说，无疑是不能承受之重。事实上，这种压力在1993年就已经逐步显现出来，上证指数在1993年2月16日创下1559点的高位后，便一路下行，市场步入熊市。

1994年7月29日，上证指数跌至325点。在各方的压力之下，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不得不接受了救市的要求。事实上，对于当时脆弱的股市而言，救市是必须的。

7月30日，各主要媒体均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新华社北京通稿：《中国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就稳定和发展股市做出决策》。决策有三条：第一，1994年内暂停新股发行与上市；第二，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第三，采取措施扩大入市资金范围。

这三大决策被称为三大利好。加之股指已经跌至低位，以市盈率衡量，股票已经具备投资价值。8月1日，市场跳空高开，一路飙升。上证指数上涨33.46%，创下1992年5月放开股价之后的涨幅之最。

终于，长达17个月的熊市宣告结束。这是证监会成立以来市场出现的第一个熊市，也是早期股民经历的时间最久的一次下跌。

1995年：国债风波

1992年12月28日，我国国债期货交易于首先出现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如果不是“327”国债期货出现问题，可能国债期货市场这种“蓬勃向好”的局面还会延续下去。

327国债应该在1995年6月到期，它的9.5%的票面利息加保值补贴率，每百元债券到期应兑付132元。与当时的银行存款利息和通货膨胀率相比，“327”国债的回报太低了。于是市场传闻，财政部可能要提高“327”的利率，到时会以148元的面值兑付。但管金生认为，国家正在收紧银根、高层正狠抓宏观调控，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财政部不会再从国库里额外掏出16亿元来补贴327国债。于是率领万国证券做空。多方则是以当时财政部直属的“中经开”为首。然而，管金生千算万算，却少算了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他的对手中经开。

尉文渊下定决心做出最后8分钟交易无效的决定，并在事后组织协议平仓。“327”2月23日的收盘价定为151.30元。据此估算，“327”空头团体亏损达26亿元，如再加上其它合约，空方亏损总额将达到50亿元。

5月17日，证监会宣布，鉴于中国当时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条件，发出《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

1996年：沪深争雄

沪深证券市场争雄局面由来已久。1994年以后，深圳股市的发展落后于上海市场。沪强深弱的格局开始出现。1996年1月19日，上证指数最低探至512点后开始反弹，深证综指则在1月23日运行至105点后开始反弹。沪深股市步入新一轮牛市。

由于1997年香港即将回归，因此紧邻香港的深圳股市就具备了“香港回归题材”。深圳股市的活跃程度开始超过了上海。这一度被认为深圳市场管理层一年多来扎实和建设性工作的成果。上海当然不甘落后，市政府开始大张旗鼓地干预股市。首先推出的龙头是上海石化。

给予1996年波澜壮阔的牛市当头一棒的不是别人，正是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周道炯。

1996年12月16日，一篇短短数千字的评论文章见诸报端，大牛市终于在瞬间逆转。这篇起到决定性“灭火”作用的文章就是《人民日报》在当天头版发表的题为《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股市存在严重投机行为，提醒股民暴涨必有暴跌。多年之后，周道炯才承认，这篇文章的特约撰稿人竟是中国证监会，而周道炯本人参与了发表的全过程。

1997年：亚洲风暴

1997年，与国内资本市场的相对平静相比，周边国家的金融市场则初显一丝动荡，席卷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金融风暴正是在1997年悄然到来。

在亚洲奇迹的一片赞誉声中，各国的股市飙升、楼市飙升、币值飙升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到1997年，亚洲股市、楼市泡沫膨胀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泰国纳华证券这样一家名不见经传的证券公司，当时的市值竟然可以和美国大投行摩根士丹利相媲美。

这时候，以乔治·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游资蜂拥而至，开始谋划向亚洲大规模集结。1997年3月2日，索罗斯攻击泰国外汇市场，引起泰国挤兑风潮。

中国政府承担起了大国责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排的框架内并通过双边渠道,向泰国等国提供了总额超过40亿美元的援助，向印尼等国提供了出口信贷和紧急无偿药品援助。在整个亚洲金融风暴中，香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香港的背后，则是中央政府最强力的支持。

1998年：君安生变

君安证券是在1992年初的时候，由当时担任深圳人民银行证券管理处副处长的张国庆创办。截至1997年底，君安证券的总资产达175亿元，当年创造利润7.1亿元，名列全国第一。打造一个“君安王朝”，是张国庆最大的梦想。

在事业到达巅峰之际，张国庆考虑君安的股权分配，开始计划如何私有化君安证券。他设想用国际通行的MBO方式来完成君安股权的改造，也就是经营层以回购的方式获得公司股份，最终实现对企业的控制权。然而，令张国庆始料不及的是，一封举报信将张国庆悄悄进行的MBO捅破，由此引发了一场“君安之变”。此后，中纪委、公安部、高检等部门联合介入，张国庆、杨骏等人被停职并接受调查；随后，君安证券与国泰证券的合并在监管部门主持下完成。

1999年8月18日，原国泰证券有限公司和原君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新设合并、增资扩股组建成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99年：网络狂潮

