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被称为特区建设的“前线指挥官”

1988年，谷牧从中央书记处书记(1980年任职)、国务院副总理的岗位上退下来，虽然担任了一届政协副主席，但因其行事低调，基本上淡出媒体视野。但是，在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30周年之时，谷牧仍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他的贡献常常见诸媒体。

粉碎“四人帮”以后，横向的比较使人们发现，我们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奋斗，“赶超英美”不仅仍然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甚至比人家落得更远。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远远地把我们甩在身后。这种巨大的反差，促使中央高层睁开眼睛看看外面的世界。1978年的“两报一刊” 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把发展速度问题提高到政治的高度，指出：“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再一次冲击了国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兼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副总理谷牧就领风气之先，于1978年5月12日，率中央派出到西欧考察的第一支队伍抵达法国。这是谷牧第一次出国。6月6日，考察结束，谷牧回国，与考察团成员合力撰写提交给中央的考察报告。“我们应当把欧洲当作争取第二世界的一个重点地区，进一步加强工作。”谷牧提出：为了更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技术设备，要有灵活的支付方式；在外贸体制上，应给地方、各部以一定的权力；必须进行科技为主导的工业革命；加强技术交流，尽可能多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

几乎与此同时，受谷牧委托的港澳考察团和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考察团也提出了报告。学西欧的科技，引港澳的资金，参考南斯拉夫计划与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三路人马，三份报告，奠定了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思路的雏形。

此后，改革开放中的几个第一，都与谷牧联系在一起。1979年9月，谷牧赴日本，敲定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笔外国政府贷款，他成为日后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的先行者。随后，由谷牧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问世，这是中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吸收外商资金从此有了法律保障。

1979年4月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让广东“先行一步”的呼声获得中央的认可。5月14日，谷牧亲赴广东、福建两省。二十多天的调研结束后，他勾勒出了特区政策的轮廓：经济计划以省为主；赋予这两省较多的机动权；财政上划分收支，新增收益较多地留给地方；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办出口特区，优惠税率，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时至今日，“特区”政策虽经过多次调整，但谷牧所勾勒的框架内核却从未改变。

关于谷牧在改革开放前10年的更多的作为，有他的回忆录和媒体的文章为证，不需过多着墨。让我们感兴趣的是，谷牧是如何有10年之功的。

刘会远谈到谷牧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时，说过一段非常耐人思索的话：“党内有一股绵延不绝、不断壮大的坚持常识和理性的力量，而且这批人之间的沟通是非常默契的。让我们做一个设想，改革开放初期，如果不是谷牧负责对外开放的工作，历史的发展可能不是现在这样的进程和局面。比如谷牧陪袁庚向李先念同志汇报蛇口办工业区的事情，正是因为在长期工作中谷牧与李先念形成的共识和信任，先念同志痛快地支持了招商局办蛇口工业区的想法。再比如，当时向陈云同志汇报是很重要的一个关口，谷牧同志正是从常识和理性等与陈云同志有共同语言的地方说起，使汇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人们只要稍稍对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有所了解，就明白为什么刘会远专门提到这一点，而且专门提到李先念和陈云这两个人。

中国改革开放前10年时间，对以意识形态立国的中国来说，改革开放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实践——从包产到户开始，到特区的建立，再到私营企业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这条路子是对的——而是来自于一些人固有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的毛时代的观念。从意识形态上拷问改革是“姓资姓社”，使得改革开放与数次大的争论相伴随。庙堂之高，江湖以远，上上下下都被卷入。跻身其间的谷牧，是如何在这种争论中前行？

知父莫若子，刘会远从谷牧身上理出“常识与理性、中庸之道”这一条线，可谓恰如其分。谷牧在对外开放和特区建设中的巨大作用，就在于他的“中庸之道”所结缘的良好的人际关系；而刘会远所言的“常识和理性”，则体现了他在中庸之外的原则性。

怀念谷牧，让我们得以重温一介书生报国的人生轨迹，以及改革开放开启初期的激情。谷牧身后，尽管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年了，但当年他十年事功所面临的困扰依然存在。“身后是非谁管得”？显然非这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贡献毕生的老人所愿。或许，悼念他的意义在于，记住这位慈祥老人的“常识和理性”，我们就会勇于在争论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