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艾禾：农发组——体制内的特立独行者

农发组创造了过去30年思想与政策历史上的奇迹，因为它是罗小朋所说的“受到高层信任、同时又有一定自治和独立色彩的智囊团”。这个特殊的身份让他们可以在高层大胆地甚至放肆地说出一些旁人不敢说的话。他们就以这个特殊的身份居中沟通民众、地方官员与中央高层，使高层决策者相信，对这些地方首创的改革不必有太多顾虑，一些重大风险只是疑似风险。

“小家伙”与“老家伙”

1982年1月21日，发展组的骨干们第一次去见万里。那次由陈一谘带队，去了近20人。“我记得，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孙方明回忆说，“从中南海的小西门进，门卫拿着名单对，报了名就进去了。记得当时天气还挺冷，屋里开了空调。”这群下过乡的知青，个个都抽烟，不多时，就把这间国务院会议室搞得烟雾腾腾。

“开始我们没注意。后来，万里本来是坐在中间的，他自己走下去开窗户，也没说大家不要抽烟……这件小事可以看得出来，万里对这些年轻人是爱护的，我还记得他说：‘我说你们是年轻小组，也都是30来岁了。我30来岁都当部长了，你们也不年轻了！’”

原来说好，谈一个半钟头，但后来延长到了两个半钟头，万里听得非常认真仔细而兴趣盎然。他们在11月又一次畅谈，情况也是如此。这帮年轻人开完会，出了中南海，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直奔附近西安门的延吉冷面饱餐一顿。

张木生记得，一次在讨论完问题以后，万里问这些读书很多的年轻人，初始阶段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年轻人们七嘴八舌地引经据典，有人说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也有人说是土豆加牛肉的。万里却说，你们说的都是书本知识，我自己理解的初始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吃饱肚子，穿上裤子，住上房子，逐步在政治和经济上得到实惠。

“他们真有解决问题的要求。”张木生说。

后来，他们进了很多次中南海。记得有一次是由杜润生带着，去与中央的主要领导讨论粮食问题。当时这群发展组的年轻人提出，在完成国家统购统销的任务以后，可以将部分粮食市场化，取消粮票。经过动态测算，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应该在1280亿斤左右，剩下的可以全部放开，在市场上出售。

张木生说，这个数字是我们一群人先搞分省调查，后将全国情况汇总，然后高小蒙、白南生还拿出了数据模型。当时，一位中央领导听完汇报后，表态说，“你们年轻人还那么保守，1280亿斤的目标，还有零有整，统购统销额定在1000亿斤足够了。”当场，发展组的一个小伙子跳起来就说，你们中央领导同志在想什么呢？你们以为我们这个数字是拍脑袋拍出来的？那是大量的调查，充分地计算得出来的！

令张木生他们吃惊的是，那位中央领导扶着年轻人的肩膀说，“你慢慢地说，我们细细地听。”“后来从中南海出来，我们还等着杜老骂我们呢。这些都是中央主要领导，而我们这么年轻，又这么狂。杜老却嘿嘿笑道，我就是让你们这帮小家伙，为我们这帮老家伙投石问路呢！——后来的年代，哪还会再有这种场面？”张木生感慨道。

“我们当时的感觉是，万里他们拿我们不当外人，关起门来，什么都能说。”罗小朋说。

五个“1号文件”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发展组以自己调查研究的结果，为此次会议准备了一份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资料。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会后形成了一个《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下称《记要》），《纪要》的核心是正式承认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合法地位。会议结束后，又对这个《纪要》进行了反复修改推敲，最后把它作为1982年的开年文件，即中共中央（1982）1号文件。这个文件，用杜润生的话来总结，它“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从此成为中央的决策”。

当时胡耀邦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安排“1号文件”。此后四年，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发展组连续参与了中央“1号文件”的起草工作。根据杜润生《自述》，五个“1号文件”都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每年先农村调查，由中央和各省农口党政部门和研究部门共同组织，随后在由各省主管农业的书记和农委主任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上，展开讨论，再由起草小组归纳执笔。

这个起草小组，有农村政策研究室刘堪等，农业部林乎加、何康等，来自各省农口的吴（江苏）、王郁昭（安徽）、杜瑞芝（广东）等，来自发展组的王小强、陈锡文、周其仁等也名列其中。

周其仁回忆道，“有一年文件搞出来，通过了相关程序，杜老精心修订文字，最后指派我和另外一位年轻人到国务院印刷厂担任最后的校订。平时很调皮的我们，也知道责任重大，工作很仔细。等到文件付印，我突然想到，这份党内文件印出来后我应该是不可以过目的！”那时，周其仁甚至不是中共党员。

“记得那时传达中央文件、中央领导讲话时，有‘周其仁中间插话’，谁也不知道周其仁是干什么的。有时王小强也哗哗讲一段，都是混着传达的，哪知道谁是谁啊。”回想起当年，张木生笑道，“那是一个有巨大需求的年代，也使这批人处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上。”

政治高手杜润生

中共内部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直至1980年1月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还是交锋激烈，而且不赞成包产到户的占上风。

中共党内真正的风向转变是那年5月31日，邓小平做了一个讲话，热情赞扬安徽肥西和凤阳的包产到户。实际上，在此前4月的“长期规划会议”上，邓小平已经表示，同意在一些贫困地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做法。5月这次的讲话，他讲得更明确：“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

虽然有了来自最高层的表态，但对中共党内的反对声音，仍需要一点点地做说服工作。杜润生在这个时候起到的作用无人可以替代。“杜老是一位比较成熟的政治家，你们怎么争，他都会处理。他在这方面是一个高手。”张木生如此评价。“你们各有各的想法都没关系，他什么样的意见都能听，而且从来就不下一个特别死的定论。他主张道并行而不悖，见仁见智，互善胜筹，汇合各方主张，相互容纳，各家见解虽有不同，但经过辩论即为集思广益，能够激荡出完美的政策方向，可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我亲耳听万里和胡耀邦同志说过好几次，同样的道理同样的话，我们说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来就不一样，他说的大多数人就能听、能接受。”张木生说。直至今天，他依然发自内心地将杜润生尊为自己的导师——在采访中，当年发展组的其他成员也是如此。

在杜润生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段他当年说服王震的过程。王震曾任农垦部长，他当时指责包产到户是要把先进的机械化搞掉，是败家子！后来杜润生对王震说：我们并没有把原国营农场都变成家庭农场。只是分散一部分边缘土地，十亩八亩，给了工人的家属，算不了什么。你带来的兵都成家了，下一代青年的就业问题非常严重，城市又不好进，不开个路子怎么行？现在实行的“大农场套小农场”，机械还是农场所有，家庭可有偿使用。王震听了说：“这样，我就放心了！”

“像杜老这样的人，不管是党内的传统思维还是社会上的新潮流观点，他两边都能听懂。”戴小京评价说。他会给党内“老人”翻译年轻人的观点，又对年轻人说，你们说的这些，拿到会上是通不过的。他能具备这样一种理解和一种政治的把握。“他有特别强的政治平衡意识，信念坚定，又善于妥协。他对这个国家机器是怎么运转的，有现实感。跟他交往的过程中，年轻人会受到一种训练，知道哪些东西可以说说、想想而已，哪些东西可以变成现实。杜老最大的过人之处，就是能把各种东西包容。”

