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说》之阚治东：荣辱二十年

[导读]为纪念中国资本市场成立20周年，腾讯财经特推出大型原创访谈节目“亲历者说”，希望从这些股市亲身者的口述中见证中国资本市场20年的发展历程和变迁，也为网友呈现出中国股市20年背后的故事。

502号监舍里，一只手伸过来跟阚治东打招呼，竟是大鹏证券原总裁徐卫国。两人正说着，南方证券原总裁刘波也挤过来。置身这样的情景，阚治东百感交集——“如果把管金生、张国庆、陈浩武等人也关在这里，那么几乎可以开一次中国证券业开创者大会了。”

发生在2006年的这一幕似乎已渐渐淡去，但阚治东永远也不会忘记，因为南方证券失去自由的21天。

“我只觉得脑子嗡嗡响，血压上升到极限，我感到愤怒、感到屈辱，”阚治东回忆，“但奇怪的是，我不感到恐惧，因为我扪心自问之后依然认定自己是清白的”。

证券业，这个他为之倾心奋斗近20年的行业，却总是带给他厄运，他不理解，“这个为国家改革开放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行业到底怎么了？”

从第一家证券营业厅做起，阚治东领导的团队曾为中国证券发展史上创造了无数个第一：第一个股票指数、主承销第一只A股、发行第一张金融债券……

初期证券市场 无数第一

1988年，36岁的阚治东从日本进修归来正式进入证券行业，当时他担任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主管证券和投资业务。

在日本见识到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和普通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阚治东认为，中国的证券市场也必然会走到这一步，因而他坚定地选择了这一行走下去。

阚治东向腾讯财经讲述，当时尽管在上海、深圳多多少少有证券市场的影响，但是在人们的生活中间几乎没有人感受到它的存在，“因为毕竟市场比较弱小，就像静安证券业务部一样，挂牌交易的就是6只股票，而且每天的交易量没有多少，真正光顾的就是那几个客户。”

他所提及的静安证券业务部，即是全国最早成立并开办股票交易的证券业务部。虽然交易冷清，但海外媒体却认为这是中国进行金融改革的一个强烈信号，于是业务部成为“旅游景点”。阚治东说，证券交易业务量不大，接待任务却不轻，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好几批海内外的来访者。

就在这12平米的简陋营业部，阚治东领导的团队在那里培训了国内第一批证券从业人员，编制了第一个国内证券业务会计核算办法，推出了上海第一批上市公司，编制了国内第一个股票指数，发表了第一本股票年报。

“主要因为当时国内的证券业是一张白纸，随便涂上一笔，都是第一，”阚治东在书里写道。

险遇“327国债期货事件 ”

1989年底，随着中央决定开发上海浦东地区，并决定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开始热起来。此前，营业部为了拉客甚至动用了“买股票、奖房子”的策略，而随着股票交易逐渐升温，慢慢出现了涨停板都压不住的热潮。

90年代，阚治东担任申银证券的总裁，可谓盛极一时。与此同时，早期的资本市场也在不断地暴露一些问题，阚治东便见证了“327国债期货事件”的发生，他的好友尉文渊和管金生的命运也因此而戏剧性地改变，而阚则由于当天在香港出差得以幸免。

阚治东回忆，当天上午他在深圳参加中西药业公司的董事会，会后去香港办事，晚饭前阚回到深圳，并按约定与《中国证券报》的李树忠见面。“他见到我第一句话说上海三家证券公司全倒闭了，我说开什么玩笑，半天时间上海证券公司全倒闭了呢？”随后阚治东马上打电话给公司负责自营业务的同事，得知万国证券公司破产，而申银证券平安无事。