“5·19”行情发动的当天，上午股市还相当平静，变化起自下午。大量涌入的场外资金不断推高指数，成交量大幅放出，以综艺股份、上海梅林为首的科技网络股领涨，市场骤然升温。此后连续3天，市场量能梯次推进，从75亿元到102亿元，再到145亿元。市场做多信心迅速膨胀，场外资金蜂拥入场，直到放出沪市单日445亿元的成交天量、指数连续上攻。

“5·19”行情的导火索是中国证监会向国务院提交的“改革股票发行体制、保险资金入市、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规模、搞活B股市场、允许部分B股H股公司进行回购股票的试点”等六项政策建议获得批准。

在“5.19”行情中，科技网络股成为了拉动指数上行的龙头板块。应当说，网络股的炒作有全球范围的大背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掀起了炒作网络股的狂飙，它像12级台风，刮进了中国股市的大门。

2000年：基金黑幕

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了题为《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的封面文章。文章对中国的投资基金进行了六个方面的猛烈批评，基本上涉及了当时人们对证券投资基金运作中的种种质疑。包括：指出人们所期望的“基金稳定市场”的作用未被证明；市场上存在严重的通过基金“对倒”制造虚假成交量的严重违法行为；大基金利用“倒仓”即甲、乙双方通过事先约定的价格、数量和时间，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并操纵市场；通过“倒仓”提高虚假净值；以及对基金的“独立性”的质疑和对“投资组合公告”的信息误导投资者进行批评等等。

对于《财经》杂志的批判，当时的十大基金管理公司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联手反击。2000年10月16日，十大基金管理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这国内三大证券报上发表“严正声明”，指出《财经》杂志对中国基金业两年来的试点成果给予全盘否定，其中颇多不实之辞和偏颇之论，严重误导了投资者。

10月29日，经济学家吴敬琏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就围绕《基金黑幕》发生的争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也正是在这次采访中，吴敬琏抛了出他那个著名的“股市赌场论”，从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中国股市的大辩论，也将“基金黑幕”事件推向高潮。

2001年：减持漩涡

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正式发布的《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这标志着国有股减持工作正式启动。

然而，在国有股减持如火如荼的推进的时刻，A股市场却开始出现震荡下跌。尤其是7月23日之后，下跌开始加速。7月30日：上证指数遭遇“黑色星期一”，大跌109点，跌5.27％，跌破2000点，收1956点，从此告别2000点。至8月28日，指数最低跌至1795点。至此，指数从高位下跌已达20%。10月22日，上证指数最低点已到1514点，50多只股票跌停，大部分股票下跌超过8%。

面对如此悲惨的局面，中国证监会的修正观点占了上风，中国证监会在10月22日晚21点宣布，经报告国务院，决定在具体操作办法出台前，暂停执行《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关于“国家拥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向公共投资者首次发行和增发股票时，均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的规定。这意味着实施四个月的国有股减持暂时告于段落。

2002年：熊途思变

2002年，监管层开始加强了对证券行业、尤其是券商的监管。2002年8月9日，证监会发布公告：鉴于鞍山证券公司严重违规经营，证监会决定自即日起撤销鞍山证券。鞍山证券成为第一个被撤销的证券公司。

不仅中小券商遭遇寒流，一些大券商也显露出危机，南方证券就是其中的代表。随着市场行情不断下跌，加上企业经营管理上的一系列失误，南方证券的包袱越来越重，机构债务近百亿元，其构成包括企业委托理财等，挪用客户保证金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频繁出现。

正是在这个时候，南方证券高层“大换血”。2002年6月23日，贺云与阚治东到南方证券上任。贺云任董事长，阚治东任总经理。在会议上，贺云说，新班子来南方证券的任务是“先救命，后治病”。

2003年：价值投资

伴随着庄股崩盘和一批庄家的倒台，证券市场的投资理念在悄然发生变化。证券投资基金得到了比较快速的发展。2003年的基金业已经完全摆脱了2000年“基金黑幕”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基金开始倡导价值投资理念，高举价值投资大旗。

2002年9月，博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首只开放式基金——博时价值增长基金正式发行。该基金定名为“价值增长”，开始倡导价值投资理念。博时价值增长基金2003年净值增长率34.34%，在当时全部的70多只基金排名中名列第一。

纵观2003年，低市盈率蓝筹股和中低市盈率绩优成长股对QFII和国内机构投资者都有较强的吸引力，其投资价值得到了充分展示。高市盈率绩差股的市盈率大幅下调，导致市场的平均股价水平不断下移。

2004年：德隆崩盘

2004年，震动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件大事是德隆系的崩盘。如果说中科创业的定案意味着庄股理念的破产，那么曾经的“股市第一庄”——德隆系的坍塌则意味着庄股时代的终结。

《新财富》发表经济学家郎咸平、《新财富》主编张信东、副主编周宏波等人联合主笔的封面文章《德隆系：中国独特的“类家族企业”敛财模式》一文，全面反思德隆系的运作模式。

2004年4月14日，对唐万新和他的德隆王朝而言，是个黑色的日子。德隆的噩梦从这一天正式开始了。德隆系旗下的三驾马车——湘火炬、新疆屯河和合金投资第一次集体跌停。这不仅反映了市场对德隆的信心丧失正在加速，也增加了市场流传的德隆资金链断裂的真实性。