蓦然回首

从1982年开始的五个“1号文件”，每年一个主题。1982年，正式承认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农村工商业；1984年，疏通农村和农业的流通渠道，解决发育市场机制的宏观问题。“前三个‘1号文件’，每一个都有很大力度的改革，到了写第四个‘1号文件’的时候，有点弄不动了。”一位参与过当年写五个‘1号文件’的当事人回忆，“再改就要改统购统销了，这就牵涉到国家的整个财政流通体制。”他记得当时杜润生带着他们去见万里，请示说，是否就此打住？万里却很坚定，这个“1号文件”已经成了农民的精神期盼了，还得往下写。

1985年的“1号文件”，正式取消了统购统销；1986年，“1号文件”决定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五个“1号文件”发布之后，中国农村改革取得巨大进展。“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这批年轻人成为直接参与并推动国家向前走的角色。

“这一场农村改革，每走出一小步，都取得共识，积累若干小步，就完成了一个重大改良。它比革命来得更深刻，因为它不可逆。而革命出现反复的可能性却很大。”这是翁永曦对这场农村改革的总结。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领导人，在经历多年困顿后重获权力，以高超的政治手腕，快速而简要地处理了历史是非与社会和解问题，同时，“明智而谨慎地把青年的政治热情引向了建设性的改革。”罗小朋说。

1985年年初，发展组这批人开始分流。一部分人去了刚刚筹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包括有陈一谘、王小强、杨冠三、白南风、宋国青等人。陈锡文、周其仁、邓英淘、杜鹰、白南生、罗小朋、高小蒙等人表示要继续农村研究。1985年4月，发展组编制正式从社科院农经所转到杜润生领导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由杜润生直接领导。

1986年，随着“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成立（王岐山出任所长），发展组从名分上也正式消失了。

但是，杜润生和这批年轻人的忘年之交，一直持续到现在。同时，数十位发展组成员在中国改革最初的激情岁月里建立了深厚友谊，形成了诸多共识。后来，他们或者通过学术研究，或者通过政策决策，继续推进政治、经济各个领域的改革，直到今天——他们的年龄当在50岁－60岁之间。

体制内的自治组织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激发的浪漫政治氛围，让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得以成立。这实在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研究组：它有最高层的支持，拿着政府财政的资金支持，却有极大的研究自主性。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研究结论非同一般。

学习新方法

发展组下，曾分设有理论历史组、方法组、现状组、秘书组等。按个人的兴趣分工，何维凌牵头方法组，杨勋和周其仁搞土地问题，高小蒙对粮食问题感兴趣。

“我们一开始很书生气。我们划分了几个组。邓英淘他们是方法组，还有对策组、历史组，李零就是我们历史组的，根据个人的专长吧。”罗小朋介绍说。

发展组对学习很注重。“有时候每月一次，有时候每周一次，发展组安排一些人来上课。有时候是何维凌给大家讲方法论，讲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没有中文教材，他是从英文翻过来给大家讲；邓英淘给大家上数论的课，白南生讲一些国外社会学的方法。陈一谘会给大家讲农村调查的方法，比如到了生产队怎么调查，到农民家里怎么调查，你要先问他的支出，不能先问他的收入……这些都是陈一谘长期做调查的经验，他手把手地教给发展组这些人。”孙方明回忆道。

“那是摆出训练自家军队的架势的。”罗小朋说，“我们还建了一个读书制度。你知道，文人相轻，知识分子都是自以为是的。但在我们那里，谁的见解高就是谁高。这在当时是个奇迹。我们创造了一种无私的集体学习的氛围。”

杨勋家就在北大里面，她记得“有时讨论问题至深夜，还可以从我家里煮一锅面汤端到北招楼上大家当夜餐吃，那热情真像当年闹革命了。”

罗小朋的记忆中，当时对他震撼最大的，是何维凌讲的耗散结构理论。“我们原来所学的是，历史都是按照一个固定规律向前发展的，但是耗散结构理论的一个基本理念是说，世界的秩序是通过一些偶然的小概率事件改变的，哪一件，什么时候发生，没有必然性。这样，我们就认为，未来是可以创造的，今天的行动是有意义的。”

这个理论激励着这些年轻人，生发出一种创造历史的激情。

滁县调查

1981年7月，发展组赴安徽滁县的调查活动启程了。这是发展组第一次正式调查。

为什么选在7月去？因为参加滁县调查的大多数人还是在校的学生，只能利用暑假去。此前，发展组在四五月间去四川、陕西、云南做过一些规模较小的农村调查，回来后都向邓力群和杜润生单独汇报。他们也向两位领导汇报了想在暑假组织较大规模的调查（共30多人参加）的想法，得到他们大力支持，国家农委拨的8000元钱，就是为了支持这次调查。

为什么选滁县地区作为第一次大规模调查行动的目的地？这里是安徽最早搞包产到户的试点之一，但选定这个地点也有一点偶然。

罗小朋回忆说，最早，发展组编写一部《包产到户资料选》，把所有历史上跟包产到户有关的资料都收集起来，编成上下两册。因为话题太敏感，北京这边没人给印。当时听说到，滁县是最早的包产到户的一个地区，张木生就到那边去联系印刷厂。他从滁县回来后，与罗小朋谈起滁县：那个地方可不得了啊，整个社会氛围就像一次解放一样，所有人的精神面貌，那种成功的喜悦，简直是无法掩饰。罗小朋于是建议说，我们就到那里去，组织一次系统的调查，怎样？张木生一听，觉得正合他意。“结果这个事情，陈一谘同意了，杜润生、邓力群也同意了——都合他们的想法。”罗小朋说。

出发前，杜润生对发展组的成员们说：不要带“框框”下去，不是找材料来为某种定论做注解。要把“如实反映民意，自由表示见解”，作为共同信守的准则。

30多名调查组成员，兵分三路。一路为综合组，有邓英淘、王小强、周其仁、杨勋、陈一谘等；一路为专题组，主要有陈锡文、杨冠三等；一路为流通组，有白若冰、王子平等。虽然他们基本都是没有公职的在校大学生，但身上带着的介绍信却是国家一级的：盖的是“国家农业委员会”的公章。

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热情接待，全面配合。他们的差旅费，从农委拨下的那8000元中支出，结果最后还剩了500多元，每人不过才花了一二百元，有人才几十元——所有人都是义务工作，不领一分钱劳务费。他们住在农民家里，跟人家一起吃，也没有人请客。

“那时我们去做调研，可以在农民家住，可以随时开座谈会，晚上可以彻夜地跟农民聊天。”孙方明说，“要是现在去调查，事先都要发提纲下去。你去呢，人家材料都准备好了，一般吃饭时间比调查时间长多了。早上人家来陪你吃早餐，吃完以后去开会。开会的时候，每个人都谈，每个人都有书面材料，都是准备好的。基本上你就没时间去对话交流了。”

