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志文：深圳要继续做一个探索者

深圳报业集团驻京记者 宋华

原中顾委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原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兼副主任安志文，是本报此次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高端访谈”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受访者，今年91岁。虽然已经耳聋，但他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这位全程参与、见证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老同志，至今没有停止对中国改革、发展的思考，他的思想超越了他的年龄，现代而年轻。

“深圳的改革开放与全国的发展大局有关系。回顾30年来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到现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在经济方面，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因此，不管是总结过去，还是展望未来，深圳一定要从大局方面来定位。深圳今后怎么办？对深圳来说，我觉得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解决深层次矛盾过程中，深圳应该创造新的经验，继续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促进作用。”安志文对深圳充满肯定和期许。

面对记者，安志文谦逊地说，他是一位离休的老同志，只是讲讲自己的看法，仅供参考。

深圳的发展改革是一个奇迹

记者：您曾任深圳市高级顾问，先后多次到过深圳，您对深圳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安志文：我第一次到深圳是1981年。那时深圳还是一个小镇，主要搞房地产开发，搞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很少。其后蛇口带头在深圳搞工业。我们当时印象非常深的是，深圳创业的时候很艰苦。

我于1982年到了国家体改委。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我每一两年就会去一次深圳参观学习，去过多次。后来我当了深圳市高级顾问，还去开过顾问会。

记者：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您认为当时历史为何垂青了深圳这个边陲小镇？

安志文：我在1981年到深圳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深圳被确定为特区。为何确定深圳为特区？当时全党有一个共识，就是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深圳建立特区后，中央各部门、内地省市的负责人都到深圳去，一方面参观学习；另一方面也在思考探索改革发展之路，在深圳建立办事处或进出口“窗口”公司。

中国之所以会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我说说我的个人经验。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些后来参与改革的同志都被关起来了。1978年“出来了”，我说，国内的情况不了解，世界的情况也不了解，提出到国外考察。组织上批准我去欧洲。我到外国一看，就觉得我们这个（计划）体制不行——当时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地区冲突不断，但从总的方面看，世界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日本、德国两个战败国通过巨大的改革，发展市场经济崛起了，成为了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而我们还是备战思想，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提出和平发展的时期，我们与世界已经差了30年。

在欧洲考察时，感触最深的是，没有体制转变，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当时大家对改革开放有共识，因为我们都是实际工作者。通过对比，我们看到，计划经济也有好的地方，计划经济也可以发展，使农业国发展成为工业国家。但与市场经济国家比较起来，当时的苏联还是短缺经济，群众的需要不能用计划来实现。而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发展目标就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精神需求。因此，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起步的，我们必须改革经济发展体制，要大胆实践，在实践中探索规律。

如今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不可能发展那么快。改革开放调动了企业和人民群众积极性，这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

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当初选择深圳还有一个地理方面的考虑，深圳距离香港很近，可以很好地学习香港市场经济体制的东西。此外，深圳没有历史包袱，没有受计划体制影响。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美最好的图画。

我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两次经过深圳去香港，跟台湾的经济学家一起共同探讨我国的改革开放问题。这几个台湾经济学家后来还到北京和我我继续探讨，他们中有些人也去过深圳。

那时候对深圳的限制很少，深圳可以大胆地闯，大胆地试。深圳起步时的袁庚就很能闯。深圳在法治建设方面也先行一步，有一定的立法权。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年来的变化和速度也是原来预想不到的。

记者：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您认为在30年发展历程中，是什么造就了如今的深圳？

安志文：深圳的改革开放与全国的大局有关系，回顾30年来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在经济方面，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所以，不管是总结过去，还是展望未来，深圳一定要从大局方面来定位。

深圳30年来取得成就归功于改革开放。深圳在改革开放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尝试，对全国起了示范作用、促进作用，这可以说是世界公认的。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看，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19个城市开发区都是借鉴深圳经验。先是建立四个经济特区，实施特殊政策，接着沿海开放，然后是内地开放，深圳功不可没。现在深圳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城市，深圳的发展改革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深圳的改革发展经验，就是由政府制定了一套政策并创造了较好的环境、条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深圳吸引了全国的人才到深圳来创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所以说改革在创造中发展。也可以说，全国离不开深圳，深圳离不开中国。深圳为全国服务，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历史的定位。

