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浦东20年发展报告

简要内容：在全部334条新闻中，38条来自《华尔街日报》远东版，32条来自《澳洲日报》，27条来自《纽约时报》，这三家媒体的报道数量位列外媒浦东报道前三位。1990年浦东户籍人口133.94万，占全上海总户籍人口的10.44%；2008年，浦东已拥有户籍人口194.29万，占上海总户籍人口13.97%。 

“一方面，这说明浦东金融中心的建设已经形成了很好的集聚效应，具有很大潜力；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法制、人才等原因，可能它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体系和特色。”

20年前的浦东，还是一片沉寂于长江口西南的田园乡野。两周以后，世博会将在这里盛大启幕。

4月18日，浦东开发迎来20岁生日。

去年，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战略定位被明确。陆家嘴的金融城地位稳固；随后，浦东新区将南汇区并入，面积从532平方公里扩展至1210平方公里，带来了大量土地资源，并直接服务于航运中心。

有人说，浦东将是上海未来发展的唯一变量。

外媒印象

“走下飞机，你可以从远郊的浦东机场搭乘世界上最快的列车，来一趟时速250英里的8分钟巅峰之旅。”---《今日美国》，2006年4月26日

“1990年，与旧上海隔江而望的浦东商业区还是一片沼泽。而如今，它已成为一个摩天大楼耸立、面积甚至大过老上海的中心城。”“中国的银行业中心，中国的股票市场加速器---在上海，在浦东，你甚至可以感觉到银子在街道中流淌。”---《澳洲日报》，2004年5月15日

1990年7月1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中国告诉世界：我们还在“场”上》的文章，这是目前能够找到的国外媒体中第一篇写有“浦东”(Pudong)二字的报道。也就是在那一年4月，中国政府宣布开放浦东。

作为《华尔街日报》驻中国通讯员，1981年到1988年之间，冯强曾多次到上海采访。80年代末，站在浦东的农田和厂房里，他认为这里完全不能和当时的虹桥、徐汇相提并论。20多年后，再说起浦东，这位《南华早报》前任副总编辑首先想到的是纽约，“从外滩隔江而望，就像是站在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像脚下，远眺华尔街。”

对60家外国媒体含有“Pudong”字样的334篇报道的数据分析显示，冯强的想法代表着几乎所有外国媒体对浦东的印象和变化。

通过在EBSCO-Newspaper Source数据库(即“报刊资源库”)搜索框中输入“Pudong(浦东)”字样，本文对该数据库收录报道中含有“Pudong”的所有文章(截至2010年3月28日)进行内容分析。

1990年1篇报道，1993年1篇报道，1995年2篇报道??2009年29篇报道。1990年浦东开放以后，外媒报道数量明显增多。而这些报道来自美洲、欧洲、亚洲、大洋洲的10个国家的60家媒体。

在全部334条新闻中，38条来自《华尔街日报》远东版，32条来自《澳洲日报》，27条来自《纽约时报》，这三家媒体的报道数量位列外媒浦东报道前三位。

东方明珠曾是外国媒体眼中浦东的新地标。但随后，金茂大厦、磁悬浮、迪士尼成为温度更高的热词。

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汹涌而来时，浦东却建起成群的摩天大楼。1997年8月，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破土动工；2年后，金茂大厦落成。从此，“金茂大厦”成为外国媒体眼中浦东的新地标。

“在一条单轨铁路上，你可以感受到中国最刺激的旅程。看似火车，却没有司机，没有发动机，没有车轮。这就是连接上海陆家嘴金融中心与浦东国际机场的长达30公里的磁悬浮列车轨道。”2008年8月，来自英国、澳大利亚的4家媒体不约而同地报道了这次“上海甚至是人类交通史上奇迹”的事件。而从磁悬浮建成到今天，许多外国媒体在报道时都使用了“magic”(奇迹)一词---从郊区的荒芜到达市中心的繁华，只需要7分钟。

“但是有一点值得关注：目前很少有专门针对浦东的报道，现在与浦东有关的新闻大多是针对总部设立在浦东的金融机构或者跨国公司。”英国《金融时报》研究经理孙昱说。

在334篇关于浦东的报道中，直接阐述浦东区域发展的文章不足15%，而近70%的报道都是因为其报道的事件发生在浦东或对象机构设立在浦东。

“一方面，这说明浦东金融中心的建设已经形成了很好的集聚效应，具有很大潜力；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法制、人才等原因，可能它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体系和特色。”孙昱说。

