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拍板筹建上交所：政治风险我负责

让股票流动起来

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部在承担了飞乐音响发行之后，第二年1月14日，又承担了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发行10万股，每股面值50元。

两家股票发行之后，问题来了：股东们想转卖自己手中的股票，社会上还有人想买股票，可这个交易却无法完成。

那时的中国人，只是从茅盾的小说《子夜》中依稀对股票交易所有一点印象。股票几乎就和资本家、贪婪、投机这些明显带有反面意味的词汇联系在一起。

在上海，更被人们熟知的，是共产党人解放上海之后打的“银元之战”，对手就是上海证券大楼里的旧社会投机商。军队出面一举端掉了上海证券大楼，将其中的投机分子一举逮捕。自此以后，虽然出于融资的需要，天津和北京还办过证券市场，但到1952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天津和北京的证券交易所被关闭，证券交易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

上海公布的《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中规定：“凡股票持有者要转让股票、需通过代理发行公司代为寻找客户。”可是另一方面，对代理发行公司却一直没有买卖股票的明确许可。

找到静安营业部要求股票交易的人越来越多，但黄贵显却无能为力。有一位老股东愤愤然的一句话给黄贵显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女总要嫁，有儿总要结婚。这样不婚不嫁，难道只好等到老死去买棺材？”

黄贵显见识过茅盾笔下的旧上海证券市场。1946年，时年18岁的黄贵显进入“十里洋场”一家外资银行当学徒，后来还当上了上柜组负责人。而当时为了做好“小飞乐”和延中实业的发行，黄贵显还请了几位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老经纪人当顾问，这可都是当年在上海金融圈里翻云覆雨的人物。

抛开那些对股票市场投机性的道德批判，黄贵显明白，股票发行是一回事，股票交易是另一回事。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真正堪称股市的，其实是二级市场，也就是股票交易市场。那才是股票的生命力所在。

黄贵显向人民银行写报告申请开放股票交易，报告写了一次又一次，却石沉大海。

直到1986年，中国股市的诞生才迎来了转机。那一年，上海被指定为股份制试点城市。

8月中旬的一天，上海体改办的人找到静安营业部副经理胡瑞荃，告诉他第二天有个反映开放股票买卖要求的好机会，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要听取关于股份制工作的汇报。

胡瑞荃回忆，出席会议的是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还有即将搞股份制的企业负责人。不知道是不是有意安排，他恰好坐在江泽民的对面。

胡瑞荃汇报了静安分公司对股票流通和建立股票二级市场必要性的看法，并把事前带来的报告交了上去。那篇汇报的题目有别于公文，而是有些煽情，叫《股票的生命在于流动》。

几天以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就将静安申请开放股票市场的报告批复下来。据时任静安营业部经理的黄贵显回忆，当时江泽民在会上说了这样一句令人难忘的话：“为什么改革的人会遇到那么多麻烦？为什么就不能对他们宽松一些？”

1986年9月26日，由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部变身而来的静安证券业务部开业了。

选择这一天，黄贵显、胡瑞荃可谓用心良苦。静安证券业务部的五个人，谁都没有操作过股票交易，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选在9月26日开业，因为9月28日是星期日，可以加班解决之前两天产生的问题。9月29日、30日再营业两天后又是国庆节，又可以加班解决问题。

从早上7时起，许多市民就在南京西路1806号门口排队。9时开盘，盘上只有飞乐和延中两只股票。到下午四时半收盘时，飞乐音响以55元6角的价格成交700股，延中实业以54元的价格成交840股。成交金额85280元。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股票交易就这么开始了。小小的柜台交易被评为“1986年全国十大经济新闻”之一。

这个小小的柜台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除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菲尔霖，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主席尼古拉斯·哥德森也来了。他送给静安证券营业部经理黄贵显一幅画，后面写了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的一句话：“合抱之木，生于毫末”。

“海归”的倡议

当中国的证券交易还只是生于静安证券业务部的“毫末”之际，大洋彼岸的美国，一批留学美国的青年学者已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这棵“参天大树”下，设想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合抱之木”了。

1988年4月，留美学者王波明和高西庆带着《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从纽约华尔街回到了北京。

正是“出国热”、“留学热”方兴未艾的时候，这两位在美国已经功成名就的青年学者选择回国一时成了新闻。当年的《经济日报》曾对二人进行了专访。那篇文章这样报道：

今年三十四岁的高西庆同学就读于杜克大学，专攻贸易法，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该校法学博士学位。目前他在纽约华尔街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年薪八万美元……

王波明同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并在该校获得了国际金融硕士学位，今年三十一岁，现在华尔街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实习，年薪四万美元……

当谈到回国后的打算时，他表示回国后想先写本书，介绍一下外国的股票市场，然后到一个研究经济金融政策的部门去工作，同时在大学里兼两门课。

王波明和高西庆相识于华尔街，他们组织了一个中国旅美商学会，成员主要是攻读商科的学生，人才济济。在华尔街里耳濡目染，这些青年学者对建立证券交易市场跃跃欲试，称自己是“促进中国证券发展委员会”，热情倡议建立资本市场。

