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天取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最早的访问学者

        在薛暮桥、孙冶方、马洪、蒋一苇、于光远等开创者之后的第二代改革经济学家有这样一些特征，他们受过所谓旧中国的初等和部分高等教育，有过童年和青年经历；是新中国第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育的大学生。一开始改革开放，他们中的一些人便开始认真学习现代经济学，成为了掌握两种语言的人，用两种思想和学术资源，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如今，他们大多已是年近80的耄耋老人。在这一生的多次转折中，1980年代初作为访问学者负笈英美，无疑是重大的。他们承载着转折的重任，十分珍惜，竭尽全力。

黄范章：首航顺利

   1982年3月30日，北京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举行学术报告，刚从美国归来的黄范章报告美国经济学研究动态。
　　两年前，外交部美大司韩叙司长曾向社科院五位第一批赴美的经济学家访问学者张磐、乌家培、黄范章、刘景彤、周天豹交待：必须回国，不许带爱人，不许拿学位。以至于他们后来到了美国被人问道：你们都是离了婚来美国找对象的吧。“他们不能想像，两年不回家”，黄范章讲起来是笑呵呵地，却带着无奈，“留下爱人做个人质。”行前去向北大恩师陈岱孙（1900－1997）辞行时，得知他将去哈佛，陈岱孙非常高兴，再三叮嘱，哈佛是学术殿堂，什么学派理论都有，要多学多吸收，回国后再根据中国实际进行分析、鉴别和取舍。要按时回国，首航顺利，以后便成为通途。
　　回国，成了一项任务。其实，对于黄范章们有些多余。他们憋了几十年的劲儿，终于迎来改革开放，一心一意要学有所成服务国家。
　　虽说黄范章幸运，也49岁了，不过这个机会好像就该是他的。英语和现代经济学始终是黄范章的爱好。1949年，他先考入江西南昌大学外文系，又于次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54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后，他就提出来想做世界经济研究。而当时的所长狄超白认为年轻人必须听从党安排，把他派去搞手工业改造。孙冶方调来任所长后说，没人懂西方经济学不行，他考虑黄范章的志愿，从1960年代初，让他从事当代西方经济学及西方经济学说史研究。
　　1978年，在陈岱孙领导下，黄范章参与发起和建立了“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他写的第一篇探讨改革的文章是《消费者权力初议》,发表在《经济管理》1979年第2期上，讲的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的“消费者主权”--竞争机制。自1949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正统，计划经济、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实践出现了问题后，有识之士一直在试图寻求更为丰富的思想和学术资源。此时，中国大地上能够接上现代经济学主流的人还在，陈岱孙便是一位，而他从哈佛学成博士归来，是半个世纪前的1927年。当年，陈岱孙因成绩优越，曾获奖一把金钥匙。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彻底废除市场经济的年代，他的同学钱伯仑和俄林，则在1950-1960年代分别以垄断竞争理论和现代外贸理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留名。哈佛，对于1949年以后受教育的中国人是遥远而陌生的。连黄范章对于老师陈岱孙的哈佛经历都知之甚少。在中国极“左”年代，那成了一段讳莫如深的历史。现在，终于重新开启通往哈佛的求学之路了。黄范章问陈岱老有什么事需要自己办，80岁的陈岱孙迟疑了一阵儿，说自己年纪很大了，不能再去哈佛。当年他住在“PerkinsHall”18号房间，如果方便的话到那里看看，拍个照片带回来更好。两年之后，陈岱老高兴地看着黄范章拍的照片，“外观没变”，他说得平静。然而，有谁能体味其中物是人非的沧桑。无巧不成书，后来黄范章介绍曾任尼克松总统经济顾问委主席的鲍尔·麦克拉肯到北京见陈岱孙，俩人惊喜地发现，他们在哈佛，前后相隔20年，竟同住PerkinsHall，18号房，各自描述的家俱摆设，竟丝毫未变。真是佳话！
　　黄范章进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和经济系学习，着重研究战后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此时，“供给学派”在美国兴起，黄范章及时向国内作了介绍。他写了《美国经济学与美国政党》（1981）；《供给学派与里根经济政策》（1982）；《美国宏观经济学在70年代的一些发展》（1982）。他说，“我在这里所学的，一辈子受用，日后关于改革的整个理论都与此相关。”而在观念上受到的冲击和震撼，则是随时随地发生着。