罗小朋说，以前的社会调查，会先有一个阶级论或者什么其他的先入为主的套子在那里。调查实际是暗合领导意图的一种政治手段。这样调查的结果很难保证客观和科学性。“我们当时说，不惟书，不惟上，即使我们支持包产到户，我们也要有正义性和客观性，尽可能体现一种科学的精神和学术的规范。”

“下去之前，我们已经做了准备，在方法论上，确立了新的观念。要保证统计数据的真实，要越过当地官员的干扰，对他们的东西不偏听偏信，尽量拿到第一手资料。而且，在认识上不再限于单一的学科，是多学科的。”

“这是中国学者的人格重建的一件事情。当然到现在，这种学术规范的建立已经完成了，但当时我们是先锋之一吧。”罗小朋说。

后来加入了发展组的戴小京，对这批插过队的知青们搞农村调查有这样的评价：这批人一是有使命感，二是读了不少书，三是对农村有实感，他们知道农民是怎么回事。“首先听得懂农民的语言，分得清实话还是应酬话，理解一句话背后的意思。这种感觉只能从插队下乡的生活中来。”

这么多年在农村的岁月，让他们懂得，农民打心眼里是希望包产到户的。而这一番再到农村，用周其仁的回忆来说：“现实告诉我们，一场深入的农村改革势不可挡。”

“那时群众对北京派来人非常的兴奋。经常是我们一进村，村里人就喊：‘北京来人了！’‘中央来人了！’开始时，不太熟，农民们讲话还有点生。后来住几天熟了，再加上吃饭时喝点酒，把什么话都说出来了，有时讲得很直白。对中央有什么希望，对省里有什么希望，对县里有什么希望，都讲出来了。”孙方明回忆。

就这样，上午看材料，下午讨论，白天调查，晚上整理材料常常到下半夜，直至暑期结束，完成了滁县调查报告。

从安徽回到北京，发展组的报告陆续出笼，这些调查报告涵盖了粮食生产、贫富差别、剩余劳动力、农户间合作、人民公社体制等问题，总报告由陈一谘、孙方明执笔，参与写作的有王小强、邓英淘、白南生、张木生、白南风、周其仁、杜鹰、杨勋、孙方明、谢扬、邓永思等。还有陈锡文、马苏元、杨冠三、梁晓东等做的一些个案调查报告。

这些报告全都直接交给了邓力群和杜润生。

体制内的特立独行者

经由邓力群和杜润生，这些报告到达最高领导者手中。周其仁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这些报告深得当时国务院领导的赞赏，说报告对包产到户后的农村问题讲得一清二楚。据《杜润生自述》中的叙述，胡耀邦对这些报告也非常肯定：“这是经得起检验的东西。”这些调查报告促进了最高领导层支持包产到户的共识。

他们的调查方法也得到重视。“后来我们还听到传达，中央会议上专门谈到，中央的经济决策必须以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基础，要求各中央国家机关从有过下乡经历、又考入大学的年轻人中，抽选一大批来做调查工作。”周其仁回忆道。

发展组的地位从此确立。

1982年2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做出一个决定，“用几年时间，从农村插队考上大学已经毕业和即将毕业，愿意今后长期从事农村发展调查研究的部分青年中，选择一二百以至二三百人，分配到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家有关农村研究机构、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的农业机构、农业部以及商业部的农村商业机构等单位，从各个侧面互相配合，共同对农村各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

“当时讲，最终要培养出一支100人到200人的队伍，先给100人的编制。高层决定，把这批人放在社科院，第一批50个编制放在农经所。”孙方明回忆。

1982年2月，77级在校大学生正面临毕业分配，陈锡文、邓英淘、周其仁、杜鹰等发展组的骨干都在其中。3月的一天，陈一谘、孙方明带着一个提纲，到邓力群家去谈这些人的去留问题。“我还记得，那天我们汇报到这个事的时候，邓力群就在他家里给宋平挂电话，宋平当时是国家计委主任。好像电话那边说：‘不是已经定了的事吗？’邓说：‘定了，你还要给一个通行证啊！’就这样，编制落实了。50个编制放到社科院农经所。”

发展组的编制虽然放在农经所，但在工作上并不受农经所领导，而是由来自上面的两个研究室负责：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农经所担负发展组的日常经费，而一部分课题费由社科院院部课题总费用中出。这个组，在当时的中国社科院中，显得神秘而特立独行。

他们曾在社科院农经所中有了一间办公室，但不久周围办公室的人就嫌他们太过吵闹，几经搬迁，最后在北京西直门的中联部招待所落下了脚。1982年3月，国家农委被撤销。中央书记处决定建立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同时又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主任都是杜润生。

邓力群任中宣部长后，对发展组的直接过问逐渐减少，他委托吴象联系发展组。业务方面，主要由杜润生来指导这个组的工作。中央农研室不是一个直接发号施令的部门，却要负责起草一些中央文件，中国30年农村改革中最为重要的一系列农村改革的文件，将由这个部门起草。

年轻人冲上来了

意识到农村问题的改革者要推进改革，必须想办法从理论突破僵化的教条。而这种突破只能来自既有的学术建制之外。庆幸的是，此时有一群青年学者同样在寻找突破，这两方面马上就会相遇、相知。

“发展组”蓝图

1980年夏秋之际，从安徽调查包产到户情况回来，陈一谘在北京各论坛和沙龙中作了很多场报告。后来周其仁回忆，“在一个聚会上，我们听到了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这个故事让我们兴奋，原来农村也存在迅速改变的路径！”在这个聚会上作报告的，应该就是陈一谘。

在各处作报告的同时，陈一谘也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发展组”。

当时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任副书记的教师杨勋回忆起1980年的那个夏天：“暑假过后，陈一谘约我去三里河国家计委宿舍农经所副所长王耕今家。”王耕今，这位1938年就参加革命的中共老党员，时年已届70岁，但他却与这群年轻人一样充满激情。

同陈一谘一起去王耕今家的还有王贵宸。陈一谘提议由社科院农经所和北大经济系联合组织一批人研究人民公社问题，先去安徽农村实地调查，回来写研究报告文章报中央。杨勋说，“我为陈的大胆设想叫好，表示将全力以赴，并建议利用学生暑假，组织志愿教师和高年级学生执行。”王耕今对这项农村调查计划表示支持，大家还就如何组织和争取领导支持等出了不少主意。

正是那次谈话决定了不少青年人的前途和命运，因为，这次谈话勾画出了中国农村发展组的蓝图，杨勋所说的“学生”们将作为发展组成员，参与中国当时最重要的政策的研究和制定。

当时，“发展”一词刚刚兴起，可能是何维凌翻译进来的。何维凌，毕业于北大技术物理系，“文革”期间与同学胡定国合写“共产主义青年学会宣言”，被打成反革命而入狱，平反后成为北大化学系的教师。当“文革”中人们还陷于苦闷和彷徨时，他已经开始大量阅读西方的理论书籍。对于日后的发展组，他是一个思想的先行者。

