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钢模式：试水“承包”，勇当国有企业改革“先锋”的周冠五

2005年春天，北京城里大大小小的角落，奥运会临近的气氛，已经日渐浓郁。各行各业忙忙碌碌的人们，脚步匆忙，神色紧张，没有人去对不与自己相关的各类资讯，投入太多关注的精力。但是，一条消息的传出，还是吸引了所有北京市民和在北京工作、生活的外地人的眼球：国务院已经正式批准，首钢搬出北京，迁至河北省曹妃甸！这可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要知道，这可是意味着将近十万职工的安置问题。作为曾经的北京的一个标志性企业，首刚的离去，尽管可以解释为其重工业的身份，已经与以发展知识经济、高新科技作为主导方向的北京整体产业布局，不相符合；尽管可以解释为首钢人为了北京举办一届崭新的、高水平的奥运会，而作出的努力和牺牲；尽管可以按照国务院总理的解释，这是首钢自身的“新的起点”、“新的机遇”，而且从科学的角度去分析，这也的确是首钢从内陆走向沿海，从过去一个积重难返的老企，到走向一个现代企业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但对于已经习惯了“安土重迁”，习惯了“上屋搬下屋，耗掉一箩谷”的传统观念的人们来说，这么一个需要耗费五、六百亿元的大工程，大动作，毕竟不能等闲视之。

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才发现，一个“新首钢”，正在北京以外的土地上迅速崛起，而人们留在记忆深处的那个“老首钢”，却正在黯然褪色，褪去曾经笼罩在上面的一层层金色光泽。尽管这片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管辖范围内的土地上，将依旧作为“首钢总部”，尽管“新首钢”也依旧需要用“老首钢”的企业文化，来作为自己的核心支撑，但给人的一个明显感觉，就是首钢和属于它的那个时代，随着一个人的离去，已经一去不返。其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潮中，所创造傲立潮头的雄风，和鹤立鸡群的那种出类拔萃的气质，都已经成为昨日黄花。

这个人，就是首钢的奠基人，首钢模式的开拓者和企业文化的缔造者周冠五。

翻开周冠五的履历表，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有着不同凡响的人生阅历，勇于开拓的时代先锋人物：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他就作为“学生头儿”参与了组织运动，并且因为得罪政府而被学校除名。而这时候的他，已经加入了民建党。后来中央把1935年加入民建者一律视同中共党员，因为他们当时都是冒着杀头的危险。“七七事变”以后，周冠五参加了游击队，从一个普通的队员，一步步获得提升，仗打得多了，“名气”也一点点积累了起来。解放时期，他已经成为二野某军分区的副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亟须恢复生产，需要大量从军队里带兵打仗出来的人才，周冠五到北京治疗鼻腔作手术期间，中央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找到了他，商量安排他转业的问题。“那我去工厂吧！”周冠五想都没有想，脱口而出说，“毛主席说进城了，如果不能领导工业，那就站不住脚。”这时候的他，思维方式还是完全政治式的，对于“工业”、“工厂”也仅仅只停留在概念的层面上。这一安排，就到了北京的一家老牌钢铁工厂——石景山钢铁厂。这个厂子从1919年9月开始建成投产，在旧中国的30年里，累计只生产了28.6万吨生铁。虽然名字叫做“钢铁厂”，却是“有名无实”，只有铁，没有钢。

就是来到这么一个地方，在战场上九死一生的周冠五，也依然不改自己的冲天豪情。虽然一开始只是做为副职，他依然还是充分发挥自己革命军人的优势：适应环境，学习提高。在刚去的时候，有位领导每年来看他一次，提的都是同一个问题：“怎么样，能站住脚吗?”第一年，周冠五给出的回答，不是多么有信心：“现在看起来很难，人家说的我都不懂。”到第二年，他的说法有了一些改变：“你不用那么费心了，我能站住脚了。”又一年下来，他的答案简单到只有六个字：“行了，没问题了。”于是，一纸命令下来，他被中央书记处任命为钢铁厂厂长。