　　房东杰奎琳是位单身母亲，与前夫保持着友好往来；她大学毕业，却做超市售货员。当知道黄范章打算参观博物馆时，她建议他去国会看看，而且最好是在举行听证会时。
　　“警卫会让你进国会大厦？”黄范章脑海中闪现着人民大会堂前戒备森严的景象。
　　“whynot?Iamtaxpayer.”（“为什么不让？我是纳税人。”）
　　这是黄范章生平第一次亲耳听到有人自称“纳税人”。“她讲这话时那种坦荡豪迈的神情，至今历历在目。”二十多年后，黄范章体会到豪迈称“‘我是纳税人’就是国内几十年讲的‘当家作主’。我们靠宣传灌输，杰奎琳却是‘自我意识’。”
　　而另一次去监狱听课的经历，给了黄范章更大的震撼。听说托马斯在社区大学教书，还在一个监狱给犯人讲课，黄范章十分好奇。这天，他跟着托马斯及其学生走进了这家监狱。这是一间明亮的教室，陆陆续续地有年轻人进来，互打招呼，相邻而坐。未见囚犯，托马斯却已经开课了。随后的课堂讨论很热烈。比如说，在世界各国对于犯罪有没有共同界定？有人说有，杀人、抢劫、偷盗、强奸，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定为犯罪；有人说，有的国家有“重婚罪“，有的国家一夫多妻合法。发言者慷慨陈词。这时，一个小伙子的发言引起黄范章注意：“现在的法律是有钱人订的，所以我们容易触犯法律；一旦我们能进国会，制定法律，他们就会容易犯法。”原来，这就是一位囚犯。可是，他的神态语气，跟想像中的完全不同。黄范章在国内看到过，不要说“罪犯”，就是“文革”中的批斗对象也是“低头认罪”，畏畏缩缩，见人不敢平视。为什么？人的尊严和权利，是天赋的，还是被什么人赋予的？黄范章禁不住要探究。
　　“作为罪犯，他们被剥夺行动自由和政治权利，如选举和被选举权，但不应该剥夺受教育权，受教育权属于天赋人权。”托马斯解释说。
　　“那为什么你要带自已在外面大学里的学生入狱一同听你的课呢？”
　　“消除犯人心理障碍，让他们感到这是在课堂上课而不是在监狱。上课时可以不穿囚衣，不列队走，自由进入，和外来学生随意交谈，享有正常人的权利和尊重。”
　　弥足珍贵的一课。虽然当时的中国尚没有步入现代社会轨道，然而，它好似一颗颗种子，随着黄范章们漂洋过海。
　　1982年初归国的黄范章被委任经济所副所长，分管对外学术交流。这时的所长是刘国光，副所长还有董辅礽。黄范章的研究在三个领域展开：现代经济理论和政策、西方国家经济和中国经济改革。同年，他又应邀去瑞典做了三个月学术考察。他把瑞典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般形态来考察，写了一本《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与理论》，于1987年出版。1985年冬，黄范章接到了新调令，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担任中国执行董事。初来乍到，他体会了来自一个刚刚走出封闭的国家的尴尬。IMF需要各国报统计资料，比如财政预算、赤字，货币发行量，国际储备等等。显然，有些资料属于绝密，在国内的人都看不到，怎么可能告诉外国人。有人把这种要求看成是干预本国内政。“在制度的国际接轨之前，首先是观念的接轨。”黄范章对此深有体会。他说，必须理解为什么IMF需要这个资料。因为钱款来自纳税人，所以对于借款要有监控。后来，他从IMF又去了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此时的黄范章越来越成熟，融会贯通，他萌生了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思想，并进一步主张用基金所有制取代国有制。这一观点1989年发表后，被海外学者称之为“金融社会主义”(FinancialSocialism)或“基金社会主义”(FundSocialism)。
　　从1980年的首航，一而再，再而三，直到1988年落定，担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后来的宏观经济研究院）副主任，黄范章已是今非昔比了。1998年，他提出随着经济全球化，“风险”、“危机”也全球化了，一个国家单靠本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已不足以确保本国经济的稳定与发展，需要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国际合作”，金融监管国际化。这样的远见，是基于他的国际视野。在此金融危机时，得以证明。
　　黄范章是接了“地气”的人。他念念不忘中国老一辈为探索改革历尽的磨难。他说：“他们既要顶住政治摧残，更要克服历史加诸他们的思想局限性，多难呀！”“现在我们坐在沙发上讨论改革，当年老一辈是在政治刀尖上探讨改革。”一脉相承的是家国情怀。在改革三十年之际，他曾表达过这样的理想：“再过30年，中国将以有中国特色的“转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给世界经济学文库增添瑰丽的新篇章。”而他自己，则是这条路上一个辛勤的耕耘者。

乌家培：接轨世界