接下来，德隆王朝中子系统或关联系统与德隆之间裂痕的出现、矛盾的接连暴露，使德隆着力打造的产业链开始瓦解。

2004年12月17日，唐万新因公开对涉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非法获利罪被正式拘捕。

2005年：决战股改

2005年4月29日晚，证监会宣布，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困扰市场数载的头号难题——股权分置终于迎来改革破题的一刻。

证监会在当时的文件中指出，股权分置是指上市公司的一部分股份上市流通，一部分股份暂不上市流通，这是诸多历史原因形成的。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股权分置影响证券市场预期的稳定和价格发现功能，使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不利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已经成为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一个重大障碍，需要积极稳妥地加以解决。

A股市场并不领情，此后一个月，A股市场继续快速下跌。就在证监会宣布启动第二批试点后不久，至6月6日上午11点03分，上证指数盘中跌破1000点，最低至998点。许小年的“千点论”就此成为现实。

面对此情此景，尚福林说：“股权分置改革不仅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件大事，也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新决策，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搞好。”

2006年：资产重估

伴随着IPO的恢复，市场逐渐认可了股改带来的红利效应，加之在人民币持续升值背景下，资产重估理论开始占据上风。

资产重估论在国内的代表人物为券商中的学者高善文。2006年3月，高善文等发布了第一份主题报告，基本思想是中国从2005年10月份以后连续加速的货币供应量将主要表现为各种资产价格的全面重估；其中资产的定义包括股票、债券、房地产、土地和古董等。

到2006年6—7月的时候，股票市场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涨，上证指数达到1700点附近，全国范围内的房地产市场也表现出价格全面加速上涨的势头，资产重估论开始引起一定的注意，并引来不少批评。反对者认为中国股票市场的上涨主要受益于股权分置制度的变革、受益于上市公司利润的强劲增长、受益于人口年轻化过程的人口红利等基本面因素，不能使用资产重估的提法来解释和把握

在此背景下，高善文等人发布了第二份主题报告。基本思想是中国的资产重估过程远未结束，债券市场将继续上涨；中国周期性行业和公司盈利的同比增长率将会大幅度上升。

不过，高善文也认为，资产重估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资产价格的泡沫化过程；从长期的角度看，市场高估值水平是无法维持的，并很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通过股价剧烈下跌的方式来完成修复。

2007年：蓝筹泡沫

2007年伊始，股市延续了2006年的上涨行情，上证指数先后刷新2500、2600、2800等高点，不断创出新高。与此同时，海外股市、大宗商品价格也不断上涨，可以说，在全球流动性泛滥的大背景下，资产价格的疯狂还在延续中。

2007年5月30日凌晨0点，财政部宣传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由1‰上调至3‰。“5.30”大跌终结了绝大部分个人投资者过度膨胀的自信心。与此同时，在拆分、大比例分红等迎合市场的基金销售策略下，基金行业继续发展壮大。

2007年10月，A股市场攀升至6000点上方，10月16日，上证指数最高冲至6124点的历史最高峰。此后，市场开始震荡调整，然而，与历次市场见顶后相似，当时市场主流观点认为这仅仅又是一次牛市中的调整。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当时担任招商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的赵建兴，因为提出“万点论”而被记入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进程。

2008年：金融海啸

从2007年9月到2008年4月，美联储连续７次降息，将基准利率由5.25%大幅削至2%。此外，美联储还宣布降低直接面向商业贷款的贴现率，并通过向投资银行开放贴现窗口、拍卖贷款等方式，持续向金融市场投放资金。尽管如此，次贷危机开始向美国经济基本面扩散：失业上升、消费下降。2007年四季度美国经济下降了0.2％，为2001年三季度以来最糟糕表现。

2008年3月16日，在美联储极力撮合下，贝尔斯登以每股2美元的价格将自己卖给了摩根大通银行。

进入2008年7月份，美国金融市场再度紧张起来：投资者开始担心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有可能陷入困境。在过去一年中，“两房”亏损达到了140亿美元。9月7日，美国政府再度出手，出资2000亿美元接管“两房”。随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内，美国多家重量级金融机构陷入困境，局势演变成一场全面的金融危机。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同日，美国第三大投行美林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

面对西方世界的恐怖，大洋彼岸的中国虽然受到影响较小，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显然难以独善其身。更重要的是，尽管实体经济所受冲击不大，但A股市场却已经提前反应，股指跌幅超过7成，远远超过了欧美市场的跌幅。

终于，在雷曼兄弟破产后的两个月，中国政府出手了。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2009年：甲子兴邦

2009年，在十大产业振兴计划的刺激下，相关板块上市公司股价轮番上涨，并带动A股市场出现一波显著的反弹。与此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令市场流动性重新变得充裕起来。随着市场的逐步回暖，因金融危机而暂停的IPO面临全面恢复。

2009年10月23日，筹备达10年之久的创业板才真正开板。10月23日15时15分，中国创业板开板仪式在深圳五洲大酒店举行。会议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陈东征主持。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姚刚随后宣读了有关于创业板设立的批复文件。

10月30日，首批28只创业板股票集体亮相。“逢新必炒”的传统在创业板上面演绎到了极致，这些股票受到资金追捧。由于创业板遭遇过度炒作，28只股票上市首日均被深交所按照规定进行了临时停牌，创下了中国股市的新纪录。在创业板首日交易中，机构投资者累计买入1142.95万股，占市场比例为2.63%，其中，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保险等未参与买入，而散户的买入比例超过97%。

