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姬鹏飞外交风采素描 

姬鹏飞，这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新华社讣讯语)，1910年2月2日出生于山西运城临猗东张村的一个中农家庭。他堪称集"医生、将军、外交家"于一身的出色人才，他是新中国外交界所有特命全权大使中寥寥几个最负盛名的医生出身的大使之一；在新中国历任外交部长中只有姬鹏飞和周恩来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副部长到部长他在外交部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工作了整整20年，他是新中国最初任命的10位将军大使之一，而且是最年轻的大使，年仅39岁。而他的外交经历与风采，是他风风雨雨、贡献非凡的90余载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与中美关系正常化最初进程，多次与美国国务卿"交锋"

姬鹏飞是从杭州奉调北上进入外交战线工作的。1949年暮春三月，正是江南草长莺飞之时，转战淮海横渡长江的姬鹏飞将军率部继续南下，直插人间天堂杭州。5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风卷残云之势解放杭州。当天，以王建安将军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的杭州警备司令部在秀丽的西子湖畔宣告成立。姬鹏飞就是杭州警备司令部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旋即，浙江省军区宣告成立，姬鹏飞又兼任省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姬鹏飞从杭州任上奉调入京。

姬鹏飞涉身外交界后，曾出访过亚、非、欧许多国家，参与了许多重大外事活动。20世纪70年代，姬鹏飞直接主持了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主要阶段的谈判。他还参与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初进程。1973年，姬鹏飞赴法国参加签署《关于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即《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这次重要会议最终导致了长达十数年的越南战争的最终结束。 

在尼克松访华的日子里，姬鹏飞多次与美国"对手"罗杰斯国务卿进行激烈的"交锋"。

在周恩来、乔冠华与尼克松谈判实质问题的同时，姬鹏飞外长也先后在北京、上海同罗杰斯国务卿共举行了五次会谈。中方有总理特别助理熊向晖等人参加，美方有助理国务卿格林等人参加。

罗杰斯首先提出要弄清关系正常化是什么意思？他认为就是改善关系，就是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改善关系。姬鹏飞则说，关系正常化是指建立外交关系。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可以改善关系，走向正常化。 

就在罗杰斯玩弄文字概念游戏的时候，美方自曝其丑，出了一个大洋相。众目睽睽，美方翻译弗里德曼（即傅立民）的上衣口袋里突然"蛐、蛐"一般叫了起来，这位后来出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助理国防部长的"中国通"顾不得斯文，急忙用手去按，可哪能一下子简单就按得住的？！

于是，大家停止了关于"关系正常化""概念"的讨论，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弗里德曼的上衣口袋，想知道里面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洋人自然出洋相，尤其是美国人，尽出洋相！果然不出所料，不多一会儿，詹金斯和格林的口袋里也响了起来。众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尤其显得十分尴尬。到底是国务院的"嘴巴"，齐格勒机灵地递给罗杰斯一张条子。罗杰斯当然是明白人，立即装模作样地说：拿出来吧，而且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表白了一番："这是同总统联系的小电话。"真是欲盖弥彰！实际上弗里德曼的上衣口袋里藏的是小型录音机，因为临时发生故障响了起来。原来双方商定会谈不录音，只记录。美方搞小动作，暗暗使用录音机，不料露了馅。

一场风波过后，会谈继续进行。接着，罗杰斯反复强调建立常设联系机构的必要性，建议互设贸易、旅游等办公处。姬鹏飞外长表示，台湾问题不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其他问题的解决就受影响。特别是蒋介石集团在美国还有代表的情况下，要我们派人去美国，就很为难。罗杰斯又表示可以在第三国使馆内设办公室，并强调建立电话联系也很必要。姬鹏飞外长留有余地，未将门关死，表示可以再考虑考虑，看看能否找到什么办法。 

在会谈中，罗杰斯还提出，增进往来是最迫切的问题。他认为可以在文化、体育、医学等方面进行人员交流，并具体建议互派杂技、篮球、田径、体操、游泳、医生等团、队访问。姬鹏飞外长表示，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前，这种交流只能通过民间机构，双方政府给予协助和方便。在胡宗南部队做过多年情报工作的熊向晖曾先后留学美国密执安大学、威斯特恩·里塞夫大学，他有意无意地问罗杰斯：美国还要不要让入境的人按手印。"我们去问问。"罗杰斯新官上任，国务卿这把交椅还没有坐热，当然不太了解熟悉内情，他倒还厚道，马上派人到另外房间打电话询问，后回来答复说，"这个规定已取消了。中国访美人员不需要按手印。"