   上一次采访乌家培是八年前在他家。那里原先是钱钟书、杨绛先生家。置身其中自然联想这座房子里的人和事。这一次，是电话采访，77岁的乌家培正在泉州给博士生上课。他依然活跃地工作着，然而，眼疾害得他几乎失明了。这不由得让人感叹岁月无情！
　　“文革”后，第一个来访的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是在1979年，由计量经济学创始人克莱因率领。乌家培想不到，参加接待，为他与克莱因，与计量经济学建立起那样深远的连接和缘分。值得注意的是，克莱因一行甚至早于东欧国家的布鲁斯和奥塔·锡克来华。他是一个伟大的行动者，中美刚刚正常化，便以经济学家之身，搭建东西方桥梁，其意义远远超过他所主持的世界经济模型连接项目（LINK）。
　　1980年，对于克莱因和乌家培都是非凡的一年。克莱因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这个荣耀的夏天，他再来北京，举办计量经济学暑期讲习班，为中国培训第一批计量经济学人才。而乌家培，则作为社科院第一批访问学者，被马洪派往宾夕法尼亚大学克莱因教授门下。
　　无疑乌家培是幸运的，不过，这不是一个孤立的幸运，是一连串的幸运，其中凝聚着几位前辈的心血。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学家以阐述经典和政策为主，只有定性，没有定量分析。其实，有人不仅想到要开展定量研究，而且也有布署、有行动。1955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统计系的乌家培，既有红的背景，又有专的才能，被孙冶方点将，成为最早研究经济数学方法的人之一。1958年12月孙冶方在布拉格参加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学术协作会议后，顺道于1959年1-2月访问苏联。看到苏联同行在搞经济数学化，孙冶方也打算把它引进来，派乌家培、田光去苏联学习。为此，乌家培被送去中国科技大学了两年数学。就在护照、签证、置装，一切准备就续时，中苏关系破裂，未能成行。随后，孙冶方在经济所设立了经济数学方法研究小组，有乌家培、张守一和甘兆熙三人。“经济数学方法”的全称是“在经济研究和计划工作中应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他们首先做了一些翻译，像苏联湟姆钦诺夫院士的《经济数学方法和模型》（1982年出版），苏、波、匈、捷等国有关部门联系平衡表的一批论文，集成《投入产出法文集》；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模式、部门联系平衡表以及经济计量学的批判利用等。1965年，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找数学家华罗庚商讨建立经济学家和数学家联盟时，乌家培也在座。
　　经过暴风骤雨的“文革”，到了1979年，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交给乌家培一个任务，召开“开展数量经济研究，成立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会”座谈会。会后于光远拍板，定下了“数量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据说，这个叫法，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也曾用过。
　　1980年大年三十，乌家培等五位社科院第一批访问学者到了美国。虽然中美建交一年了，却未通航，他们绕道欧州。按照中美双方的外交对等原则，需要亮明身份时，这五位共产党员，只报了四位。当我好奇地问为什么时，乌家培只是说：“不能说五个。考虑到周天豹年轻，就瞒了他了。”
　　先进入的是克罗拉多州美国经济研究所。来美上大学的外国学生，先在这里学英语、数学、统计学等等。乌家培们学了半年英语之后，才分散到各个大学：张磐去MIT，刘景彤去匹兹堡，周天豹去斯坦福，黄范章去哈佛，乌家培则去宾夕法尼亚大学。
　　既是党员就要过组织生活。他们组成了临时党小组，怕被窃听，不在房间开会，到草地上过组织生活。五门英语课中，阅读、写作、语法是他们的强项，听、说是弱项。“因为文化差异，人家讲电影，咱连听都没听说过，更别提看了，怎么听得懂。”乌家培说。有人建议，住到美国人家里可以快速提高英语口语水平。小组长乌家培便去和校方交涉。就在他们要搬家时，管人事的一位老太太出差回来，坚决不同意他们搬走，又说不出理由。乌家培们警觉地意识到其中肯定有猫腻，联想到五个人的房间，分别在不同楼层的上下一条线位置。此时，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思维还在，不过，已经有了中国热。美国人非常想了解这个封闭了几十年的国家，尤其好奇“文化大革命”。每个周末都有人请他们去聊天。他们也看到了美国是一个多元的、万花筒的社会。“有的社会主义者比我们还要社会主义。”乌家培说。