原来，那时的手机并不普及，也不像今天这样可以漫游，阚治东在香港的那段时间，公司无法联系上他，因而没敢断然做出买卖决定。

“327国债期货事件”中，很多人都把原因归结为万国证券的管金生头脑发热，无视持仓规定，大肆抛空“327国债”，但阚治东认为“实际情况可能没那么简单”。

在他看来，这是国债期货交易中多空双方的一场博弈，其中一张关键的牌即是财政部会否同意对“327国债”这一品种加息，这成为当时对国债期货交易价涨跌的预测。

用阚治东的话说，“327国债期货事件”不仅毁了管金生本人，还差点毁了万国证券公司，而且还断送了中国金融期货市场的发展前景——被宣布关闭的中国金融期货市场直到今年才恢复。

现在来看这一事件对如今股指期货事件的意义，阚治东感慨，“任何一个交易品种，当火热的时候，难免还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一些问题只是没暴露而已。我们今天看到纽约证券交易、日本东京证券已经成熟，但仍然有一些匪夷所思的问题，比如误报，甚至把买和卖搞错”。

沪深之争 为了一批人担当

“327国债期货事件”发生之后，申银万国合并，阚治东掌管两大巨头，成为上海证券界头号人物。但时隔不久，阚治东却因为“陆家嘴事件”被撤职。

“陆家嘴事件”可以说是阚治东在股市生涯所遭遇的第一个大挫折，但阚治东立马纠正：陆家嘴只是一个名义，就像当年老管（管金生）是以另外一个名义追究他的事。背后的原因是当年沪深两地竞争金融城市地位。

1996年，上海与深圳为了争夺中国证券市场的老大地位，亮出了各自的拳头，两地政府都动用了庞大资源哄抬股市。上海方面，申银万国自然义不容辞，参与炒作了上海本地股陆家嘴。

而《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成为阚治东人生的一个拐点，国务院派出调查组，沪深两地诸多金融机构遭到调查，最终阚治东因“负领导责任”，于1997年6月辞去申万所有职务，并被罚以5年市场禁入。

事实上，阚治东当年可以选择不站出来承担责任，毕竟事发时他人在加拿大，很多决策并非出自他口，但时至今日，阚治东对沪深之争中自己的选择并无悔意。“事情到了一定有人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不是我就是他，不是他就是另外一个他，必须要有人承担责任。如果我来承担就是我一个人来承担，如果其他人承担就是一批人来承担。”

他告诉腾讯财经，尽管上面有董事长，还有监事长、党委书记，严格意义他们是参与了决策，有的决策阚反而没有参与，“但我感觉自己的年龄还可以，当年是40多岁，董事长、监事长年龄比我大，如果让他们承担影响更大一些，所以当时还是由我来承担了。”

说这句话时，他似乎没有一点怨气。他说，既然选择了，就不会觉得冤屈。

险象环生的证券生涯

也许阚治东当时还有些委屈，但经历过此后的南方证券倒闭后，他或许才知道前方的路途愈加险恶。至少，“陆家嘴事件”中上海政府方面是善意的，而南方证券却是一种非善意的事件。

有人说他“在一条河里淹死两次”。但他坦承，当初进去南方证券的时候并没有想到那么多，只是“服从领导安排，并没有什么戒备心理，也没有什么防御。”

“既然我当时是深圳市委管的组织干部，人家市委组织部门反复委派，我有什么理由拒绝？而且明确告诉你是深圳市委市政府和中国证监会领导商议的结果。”就这样，阚治东没问具体情况，便接手了南方证券这个烂摊子，开始时领导放言称“会从资金、人才上进行支持，不会让你们孤军奋战”。

但这一切都没有兑现，不但没有兑现，而且是变本加厉，不但没有支持，南方证券还戴了一个“严管帽”，也就是证券行业里面的“坏孩子”——讲到这里，阚治东有些激动，他的语气里明显有了怨气，他说自己成了南方证券的“殉葬品”。

南方证券的水的确太深了，在南方证券的日子也是沉重的，阚治东在书中写道：“天天有事，天天如坐针毡，一会儿电话来了，说员工在闹事，一会儿又说讨债的把财务部封了，一会儿又说银行把资金掐断了……每天的报告一大堆，份份都是紧急。”