主流描述

依据报刊发行量，本调查选取《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三份报纸为研究对象，随机抽取其1990年1月1日至2010年3月31日所有标题含“浦东”的862篇报道，综合分析报道标题与内容中的关键词，以窥国内主流媒体所呈现出的浦东的成长与足迹。

在20年新闻报道含有“浦东”的句子中，本调查选出2040个关键词。其中出现次数位居首位的是“开发”，出现284次，使用率达到15%，与此意义相同的还有居于第二位的“开发开放”和位居第八的“开放”。

从词义来看，“开发”、“开发开放”、“开放”三个词均反映外界作用于浦东的动作，代表的是一种从上到下、从中央到上海一脉相承的精神。

2040个关键词中，形容词类频次位于前五的有：“高起点”、“现代化”、“外向型”、“多功能”、“瞩目”，这五个词占到本类词汇总数的近一半。“高起点”是邓小平在浦东开发初期就提出的。

2040个关键词中，抽象性名词频次位居前四的依次为：规划、政策、环境、改革。它们占到此类词汇的48.2%，恰好代表了浦东开发开放各个历程中的发展重点。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前副市长、浦东新区第一届管委会主任赵启正曾谈到浦东开发的思路：有人说金融先行、基础设施先行、高科技先行，这在产业上是不错的。但是在整体开发上，一定是规划与法制先行。

“政策”这一关键词的出现全部集中于1990~2000年间，贯穿于整个浦东开发开放的前10年。在宣布开发不到两周，上海市政府就宣布了10项优惠政策和措施；5个月后，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上海市政府又宣布了开发、开放浦东新区的9项具体政策规定。

优惠政策与中央表态被赵启正形容为“纸和木柴”：浦东开发的煤炉在开始点燃的时候，需要拿“纸和木柴”把煤球点着。

“环境”主要是指投资环境，具体对应于浦东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与高频名词中的“机场”、“设施”、“南浦大桥”等相对应。

“改革”可以说是浦东的生命线。事实上浦东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步伐已逐渐放缓。据新华网2005年6月消息：进入新世纪，浦东面临着两方面挑战。一方面，土地资源日益稀缺、电力等能源供应日趋紧张、商务成本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随着全国各地先后进入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的新阶段，浦东先发优势已经不再明显。此时综合配套改革在浦东新区率先试点。

2009年5月，南汇并入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区域扩充了一倍。同时，迪士尼落户与2010世博会进一步拉近了浦东与世界的距离。从2009年起，浦东步入了一个需要深化改革的时期，处理得好，浦东可望跳脱出原先的制度惯性。

速度

2010年初以海宝蓝为基色的轨道交通13号线一期上线，这是一条世博专用过江通道，也是连接浦江两岸的第六条轨道交通。而23年前，由于交通不便且气候恶劣，黄浦江东岸的陆家嘴轮渡站曾发生过一次16人死亡、70多人受伤的严重踩踏事故。

如今，浦东新区区域内越江通道已有南浦、杨浦、徐浦、卢浦大桥，以及打浦路、延安东路、大连路、复兴东路、翔殷路、外环隧道等13条过江隧道，2010年底，黄浦江上将建成20多条越江通道，拥有越江隧道数量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

但目前浦东道路交通压力仍然巨大，主干道流量普遍超出设计最大流量的30%。道路结构不合理，重新建、轻改造，交通信号设施投入滞后等新旧矛盾产生的负面影响迅速暴露出来。浦东依旧面临着如何承载迅猛发展势头的严峻考验。

高度

2010年3月28日深夜，陆家嘴金融中心区，上海中心6万方混凝土底板浇注完成。4年之后，在这块直径121米、厚达6米的圆形钢筋混凝土平台上，将站立起中国未来第一高楼，632米的上海中心。20年前，这里最高的建筑还只是一幢8层24米的消防望塔。

赵解平曾是东昌消防队员，“站在望塔上，工厂、危棚以及农田都一览无余，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现火情。”