2010年：博弈转型

2010年4月16日，中国股指期货正式推出。此时，距离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挂牌成立已经过去了3年7个月的时间。4月16日，股指期货正式上市交易。

尽管上证指数在2010年上半年出现了大幅下跌，但是代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方向的新兴产业概念的上市公司股价却出现了大幅上涨，而且中小板、创业板的发行市盈率一直居高不下。资金将投资的兴趣集中在了代表未来能够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型行业之上。

伴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逐步确认，地方上也掀起了一轮发展新兴产业的大潮，纷纷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令外界担忧的是，一些地方政府中意的传统产业，在改头换面后也进入了地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范畴。

二级市场上，则表现得更为疯狂。尽管代表新兴产业方向的一批上市公司业绩并不理想，二级市场估值水平过高，但丝毫没有改变资金逐鹿新兴产业的热情。成飞集成、德赛电池等一批概念股成为2010年市场耀眼的明星。

创业篇：拓荒的足迹

中国股市二十年的历史，是一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创业史。二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成熟市场几百年的道路。第一代市场拓荒者艰苦创业的情景让我们难以忘怀……

禹国刚——深交所的创建者

1989年，深圳市政府决定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禹国刚被任命为筹备组负责人之一。当时筹备组的条件很差，连个像样的办公地方都没有，禹国刚和王健就租了国贸大厦的几间仓库，当作筹建办公室。1990年12月1日，王健和禹国刚敲响了深交所的开市钟，两人满面笑容，并和促成当天唯一的一单交易的红马甲合影留念。1995年10月21日，深交所调整领导班子，禹国刚没有继续留任。

禹国刚离开深交所领导岗位后，其后历时4年，写成一本52万字的《深市物语》。

从1988年参与翻译海外证券法规开始，到1990年至1995年五年间任职深交所副总，禹国刚亲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的全部过程，并是最一线的实务推动者。在主持深交所工作的年头里，为了做到公平、公正、公开，禹国刚对深交所员工声明：“谁炒股票，我炒谁。”他以身作则，自己不炒股票，也不让家人炒。

图1：王健和禹国刚敲响了深交所开市锣

王健——筹建深发展和深交所

王健于198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金融学系，师从我国著名金融学家王继祖教授。毕业后来到深圳，起初在人民银行工作，后来跳槽去了中国银行深圳分行。

当时，深圳市拟将深圳特区的六家城市信用社整合成深圳发展银行，在中国银行工作的王健报名参加公开招考，并取得第一名，此后被任命为深圳发展银行首任副行长，并主持具体工作。深圳发展银行一成立，就公开发行股票。两年后，深圳发展银行步入正轨，而王健急流勇退，选择离开。

习惯了创业的王健从深圳发展银行离开后，有意加盟招商银行。当时招商银行也想借鉴深圳发展银行的股份制经验，很有诚意邀请王健任职。

禹国刚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找到深圳市当时主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希望请王健出山，挂帅深交所筹备组。但一开始王健并不想去创办交易所。禹国刚几次上门劝说，王健依旧犹豫不定。后来，张鸿义干脆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就这样，王健被逼上任了。

1991年7月10日，深交所召开第一次救市会议。面对抑或冷眼旁观、抑或幸灾乐祸的企业家，一贯直脾气的王健怒火中烧，与那些反对救市的人争论起来，加之心力憔悴，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一下子昏倒在救市会议中。经过十余天的抢救，王健终于告别了死神。作为深交所元老的王健战胜了死神，预示着深圳股市也将战胜任何困难，继续向前走去。

尉文渊——奉命筹建上交所

1989年12月2日，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召开金融改革会议。会上，拍板确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6月29日，尉文渊正式接手筹备组，担任筹备小组组长。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业定到12月19日。

19日一早，尉文渊起床后发现，脚肿得根本穿不上鞋，只好向人借了一只大号鞋。他穿着一只大一只小的皮鞋，由人背着来到现场，一瘸一拐地在现场做最后的布置，然后倚着墙迎接贵宾。

按照原定程序，上午11点正式开始交易，由上交所的理事长李祥瑞授权尉文渊鸣锣开市。11点整，兴奋的来宾们还在议论着参观着，未能全部进入仪式现场，而显示屏已经开始显示交易数据。情急之下，尉文渊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第一声开市锣声。

午宴上，尉文渊没吃几口饭。送走来宾后，他就一头倒在了床上。此时他高烧已达40度左右，当晚被送进医院。他在医院呆了一个月，才被允许出院。有人问他开市第一天的感觉。他说没有感觉。第一天是怎么交易、怎么收市的都不知道。

图2：上交所创始人尉文渊

刘鸿儒——中国证券监管拓荒者

1980至1989年，刘鸿儒担任了8年多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而在担任证监会副主席之前。刘鸿儒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这样的经历，从政治上理解，似乎已经准备退居二线。

朱镕基找到刘鸿儒谈话，希望刘鸿儒出山，担任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这样具有挑战性、开拓性和历史性的工作，刘鸿儒当然答应了。