当厂长，指挥一个工厂，与在战场上指挥一支部队非常相像。首要的一条，都必须要带出一支过硬的队伍来。而如何带队伍？靠的就是表率作用，就是“看我的！”“我先上！”“跟我来！”不这样，带出来的队伍，就是散沙一盘，就没有战斗力。有着多年带队伍经验的周冠五，自然深知这一点。当上厂长以后，每天早上6点，他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利用上班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向专家请教、学习，一直到8点，整整两个小时。厂子里各种各样的专家，各有专长，炼铁、机械、铁路……等等。“我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学，每天两个钟头，给我上过课的有五六十个。”就是凭着这种“不耻下问”的好学精神，他在弄懂了各门技术后，就开始有针对性地考问下属，而且刨根问底。“就是后来，首钢的中层领导也怕给我做汇报。不是为难他们，而是督促他们学习。”这就是周冠五给后来的首钢，所立下的第一块“基石”：谦虚好问的学习态度，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这也是他将自己在军营学到的军人文化，融合进首钢的企业文化所迈出的第一步。

尤其令周冠五印象深刻的，是潜藏在人民群众队伍里那种令人赞叹的创造力。在“大跃进”的时候，首钢从鞍山调来7000多人，因为一下子安排不了，生活设施难免跟不上。可是，大家都靠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在支撑着，“先生产后生活”，克服了许许多多客观困难。例如要建高炉，没有水泥，怎么办？工人们就把灰渣磨碎了替代；再例如，没有脚手架，怎么办？工人们想出了办法，到南方去砍竹子，通过长江运到武汉，再用火车运往北京。而这么做的结果是怎样呢？拿灰渣代替水泥的实际效果来说，1962年冶金部专程派人来鉴定，从建筑物上敲下一块来做压力测试，结果其牢固程度比普通水泥还高。更有一件事情，是周冠五所想不到的：要立一根45米高的水泥柱子，已经做好了，但是没办法把它吊起来。因为按普通使用吊车的方法，柱子就会开裂甚至折断。怎么办？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招数”的情况下，厂子里一个8级工，围着那根躺在地上的柱子“转了两个礼拜”，愣是给他想出了办法：用钢丝绳把柱子分段捆住，并插入角钢，使柱子受力均匀。结果，试验之下，一下子就“安安稳稳地吊了起来”。而同样的情况，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建人民大会堂的柱子时候，也遇到了同样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庆典准备就只能在上海举行了。周冠五在听说情况后，将自己工厂的经验一介绍，“十几个人，只用了三天”，就顺利地解决了问题，委实令人称奇。几百位专家论证了多少次都没有解决的难题，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攻克了。这件事情，甚至惊动了毛泽东主席，百忙之中还专门请人来讲了两次其中的道理，成为趣谈。

正是靠着这种创造力，首钢人上下齐心，第一次真正摆脱了“有铁无钢”的尴尬局面，生产出了钢。只不过，随着“大跃进”之后，灾难不断，10年时间，全力奋斗，也只不过刚刚达到年产量17.9万吨的规模。第二个10年，产量提升了10倍，达到179.1万吨粗钢，名列全国八大钢之末。

“文革”结束之后，虽然国家已经明确，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因为缺乏激励机制，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很难被激发出来。对于“公”的东西，从最初的放在圣坛上顶礼膜拜，到经历了十年浩劫后的心有余悸，人们的神经已经麻木，思想也僵化了。而对于人们头脑中本能的“私”，又没有人敢于站出来公开捍卫。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冠五注意到，“分配问题”，必须尽快得到解决。

而这一问题，也在中央层面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明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根据这一思想，1979年5月，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7月，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五个文件一并发布。首钢不但榜上有名，而且赫然列在第一位。

这也意味着从这里开始，首钢就与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绑在了一起：从工厂向现代企业迈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试点的意义，固然意味着可以犯一些错误，但试点也意味着从此在众目睽睽之下“跳舞”。周冠五时年已近六十。很奇怪的是，像袁庚等人，都是在六十以后，才开始做出一些“大”事情来。这一方面固然是他们生而有幸，在自己的人生后半程岁月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时代；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艰难和复杂程度，只有像这样有足够阅历，又有着超人智慧的英雄人物，才能奋力开拓局面，引导大家前行。

