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战胜愚昧：面向新技术革命的对策研究

到了1983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是追随世界潮流，还是守旧，困在愚昧山中。两种理念、两条道路：改革领导集体，借他山之石，抢了一个制高点；保守势力借反对精神污染，拖住改革之舟。
　　今日国人用电脑、手机是天经地义，岂不知二十五年前，曾有一场席卷全国的科普运动为后来铺路。即使那时人均收入只有400元，文盲有2亿，还是有人夜郎自大，以陈旧的意识形态对世界作荒诞解读，仿佛“文革”期间，我们吃穿尚不饱暖，却口口声声要解救世界上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三分之二人口。时任上海市科协副主席的刘吉曾引用阿根廷总统庇隆夫人访华后说的话：不敢相信，一个绝大多数有选举权的人都不知道人类已经登上月球的民族，能把人类引向光明的未来。
　　冷战尚未结束，信息革命已经展开。1981年，旅美作家韩素音和翻译家董乐山分别向《读书》编辑部的朋友介绍1980年出版的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著作《第三次浪潮》。不久，书摘在《读书》连载；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也被介绍进来；新华社记者陆亨俊去美国采访写回一组关于信息革命的报告。所有这些也进入了中国领导的视野。
　　1983年10月9日，时任总理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发表长篇讲话《应当注意研究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我们的对策》，谈及奈斯比特《大趋势》：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从集中转向分散；从国家经济转向世界经济；谈及托夫勒所言：人类在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两次浪潮后，依靠全新技术、开发全新材料的第三次浪潮即将到来；谈及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不久前访问上海时说：“发展中国家可以跳过某些传统工业的发展阶段，直接采用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时任总理说，这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我们不能亦步亦趋，一切照人家走过的路从头走起。在一些领域，有可能跳过某些传统工业发展阶段，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接着，时任总理布署成立两个小组，国务院一个，上海市一个，研究世界新的技术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出对策。国务院小组，由国务院副秘书长、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国家计委副主任张寿、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鎔基、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负责。
　　胡耀邦赞赏他的讲话。他说，有的人以内行自居，对世界上的新鲜事物根本不放在眼里，某些人甚至把当代人类创造出来的新成果当作异端邪说，看成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是，那么经济战线广大干部教育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应当向愚昧作斗争，还是主要向什么所谓“自由化”作斗争呢？
　　此时中国的党政领导合作得天衣无缝，一个吹响新技术革命的号角；一个将其提到理论、观念层面，提到反愚昧的高度。
　　不能不说，这是有备而来。因为在时任总理讲话两天之后，10月11日，便是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不能搞精神污染的问题被提了出来。《红旗》杂志评论说：“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坚决地把清除精神污染的庄严任务担当起来”。又是一场大批判运动。在实际生活中，反精神污染被庸俗化和扩大化。因为燕妮的服装，《马克思传》被视作黄色书籍没收；留烫发和披肩发女士不准进单位；厂党委书记拿着剪刀站在门口，不许穿喇叭裤者进入，或者剪他的裤腿；《第三次浪潮》成为禁书……。
　　多么强烈的反差啊！世界和中国的反差，常识和愚昧的反差，进步和守旧的反差。
　　11月5日，北京月坛北街红塔礼堂，马洪主持召开动员大会。2000个座位，坐了1600多人。朱镕基传达时任总理讲话，大家的心被鼓动着。按照布署，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讨论会于11月24日开幕。除了领导小组，核心人物还有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社科院顾问宦乡，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宾，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员会副主任聂力。马洪在开幕讲话中宣布：“这次讨论将涉及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观点，这不能算精神污染。”言者毫无幽默感，可是换了时空，今天我们听来，却那么滑稽，好像是幽默。而一阵好笑略过，又何尝不是酸楚感。