在证监会的第一次职工大会上，刘鸿儒开门见山讲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做我们这个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股市下跌快了下面有意见，怕被套牢；股市上涨快了，上面有意见，怕影响社会安定；不涨也不跌，上下都有意见，人家会说你办的不像市场，因此永远是会有意见的。

第二句话是，我们是第一代拓荒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参考。我们的任务就是开荒、修路、铺轨道，基础打好了，后来人就可以稳稳当当地开快车了。这是我们应有的思想准备，也是光荣的职责。换句话说，挨骂是肯定的，挨了骂但给后人打下了好的基础，提供了好的条件，开出一条好路来，也是我们的幸福，这是值得的。

图3：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

王波明——推动证券市场前进的“联办”

时任央行副行长的刘鸿儒，被朱镕基专门请到上海参加那次会议。刘鸿儒把“联办”介绍给了朱镕基：“北京有拨年轻人，就是搞证券交易所的。”朱镕基说：“好啊，把他们请来，我给他们解决户口。”

所谓“联办”，是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1988年4月，两个留美学者王波明和高西庆带着《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从纽约华尔街回到了北京，为建立中国证券市场而奔走呼号。

据说，王波明曾这样回顾那段日子：“人往往是被预期所驱使，开始想得难点好。我和高西庆约定，如果五年以后干不成，我们就一个去修自行车，一个去卖包子。”

1990年1月，王波明、高西庆等人开始参与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工作。之后的两三个月里，他们又跑到深圳参与深交所的筹备。不过，当时的王波明和高西庆作为留学生，其实在海外也难以全面接触整个交易所的运作过程。所以交易所早期的制度、规则、交易模式等等，并没有成熟的蓝本，完全是摸索出来的。

王师勤——创建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媒体

在深交所正式成立之前，政府的智库和民间的研究机构已经开始对股票市场的理论进行研究。

王师勤，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师从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1989年，正在撰写博士论文的王师勤开始对股市发生兴趣并着手开展研究。博士毕业后，王师勤毅然决然地去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工作。次年3月5日，深原野发行新股，广告词为“春种一粒籽，秋收万颗粟”。王师勤感到深圳股票市场已经初具雏形。同年5月中旬，王师勤向综合开发研究院领导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办一份股市分析专刊；第二，院里拨出一些钱让研究院在深圳股市上运作。不过，两个建议都被否决。

1990年5月25日之后，只有五只股票的深圳股票市场全面飚升。王师勤于当年6月主持撰写了《引导股票投资热潮，发展深圳基础设施》的报告并提交给深圳市人民政府，率先提出企业股份制改造试点与国家产业政策倾斜重点相结合的政策建议，受到主管金融的张鸿义副市长的高度重视。综合开发研究院领导也极为鼓舞，同意王师勤办一本股市专刊的建议。在1990年7月，综合开发研究院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本证券刊物——《股市动态分析》。

改革篇：时代的闯将

中国股市二十年的历史，是一部追求真理、锐意创新的改革史。改革永远不会一番风顺，改革的道路上充满荆棘。无论成功抑或失败，改革的参与者们都值得尊重与敬佩……

周道炯——“操刀上任”的第二任证监会主席

1995年3月，周道炯被任命为中国证监会主席，接替刘鸿儒。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当天头版发表的题为《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的特约撰稿人竟是中国证监会，而周道炯本人参与了发表的全过程。当时，正是周道炯坚持不能用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名义，而是提议用《人民日报》评论员名义。借助党报评论员所具备的独一敏感性和权威性，股市之火，瞬间被浇灭。

上个世纪90代中期，也是中国证券市场由初建阶段步入快速发展的时期，法制法规并不健全，投机气氛浓重，在周道炯任职两年多里，由他亲手批示查处的违法违规事件就有90多起，平均每个月都有两三起，而这每一次查处的背后，都会牵涉无法统计的个人以及机构的利益。

图4：中国证监会第二任主席周道炯

周正庆——奉行政策干预的第三任证监会主席

1997年7月12日，国务院任免一批国家工作人员，免去周道炯证监会主席职务，任命周正庆兼中国证监会主席。

从1995年出任国务院证券委主任开始，到2000年初卸任证监会主席，周正庆五年监管任职，着实经历了几番风雨；当然，并不是每个奇迹背后都有一个轰轰烈烈的故事，也许当时的他也没有意识到，1999年初自己的一份建议，竟与震动市场的“5·19”行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5·19”行情一举改变了当时已经调整了两年、股民亏损累累的股市困境。

1999年6月15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　规范发展》，这篇文章则对当时由低迷转入上涨的行情给予肯定。

监管部门究竟该不该管股价，这恐怕是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和第三任证监会主席周正庆的最大分歧。刘鸿儒认为，证监会不该管股价，股价由市场决定，证监会需要创造一个公平、法制的环境。但周正庆认为，作为证监会应当管股价，不能置之不理，不能无能为力，不能无所作为。

图5：中国证监会第三任主席周正庆

周小川——“无为而治”的第四任证监会主席

有人说，周小川是最有明星相的一任证监会主席：年轻新锐、海归背景、学养深厚、思维超前。1985年，周小川获清华大学博士学位，之后担任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周小川与高西庆、王波明这些早期中国证券市场上的风云“海归”人物相识。