陈一谘则在发展组成立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组织天赋。陈一谘是“文革”前大学生，对农村基层很熟悉，他是中文系的学生，后来又转学历史系。他考虑问题很周密，很实际。杨勋，这位自称“不安分的”北大教师，在“文革”中曾因为被打成反革命入狱，与何维凌成为难友。她与陈一谘相识，是在北大校园。那是在1980年，当时她碰见何维凌，何介绍了走在身边的陈一谘。

几天后他们再见面。陈一谘问杨勋：人民公社的管理问题，是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杨勋当时正在编写农村互助合作史这一章教材，深知人民公社是一种站不住脚的体制，顺口答道：“人民公社本身前途未卜，说不定，不等你作出研究成果，人民公社就不存在了，你研究它干什么？”她建议，还不如研究人民公社的存亡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农村正在兴起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问题。1980年就对人民公社“判处死刑”的杨勋后来成为“发展组”元老。当时，她48岁。

孙方明回忆，发展组的成型是在1980年的10月。当时，发展组由杨勋代表，以课题组的形式，与中国社科院农经所的代表陈一谘签了一个“农村若干问题研究课题”的协议，“这份协议的签订就表示从此有这么一个组了。”孙说。

有了蓝图后，这群年轻人开始付诸文字和行动。《认清国情，加强农村发展的综合研究》是一篇长文，可以看成是发展组的一个宣言。文章说，关于中国农村问题，“一方面，基础理论的研究，往往流于一些脱离实际的概念名词之争；另一方面，现实应用的研究，又往往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这样的理念研究难以指导复杂的实践，根据这样研究制定的方针政策难免反复多变。……人们发现，当科学家们抱怨自己的研究成果得不到重视时，决策者们却正苦于无人提供系统的可供选择的科学方案。”

从这些叙述中，可以看出代表当年最新思潮的“三论”中的“系统论”已经跃入他们的视野，将成为他们新的研究方法与工具。

但最可贵的是这群年轻人的勇气。他们宣称：“未来不是宿命的产物，而是人类不断做出选择和进行创造性活动的结果。”这句话带着那个百废待兴时代的朝气。

招兵买马

研究组成立起来，需要有活动空间和经费。先是杨勋利用自己在学校的影响找到图书馆馆长谢道渊，在北大新建的图书馆三楼为“发展组”借了一间活动室，并为他们办了30个借书证。这样，发展组的成员们就可以自由出入北大图书馆和北大校门了。

有了北大这块根据地，陈一谘开始在人民大学、北京经济学院、北师大、民族学院和外语学院等广招高年级学生。他把杨勋的电话地址通知给各校的学生头目，让他们将申请加入发展组的个人自荐资料寄给杨勋老师。这样也是为让学生家长们放心，这不是一个“非法组织”。

“这种课外研究活动对于1977级和1978级的大学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很快就招来三四十人。”杨勋回忆说，“他们多是“文革”后翻身的中高级干部子弟及知识分子子弟。”这里除了邓英淘、罗小朋、王小强等，人大的人最多，包括杜鹰、白南风、周其仁、白若冰、陈锡文、白南生等。

江北辰是北京经济学院的学生，他父亲是人民日报社的负责人。他加入发展组带动了北京经济学院不少人，如王文重、李庆曾、杨冠三等。民族学院的谢扬，外语学院一位王亚南的孙子都是自荐申请加入发展组的。外语学院的这位学生申请时还附上他对台湾土改的一份研究成果，杨勋回忆说，“那执着的热情和流畅的文笔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美国学者凯瑟琳•奎塞在其一本专著中提到过发展组选人的标准：“‘发展组’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个人必须在农村有五年的经历。”在采访中，当年“发展组”的成员们说，其实并没有这一条规定，但的确要热爱农村调查才行，当然在农村待过，会更容易进入。

过去两年中，这些从农村插队回来的年轻人就经常在一起研究农村问题、中国问题，很多人的交情在“文革”中就已建立起来。发展组基本上是把原有业余性质的沙龙，变成一个正式组织。

1981年2月11日，“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在北京大学的专家招待所正式成立。有50多人参加会议，一共开了五天。工作报告是陈一谘委托江北辰做的，会上大家对课题研究和分工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已经明确地感到农村问题不仅仅是个农业问题，而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孙方明回忆说“也即今天人们说的‘三农’”。

邓力群与杜润生共同支持

这次成立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和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

邓力群在会上的讲话，让孙方明印象深刻。邓说：“我希望你们这批人能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扎扎实实去做调查研究。”邓力群还谈到当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在省里推行包产到户，孙方明记得邓力群对此的态度十分开放，“不要宣传，尽管去搞。”

会议结束那天，杜润生发表讲话。他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业还是落后的自然经济，中国就不会有现代化”，他还对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说，要记住，“开头不易，坚持难，坚持到底更难。”周其仁在回忆到这段话时，说这话多少年后都忘不了。

那天到场的许多“发展组”成员，杜润生已经认识。通过白若冰，他很早就知道人民大学有这么一个青年群体的存在，还把这些“毛头小伙子”们约去交谈。

虽然比这一代青年年长三四十岁，地位更是悬殊，杜润生对待他们却不拘一格，很快成为忘年交。翁永曦回忆起自己认识杜润生的过程：“我那时还在《中国农民报》当见习记者。有一天，报社主编有份材料送到国家农委，交给杜润生，报社找不到人，就让我去送了。去了以后，见到杜主任。当时他眼睛直视着我，说，‘你在农村插队这些年，你对农村政策有什么体会啊？’”

“我当时随口说了两句，我说第一个感觉就是农民太苦，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大，务农无利可图。国家要富，就要让农民先富裕起来。他说，‘你还有第二条吗？’我说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个人服从集体。但是无论在自然界还是经济界，都是小河有水大河才满。”杜润生听了没说什么。不久，翁永曦接到一纸调令，他被调到国家农委政策研究室，直接到杜的手下工作。

邓力群当年对发展组的支持是实实在在的。发展组的成员们回忆，邓力群对发展组的支持非常关键。在发展组成立后，邓力群曾对北大经济系主任胡代光说，能不能想办法给他们搞一间办公室啊？后来，发展组并没有向经济系借房，而是用课题费以每月租金200元租了北大招待所的一间办公室。

当时的发展组并没有正式编制，以承接国家重点社科课题的形式存在，成员也都还是以业余为主。发展组的第一笔课题费，就是由邓力群通过中国社科院系统批下来的。“一共19000元，分两次给的。”孙方明说。在那个年代，这不是个小数目，杨勋估计，“可能相当于现在的20万吧！”她记得，“那是我和陈一谘在邓力群家，邓当面打电话，把社科院秘书长梅益叫到他家定下来的。”

后来，1981年暑假发展组去安徽滁县调查时，国家农委又拨下来8000元，是杜润生签的字。

为什么这些共产党中的老资格政治家，当时会对这样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如此支持、如此器重？罗小朋这样解释：“像邓力群这样的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在回到权力岗位上之后，他们不信任四人帮留下来的官僚系统，这是个实质性的问题。所以对于这些中共高干，他们的子女成了最亲密的顾问，成了他们了解社会真实情况的渠道。这是当时真实的社会历史背景。”