　　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轮流主办晚会，命名为“日本之夜”，“中东之夜”。按理，应该有“中国之夜”。可是，乌家培、黄范章等都比较拘谨，发怵。而且，还有一位台湾同学，总不能分开搞台湾之夜和中国之夜啊。学校远离华盛顿中国大使馆，无法请示，他们跟台湾同学商量，咱们一起搞一个中国之夜，不谈政治，只介绍文化；不用中国歌曲，用广东乐曲，没有政治性，还可以跳舞。张磐是五人中职位和党龄最高的，他说，“出了事儿我负责”。其余四人都说：“不要你负责，我们五个人顶”。黄范章说：“我们凭着自己的党性去做”。举办中国之夜的消息一传出，就受到台湾侨民的热烈响应。他们做菜，拿来古董、旗袍，晚会搞到凌晨，非常成功。这是三十年前的两岸交流，他们回忆起来很骄傲。
　　1980年10月，得知自己所在的经济所所长许涤新带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来美，乌家培赶去威斯康辛大学参加他们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等经济学家的交流。乌家培印象很深：“中方报告有很多资料和观点，都是理论性、政策性和宣传性的规范研究，美方报告，几乎都是应用性、分析性、定量化的实证研究，有数字、公式、图表。这使我产生一种感受，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风格和方式如能相互取长补短，那有多好啊！”来自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一位朋友访问宾夕法尼亚大学计算中心时，看到成堆的打印纸，感慨地对乌家培说，“这我们学不起，哪儿有这么多纸啊！”80年代初的美国已经计算机化了，中国才是开始使用计算器的时代。
　　为庆祝克莱因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81年3月，各国经济学家代表在纽约联合国开LINK预测大会。乌家培记得清楚：“三月了，还下大雪，我住在联合国对面的PlazaHotel,第一次住这么豪华的宾馆。”会后，他和克氏及其夫人一起回费城。“在美国，是先生给夫人提东西。所以，克氏拿着夫人的东西，我则帮克氏拿东西。我怀里抱了一大本计算机打印出来的韩国宏观经济模型。”在电梯里，克莱因说：“这是第一个韩国模型，是个新生婴儿，好好保护。”此时，在世界经济模型连接项目中，只有斯坦福大学刘遵义做的一个小规模中国模型。克莱因希望有来自中国大陆学者的模型，连接到世界经济模型中。
　　乌家培在美国写了一本书《经济数量分析概论》。黄范章劝他别写，乌家培觉得回国就没时间了。福特基金会规定，最后三个月可以旅游。乌家培利用这个时机访问了14个科研单位、大学和企业的50多位著名学者，如阿罗、萨缪尔森教授等，写了一份《发展经济预测和政策分析》的调研报告。
　　1982年回国时，乌家培整50岁。他奉命筹备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该所是在经济所数量经济研究室、工经所管理现代化研究室以及技术经济研究所三个单位基础上成立的。他与董辅礽合作主持“六五时期的国力预测”，并主持“宏观经济模型及其应用研究”等重大项目，出版了《投入产出法在中国的应用》（1984年）、《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研究》（1986年）、《经济计量方法在中国的应用》1986年）、《宏观经济控制论》（1990年）等等。
　　赵紫阳任总理时，国务院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经济计划需要经济预测，经济管理需要现代化有强烈意识。他要求上送国务院的报告必须有数字和数量分析，否则一概退回。这是一种矫枉过正，矫的是以往拍脑袋、不讲科学、空洞无物的枉。于是，投入产出分析和经济预测方法普遍发展起来。这是一个突破性转变，重视数量，背离教条主义，摆脱只讲概念的时代。1982年10月，国家计委成立经济预测中心，五年后成立国家信息中心。乌家培先后担任中心总经济师、副主任。
　　1985年国务院领导批准中国参加克莱因的世界经济预测模型系统。乌家培、范木荣和郑绍廉领导有关单位开始研究用于LINK项目的中国模型。终于在1986年12月，中国宏观经济模型正式联结到世界经济模型系统中。如果说中国经济和世界的接轨直到21世纪才大体完成，而模拟的接轨则始于80年代。LINK创造了一个平台：连通中国和世界。
　　“改革”，有时被一些论者抽象、笼统和意识形态化。其实，改革和发展是彼此嵌入的，市场化意味着数量化。虽然过去的计划也是以数字体现的，但是，它们生成的方式完全不同。当人们拼凑改革图景时，数量化被挤到了视野之外。是80年代自上而下对于科学决策的要求，IT革命的悄然兴起，统计核算体系的完善，汇聚成推动中国数量经济学科发展的契机。乌家培在这时代潮流中，成为接轨的中心人物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克莱因在过去三十年间，来访中国超过50次。1992年，他受聘国家信息中心顾问。

赵人伟：实证之路