与周道炯、周正庆两任证监会主席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所不同，周小川的理念是，市场能解决的就让市场去解决，只当裁判员，不当运动员，也不当教练员。

然而，2002年，市场出现暴跌，眼看赛场就要毁掉，裁判员还能在一边坐视不理么？在市场下跌之后，受到重重压力的周小川无奈重拾“调控市场”的旧业。

图6：中国证监会第四任主席周小川

史美伦——“铁腕治市”的香港女强人

2001年3月，在香港市场素称“铁腕”的史美伦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成为新中国历史上以港澳台地区专业人士身份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中央政府副部级官员的第一人。史美伦履新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显然高层是希望通过她在香港监管庄家操纵的经验来规范国内证券市场环境。

果然，史美伦上任后，体现出了这位香港女性铁腕治市的一面。

当年4月，中国证监会对亿安科技公布了调查结果，对联手违规操作亿安科技股票的广东欣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广东中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广东百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和广东金易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作出重罚，罚没款近9亿元。

在史美伦上任后的9个月中，证监会出台了40多个法规条例和处罚决定，而亿安科技案、中科创业案、东方电子案、银广夏案及三九集团事件先后被调查和公布，也是自她上任后发生的。史美伦借此树立起了铁腕形象，也同时遭受了来自市场的责难。

史美伦希望保护中小投资者，但正是史美伦要保护的这些中小投资者，却对她存在抱怨。因为史美伦的铁腕治市，带来的是A股市场阵痛下跌。中小股民因此损失惨重。在他们看来，你许给他一个美好的遥远的“未来”，还不如给他一个温暖的“现在”。这一点恐怕时至今日，史美伦仍然会感到不解。

洪磊——从基金业“叛徒”到基金监管者

2000年前后，A股市场依旧沿袭着十年来题材、故事主导下的市场。市场投资理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在1999年至2000年的行情中，如果投资者坚持价值投资理念选择那些价值型股票，却只能在一旁孤独地等待，与这一轮牛市无缘。基金行业同样有这样的另类，时任嘉实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的洪磊正是其中的代表。

2000年6月12日，根据总经理洪磊的提议，嘉实基金管理公司以公司的名义，提请中国证监会审查公司董事王少华的任职资格。在未得到结果的第二天，洪磊把录音带交给了《中国证券报》一位记者，嘉实基金管理公司内部斗争全面公开化。又过了两天，嘉实基金管理公司召开董事会，王少华获董事长马庆泉授权主持会议，通过了罢免总经理洪磊的决议。

2001年6月29日，朱镕基总理亲自提名洪磊为证监会基金监察部副主任。7月9日，洪磊正式履新。对此，坊间还有一个有趣的传闻，说是朱镕基在此事的发展过程中说了一句极富黑色幽默的话，“你们不让他发财，我来让他当官！”

直到今天，洪磊还一直站在监管者的角度，努力实践自己的基金理想。

尚福林——“开工没有回头箭”的第五任证监会主席

2002年12月27日，尚福林接替周小川出任证监会主席、党委书记。

从尚福林担任证监会主席后，A股市场再无牛市，2003年的“五朵金花”行情充其量算作局部牛市或者熊市中的反弹而且极为短暂。“尚福林的含义就是上涨幅度为零。”来自坊间的调侃看出，投资者将市场长期低迷归咎于以尚福林为代表的监管层的不作为。

然而，在A股市场屡创新低、市场信心趋于崩溃的时刻，尚福林终于还是出手了。2005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

如今来看，股权分置改革是我国证券市场制度的一大创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图7：中国证监会第五任主席尚福林 

失意篇：曾经的大佬

中国股市二十年的历史，是一部制度、规则不断完善的监管史。在制度的准绳下，记录着多少失意者的悲戚，资本枭雄的起落沉浮……

管金生——悲情万国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邓小平视察上海，并表示了把上海外滩建成东方华尔街这一构思。管金生热血沸腾。他一夜不眠，奋笔疾书，下笔万言，阐述创建中国证券市场之重要性，并请愿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建议被接纳，并被批准“试点”。1988年2月，他负责筹建上海第一家证券公司——万国证券公司。

管金生认为要想与国际大券商并肩，必须更多地雇用那些聪明、能够将市场视为一门“严谨的科学”的交易员。然而，正是这样一个金融家，在1995年，遭遇到了人生中的“滑铁卢”，问题恰恰出在他最重视的聪明、能够将市场视为一门“严谨的科学”的交易员身上。

1996年4月，万国不得不与它当年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申银证券公司合并。1997年1月，管金生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7年。

2003年，已到花甲之年的管金生保外就医，在家中休养。

阚治东——从申银到南方

327国债事件后，申银证券也因此收购了万国证券，阚治东一跃成为申银万国证券的总裁。1997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维护市场正常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一批违规银行、证券公司、上市公司及其负责人受到严肃处理》的文章。有关部门决定对海通证券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惠珍、申银万国证券公司总裁阚治东、广发证券公司总经理马庆泉做出免职和记大过处分。对上述3家证券公司分别处以罚款，并暂停股票自营业务1年。”