深圳面临的挑战

记者：深圳如今站在而立之年的新起点，您认为深圳今后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哪些？

安志文：关于深圳今后怎么办的问题，我觉得应该从大局出发来思考。

从21世纪来讲，今后十年、三十年或更长时间内，世界经济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遇到的挑战很严峻。就全国而言，遇到的挑战很多，最主要的挑战是两个：一是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越来越大，气候变化导致新的环境危机和经济危机，这些危机能否化解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对我们来说，就是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长期过程，而处于环境危机来临之际，这又是一个紧迫的任务。

说到环境的变化，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经济总量今年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我们过去的“两高一低”的发展方式——高投入高消耗低收入——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我们提出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转变很不容易，也很痛苦。

今后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我们的社会深层次矛盾开始显现。虽然我们的经济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由于我们的改革方式是渐进性的，先易后难，深层次矛盾开始突出。深层次矛盾概括起来就是，权力不受法律的约束和社会的监督，出现权力腐败。我们虽然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权力腐败还没有完全制止。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面临的挑战还很大。其中包括收入差距不合理扩大的问题，低收入者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等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

这两个深层次矛盾伴随而来的就是国内群体事件的增加。未来会出现很多新的变化，我们已经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利益阶层，如何协调这些不同利益关系是重大问题。因此，要化解深层次矛盾，是今后五至三十年长期而迫切的任务。要实现全面小康，重要的就是要搞好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使他们也过上小康生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

对深圳来说，今后怎么办？我觉得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解决深层次矛盾过程中，深圳应该创造新经验，继续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促进作用。

在法治建设和改革上先行一步

记者：您认为，在新的发展时期，深圳应如何应对新的挑战？

安志文：具体来讲，我有四点希望。

首先，在法治的建设和改革上，深圳能否先走一步，创造新的经验。要完善中国的市场经济，首先要建立法治社会，其基础是建立公民社会。真正现代化社会就是公民社会。

搞法治社会也要几十年，也要探索，不能一蹴而就。深圳如何成为真正的服务型政府，要改的事情很多很多，怎样起步还要好好考虑。在法治建设上，深圳一个优越的条件，可以借鉴香港。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深圳完全学香港可能还有一些困难，但香港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

从目前正在逐步实施并被各方积极热议的粤港澳合作看，深圳与港澳不仅要在经济方面合作，也要在法治方面合作，转变政府职能，真正成为服务性政府。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不是马上就能做到，但也不能被动等待。

邓小平关于改革的一系列讲话给我们的启示是，改革是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说，改革的路程是很长的，还远远没有完成。

其次，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深圳也要创造新经验。特别是关爱农民工、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提高他们的收入，让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很不容易，现在不仅收入差距大，社会保障的差距也很大。

三是在化解环境、社会矛盾方面，深圳要创造新经验。当前存在较多的社会矛盾，靠现在的方法也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化解深层次矛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建立和谐社会，就要真正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深圳应在人与人的关系和谐上创造新经验。

四是在保护环境、建立环境友好城市方面，深圳要创造新经验。环境危机是涉及人类生存的危机。对深圳来说，要创造一个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环境，能够更好地吸收国内国外高端人才。深圳今后要继续探索人才强市。

这些方面都是系统工程，目标容易确定，实现不容易。深圳市委市政府要靠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来实现这些目标。

安志文说，这四点希望也是从自己反思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得出的看法，他对现在的情况了解不是很全面，也可能是片面的，也可能是不对的。提供给深圳参考。

“一句话，深圳要创造新经验。包括发展方面、改革方面，各方面改革都要走在前面。”安志文说，深圳要继续做一个探索者。我们本来就在探索中，探索是有风险的。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过很多理论争论，争论有好处，有利于民主决策，但更重要是需要依靠实践来检验。深圳今后真正要推动进一步改革，还要大胆实践。这是我过去曾多年作为一个实际工作者的希望和建议。

安志文 陕西子洲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巡视员、绥德地委秘书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中共嫩江省委民运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建国后，历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建委、国家计委副主任，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吉林省革委会副主任，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一副部长、部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党组书记。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三届中顾委委员。曾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