期间，阚治东多次请辞，但每次都被领导好言相劝。最后，他依然没能幸免21天的牢狱之灾，罪名是“操纵哈飞股票”的领导责任。这一次，他彻底丢掉了官帽子。

对于这莫须有的罪名，阚治东感到非常愤怒，他直言，“尽管我是最早从事股票交易，但是从来没炒过股票。”

在失去自由的21天里，阚治东每天都在思考：这个行业到底怎么了？

回归创投 再续前缘

2007年，阚治东再次站了起来，当一众证券业创始人相继出局、隐退，阚治东却以创投业为突破口，奇迹般地重新回到资本市场舞台。

他向腾讯财经表示，“陆家嘴事件和南方证券倒闭对我来说不完全是坏事，不走到这一步我不会下决心离开体制自己做。”

重回创投行业，昔日的证券猛人阚治东心里终于释然了。这当然与他当年参与筹备深创投的经历有关，但更多的却是这个行业本身的魅力。

他再也不用担心涉嫌操纵股价，再也不用“求爷爷告奶奶”，用他自己的话说，虽然很辛苦，但生活变得踏实了。

他告诉腾讯财经，自己做任何事不会求奶奶告爷爷，但在南方证券的时候做过很多。当时有200多份书面证明，在南方证券的材料，其中就是新领导汇报材料，天天写汇报，向市长汇报，向书记汇报，向证监会领导汇报。

在创投领域，阚治东坚持投资“差一步”企业，两年间，阚治东在上海、河北、安徽等地先后成立了一批创业投资公司，被业界称为“东方系”。在新能源领域，他的企业已经做得风声火热。

现在阚治东很忙碌，几乎每周都出差，奔波于全国各个城市，设基金，看项目，作演讲。如此打拼，他说并不是为了生计，也不是为了重新证明自己，而是为了在最困难时帮过自己的朋友，一圆同他一起创业的同事们“本土创业”的梦想。

资本市场下一个十年：世界级交易所

如今，创业初期的证券业那批“老人”已不多了，并不是这代人真的老了，不干了，而是行业的艰辛、路途的险恶使得不少人不敢再干下去了，还有不少人被迫离开了这个行业……阚治东在书中写道。

他骄傲地说，证券市场老一代人对证券市场是认真充满激情地在工作的，大家都是真实努力的，毫无利益可图，图点虚名倒有可能，“当时我们给自己定下了规矩——和员工薪资的差距不过几十块钱”。

“证券市场发展到今天来之不易，既有前面的一些事，也有证监会历来领导的努力结果”， 阚治东颇有感触的说，但对于如今的资本市场，他却认为，“我们今天两个交易所，就像小朋友搬凳子坐阿姨分苹果，我们的交易所不是一个开放公司。”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成为世界级的交易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我们应该有和经济地位相适应的资本市场。”他说，“但按照今天这样的走法，我自己看很难走到这一步，不温不火，缺乏一个新兴的市场应该有的激情。”

阚治东建议，首先交易所应该改变体制，按公司制方向发展，交易所的体制应该说最早有官办的，有民办的，但是后来应慢慢走到会员制，“今天的交易所像官办的不是官办的，像会员的不是会员的，就是说我们的交易所成了一个附属机构”。

其次，他认为中国的交易所不应该只有两个，而是应该发展更多，把一帮人调动起来，“当然也不能乱发，起码我们在东南西北有几个交易所，也不去规定他们的区域范围，应该给他自由竞争。竞争过程中间，我相信我们也会像日本一样，有的脱颖而出成为世界级的。”

他期待，中国的资本市场下一个十年一定要走到世界级的，比如说上海和深圳成为和纽约、东京、伦敦齐名的交易所，“我希望有一天打开财经新闻能看到上海、纽约、东京世界三大股市行情，这就是我们下一年十年年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