2002年6月，阚治东重出江湖，任南方证券总经理。留给阚治东的时间实在太少。面对混乱的管理和巨额的窟窿，阚治东有些绝望了。

2003年9月末，阚治东提出辞职。2004年1月2日，南方证券被行政接管。2005年3月，辞任南方证券公司总裁职务一年多的阚治东突然被深圳警方逮捕。庭审结束后，罗湖区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要求撤回起诉，罗湖区法院于4月初裁定准许撤诉。最终，阚治东被宣布无罪。

然而，昔日上海滩证券三猛人之一的阚治东在证券行业的演出终于谢幕了。或许，一个时代也就这样结束了。此后，不甘寂寞的阚治东再度投身创投行业，依旧与资本市场相伴，而他的第一笔资金，竟是来自昔日的好友，上交所创始人——尉文渊。

张国庆——梦断君安王朝

1992年初，张国庆创办君安证券。在此后的“君万风波”中，张国庆因与王石的对战而声名鹊起。有数据称，1993年至1998年间，君安证券共为100多家企业承担A股、B股上市及配股业务，筹资总额近300亿人民币。

2000年，君安事件调查完毕，张国庆因为“虚假注资”和“非法逃汇”等罪名入狱。张国庆被捕后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外界鲜有其消息。

有人曾经感慨，假如张国庆的MBO晚个两三年，他或许不但不会有如此下场，反而成为竞相歌颂的英雄也未可知。试问，从这个世纪初开始的MBO热潮，让多少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为坐拥亿万的富豪，同时还享尽殊荣美誉。然则，历史终究容不得假设，张国庆恐怕也只有哀叹自己生不逢时了。

2002年，张国庆出狱后重现江湖。同年，由君安旧部组成的华林证券挂牌经营，据说，华林证券的“人脑和电脑都来自君安”，因而被称为“小君安”，时任总裁的高洪星和两名副总杨扶平、张军都出自君安证券。张国庆则筹建深圳市九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大股东的身份在幕后操作。九夷投资2003年初在“华立控股”、“南天信息”等多家股票上有资本运作，不过并未引起大的震动。

吕梁——中科创业的倒塌

从九十年代一路走过来的证券市场投资者，几乎无人不知道“庄家”这个词。那时的投资者对于“庄家”是“又爱又恨”。投资者希望跟庄“坐轿子”，但庄家凶猛的洗盘、出货却常常令投资者痛苦不堪。“坐庄”行为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2003年4月1日，备受市场关注的“中科创业”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案一审宣判，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上海华亚实业发展公司罚金人民币2300万元；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分别判处丁福根、董沛霖、何宁一、李芸、边军勇、庞博等6名被告人4年至2年零2个月有期徒刑，并对丁福根、边军勇、庞博分别判处罚金50万元至10万元。

事实上，中科创业真正的幕后庄家是吕新建与朱焕良，在宣判中称“均另行处理”。

“中科创业”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案之所以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这代表着监管层严打股市“庄家”的坚定决心，并且直接引发了世纪中天、徐工科技等一批庄股的崩盘。

唐万新——德隆的宿命

1997年，德隆系已经初具规模，新疆屯河、湘火炬、合金投资构成了德隆系的三驾马车。1998年8月，唐万新在上海召开新疆德隆董事局扩大会议。根据起诉书，唐万新进一步明确了“集中持股”方案。据唐万新说，集中持股的理念源自巴菲特。

2004年12月17日，唐万新因公开对涉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非法获利罪被正式拘捕。2006年4月29日，在这起被称作是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证券案件中，唐万新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40万元罚款。德隆系三家核心企业新疆德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因“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则各被处以50亿元的巨额罚款，上海友联管理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罚款3亿元。

唐万新在自辩时认可起诉书的大部分事实，在最后陈述里他表达了道：“负罪感强烈，完全服从法院的判决。”

据说，上世纪90年代初，唐氏兄弟尚在新疆创业的时期，曾有算命大师预言，唐万新在40岁那年将一贫如洗。当时，唐万新哈哈一笑。不曾想，一语成谶。

魏东——神秘的涌金系

1995年国债风波中，其中一位代表中经开出战的操盘手正是后来成为“涌金系”掌门人的魏东。有人说，魏东是一位金融天才，事实的确如此。魏东当时不过还是二十多岁的毛头小子，却已经身担重任。除了与生俱来的天赋和专业的教育背景外，出身名门也是魏东成功的关键因素。

魏东的父亲魏振雄，1957年毕业于莫斯科财政学院会计专业，1971年以前在财政部从事会计制度设计工作，1971年到高等财经院校任教，后为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在中国财经界具备一定的威望和较强的人脉。

据坊间传言，魏东的父亲魏振雄教授在大战前一天就在财政部开会，从会计司打印室里亲自拿了一份本来属于国家最高机密的关于“保值贴补率”提高到12.98%的红头文件回家给儿子看。而这一确定的信息直接导致了空方另一领军人物——辽国发董事长高岭的“空翻多”。当然，此种传言，随着2008年魏东以自杀方式辞别人世后，便再也无从验证。

见证篇：永恒的瞬间

作为新中国第一家证券媒体，《股市动态分析》杂志创刊于1990年7月，甚至早于沪、深证券交易所的诞生。二十年来，她见证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个精彩瞬间，也将继续守望中国证券市场的未来……