王波明和高西庆事先就预料到了建设中国证券市场的艰难。两人都没拿已经唾手可得的美国绿卡，自绝后路。高西庆回国后去首都经贸大学当了教授，而王波明则当了一段时间的“北漂”。两人一人一辆自行车，在各大部委和大型企业间四方游说。

王波明曾这样回顾那段日子：“人往往是被预期所驱使，开始想得难点好。我和高西庆约定，如果五年以后干不成，我们就一个去修自行车，一个去卖包子。”

这当然是句玩笑。王波明、高西庆这两个证券市场的专业人士和倡导者很快被起用。

1988年9月8日，“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王波明、高西庆受邀参会。

那次会议囊括了中国经济界最有实权的机构，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计委、体改委、人行、财政部、外经贸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还有数家中字号的信托投资公司。会议的发起者之一，是时任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的王岐山。在座的，还有诸多后来中国金融业的风云人物，比如现在的人民银行行长、时任外经贸部部长助理的周小川，首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

“时至今日，我觉得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序幕可以说是从万寿宾馆会议正式拉开的。”王波明说。那次会议的最大成果，就是会后编写的《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中国证券业结构的整体框架就此勾勒出来。

国务院给出了开创中国证券市场的路线图：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自发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这在后来被称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

1989年1月15日，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等9家“中字号”公司各出资50万元，组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民间推动力量。这也就是后来被中国股市先行者们津津乐道的“联办”。

中国的证券市场最初设想是在北京，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建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事被搁置了。不过，“联办”的设想不久后就在沪、深两地开花结果。

搭上浦东开发的车

1989年12月2日，身兼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朱镕基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金融改革会议。那次会上，朱镕基拍板确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并由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和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圣组成三人筹建小组。

后来，李祥瑞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朱镕基和他们几个人一段有意思的对话：

会上，朱镕基先提出了他的想法。他说，自他来上海后，一直在抓财政，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要调整部署，应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成立外资银行。

朱镕基讲完，他就先问我：“老李，你看怎么样？”

我回答说：“主要是政治上的风险。”心里想，不要干革命四十年，最后在这上面跌一跤。

朱镕基又转过头去，问龚浩成：“老龚，你看怎么样？”

龚浩成说：“我觉得老李说的政治风险不是没有的。即使不存在政治风险，也要有100到200家大中型企业实行股份制，要有50到100家股票上市，才能搞证券交易所。”

这时朱镕基对我和龚浩成两人说：“你们两位不用害怕，出了事我和刘鸿儒负责。你们两位还在第二线呢。”

刘鸿儒时任央行副行长，被朱镕基专门请到上海参加了那次会议。刘鸿儒把“联办”介绍给了朱镕基：“北京有拨年轻人，就是搞证券交易所的。”朱镕基说：“好啊，把他们请来，我给他们解决户口。”

1990年1月份，王波明、高西庆等人开始着手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工作。之后的两三个月里，他们又跑到深圳参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筹备。

李祥瑞所说的政治风险并非杞人忧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毫无经验可学，而“股票”、“股份制”这些明显的资本主义“舶来品”，让很多人“谈虎色变”。股份制与私有制划上了等号，股票、股份制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特有之物，为社会主义所不容。从1984年出现股票之后，中国的股市便在姓“资”姓“社”的争论中艰难起步，跌宕前行，一次次触碰着传统观念的禁区。争论一直伴随着中国股市。

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争论也愈演愈烈。1990年年初，这场争论上升到了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的层面。被指为姓“资”的一个焦点，就是“主张把国有资产分割成股份卖给个人，划为私有”，“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

开办证券交易所，无疑是对股票交易进行了现实确认，很容易就被扣上了“把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大帽子。

但是争论并不能阻止证券交易的出现。

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已在全国推开，早期的股票交易已经在静安证券业务部这样的柜台开始，甚至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私下交易、黑市交易。而国库券、债券等证券的交易已经如火如荼。到1988年，全国61个大中城市开放了国库券流通市场，1989年全国有100多个城市的400多家交易机构开办了国库券转让业务，1990年全国累计发行各种有价证券2100多亿元，累计转让交易额318亿元，中介机构网点达到1600多家。

而在这一期间，一个精明的上海人，由于抓住了各地国库券之间的价差所带来的机会，几乎一夜之间就从工厂的仓库保管员变成了富翁。他叫杨怀定，更多人称他为杨百万。

改革开放的进程已经使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成为大势所趋。

彼时，筹建证券交易所的还有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深圳的脚步一度迈得比上海还要急。但最终是上海在两地的证券交易所竞跑中占了先。这也在情理之中，上海有着许多无法比拟的天然优势。

在1949年之前，上海一直是远东地区最大的金融城市。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上海金融制度改革也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步发展，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也进行得最为充分。上海已经出现了4家证券公司。最早进行股票交易的静安证券业务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已经有7只股票上市交易，并编制了一个像模像样的“静安指数”。

更为关键的是，上海在1990年迎来了浦东开发的空前机遇。浦东新区被设定为中国金融的核心区，在开发之初就扮演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和机制率先试点的角色，由此也拉开了我国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改革开放的序幕。

上海证券交易所被列入了浦东开发大计，并得到了中央批准。但上海筹建证券交易所却一直保持着低调。

1990年春，朱镕基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在抵达最后一站香港时，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