1982年，国务院批准首钢试行专家建议的承包制方案：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包全留、欠收自补、上交利润递增包干。所谓的“上交利润递增包干”，就是以上一年上交的利润2.7亿元为基数，每年递增7%。这个数目也是经过了讨价还价的，一开始首钢同意是6%，而国务院给订的是7.2%，后来中央领导人说，那就7%吧，就这么定了下来。像这样的讨价还价，还只是一个开始，以后牵扯到更多的“讨价还价”，还在后面，并且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道道“关卡”，每过一次“关”，都少不得要费尽口舌，耗尽心血。企业留成，也有规定，按照6:2:2的比例分配，即分别用于发展生产、职工奖励和集体福利(此前分配比例为4:3:3)，不再提取计入成本占工资总额11%的福利基金和占12%的奖励基金，全部改由企业留利列支。基本折旧基金全部留给企业，技术改造所需资金全部由首钢自筹，国家不再返回投资。500万元以下的技术改造项目，由首钢自主立项；在完成国家产量计划的前提下，15%的计划内钢材及超产钢材允许首钢按照市场价自销，以利在计划内钢材分配不出去的情况下调整产品结构。实现利润比上年每增加2%，奖金可增加0.1个月的标准工资，实行企业内部浮动工资制。

每年上缴利税递增7%的前提下，才能够有留成利润，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压力。因为当时国家经济的平均增幅，才不过4%，要做到差不多翻一番，难度可想而知。不过，毕竟有了留成利润的希望，大家干起来劲头十足。一旦人们的欲望被调动起来，那种热火朝天的干劲，和无处不在的创造力，也随之被激发了出来。顿时，节约生产运动再次大规模展开，100项合理化建议被提出并实施。当年，上缴利税后余额4000万元，这是怎样的一大笔“好处”啊！工厂里面，上上下下，人人心里乐开了花。走在厂子里，遇到任何人，脸都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要知道，那是在什么样的岁月里啊！有了钱，财大气粗的周冠五，立即宣布了新的分配原则：60%用来投入再生产，剩余部分工资和福利各占一半。而按照1956年以来国家的规定，用于建设的投入不能超过30%，捉襟见肘的可怜投入，即使是买马列原版著作，也要冶金部报国务院批准方可，更别说买技术书了。现在则不同了，工资和福利大幅度提高，人人都具体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幸福。一个分厂厂长，在得知自己长了工资后，几乎要高兴地哭出来，说：“我大学毕业第二年定级32.75元，结婚生了孩子还是32.75，我都30年没长过工资了。”

有了自主权力，有了资金，周冠五并没有被冲昏头脑，而是以一个军事指挥员的沉着与冷静，及时地提出了“三个百分百”的崭新管理方法：每个职工都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违则，都要百分之百地上报；不管是否造成损失，对违制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三个百分之百”，干净利落，恰如当年刘邦与军民“约法三章”。看得出来，这是周冠五将军队的军事化管理方法，完全用在了企业管理上，治企业如带军队打仗，军法如山，完全不讲情面。这对于一直以来习惯了讲人情、拉关系而不是抓效率、促生产的国营企业，无疑是一记“重拳”。

这么做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承包以后的连续三年，首钢每年利润净额增长45%，上交国家利润年均增长34%，同时，从1983年开始，首钢自动提出，将上交利润的年递增率，调到了7.2%。

然而，情况也并非一帆风顺。国有企业改革这么大的一个课题，也不可能在周冠五和一个首钢的身上，得到完全的解决。例如，1986年，这一年的12月，首钢就与北京市财政局发生了冲突。冲突的原因是财政局下达了一个通知，要求首钢必须补缴1.0899亿元的利润。而当首钢不肯执行这一通知时，北京市财政局通过银行强行扣掉首钢账上的2500万元资金，双方为此闹得不可开交。已经是全国改革人物的周冠五，最后直接给国务院和邓小平写信，声称“如果让我们缴出一亿元，正在施工的技术改造工程、住宅和福利设施工程只能立即停下来，职工按原包干和挂钩办法已拿到的工资奖金一部分要退回来，而且12月份职工的工资也无法支付”。不管这封信里面，所说的是不是“实情”，不过这件事情，的确已经影响到整个国有企业改革的局面，刚刚扬帆出海的这一艘“万吨巨轮”，实在不能禁受起来自船体“内部”任何一下哪怕微小的撞击。作为总体考虑的总设计师，自然不会有工夫去为两个同属国有资本的内部群体之间的利益争斗而去作调停。他果断地大笔一挥：“首钢的承包办法一切不变！”在国有企业与主管部门之间，第一次涌现出来的针锋相对的争夺利益的举动，就这么销声匿迹了。