 “文革”结束后，经济学界的“拨乱反正”，以于光远发起的四次按劳分配会为标志，讨论要不要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还是无产阶级法权，它是不是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基础。改革实践也是从调动人的积极性，改善收入分配关系入手的。由此可见，收入分配问题，是关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问题。人们陷在既有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模式中，以经典著作为依据循环论战，耗费了很多精力。在这中间，有一个人，独辟蹊径，按照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进行实证研究，他所领导的收入分配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一问世，就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在中国和英美出版中英文版。课题的数据以Chips(ChinaHouseholdIncomeProjects)著称。他，就是曾任社科院经济所所长的赵人伟。
　　76岁的赵人伟回顾说：“从理论实证到经验实证，我走了二十多年。而第一步，是在英国走的。”
　　1982年1月，49岁的赵人伟去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作访问学者，缘于两年前孙冶方和布鲁斯的一个口头约定。那次，他陪布鲁斯去北京协和医院看望孙冶方。孙冶方和布鲁斯在病房中谈起改革的话题，他们发现，彼此的理念相近。兴奋之余，孙冶方指着赵人伟对布鲁斯说，“让他跟你去学吧”，布鲁斯一口答应。恰巧，后来英国学术院和中国社科院有一个交流项目，成全了赵人伟。
　　到了英国，他们发现，原定一年的访问太短。布鲁斯给社科院写信请求延长一年；院长雷蒙·卡尔帮他筹措到第二年经费，也给社科院外事局局长写信请求。然而，有人提出要审查经费来源，大费周折。赵人伟感慨，“一方面改革开放，一方面卡得还很紧。不要说搞研究了，连创造条件都很难。”
　　上午听课，下午研讨，晚上参加学术派对或自学。布鲁斯给赵人伟开了一个大书单。对于英文尚不过关的赵人伟，应付起来实在吃力。赵人伟说：“这把年纪学英语事倍功半。”说起学英语，顾准曾是赵人伟的老师。那是1972-1974年干校后期和返京初期的逍遥岁月，一同向顾准请教的还有：吴敬琏、周叔莲、张纯音、林青松、张曙光等。顾准从美国《经济评论》上选文章，让他们读译。这使赵人伟得以走近顾准，感知一个有伟大思想和情怀的人。有一次，顾准拿了一篇鲍尔丁所写《作为道德学的经济学》对赵人伟说：“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你要学英文和经济学，可以试着翻译。”赵人伟啃了几个星期也没翻出来。还有一次，赵人伟读英文版的《茵梦湖》，向顾准请救。顾准借过去看，还给赵人伟时说，自己流着眼泪看完这本书，“真是哀而不怨，哀而不怨啊！”直到老年的赵人伟才体谅出顾准当时的心境。1974年批林批孔，军宣队组织经济所一些人，审查加尔布雷斯的《中国之行》一书。赵人伟很乐意受邀参加，也是想趁机学点英语。直到出国前，他才正儿八经地在语言学院上了一个业余英语培训班，一周两次。
　　东西方教育体系之截然不同，给赵人伟印象极深：“我们的大学是记笔记、补笔记、背笔记、丢笔记。牛津是自由的教育，特别提倡思想碰撞，不仅同学科的碰撞，还有不同学科的碰撞。”接触各种思潮、观点，赵人伟的思想眼界大开。他的研究方向之一是比较经济学，思考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通过研究左中右三派，莫里斯·道布、兰格、哈耶克、米塞斯等人，从而有了国际眼光。反观国内正在进行的“计划与市场”的讨论，就感觉到那还停留在口号经济学的层次。
　　触发赵人伟感想的新鲜事很多。比如车和人的关系。走在路上，每个院子里开出来的汽车，都避让他；而在中国，是人让车。当初接待布鲁斯，社科院安排了专车，每天在北京饭店楼下接送。布鲁斯觉得待遇太高了，自己就是一名教授。在英国，连爵士也不配车，只有勋爵才有。牛津大学圣彼特学院院长凯恩克劳斯爵士，曾担任英国政府经济事务部长，是名副其实的“大官”。有一次他代表英国学术院在伦敦请大家吃饭，赵人伟也在座。到了晚上，已年过七十的凯恩克劳斯说：“对不起，我8点要走，不然搭不上晚上从伦敦回牛津的公共汽车了。”赵人伟说，“在用车方面，更见我们国家的官僚。”到学校上班，布鲁斯步行，他的学生林至人开宝马，赵人伟骑自行车。给教授打扫卫生的服务员也开车而来。“汽车不是身份的象征。大家是一种分工合作，互相尊重。”赵人伟由此引申：“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产阶级的壮大，市民社会的形成，是民主政治的物质基础。”
　　进入第二年，赵人伟的研究兴趣转移到收入分配问题。自大学毕业的20年里，赵人伟的工资基本未变，直到1977年，才涨了7块钱。1981年，赵人伟跟许涤新、宋则行、刘国光到英国访问，驻英大使柯华介绍情况说，英国的阶级结构和马克思写《资本论》时不一样了，是菱型结构，中间大，两头小。赵人伟感到很新鲜。到了英国，布鲁斯也对他说，“马克思讲，‘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却是全世界!’不过，现在英国的情况已经改变了。今天，英国的工人阶级搞革命失去的不见得是锁链，得到的也不见得是全世界。”赵人伟开始思考：这种情况的改变是不是马克思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成果呢？他看到很多留学生住在英国失业工人家里。他们虽然没有工资收入，靠房子出租和失业救济金，也能活下去。而据1981年世行第一次考察中国的报告，中国居民几乎没有财产收入：挣少量工资，有少量存款，得少量利息。赵人伟还考察过苏联红色无产者机床厂，工人磨洋工的情形与国内“大锅饭“十分相似。总之，这一幅幅社会图景在赵人伟的脑海中远远近近地叠映，他渴望获得一个清晰的以世界为背景的中国图景。