接下来，罗杰斯又摆出架子声称：中美开展贸易的经济意义不大，可有可无。美方并不急于同中国开展贸易，如果中国觉得有利，可以搞一点。姬鹏飞外长不紧不慢地明确指出，贸易是美方上次提出的，我们的政策是平等互利、互通有无。中美贸易可以不搞，问题是许多美国商人向中国外贸部门提出了做生意的要求。 

熊向晖立即报告了正在与基辛格会谈的周恩来。周恩来闻讯不动声色，旁敲侧击地问基辛格说："你们说要搞贸易，而你们的国务卿却不感兴趣啊。"基辛格一听十分不快，毫不客气到尼克松那里"告"了罗杰斯一"状"。

基辛格这一"状"告准了。在第二天的会议上，罗杰斯的口气立刻软了下来。他口中呐呐解释说：关于中美贸易问题，昨天我所说的话可能引起了误会。现在我愿加以澄清。罗杰斯说，美国对于开展美中贸易是有兴趣的，如果中国也有兴趣的话，对愿意同中国做生意的商人，美国将给予便利。以后姬鹏飞外长进一步说明中美关系的历史背景和中方的原则立场。罗杰斯也谈了美方的立场和愿望。但是他一边侈谈美国没有制造"两个中国"的意图，而另一方面又公然重弹老调，鼓噪什么大陆与台湾是两个"实体"。对此，姬鹏飞外长再次严正重申了中方的一贯立场，有力地批驳了罗杰斯谬论。会谈快要结束时，罗杰斯突然心血来潮地向姬鹏飞提出，他和姬外长应积极参与公报起草工作，并进行"监督"，云云。说到这里，罗杰斯愤愤不平地振振有词："政策是要我们执行的。"尼克松一向"宠信"基辛格而冷遇罗杰斯。姬鹏飞一听就明白，这是罗杰斯一种无奈的"撒娇"罢了。姬鹏飞部长客气地向"对手"表示"等乔冠华副部长和基辛格博士搞出一个草稿来再说"。姬鹏飞也知有意见的也不是罗杰斯一人。助理国务卿格林刚才在会谈休息时就含蓄地向姬鹏飞表示过不满："你们似乎认为只是总统愿意改善中美关系，而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不愿改善中美关系，其实美国国务院也是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看来尼克松是不让国务院的人参加实质会谈，而国务院的人对此很有意见。

周恩来得知罗杰斯想要参加起草公报工作的汇报后，在同尼克松会谈时特别指出：有一个问题要向总统说一下，你们国务卿要参加公报的会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们已说定了，双方已分别指定乔冠华和基辛格博士负责此事，当时国务卿没有说话呀。尼克松解释说，我想这事可能有点误解，可能罗杰斯对公报有些想法，他认为可以同你们外长谈谈这些想法。我们指定基辛格谈公报，你们指定乔冠华谈公报，现在还是这样。一场风波就这样又平息了…… 

直接主持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主要阶段谈判，圆满顺利促成建交

1972年9月25日至9月30日,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周恩来总理邀请访问中国。1972年9月25日，周恩来总理与日本的田中首相举行会谈。

关于中日间何时结束战争状态，由于涉及日台和约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更涉及谁是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的问题，因而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一个引发双方激烈争论的分歧点。 

周总理在会谈中明确指出：不能完全同意大平外相所提出的在共同声明中首先表明两国政府确认战争状态结束的事实的提案。如果自旧金山和约以后中日之间不存在战争状态，中国作为当事者就被排除在外了。周提议：把这一问题委托给双方的外长，研究一个中日双方都同意的表述方式再发表。日方对此并无异议。于是双方在外长会谈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多次的协商。