王师勤——倡导“价值投资”第一人

1991年9月，当时的股市已经持续下跌了整整10个月。王师勤统计了深圳市场五只股票的跌幅，深发展下跌72%，万科下跌71%，金田下跌66%，安达下跌79%，原野下跌63%。他同时计算了五只股票的市盈率，大多数股票市盈率为10多倍。王师勤认为，在这样的价格上买入股票长期投资是划算的。

于是，在9月8日出版的《股市动态分析》杂志上，王师勤博士以笔名“车布正”发表了《克服贪婪恐惧心理、树立长线投资观念》一文，这篇文章也是中国股市中最早的系统阐述价值投资和长期投资理念的文章。

此后的一个月，深圳股市开始走出低谷，逐步回升。当然，股市的企稳并非基本面的原因，而是相关部门的救市举措发挥了作用。但不管如何，价值的显现为市场构筑底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黎东明——发明炒股术语“抄底”

黎东明，新中国第一批股评家的代表，《股市动态分析》最早的一批专栏作者之一。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股评界呼风唤雨的人物。黎东明的股评语言通俗、分析客观，很受股民的欢迎。1993年《南风窗》把他和古思平、余嘉元一起并称为深圳股市三剑客。

1992年9月，黎东明在《股市动态分析》杂志上发表了《抄底大军蠢蠢欲动》一文，发明了炒股术语“抄底”一词，此后抄底成为股票投资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

黎东明说，发明这个词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像古代的满门抄斩哪、文化大革命的抄家呀……股市不是顶和低吗……”想到这里，黎东明发明了“抄底”。

阮华——第一位证券节目主持人

上世纪90年代初，在深圳股票市场中，一股颇有影响的力量是民间投资人自发组成的“股市沙龙”。一些早期参与股市场外交易的民间人士在深圳市福田区园岭新村一带组建了“股市沙龙”。黎东明和阮华等早期的投资者正是当时股市沙龙最具影响力的领导者。有人说，第一个股市沙龙的最成功之处，不在于这里走出了多少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而是在于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代股评家。

阮华早期经常担任“股市沙龙”的主持人并应邀担当《股市动态分析》的专栏作者，后来成为了中国内地最早的证券节目电视主持人。从报纸的文艺编辑转而走进新兴的证券市场，阮华那温文平易的风格、机智生动的语言以及流畅优美的文笔，给广大股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时至今日，阮华先生依然笔耕不辍，成为《股市动态分析》杂志连续撰稿时间最长的专栏作者。

殷克胜——首提三项救市对策

1991年新年开市后，大势已去的深圳股市并没有止住下跌的步伐。整个下跌一直持续到1991年9月。在这个过程中，各方人士对于深圳股市的危局进行了充分的反思。

1991年1月，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副研究员殷克胜在《股市动态分析》杂志上撰写《当前股市波动的分析与对策》一文，提出放开股价、取消印花税、明确上市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等措施稳定投资者信心。这也是中国证券市场第一次出现针对股灾的组合性政策建议。殷克胜提出的三项对策、尤其是后两项对策在此后二十年中国股市的数次牛熊轮回中被管理层广泛运用于调控市场。

如今，担任金鹰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的殷克胜仍在证券投资的道路上执著前行。

佳圳——“深圳只有一个深交所”

1994年以后，深圳股市的发展开始落后于上海市场。沪强深弱的格局开始出现。

时至1995年，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武捷思在不同场合提出，要搞活深圳证券市场并准备推出一系列活跃、发展、规范证券市场的措施。引发武捷思触动的，是《股市动态分析》在6月11日以“本刊特稿”形式发表的《深圳，只有一个深交所！——强烈呼吁深圳市政府领导和证券主管部门正视深圳证券市场的问题》一文。文章指出，深圳证券市场地位的改变，已经离人们的期望越来越远，深圳证券市场的管理体系已经显露出相当多的弊端，却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文章言辞激烈、笔锋犀利，文章署名佳圳，透出作者对于深圳市场的期待。正是这篇文章引起了深圳市领导对于深交所和深圳市场更多的担忧。

在问计深圳证券业以及证券研究界之时，《股市动态分析》杂志撰写并发表了《深圳证券市场的问题研究及解决思路》一文，提出了减免投资者费用、改革深圳登记制度和登记公司、扶持一到两个全国性龙头券商、扶持上市公司、理顺管理体制加强领导班子、开设指数期货、设立证券市场发展基金会等多项措施。

鲁兆——“5·19”行情的预见者

在1999年之前，国内并没有出现真正的技术派领袖人物。而所谓时势造英雄，就在1999年5月，A股市场两年熊市的末端，一位技术派分析家由于精确预测了“5·19”行情而一举成为证券界公认的中国股市预测第一人，他就是《股市动态分析》的专栏作者鲁兆先生。

《一个操盘手的自白》中曾这样描写，“5·19行情来得很突然，在一个沉闷的初夏午后，阿里巴巴之门就这样悄然开启。两个星期前，一个叫鲁兆的老人，已经提前预见并向我们告知了这个日子，甚至精确到了分钟。这个市场让我们热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不经意间，你就会和奇迹擦肩而过，并支撑你继续走下去。那种天外青天、云波诡旎的情景，让我们认识到自身的局限，并继续追求更高的境界……”

至今，鲁兆先生仍坚持在《股市动态分析》上撰写文章，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专栏作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