　　我问赵人伟，为什么当时选择收入分配问题，而不是诸如国企改革之类的热点问题。他说，“国企改革涉及政企关系，比较难啃”。而这个选择发生在牛津，则是因为他第一次尝到了、也第一次尝试着按照个人意志做出自由选择。“人，要有自由选择的空间，人的智慧和特长不知在哪里开花。牛津是尊重个人选择的。”在晚间，赵人伟经常参加HighTable,一边吃饭，一边交流。一顿晚饭要换几个地方，还要换相邻座位的人，就是为了和不同的人进行交流。他极欣赏牛津大学三十多个学院之间的充分沟通和横向联系。
　　在研究方法上，此时，最吸引赵人伟的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实证分析，他回答“是什么”，而非“应该是什么”。这对于从来都在接受诸如“共产主义理想应该是什么”这类规范命题的赵人伟像是发现了新大陆。1984年一回国，赵人伟便着手对工资和价格双冻结时代，不同代人之间分配不公问题进行开拓性研究。他提出两种不公平：一是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造成的城乡差距，还有“抽瘦补肥”的逆向再分配。二是，城市里的职务分配。论文发表在1985年《经济研究》上，获孙冶方经济学奖，并被国外杂志转载。赵人伟说，“这是我研究收入分配不公的起点。”
　　当看到西方经济学家批评科尔奈的实证研究是“实证非实证”时，赵人伟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只能称之为理论实证，有数据支撑的经验实证才是真正的实证。他决心走经验实证的路。终于，在1988年，赵人伟领导的社科院经济所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成立起来了。他们雄心勃勃，花了半年时间按照国际标准设计调查问卷，开始中国研究机构最大一次付费入户调查。样本包括28个省市的农村地区和10个省市的城镇地区，1万农户，9000城市户，每一户付30-40元。他们还首次发布了1988年的中国基尼系数0.382。然而，数据显示的收入差距远不如赵人伟亲眼所见来得震撼。
　　这是令赵人伟最痛心的。二十多年来，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既不公平，又没有效率。“原以为渐进改革会降低改革成本，事实证明，它也有使改革成本上升的风险”。还是“耿耿于怀”于公车使用，赵人伟常常以1998年公车使用货币化改革没有兑现为例，说明新财富进入旧体制的巨大代价。他们的研究还揭示了由于腐败、权钱交易所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从而提出对权力的监督制衡和政治体制改革。
　　赵人伟清醒自已的历史责任，即转型初期的探索任务；也深知自身的历史局限。他说，“我主持课题有一个理念，既要几代人联合作战，又要几代人连续作战，实行滚动式发展。新的问题，特别是复杂的分析技术，必须依靠年轻人去探索，老一代人只能做新一代人的梯子，而决不能做新一代人的拦路虎。”经济所老研究员、师从熊彼得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关淑庄曾对赵人伟说：“你们所受的经济学教育同我们所受的完全不同。你们的教育背景是两因素（指商品两因素），我们是两条线（指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人到中年才迎来自己的研究黄金时期，这个错后，使赵人伟付出了加倍的辛劳。他说，“创造性的年龄已经过去了，只是在最后二三十年，补了一点，补了二点，历史就是这样。不伤心，不后悔。” 

吴敬琏：夯实基础

　　对中国经济改革政策、学界和公众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大概非吴敬琏莫属。这不仅因为他的观点，政策建议，还因为他的价值取向，社会关怀和人格力量。
　　吴敬琏第一次出国是1978年去希腊参加经济学国际会议，颇有“洞中数日，世上千年”之感。听不懂国外经济学家的学术语言，这使他大受刺激。第二次出访是1979年6月，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去法国。多亏同行中有杨绛，见多识广，语言功力高强，令吴敬琏大喜：“杨先生是我们的骄傲！”在杨绛对吴学昭谈往事时讲到这中间的故事。