1972年9月26日，两国外长姬鹏飞与大平正芳正式会谈。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宣读了就中日共同声明而提出的日方方案，表示日本与中国一样，都把战争状态的结束问题作为共同声明的第一项，但在两国政府确认战争状态结束的形式和时间这两点上，日方与中方有不同的看法。由于这两点日方认为极其重要，因此希望借此机会说明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场，并求得中方的理解。日方承认关于战争状态结束问题的意见分歧，是由于日中双方对于日台和约的立场不一致而产生。中方的一贯立场是，不受日台之间所订立的任何条约的约束，日方对此非常理解，日本政府并不想要求中国政府改变这一立场。但是，如果日本政府采取使基于自主意志缔结的条约无效的立场，就不是负责任的政府，也不可能得到日本国民的支持。因此日方不能同意以日台和约一开始就无效为前提。接着，高岛提出了日方的方案基本上与前述古井所转达的方案一致。日方认为，没有必要拘泥于至今为止双方对于日中关系的法律认识的不同立场，提出在今后关于日中两国间全面和平关系存在的意义上，不明确表示战争状态结束的时间，只确认战争状态结束的事实。日方仍然坚持其关于中日间结束战争状态问题的表述，也就是说，坚持认为日台和约的签定已经在法律意义上结束了日中之间的战争状态，坚持日台和约的合法性。这显然是中方绝对不能接受的。

姬鹏飞在外长会谈中指出：关于两国之间战争状态结束的问题，像日方那样的表述大概有问题。中国人民不能接受，中方也不能同意，因为不符合历史事实。因此，双方都有必要开动脑筋，进行充分的对话……中方准备的草案，是考虑到日方的想法而做成的。但关于战争状态的第一项，是按照中方原来的写法。日方的困难，是关于日台条约的处理能否使国会接受，但日方的方案中国人民也不能接受。必须让中国人民清楚地了解战争状态是什么时候结束的。请日方仔细研究中方的方案。

从会谈情况看，双方只是把各自的草案转交对方，对实质性问题尚未深入讨论，只是各自阐明一贯立场。但中方明确表示不能接受日方的方案，双方的立场差距很大。

1972年9月25日，日本国内阁总理田中角荣应邀访华，上午抵达北京。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周建军人、姬鹏飞等到机场迎接田中一行

在1972年9月26日下午的第二次外长会谈上，日方就战争状态结束问题提出了作为认真考虑结果的两项修正案。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此宣布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结束。大平外相对此解释说：该方案的特点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主语，像这样战胜国一方宣布战争状态结束的事例，联合国与德国在结束战争状态之际曾经采用过。其二，日本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日本与中国之间今后将形成全面的和平关系。大平接着做出说明：第二方案没有明确战争状态何时结束，是因为中日双方立场不一致，所以考虑以面向未来的态度加以处理。 

姬鹏飞指出：关于战争状态结束问题，今天接到了日方提出的两个方案。作为中方，极为重视战争状态结束的时间问题。而且是无论如何必须解决的问题，本声明公布之日起战争状态结束的时间问题是重要的。比如，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从那时起开始生效。中方还是坚持要求日方必须明确战争状态何时结束，从这一立场看，似乎倾向于日方的第一方案，但也未明确表示接受日方的第一方案，只是表示：关于战争状态结束问题，将在日方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这恐怕是因为，按照中国外交决策高度集中的体制和程序，是否接受日方的文件草案，需要毛、周一级的最高决策者做出决断。事实上，姬鹏飞也确实与周总理就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9月27日，中日双方谈判人员在北京一同游览了长城。

第三次外长会谈于当晚10点10分开始，直到第二天凌晨零时30分才结束，谈判的紧张程度和艰难可想而知。难怪日方也在有关第三次外长会谈的外务省档案上标注了是最终会谈、最为重要的内容的字样。

在第三次外长会谈中，双方就有关战争状态结束问题的文字表述进行了细致周密的谈判。中方提出在共同声明的前言中写入战争状态结束的字样。即在前言的第一段两国人民迄今为止存在的不自然的状态一句之后，把战争状态结束、中日国交正常化、两国人民愿望的实现这三句话以名词的形式插入，从而形成两国人民迄今为止存在的不自然的状态……战争状态结束、中日国交正常化、两国人民愿望的实现，在中日两国关系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这样的表述。姬鹏飞解释说：采用上述表述方法，可以不受关于战争状态结束时间的限制，为中日双方都留有做出各种不同解释的余地。但在正文里仍写入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极不正常的状态结束的字句。这是中方本着顾全大局的原则，为解决日方感到为难的法律和批准手续上的问题而做出的让步。