当然，这些年轻人也已经展现了他们的责任心和能力。多年来，农民一直自发地触及包产到户、解放生产力的要求；中共内部也已有改革现状的决心；最后发展组这批人参与推动。翁永曦说：“三个巴掌都拍响了”，一场大变革启动了

大变革前的理论苍白

其实，“包产到户”不是什么新东西。1953年农村开始合作化以后，“包产到户”就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始终在中共领导人眼前晃动。这是农民的本能，但要找到承认农民创新之正当性的学者，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并不容易

政治禁忌

王贵宸，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今农村发展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从1949年参加工作开始就在农口工作，此后中国农村经历的所有波澜，他基本都经历过。只不过，在上世纪50年代，他是满腔热血的青年学生，60年代，他心中有了怀疑和苦闷，70年代，他在“文革”中经历被批判斗争，到80年代初，他开始明确立场：站在中国农民一边，支持包产到户。

根据他的总结，从1956年到1957年，刚刚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的中国农村，就出现第一波包产到户，当时在四川、安徽、江苏、浙江、广西、广东、山西、河南各省都有。特别是浙江的永嘉和广西的环江，如果说上述地区的包产到户还都是农民的自发行为，这两个地方则是在县一级领导机关的直接领导和总结经验下进行的。但1957年，中共中央给出了判定：此为方向性错误。

第二波包产到户发生在1959年。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河南、江苏、湖南、甘肃等省出现混乱，1959年春“整社”后这些省份出现包产到户。这一次，农民们得到了地委一级的领导干部支持，但在当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遭到压制。

接下来，是1961年到1962年的第三次包产到户潮。这次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其中较典型的是安徽的“责任田”。

1960年，安徽农村经济几近崩溃，当年人口比上年净减384万。当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是曾希圣，他大胆主持了“责任田”的试点和推广，其要点实际是“包产到田，责任到人”。到1961年年底，搞责任田的生产队达到91%。试验效果非常惊人，当年全省粮食产量增长将近30%。此举本来得到最高层批准，当年任曾希圣秘书的陆德生回忆道：“毛主席原来说，安徽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了。结果翻了几番。”然而，在1962年1月的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上，“责任田”被定义为“有方向错误”，曾希圣被撤了职，责任田随之全面夭折。

这一波包产到户引发中共高层斗争。4月初，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派人到安徽调查，得出结论：一些地方适合搞包产到户的就应该让农民搞。这些成为他在8月北戴河会议上遭受批判的缘由。邓被撤职，而当时，杜润生就是邓子恢的部下，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

中共党内的这种政治气氛，王贵宸深谙其情。他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记忆犹新：有一次传达中央文件，讲陶铸等人去广西调查包产到户的情况，分析了几种情况，提出包产到户搞不好很可能会滑到单干。“我当时站起来发言谈看法，觉得包产到户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是说得通的。当然，在得出结论之前我也讲了很多前提条件。当时并没有人对我的发言发表意见。”

但是后来运动一来，有人就将王贵宸以前关于人民公社、包产到户的说法都整理出来，贴成大字报。“文革”中，王贵宸被“揪出来”批斗，罪名是两个：一是反对人民公社，二是主张包产到户。

因此，在经历了多年政治风波冲刷之后，即便到了1978年前后，在中共党内，是否“包产到户”仍是个禁忌的话题，因为它跟“走社会主义道路”联为一体。

激辩之年

农民也知道这个政治禁忌，但是，他们要生存。尤其是安徽农民和基层干部，对责任田有深刻记忆，它在民间的另一个叫法，是“救命田”。

1978年，安徽遭遇百年未遇的大旱，秋种根本播不下去，眼看农民将无粮可吃，官员们都发了慌。当年9月，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拍板推出“借地渡荒”方案，即将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农民种麦子。

农民和基层干部由此马上就联想到“包产到户”。被人称为“汤大胆”的安徽肥西县山南区区委书记汤振林在柿树公社黄花大队全体党员会上传达省委精神时就决定“得寸进尺”，干脆把全部土地拿来实行“责任田”制度。为躲避政治风险，他们编造了一个文绉绉的名称：“四奖一定”，其实就是包产到户。

“四奖一定”很快从黄花大队传播到整个山南区，来年2月又席卷整个肥西县，随后向安徽其他地区蔓延。大名鼎鼎的凤阳小岗村农民则在此基础上再迈出一步。在1978年3月，凤阳已经出现了马湖公社的“联产计酬”。到冬天，小岗村的18户农民暗中搞起后来名留青史的“大包干”：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比“联产计酬”和“四奖一定”来得更为彻底干脆。

安徽农民的做法引来全国的记者纷纷到此采访，当年的地委书记王郁昭回忆说，新华社曾经一下子来了国内部、国际部、社教部、摄影部等12个部的主任，其中11位表示赞成包产到户，只有一位持保留态度。

但是在中共高层，态度可没有这么一边倒。1979年成为中共党内对农村政策争论最激烈的一年。

1979年3月12日到24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包括安徽在内的七省农委负责人参加的农村工作座谈会。时任安徽省委政研室主任兼农村工作部部长的周曰礼代表安徽出席。听到周曰礼发言谈包产到户的种种好处，湖南的农委主任拍着桌子差点和他打起来，会上争论激烈，反对者言：这是“分田单干”！而且反对者占了大多数。

因为双方意见争执不下，很罕见的，这次会议的纪要搞了两份，国家农委起草了一份，安徽代表单独又起草了一份。3月20日下午，华国锋来听汇报，听到安徽这边还有个纪要，而且赞成包产到户，不禁有些惊讶，急忙叫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王任重与安徽省委联系，问这是怎么回事。

周曰礼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只见王任重出去了。后来知道他出去是打电话找万里，打了很长时间。他问，你们安徽搞包产到户到底搞到了多少，你们来参加会议的同志大吹特吹包产到户，这些你们知道不知道？万里说，知道，周曰礼同志是我派去的，他的意见省委已讨论过了。”

那天的汇报从下午3点一直进行到晚上9点半。最后，这个会议的纪要，把周曰礼讲的主要内容都用了进去，但打了折扣：包产到户在偏远地方、独家独户的地方或贫穷的山区可以搞。然而，这是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为包产到户“开了门”。

1980年1月10日，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在北京召开。王贵宸也在会场上。周曰礼上台发言，原定每人准备15分钟的讲话稿，他一上去就讲了两个半小时。这时他看看手表，对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说，我的时间到了。杜也看看表，说，还有半小时，你把它包干了吧！

这三个小时的发言，让会场炸了锅。在华东组，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各省的到会代表都不赞成安徽的做法。“我记得江苏、浙江两个省都不同意包产到户，理由是省情不一样，你要是搞的话将会影响到我们，这就像瘟疫病一样，我们不得不管。”王贵宸回忆道。

“最后是总结会议，杜润生主持会议，传达华国锋的讲话。基本调子是不同意包产到户。他又传达农委的意见：‘因为搞集体化后，我们农民吃了很多苦头，要求包产到户，我们是很谅解的，但是不得不提醒另外一些同志，你们不要逼我们再来一次反对单干风’。”传达完后，杜润生一句话没说，只说两字：散会。但很显然，杜润生对包产到户是另有看法的。