　　自从在干校和顾准结下忘年交，吴敬琏开始广泛阅读东西方经济、政治、思想史著作，对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作系统、认真的思索和探讨。二姐吴敬瑜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老师，干校在河南信阳明港，经济所的干校在信阳息县。敬琏给姐姐写信说行动受到限制，想利用这段时间把英文捡起来。敬瑜便给他寄短篇小说看。从干校回京后，吴敬琏一度着迷于装晶体管收音机，一直装到八个管，甚至买了元器件打算装电视机，还打了好多家俱。夫人周南有个朴素的想法，国家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终究是需要知识分子，需要学问的。她劝吴敬琏停止这些手艺活儿。吴敬琏以一颗思考的头脑著名，人们有所不知他还有一双干活的手。那时他每天拿着电烙铁，到吃饭时间也不停，夫人只好给他喂干馒头，常常噎着。终于，吴敬琏下决心全面学习补课了。他开始读英文版《罗马帝国衰亡史》，10卷本，每本500页，每天读50页，雷打不动。1978年秋，吴敬琏、董辅礽、荣敬本三人去二外补习了四个月英文。他还参加经济所经济数学补习班，请北师大数学系老师辅导微积分和线性代数。
　　“文革”结束时的吴敬琏已经有了一些思想积累和准备，很快就显露头角，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成为“拨乱反正”时期的“高产作家”。吴敬琏一家四口在北师大一间14平米的房子里已经住了10年。房间里有双人床，上下铺床，书桌，饭桌，书架、钢琴、柜子。家人上班上学时，吴敬琏在书桌上工作；晚上，孩子做作业，吴敬琏就把一个三合板的象棋盘铺在大床上，坐着小马扎，趴在床沿上写。
　　虽然已经很大程度地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但是思想方法和分析工具还是沿用几十年来传统政治经济学方法，对于清除“左”的思想后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没有清晰的概念。布鲁斯和奥塔×锡克的来华讲学，令吴敬琏辈如沐春风，感到他们确实比我们高明。追根寻源，是因为他们跟西方经济学界有更多接触，了解现代经济学。而国内经济学界被隔绝得太久。因此，出国学习的紧迫性愈发强了。
　　吴敬琏得到福特基金会项目去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是在1983年1月，这年他53岁。经历了最初的改革实践和计划与市场的争论，他带着很多问题而去：经济体制的功能是什么？衡量经济体制优劣的标准是什么？经济系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有效运转？选择或设计经济体制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吴敬琏在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与政策研究所（ISPS）做研究。主要合作者迈克·蒙蒂亚斯（J.M.Montias’s），是比较经济体制学的开山鼻祖式人物。早期的比较经济学处于“主义”阶段，只描述几种典型经济体制的性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很大程度是比较政治制度。是迈克·蒙蒂亚斯和197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普曼斯（TjallingCharlesKoopmans）最先提出了比较经济体制这门学问的基本框架。研究所里有来自各国的学者，有东欧的、韩国的、日本的。全世界的事情汇聚于此，流动着新思潮，信息爆炸。所里经常召开讨论会，比较东欧和西方体制的区别，改革办法的优劣。吴敬琏每次都参加，也介绍中国改革。他们把各国的经济体制类型作了细致的比较，好像色谱，一端是命令经济，另一端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间的状态千差万别。把中国放进去，就看得很清楚了。
　　原以为有很多时间做研究，但是，吴敬琏发现，当务之急是补修经济学。他从大学本科生的课听起，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一直到博士生的讨论课。英语不过关，听不太懂，加上理论经济学底子差，十分吃力。从基础补起可能是吴敬琏与其他访问学者特别是资深访问学者的不同之处。因为他有教授头衔，美国教授自然很看重，时常送书给他，之后，就打电话约他吃饭，讨论书的内容。他们哪里知道，要让英文并不过关的吴敬琏短时间内阅读和发表评论谈何容易。大约二十年后，当时耶鲁的一位研究生，已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系主任的白瑞×诺顿（BarryNaughton）跟吴敬琏女儿聊天时，被问到，当时知不知道吴敬琏教授从来没有受过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他说，没人往那方面想。在生活上吴敬琏只能简而又简。最常吃的是清水熬白菜。
　　美国人对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知之甚少，有人还以为中国人梳着长辫子，拉黄包车呢。一有机会，吴敬琏便宣传中国改革和社会进步。1983年初，国内“清除精神污染”的消息传到美国，许多中国留学生情绪波动，对祖国的前途感到迷茫。中国作家代表团访美来到耶鲁，吴祖光悄悄告诉吴敬琏，邓小平已经“叫停”了。吴敬琏和来自社科院哲学所的姚介厚应纽约总领事馆教育处邀请到东部的大学开座谈会，报告中国经济改革，反响很好。有MIT学理工的留学生，觉得从事科学技术工作有必要了解经济，选修了经济学课程，还组织起讨论会来。