但是由于中日双方在语言上的不同理解，日方又产生了新的疑问。大平问道：极不正常的状态结束的意思，是不是说在极不正常状态结束后，仍然继续着某种不正常的状态呢？

姬鹏飞立即回答说：不是。是不正常的状态完全没有了的意思。

但大平认为：如果按照日本语的语感解释，极不正常的状态结束的意思是极不正常的状态结束以后，仍然持续着某种程度的不正常状态。因此，是否把极不正常的状态改为一切的、或全部的不正常状态更好一点？

姬鹏飞表示：中国语的极只是用于修饰不正常，从中国语的语感来说，就是全部的不正常状态结束的意思。但大平仍坚持日本语的语感，希望进行字面修改。姬鹏飞没有继续解释下去，而是表示将对日方的提法进行考虑和研究。因此，在第三次外长会谈上，这一问题仍未能得到圆满的、最终的解决，但双方就这一问题进行的商谈已经从对于战争状态的表述转入对于修饰状态一词之定语的斟酌。从具有政治性、原则性的战争状态何时结束问题转入技术性的条文词句问题，这表明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差距已经缩小到接近于达成协议的程度了。

1972年9月27日下午4至6点，中日两国总理的第三次会谈。双方在信任的基础上进行会谈，共同努力促成意见接近一致。 

最后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对战争状态结束问题的表述分成两个部分：前言部分的是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正文部分是：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由此可以看出，前言部分的表述基本上是中方的提法，正文部分的表述没有使用战争状态的措辞，使用的是不正常状态的提法，显然是对日方的照顾，但这一状态的结束时间则使用了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的措辞，又是中方所坚持的。

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两国领导人从大局出发，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求大同、存小异，合作、对话与协商的结果，它不仅有力地推进了中日两国官方关系的正式建立，也为日后中日两国通过对话合作来消除分歧、增加信任，审慎地处理双边关系，开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1972年9月27日晚20点30分左右，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和二阶堂进在周恩来的带领下来到毛泽东中南海书房，外交部长姬鹏飞陪同会见。

毛泽东一边与田中角荣等日本贵宾握手，一边幽默地说："架已经吵完了吧？不打不成交嘛！"

田中角荣首次领略毛泽东的风趣，他惊叹中国领袖把重大的政治事件转换为轻松的话题。

这场谈话，自始至终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着……

田中角荣接着说："吵是吵了一些，但是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毛泽东笑一笑说："吵出结果来就不吵了嘛！"

周恩来在一旁也补充一句："两位外长很努力。"

田中角荣说："是的，两国外长很努力。"

毛泽东双眼看向大平正芳说："你把他(指姬鹏飞)打败了吧？"

在座的各位情不自禁地被毛泽东的诙谐话语逗笑了。

大平正芳如实道来："没有。我们是平等的。"

周恩来以拉家常的口吻插话说："他们俩正好同岁。"

毛泽东指着姬鹏飞笑言："噢。此人是周朝人，是文王的后代。"

周恩来打趣道："周文王姓姬，姓他(指姬鹏飞)的姓，不姓我的姓。"

毛泽东话锋又一转，说："他(指姬鹏飞)是个医生。是外科还是内科？"

姬鹏飞应答道："是内科。"

毛泽东面对田中角荣和蔼而风趣地说："你有病，请他去治。"

大家闻言，又是一阵舒心的开怀大笑。

友好出访朝鲜，进一步增进了两国友谊

1972年12月22日至25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率中国代表团一行友好访问朝鲜。

12月23日下午，平壤市各界在平壤大剧场举行盛大群众集会，热烈欢迎应邀到朝鲜进行友好访问的姬鹏飞外长及其随行人员。

主席台正中竖立着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首相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像两旁悬挂着中朝两国国旗。平壤市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姜希源在会上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他首先以朝鲜人民和平壤市民的名义，热烈欢迎姬鹏飞外长及其一行。他指出，兄弟的中国人民在自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和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朝鲜人民必将用全民族团结起来的力量粉碎一切外来势力的侵略和干涉活动，实现祖国的自主和平统一。"他强调指出："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团结是由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加强和发展的，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

姬鹏飞外长也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首先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名义，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和兄弟的朝鲜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姬鹏飞说："今天，经过反帝革命斗争严峻考验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高举着反帝革命的旗帜，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巍然屹立在东方反帝前哨，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革命堡垒，正在为世界反帝革命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积极开展国际活动，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和贸易、文化来往。朝鲜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这是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对外政策的巨大胜利。"