空谷足音

这个时候，关于农村的思想、政策态势已经非常明显：一方面，农民和部分基层干部为了解决农民生存和农村经济发展问题，大胆地突破了原有的土地公有、集体经营的政治禁忌，一些地方高级干部表示支持。省一级领导公开站出来支持包产到户的，除了安徽的万里，还有贵州的池必卿。在高层，有人已经准备支持这种变革；但另一方面，从中央各级政府内部，也有一支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反对变革。

而在理论界，尤其是在官方的智囊中，后者占据优势。1980年，高层不同部门分别派出六七个调查组到农村调查包产到户。据王贵宸记忆，“只有我们一家支持包产到户。”体制内的智囊们经历过长期而残酷的政治斗争，已经基本上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虽然知道，现有的体制千疮百孔，但在最高领导发话之前，他们不愿说半句出格的话。

王贵宸说的“我们一家”是由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所派出，一共去了三个人：人民公社室主任王贵宸、研究人员魏道南、陈一谘，在1980年的春夏之际成行。在此之前，安徽政协委员郭崇毅到北京找过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所，与陈一谘会过面。

陈一谘在见过郭崇毅的当天晚上，他把郭带来的材料转给邓力群一份、胡耀邦一份。据陈一谘事后的回忆，两位领导人都做了批示并转发。然后，就有了调查。

王贵宸回忆起那次调查的情况：“那时，万里已经从安徽调到北京，当副总理兼农委主任了。安徽省换了第一把手，气氛已经不太一样。省里的大概情况是，万里已经搞了包产到户的地方，就接着搞下去，但没有搞的地方，就最好不要再搞新的。”而农民则坚决要求继续实行包产到户政策。

他们在安徽做了三个月的调查。在安徽调查和回来写报告的过程中，陈一谘都是包产到户最坚定的支持者。回来以后，王贵宸接到了杜润生的电话。杜说：我们要组织人下去调查包产到户，你们农经所也出一个组。王贵宸说，我们刚从安徽回来，正在写报告。杜说：你们写吧，就算是我们先派出的组。“8月份我们写出了这个报告。不久他（指杜润生）安排的另一个组也下去调查了。”王贵宸说。

这个报告，就是王、魏、陈三人署名的《关于安徽包产到户情况的调查报告》。它后来在为包产到户正名、推进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中，起到重要作用。

而王贵宸提到的“杜润生安排的另一个组”，就是由陈一谘身边的那群青年朋友们组成的。王贵宸形容，“多数都是干部子弟，在农村插过队的。派他们去，是上边有这个意思，他们叫发展组。”他们的作用马上就被高层注意到了。

思想的青春岁月

那些在上世纪60年代末自愿走向农村的年轻人，注定将在70年代末之后的中国变革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他们在乡村已进行了深入思考、讨论，现在他们要寻找实现抱负的入手之处

汇聚

当孙方明第一次到达河南的那天，他记得清清楚楚，那是1976年的1月8日，他在火车上听到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从这个日子开始，中国连续地出了太多的大事。

其中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四五运动”。4月5日这天，天安门爆发了反对四人帮的群众示威，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被再次撤销一切职务。

参与4月5日天安门事件的，有不少是从农村回来的知青。比如贺延光。他当时已经是北京市崇文区工业局最年轻的党委委员，崇文区化纤厂革委会副主任、团支部书记。他带头往广场送花圈并举行悼念活动——后来，贺延光被捕，几乎被枪毙，在四人帮倒台两个月后获释，成为这一事件中的英雄。

这一天，汇聚到天安门广场的，还有邓英淘、高晓蒙等日后在改革开放中崭露头角的青年人。张木生的同学李零——日后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75年从内蒙古回到北京，那一天也在天安门广场的现场。

这一事件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及其背后的政治构想，已经在人们心目中丧失正当性了。中国必将要换上另一条轨道，而一群又一群青年人为此进行着大胆且认真的思考。

“文革”后期，北京已有了很多沙龙，参加者多是回家探亲的知青。他们急切地交流着各自的见闻、思想。李零回忆说，“当时聊天是主要的精神享受。大家关起门来，什么话不说？品鉴领导，纵论天下，‘粪土当年万户侯’。漂亮女孩，也是很多人的兴奋点。……外面天很冷，但屋里很暖和。强烈对比下的温暖，让人‘心里头热乎乎’。我们是在时代的洪流之外，寻找另一番天地。”

“沙龙都是地下的。我们的幻想，就像石板下的草籽，是从石板的缝隙往外长，只等春天的来到。上世纪80年代，很多东西，从地下变地上，全是从这种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我说，革命的种子早晚要发芽。”历史确实如此。

不过，真正让他们汇聚起来，成为一支重要的思想和政治力量的，还是高考制度的恢复。

陈锡文，1968年9月由上海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先后在生产连队当农工、文书、营部书记、新闻干事。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

邓英淘，毕业于北京景山中学，1974年到河南插队，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

罗小朋，1970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后，到河南农村插队。1978年的次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读研究生；

周其仁，1978年10月走进了人大的校门，从此踏上了他的经济学家之路。

“改革四君子”

上学以后周其仁发现，周围同学中有那么多人与他经历类似、观点相投，说起对国家前途的思考、对“文革”的总结，他们一拍即合，很快成为朋友。他们的家庭背景并不相同，有许多是干部子弟，但也有不少来自平民的知识分子家庭。如果没有这场“文革”，他们或许不会成为一个圈子的朋友。但是“文革”和下乡的共同经历，把他们推到了一起。

“1978年10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漩涡中心，大学里的气氛非常活跃。”周其仁这样回忆。

人民大学距北京大学不过数里之遥。当时的大学生流行到外校听课。周其仁就是通过这样听课，结识了不少外校朋友：有北京大学的学生邓英淘、老师杨勋与何维凌。通过朋友介绍朋友，他们又认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小强、王小鲁；北京经济学院的江北辰、杨冠三等等。周其仁还与人大资料室老师白若冰成为朋友。白若冰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对理论问题有浓厚兴趣。后来周其仁才知道，白若冰的父亲与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是老战友，这成就了杜这位中共老资格政治家与这批青年学子间的一段缘分。

当时聚集在北京的，还有通过各种途径来的青年才俊。翁永曦本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一个村子当大队书记，1979年，经北京高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重新分配，他回到北京进《农民日报》当记者。在内蒙古一个商业学校当教师的知青张木生，通过研究人员招考，于1980年回到北京，进入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

由于不少青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这里也成为思想的另一个“策源地”。

时过30年后，当年的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生黄江南回忆道：“当时研究生院还寄居在北京师范大学，社科院的朱嘉明、王小强、王小鲁和我，还有两个女生李银河、林春，一共十来个志同道合的关心国家大事的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我们经常骑车到香山，将讨论与郊游结合到一起，兴之所至，还会翩翩起舞。王小鲁和他太太就是在某次聚会中认识的，我们一致认为他是最大的受益者。”