巧妙地利用改革典型的影响力，摆脱了“婆家”纠缠的首钢，从此在承包制的道路上再没有遇到任何大的阻力，渐行渐远。一方面依靠“放权让利”“打破铁饭碗”“岗位生产责任制”等层层突破、不断创新和完善的制度，一方面，也依靠周冠五的个人高瞻远瞩的判断和决策，首钢迅速成长为一个“巨人”，并且嘴大吃八方，开始走上了一条快速发展的“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道路。

从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在周冠五倡导下，首钢先后兼并了中国北方工业集团所属的13家军工厂、原冶金部所属的两家地质勘察设计院、原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所属的3家建筑企业。一时间，全国上下、大江南北，到处都有首钢收购的痕迹。而等到了1992年11月5日这一天，首钢宣布以1.2亿美元购买秘鲁铁矿公司，这一令人目瞪口呆的大手笔更是把周冠五的“扩张”计划，演绎到了淋漓尽致。从近到香港的上市公司，远到秘鲁、津巴布韦的专案，首钢已经展示出了一个“全球出击”的宏大战略规划，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伸出巨大的触角，大张旗鼓地介入了全球的钢铁、建筑、运输业务。这时候的首钢，仅仅只过了十三年，却已经从一个单一的钢铁企业，发展成为以钢铁业为主，兼营矿业、机械、电子、建筑、航运、金融和海外贸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被国务院确定为120家试点企业集团和512家重点企业之一。看得出来，这时候的周冠五，满脑子都已经在憧憬，如何与通用、三菱这样的世界级企业巨人“比肩”了！

然而，摆在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是：这么宏大的战略，必须有雄厚的资本金作为支撑，仅仅依靠首钢自有资金，显然不可能实现这么一个庞大的扩张“野心”。于是，1992年5月22号，这一天，邓小平同志视察首钢总公司，明确提出支持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邓公一离开，不久，几个月后的10月10日，首钢就紧锣密鼓地筹备起了自己的第一家、也是中国工业企业的第一家全资的商业银行——华夏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华夏银行为全国性银行，在业务上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管理、协调、监督和稽核，同意华夏银行开业。10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为华夏银行颁发了银金管字第09－0043号金融业务许可证。10月18日，中国第一家由工业企业全资创办的商业银行——华夏银行在首钢总公司的门前挂牌成立，并正式开始试营业，厂东门、模式口、老山三家储蓄场所开业。22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亲自为华夏银行开业剪彩。

可惜的是，从一开始，这家“全国性的银行”就始终被盖上了“首钢银行”的帽子，偏安北京一隅，总也迈不开步子。后来尽管有了半年后迁离首钢，由石景山厂东门迁至北京市宣武区南新华街甲18号，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摆脱“首钢”的声名笼罩。而1995年的突然一场风波，却给了这家银行以股份制改造的契机。从最初的首钢独家出资，到经过7次转让，到2000年底，华夏银行的股东变成27家，为首钢总公司、山东电力集团公司、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大集团有限公司等。2001年年底，华夏银行的股东又增加了3家：信远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上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上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其中信远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2％而成为第六大股东。目前，华夏银行正在全力争取上市，将发行10亿股，筹资50亿元人民币左右。上市之后华夏银行的总股本将达到35亿股。

回过头来，再说摆开了全线出击架势的首钢，很快感觉到了“盲目做大”、“盲目扩张”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漫长的战线，到处都存在着随时崩溃的巨大危险，周冠五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