　　吴敬琏交了很多朋友，特别是一批参加过“保钓运动”和祖国统一运动的台湾青年，彼此出身环境不同，追求民主自由和社会公正的基本方向一致。有的朋友，后来在经济学上颇有建树，成为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像钱颖一、拉迪（NicholasLardy）、肖凤霞、黄佩华等等。
　　1981年上台的里根总统采用新自由主义供给方面经济学家观点，用减税、解除管制等措施，激活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使美国经济摆脱七十年代以来的滞胀，呈现复苏景象。吴敬琏仔细观察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头脑里，萦绕着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
　　1984年6月吴敬琏出席在德国举办的比较经济学讨论会，做了一个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报告，提出区分“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的问题。所谓“行政性分权”是把中央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构；“经济性分权”是将过分集中于行政主管机关的决策权向企业分权。吴敬琏认为，在保持命令经济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实行分权，损害了计划经济的政令统一，结果是政出多门，整个经济陷于混乱。行政性分权也会造成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割据倾向。经过这样的分析，市场取向的改革就变成了惟一选择。7月份，吴敬琏在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所作的《1979－1983年中国经济概观》主题讲演中，再次讲到“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一位美国同行向他提出，前人已经对此作过讨论，称之为分权I、分权II。事后，吴敬琏找到六十年代有关中国的“分权”研究。而美国学者对于文献的掌握给吴敬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常对学生讲，写文章，要先看人家已经说过什么，理解现有的东西，然后你再提出新问题，使自己“站在巨人的肩上”。他对学界流行的那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己构筑一套“理论体系”的做法表示怀疑。
　　吴敬琏的头脑里已经获得了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这是建立在经济科学基础上的。在耶鲁度过了紧张而充实的一年半，他称之为“丰满”。1984年夏，他计划去夏威夷开会，经香港回国。可是长期劳累过度使他的舌头僵硬，转不动了，便直接回国了。老朋友周叔莲看到说，吴敬琏头发白了。不过，没几天，他就被马洪找去写《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意见书去了。那是他将所学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做出的第一个重要贡献。
　　第一趟美国之行，还是长期的，吴敬琏给家人带回来被女儿称之为“洋货”的东西有：飞机上发的果酱、刀叉、布拖鞋，旅馆发的肥皂、浴液、洗发精。最高级的是彩色胶卷。送人之后家里还剩下两卷。吴敬琏规定每人只能照两张。爱漂亮的大女儿晓莲想多照，还和父亲闹了别扭。不过，吴敬琏还是斥巨资买了一个大件—一台Digital牌计算机，送给他所在的经济所。当时规定公派研究人员每月拿450美元，福特基金会给的钱高于此，多余的交公。吴敬琏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就派了这个用场。可惜，直到他调离经济所去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时，也没见着所里将其开封。
　　吴敬琏一路飞快地走在时代前面，从坚定地主张市场取向改革到倡导法治的市场经济。说来，年过半百，才开始打基础，走上正轨。然而，他创造了大器晚成的人生。
　　吴敬琏一直说自己幸运，赶上了改革开放时代。他惋惜顾准、孙冶方过早地离去；惋惜薛暮桥年事已高，没有足够时间。他铭记着顾准的最后一次长谈。顾准说，“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为了抓住这样的机会，中国人必须有自己的理论思维。总有一天情况会发生变化。那时，要能拿得出东西来报效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