这些讨论原本是在一个较小圈子里进行的，后来黄江南认识了翁永曦，他希望将他的一帮朋友也带到这个圈子里来，于是约定一个时间，在《农民日报》开了一个“青年经济问题讨论会”。没有请帖，没有固定的参加者，但黄江南回忆，那一天，“三五十人挤了满满一屋子，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趣味相投，意犹未尽，于是相约再组织第二次。”

第二次聚会也是一个星期天。这一次的与会者大概有上百人，“很多人慕名而来，因而有不少生面孔，很多人虽然不认识，但凭借着年轻人特有的精神头儿，会议又很成功。”后来他们再搞讨论会时，因为来的人实在太多，就借了北京市委党校的礼堂，礼堂里满坑满谷，与会者大约千人左右。

身处一个刚刚走出灾难的时期，青年人抱着希望，在急切地寻找中国的出路。但他们的取向各不相同。

翁永曦后来与黄江南、朱嘉明成为朋友，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们研究的，都是宏观的国民经济问题。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宏观经济该怎么调整？我们觉得，在研究整个社会中的问题时，我们除了有研究现实、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还应该有一个研究历史的。”翁永曦回忆说。林春介绍了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助理研究员王岐山。

于是，这四个人成了一个“托拉斯”式的小小联合体，“经常在一起聚会，有时候在王岐山那儿，有时在我这儿，我这里的办公室大。”翁永曦说。他们很快有了一显身手的机会。

1979年，高层提出建设十个“大庆”，30个“大化肥”……摆出一个“大干快上、大跃进”的局面。这几个青年却清醒地意识到，计划经济必然不断经历平衡——结构失调——危机——再平衡的发展规律。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当时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不应该大跃进，而应采取危机对策。后来，他们在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关了几天，写出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提出了后来流传甚广的24字方针：“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

报告直达中共最高层领导手中，受到首肯。陈云同志将“舍发展”的“舍”改为“节”，更显准确，并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正式引用。后来，他们四人有了“改革四君子”的美称。

在北京思考农村

另一些年轻人开始思考如何解决农村的难题。

来自贵州的孙方明回忆说，当时，“有些人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比较关心，他们就老聚集，这帮人越来越接近；有一些人可能对中国农村问题比较感兴趣，那么慢慢地在这个过程中，这部分人逐步就聚集起来了。”青年人开始各有所专，一部分人更关心从政治改革上来改变中国，另一部分人更关心以经济改革来发展中国。

那么，经济改革从哪儿入手？那些从农村返城的年轻人很自然想到了农村。“我们这部分人选择农村问题做研究突破口，是个‘无选之选’。”孙方明说，“我们都曾经历上山下乡，对农村有很深的理解，我们都是经过独立思考而选择这个方向的，从心里觉得这一块很重要，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系统里面，农村是一个苦难深重的系统，相对来讲，它又是当时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我们的经历和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感悟深度，决定只能选这个方向了。”

到1978年时，陈一谘已在河南农村待了10年，担任河南驻马店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但他的政治抱负和眼光远在一个公社书记的范围之外。他与北大的朋友们依然保持联系，包括另一位北大青年教师何维凌——他后来成为这个圈子中思想上的灵魂人物，陈一谘则依然是主要组织者。

陈一谘的回京实际上走了“上层路线”。陈一谘不是干部子弟，但他的许多朋友是。早在1975年左右，他就通过邓英淘认识了其父邓力群。他们之间有过不少交流，邓力群对那时陈一谘的思考与见解很欣赏。在他和胡耀邦的促成下，陈一谘得以进入中国社科院的农村经济研究所，到人民公社室担任研究人员。

回到北京，陈一谘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青年思想沙龙的中心。张木生是这个经常聚会的团体中的重要成员。张木生对马列著作研究下过很大功夫，在这一群人中，有个“马家枪”的绰号，就是说他的马列理论造诣非同一般。研究马列是当时的青年精英们倾入精力、展现才华的一个重要领域，李零当年也有《〈论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合著）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中的唯物主义原始表述》的长文问世。

陈一谘与周其仁建立起直接联系，是通过周其仁的一篇关于农村问题研究的投稿，这篇文章后来被转到了中国社科院的一本叫《未定稿》的内部杂志，该杂志的编辑之一就是王小强。他们日后都成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成员。

1979年7月，郭崇毅，安徽省一位政协委员，带了一份介绍农村“包产到户”的材料来到北京。“包产到户”在当时还是非法的，各个单位避之惟恐不及。经过多番曲折，郭崇毅找到了社科院，见到了陈一谘。两人谈得非常投机。

这次谈话，促成陈一谘启动关于“包产到户”的农村调查，农村改革也终将从农民的自发创造开始变成政府的普遍政策。

在乡村思考中国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始于农村。这场伟大的变革是由农民和基层官员、执政党高层以及一群知识分子三方共同主演的。农民基于摆脱贫困、追求温饱的本能自发启动了变革；一群敏感的知识分子发现了这些变革，并论证了变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最终，这些论证说服高层开明者，将农民的创新确认为政策、法律。一时间，这群知识分子和他们组成的介乎官民之间的研究组织——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为当时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

1978年早春，当上海知青周其仁站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850农场场部，在广播喇叭下静静聆听恢复高考的消息时，他心里明白，人生到了一个转折的十字路口。

那一年，北京大学1966年毕业生陈一谘已经在河南下乡十年。陈一谘比他身边的知青都要年长一些，政治上也更成熟，出众的组织能力使他把众多年轻人联系到了一起。到1978年时，他同样意识到，中国正在经历伟大的转折，他也到了该回北京的时候。次年，他重返北京。

1978年前后，大批知识青年从边塞乡村回到城市，高考的恢复更是让北京聚集起了来自天南地北的青年精英们。他们带着下乡多年所经受的历练，也带着这些年对国家、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刻思考，开始投入人生的新阶段。

入世情怀

周其仁下乡十年，有八年是在完达山的深山里狩猎。那里方圆几十里内除了他和师父再没有人烟。周其仁与师父住着自己盖的窝棚，吃着自己种的粮食和蔬菜，日夜与野兽周旋。就在那远离工业文明的环境里，周其仁在油灯下读完了家里寄来的《资本论》和《国富论》。

他不甘心一辈子只当个猎手。这个当时只有初中学历的年轻人，从《资本论》中看到了一道曙光，他后来回忆时形容：这种阅读为他“开启了接触西方思想文化的一丝门缝，带来了一个不同的参照系，使这个中国青年开始朦胧地打量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社会”。

“那是个很荒唐的年代，却又有很多浪漫的东西。”罗小朋回忆说。罗小朋是1969年的北京航空学院毕业生。本来按照当时的政策，作为大学毕业生的他可以不用下乡，由国家分配工作。但是他坚持要去农村。

在那个年代，学生们仿效青年毛泽东是潮流。毛泽东改写了20世纪中期的中国历史。他用一种超乎人们想像的方式夺取了政权，接下来，用同样超乎所有人想像的方式全面改造中国。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人首先把目光瞄准了乡村社会，摧毁乡村的传统社会结构和土地私有制度，建立人民公社，试图带领农民直接奔向“共产主义”。这些试验导致了巨大灾难，中共党内务实派予以强烈反对，其中包括将在农村改革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杜润生。