变“大”为“强”，一字之差，却给了首钢以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要做强，就必须重新回到钢铁业，回到自己的老本行上来。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问题一直让周冠五深感不安：他很早就意识到，环境污染的压力，一定会限制首钢在北京的发展空间。于是他先后到河北、山东、广西寻求合作。如今首钢在曹妃甸的基地，当时就已经开始研究了。在山东的投资，前期工程已经被批准，但后来不了了之。这几次出击外省都没有成功，难免带来投资浪费，这也成了后来有人指责周冠五的一个依据。但这只是不了解情况的人的猜测，因为那些投资都是经过请示批准的。周冠五毕竟是一个从军队里多年培养出来的老军人，懂得政策，尤其大事谨慎，不合政策的事是坚决不做的。

另外一个大的考虑，是将首钢改制成为一个大型的现代企业。这一行动也早已酝酿成熟，在1995年，首钢的“承包制”到期，功德圆满退出历史的舞台后，改制立即全面展开。第一阶段，在分设分、子公司的基础上，成立首钢集团。1997年“十五大”以后，首钢的体制改革进入第二阶段：以有限责任制度、法人财产制度、国家通过市政府和国家经贸委向首钢董事会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管理的这三项基本制度，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建立首钢总公司为投资决策中心、子公司和独立厂为利润控制中心、没有法人地位的厂矿为成本控制中心。至此，首钢集团共有成员企业83家，除了母公司(又是核心企业)首钢总公司外，有境内全资子公司42家，境内控股的联营企业19家，境内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14家，境外控股企业7家。其集团成员分布在18个省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和4个国家、地区的14个行业，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巨人”。

唯一令周冠五遗憾的，就是这个“巨人”的成长，再也不能倾注他的心血。1994年11月，他被评为“中国改革风云人物”，人们对他和首钢都寄予了无限期望。然而，正当他和首钢，要像工厂门口矗立的12米的大鹰一样，积蓄了足够力量，准备一飞冲天的时候，却突然遭遇到了一生中也许最为沉重的打击之一：他的儿子周北方，因为牵扯到一桩特大的经济案件中，惊动了中央。3个月后，也就是1995年的2月份，正是北京这座北方城市一年里最冷的季节，春寒如刀，透人肺腑。周冠五作为众人瞩目的全国优秀企业家生涯，和首钢的当家人身份，一下子都被强行剥夺。

几乎没有任何预兆，他就这么迅速地离开这个他奋斗了45年，比自己亲生儿子情感还要深厚的企业。虽然在他离开后，首钢还在步履蹒跚地继续前行，并且迅速从旧首钢走向新首钢，不过，其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例如，在离开首钢之前，首钢曾与美国通用签了合同，由首钢购买通用两个亏损的工厂。就在要成交的时候，通用反悔了。而随着周冠五的去职，“不到一个星期”，通用就拿回了自己的工厂，其中的一个与上海汽车组建了“上海通用”，今天同样已经成长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新“巨人”。还有一件事情，他离开首钢以后，邯钢迅速代替首钢成为大型钢厂的典范。“首钢的人去邯钢学习，人家说，你们还学什么呀，我们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照你们抄的。”说这话的时候，周冠五的声音平静如水，然而目光中却泪花闪闪。

但毕竟一切都过去了。随着首钢从北京战略性撤出，随着新首钢的日渐浮出水面，往日的首钢，曾经的热火朝天，曾经的奋斗与牺牲，汗水与心血，曾经的欢笑与泪水，一切都尘封起来，沉淀进历史的长河中。2007年4月20日3时39分，周冠五悄悄地告别了这个世界，享年89岁。他最终长眠在了八宝山，在这个地方，长久地、默默地注视着并不遥远的首钢。不管这里将来如何沧海桑田，不管这里又将上演怎样的传奇与辉煌，毕竟，这片土地，这片天空，曾经见证过，有这么一个人，这么一群人，曾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怎样的探索与实践。

“周冠五同志为党的事业，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付出了毕生的精力。青年时代，他投身于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伟大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他率领部队在冀鲁豫解放区坚持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率领首钢成为我国第一批改革试点企业，积极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新路子、新方法。他创造的首钢承包制对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示范；重视科技创新，在冶金行业里创造了多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经济技术指标；率领首钢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经营和发展，积极探索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组建成立华夏银行。他注重理论和政策研究，系统地建立了科学严密的企业经营机制和内部管理体系，使首钢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先锋。”

这段文字，是对他一生事业的概括与总结，也是对他一生功绩的肯定与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