姬鹏飞外长在讲话中热烈赞扬朝鲜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的辉煌成果。他说："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首相同志指出：'朝鲜问题必须在没有任何外来势力干涉的情况下，用民族自决的原则，依靠朝鲜人自己解决。'朝鲜北方和南方通过会谈取得的成果，令人信服地表明，朝鲜北方和南方在没有外力干涉的情况下进行直接的会谈，就能够在促进祖国统一方面取得进展。现在，朝鲜人民自己已经开辟了谋求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道路，美帝国主义干涉朝鲜内部事务的一切借口都是站不住脚的。美国应当把它驻在南朝鲜的军队全部撤走，所谓'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必须解散。……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坚决支持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实现自主和平统一祖国而采取的严正立场。我们深信，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必将实现，全朝鲜的骨肉同胞一定会重新团聚，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姬鹏飞最后说："中国同朝鲜，是唇齿相依、休戚相关的邻邦。中国人民同朝鲜人民，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在反对帝国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的斗争中，我们一贯相互支持，互相鼓舞，紧密合作，并肩战斗。我们的战斗友谊和兄弟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是用鲜血凝成的，是经得起考验的，牢不可破的。"

姬鹏飞的讲话，一再受到全场的热烈鼓掌欢迎。

会上，双方互赠锦旗。姜希源委员长代表平壤市人民赠送的锦旗上写着："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团结万岁！"

姬鹏飞外长赠送给平壤市人民的锦旗上写着："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双方赠送锦旗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

大会在雄伟的《国际歌》乐曲声中结束。会后，朝鲜艺术家演出了朝鲜革命歌剧《卖花姑娘》。

以多年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荣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5年7月1日，在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互换批准书生效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刚刚担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兼）的姬鹏飞以其多年丰富的外交实践和经验，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

早在处理中英谈判问题中，姬鹏飞就坚持了高度原则性和高度灵活性相结合的方针。由于英方在开始谈判中，只强调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拒绝谈主权问题，不断制造种种困难，前后经过五次磋商，历时4个月，但毫无结果。后来，撒切尔夫人致函中国总理，希望中方同意尽快举行正式会谈。她向中方保证，只要双方能就香港的行政管理安排达成能为中国政府、英国议会和香港居民接受的安排，她就准备向议会建议使整个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中方复函表示同意，开始举行正式会谈。但在紧接着进行的关于会谈议程问题的磋商中，双方未能取得一致意见。1983年6月，国务委员、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姬鹏飞召集了一次研究中英谈判工作的会议。他在会议上发表了精辟的意见："从解决香港问题的全盘部署考虑。以早日开始谈判较好。争取在议程上再经过一两个回合的磋商，大体得到解决，即转入正式会谈而不久拖。在议程问题上，原则上我们仍坚持香港主权移交的方式是议程的主要内容，但在表述上可照顾英方的接受程度。"他的这番话，既体现了原则性，也体现了灵活性。遵照他的意见，不久我方即同英方就议程问题达成了协议，并开始正式会谈。

兼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后的五个春秋冬夏，姬鹏飞为基本法的起草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曾三次亲赴香港，与各个方面人士恳谈，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宣传解释工作，使"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逐步为广大港人所接受和认同。邓小平在1990年2月12日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时特别指出："你们经过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著作，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姬鹏飞在多年的外交工作中，在周恩来、陈毅两任外交部长的直接领导下努力工作，他对周恩来总理充满着深深的敬意和爱戴之情。姬鹏飞说："在我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周总理对我影响、教育最深，他超人的智慧与才华，豁达的外交风度，高超的外交艺术，使外交工作的原则性与灵活性达到了完美的统一。在建国之初的短短几年中，就为新中国结交了广泛的朋友，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扬。在周恩来总理去世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他对中国所有重大的外交的决策和实践都起了关键性作用。"1989年3月，在周恩来91周年诞辰前夕，外交部主办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讨会。应邀与会的姬鹏飞满怀深情地说："回忆在敬爱的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的20个春秋，他那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对工作的严肃认真，对克服困难坚韧不拔的精神，对干部的教育、爱护和严格要求，历历在目，风范长存。他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代楷模，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2月10日，当纷纷扬扬的瑞雪迎来龙年之春的时候，姬鹏飞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