这样的反对让毛对自己建立的政权体系大为恼火，这也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因之一。

文化大革命让当时的年轻人欣喜异常。不管出身干部家庭，还是平民家庭，这些年轻人普遍崇拜毛，多少继承了他的那种浪漫气质。毛的楷模让他们无不具有宏大抱负：改造中国，解放全人类。这样的情怀，哪怕经历了三四十年的时光消磨，今天在他们身上依然可以清晰看到。

在厌倦了学校中的“派仗”后，罗小朋和他的好友听说，“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有一群干部子弟正准备到河南插队，就找上门去，要求同往。当时，一位领头的女生很不屑地看着他们说：“准备好了吗，小黄毛？一时冲动。”但罗小朋并不气馁，几经周折，终于在1970年去成了河南农村。

张木生的经历就更特别。他下乡几乎比所有的知青都要早，“文革”开始的前一年，1965年就去了。那时他刚刚从人大附中初中毕业，和他的同学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一道，一心想着效法青年毛泽东开动双脚到农村去干革命，他们自己跑到派出所销了北京户口，奔赴内蒙插队。

到了1968年，知青下乡变成政府旨在解决就业问题的一项政策。在这之后，陈一谘、邓英淘、罗小朋、王小强到了河南，王岐山到了陕北，翁永曦、白南生到内蒙古，陈锡文、周其仁、朱嘉明到了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王小鲁、白南风、林春、李银河去了山西。

当时大多数知青下乡带有强迫、半强迫性质。然而，上面列举的这些人大多数是满腔热血地自愿奔赴农村的，因为他们有宏大的抱负：改造农村，改造世界。

幻灭

也因此，跟普通知青不同，他们下乡之后，像真正的农民一样干活。实际上比农民干得更加卖力。用张木生的话形容，“吃三睡五干十四”，一天除吃三顿饭，只睡五个钟头，苦干14个钟头，“真是脱胎换骨”。200斤的泥担子压得膀子全破了，一顿饭能吃四大碗面条。

然而，乡村的现实是残酷的。辛苦一年的结果，是他所在的大队第二年的工分值更低了。因为一年下来，产量没提高，反而由于新来的人要参与分配，拉低了大家的平均收入。

知青们在留下口粮后，把自己一年挣的钱粮都捐给了贫困户，但贫困户们仍无法维持温饱。张木生回忆说，自己别说是无力补天，就连补个小队也补不好。而知青们自己的生活还得靠家里贴补。

这样的现实令张木生苦闷。更让他震惊的是，农民们对自己生计的热情比他还要黯淡：“出工是摇，干活是聊，收工是逃。”知青们迷惑了：这样的农民有什么资格教育自己？翁永曦是1968年下的乡。他回忆说，“走之前，我们受的教育是，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们是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贫下中农能教育我们吗？在我们看来，他们满脑子都是小农思想。”

他们慢慢意识到，这个国家的农村政策、农村制度存在根本问题。翁永曦回忆说：“开始时我还想，是不是只有我在的村子是这样，只是看到了局部现象，没有看到整体？但每年回北京，和各地农村回来的朋友们一聊，都一样，在哪里都吃不饱肚子。”

张木生开始想到，中国农业生产上不去的原因并非“四清”和“文革”整来整去的干部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说白了，就是人民公社制度有问题。

1971年“9•13”林彪出逃事件，让年轻人的心灵经受了一次更大冲击。当年正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乡的知青贺延光，是在实行一级战备已经一个多月之后，在一个戒备森严的营房里听到传达的。他回忆说：“那天，我们百十多人，都盘腿坐在大通铺上。团长进来，披着军大衣，毫无表情地开始念文件，说到‘林彪叛党叛国，仓皇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我们哪有这种思想准备？一愣神，我们坐着的通铺不知怎么就塌了。要是平常，大家得笑闹成一堆了吧，那天，谁都不敢喘气，坐在满是尘土的地上还在那听。”

这是一场政治地震。经历这一震动之后的翁永曦说，“中国整个的政治方向出了问题。林彪是毛泽东推出来的，连他都叛党叛国……特别是公布了那个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私下里我们觉得，那个基本上讲的是真话……”。

在乡村思考

乡村贫困的现实与这个政治事件的猛烈冲击，让很多原来有理想抱负的知识青年产生了幻灭感。农村的贫困、沉闷、闭塞，也让他们看不到人生的希望。很多人因此自暴自弃，但有一群人拒绝沉沦。

为在迷茫与苦闷中寻找答案，张木生一头扎进书中。他读了大量马列著作，也读“禁书”。“那些后来看来特时髦、很新鲜的书，存在主义、未来主义、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等，在中国都已被翻译出来，作为内部读物出版，还包括托洛茨基的著作，他对斯大林的批判等等，我都读过。”张木生说。作为干部子弟的张木生，有搞到这些书的方便条件——这些书通常在家里“大人不读小孩读”，后来，它们很快在张木生的知青伙伴们手中流传，被如饥似渴地传阅。

阅读、思考之后是写作。下乡三年后，张木生写了篇3万字的文章：《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文章批判了斯大林体制和学大寨的偏颇，并对当时中国的体制问题提出了质疑。它在民间不胫而走，知青中出现了很多手抄本，张本人还为此遭受了一场牢狱之灾。

思考者必然同声相求，同一个地方的知青们结成了“思想村落”。陈一谘由此显示出组织才干。后来，罗小朋、邓英淘也来到他所在的河南驻马店，再加上附近的王小强。陈一谘经常组织他们进行小规模的讨论，学理论，议政治。

这个青年思想文化沙龙的吸引力很快超出河南，知青们是有串联传统的。与之长期保持通信的一位青年，是身在贵州的孙方明。

孙方明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都匀的一家工厂当厂医。但他真正的兴趣还是国家的政治前途，他加入一个青年“思想部落”，其灵魂人物是日后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他们在一起读书，讨论各种问题。限于条件，他们读不到那些“黄皮书”“灰皮书”，读的是马列的书，鲁迅的书和收集到的各种资料。

孙方明后来通过姐姐的朋友，结识了当时在河南插队的罗小朋，彼此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孙方明说，1973年他们第一次见面，一口气就聊了38小时。罗小朋回江西后，孙方明又与陈一谘联络上，开始通信，“大概两三个月通一次信，信会写得很长，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长的信大约上万字。”孙方明说，从卫校毕业后他与朋友们保持通信联系，每月几十封，“我的工资都花在两件事上，一个是火车票，一个是邮票。”

1975年，孙方明想同钱理群一道去河南参观陈一谘办的“农民大学”。但是那一年正赶上河南大水灾，没能实现。第二年年初，他又千里迢迢从贵州坐火车到河南去见陈一谘，“我在河南看到了他们的学校，每天与另外一帮朋友聊天，见了好多人，前后待了十几天。”

年轻人的思想就在这些僻远的乡村发育、传播，等待“文革”结束的时候，他们对于中国应当如何变革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构想，惟一需要的是寻找一个突破口。而在乡村进行思考的经历，很自然地引导着他们对乡村的未来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