　　高层对新技术革命的关注，使《第三次浪潮》赶印不及，一度成为凭部级介绍信才能买两册的内部供应书。三联书店累计印数达86万册，其他译本数百万册。书中最后一句“我们的使命注定是创造未来”激动人心。网通总裁田溯宁曾说自己在1983年第一次读《第三次浪潮》，激动得彻夜未眠。当年《读书》编辑王焱说：“其巨大影响不亚于一个世纪前的《天演论》。”相跟着，奈斯比特的《大趋势》也印了千万。二十余年过后，奈斯比特再访中国，来到南开大学，见五十多位教授人手一册各种版本的《大趋势》，有人站起来背诵精彩段落，感动得热泪盈眶。
　　1984年1月12-25日，朱镕基邀请十八个部门的总工程师和经济、技术专家集中研究《传统工业的技术革命》和《大力发展机械-电子技术》专题。进入3月，中组部、劳动人事部、国家科委、中国科协、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党工委联合举办中央党政机关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培训数万人次。各种读物和研究资料纷纷出版。3月24-30日，第二次对策会在京丰宾馆召开，270人参加讨论修改国务院和上海两个研究小组提出的世界新技术革命对策汇报提纲。共有七个方面：加速发展微电子和计算机产业，光纤通信技术，计算机信息系统，生物技术，材料与材料科学，机械电子技术，传统工业迎接新技术革命和上海市战略对策纲要。大会上，吴明瑜语重心长地说：“人生难得有几次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如果我们大家为今后二十年现代化建设做出一点贡献，我们的决策建议被采纳，我们是死而无撼！”
　　3月30日上午，时任总理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扩大会，各部委负责人在座，七十余人听取对策小组汇报。汇报的七个问题中有：新兴技术、新兴产业同传统产业的关系；跳跃阶段和缩短差距；改革问题等等。对策小组提出“有限目标，突出重点”而不是过去“全面赶超”的方针。4月，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实施对策方案。
　　多种结合汇聚成一个波澜壮阔的图画：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经济工作者相结合；中央决策集团、地方各级政府和专业部委相结合；老、中、青三代人相结合。相形之下，反精神污染势单力薄。一边是大型交响曲，一边是小组唱。比人多势众更厉害的是人心，人心所向。京丰宾馆会务组的张晓彬和一帮年轻人被日新月异的科学燃烧着，大家敞开了幻想：2049年10月1日，用DNA、克隆人再现1949年天安门场景……。
　　也有节外生枝的插曲。朱嘉明和黄江南在3月26日小组会上的发言被《世界经济导报》和《世界经济》杂志发表，并广泛转载。一位有心人，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吴健（1922-）将他们的论文收藏，寄给钱学森（1911-）。钱学森读罢回信说：
　　“朱嘉明同志和黄江南同志……不加分析的把外国流行的一套破烂货全部或大部接过来，作为他们的概念！……概念当然重要，但脱离实际的概念是唯心的东西，一点用处也没有！……你何不写文章批评？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历史唯物主义加以提炼才行……请您写文章，参加辩论。”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秦柳方（1906-2007）也在8月24日给邓力群写信：
　　“……有两位青年同志：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朱嘉明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黄江南提出了《论当代世界性的科学技术革命与我国的全球战略》一文，……在估计世界趋势时说：“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还将加强”，“全球性核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世界资本主义限于总危机的判断不准确，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协调性在加强”等。……这篇文章在两个报刊发表以后，已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一些影响，例如上海高等院校“有的学生提出，新的技术革命是否会导致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不断协调、融合，出现一个新世界”……
　　在信的末尾，他提醒邓力群“下月三日”，青年们将在浙江开莫干山会，而且他们是会议筹备者，“我建议：有关方面要重视对这次学术讨论会的领导”。亏得莫干山会没有什么闪失,原来还有这样一双盯着的眼睛。
　　“对策小组”的使命完成了，它被改为高技术发展咨询机构，对世界新技术革命动向和趋势进行经常性研究。
　　凡是经历过1983-1984年对策研究的人，异口同声：振奋！当时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的鲁志强回忆说：“它宛若一场全国性大科普运动，几乎成了认识世界、了解中国、发展科技的思想大解放。”没有科普怎么反对愚昧？对于时任总理提出的“机遇与挑战并存”，鲁志强说，“几十年了，还没有找到比这句更贴切传神的断语，以至今天用得太滥，不得不注意避开。”“作为一个政策研究课题，无论对决策和民众观念的影响，还是可操作性及实施结果，都是杰出而影响深远的，即使20多年后的今天评价也是‘少有出其右者’”。
　　在历史关头，朝野做出了选择：追随世界潮流。那是摧枯拉朽的力量！常识战胜愚昧。

附记：

        当我沉浸在浩瀚的会议简报、研究资料中，翻阅一本本印数巨大的著作时，耳边回响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