1987年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东昌大楼拔地而起，尽管只有13层38.4米，却如一道屏风遮挡住了望塔的视线。1990年，高78米的天后宫大楼落成。随后几年间，新建筑相继在望塔周围竣工，望塔被包围，从“山峰”变成了“盆地”。1995年，东昌望塔被弃用；1999年，为浦东世纪大道的修建，望塔被爆破拆除。

“中国站在世界之巅，这里便是佐证。”1995年6月26日，《纽约时报》刊文说东方明珠是这个曾经的远东第一大城市重新赢得声誉的象征。1994年10月1日，高468米的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成为上海新地标。

东方明珠“浦东第一高度”的地位保持了14年，直到2008年，环球金融中心竣工，取而代之的是492米的新纪录，而这一高度当时仅次于509米的台北101大楼。

2014年，这一高度之最将被龙形摩天楼上海中心刷新至632米。

统计每年浦东最高的十大建筑，从1994年到2010年，不断有新大楼取代旧建筑，前前后后共有41幢大楼进出这份榜单。将各年最高的十大建筑的高度取一个平均数，1994年浦东新区的十大高楼的平均高度是117米，到了2000年则是222米，而截止到2010年4月，这一数值达到了304米，是1994年的2.6倍。

容量

20年来，浦东发展迅速，由“乡下头”变成为金融、航运、贸易重镇。上海人不再说“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

1990年浦东户籍人口133.94万，占全上海总户籍人口的10.44%；2008年，浦东已拥有户籍人口194.29万，占上海总户籍人口13.97%。

1992年末，浦东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12.5平方米；2007年底，这个数字达到了24平方米以上，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同期上海市人均居住面积则为16.5平方米。

与此同时，浦东人均公共绿地面积2004年以来一直保持在24平方米以上，达到一般发达国家水平。

然而，城市化的发展带来大量外来人口。2003年浦东新区公安机关实行“先学法再办证”的新政策，使2003年地区外来人员违法犯罪人数同比下降27%，刑事案件发案下降6.88%。但2005年以来，新区案件受理次数又出现上升态势，2005年受理1199起，2006年受理2031起，2007年受理2273起，2008年受理2298起。这一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已引起新区公安部门的重视。

含金量

今天的浦东，已吸引了603家金融机构入驻，约占上海金融机构总数的80%左右，更是1995年浦东金融机构总数的20倍。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共有商务楼宇139幢，总建筑面积约823万平方米，集聚了超过550家金融机构，而定位于金融后台服务的张江银行卡产业园，也引入了近20家银行、保险机构的后台支持中心。

1990年，金融业仅仅占浦东新区GDP总产值的5.1%，3年后，便已升至10%。2009年1~9月，浦东新区实现金融业增加值557.68亿元，占新区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19.5%，比2005年提高了7.7个百分点，占全市金融增加值的比重达38.4%。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博士生导师吴念鲁曾撰文指出，伦敦走的是自然形成模式下的国际金融中心途径；另一种模式就是国家建设模式：金融体系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是通过国家或地区有关部门的人为设计、强力支持而产生的，例如新加坡和东京。

浦东的崭露头角，更多的是带有官方色彩的国家建设模式，例如，国家率先将人民币对公、对私业务在浦东放行，这对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是一个必要条件。尽管路径不同，但浦东既离不开政策的继续扶持，又不能忽略市场建设。

外来客

截至2010年3月底，在浦东的常住外国人已达15.02万，占浦东人口的7.7%。而在20年前，办理签证来到浦东的外国人只有不到3万，更别提常住人数了。

现在在浦东的15万常住外国人中，来自日本的人数最多，3.3万；其次是美国，2.2万；随后依次是韩国、法国、新加坡、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和马来西亚。

在浦东，聚集外国人的国际社区，20年来已经从无发展到30多个。其中最有名也最具规模的当属碧云国际社区，如今，其常住外籍家庭保持在1000户到1500户之间。而坐落在黄浦江畔的仁恒滨江园，因为推举了两名“老外”担任“小巷总理”而声名远播。

改革的深度决定浦东未来的高度

本刊编辑部

“小政府、大社会”的浦东，应该成为公共财政改革的试验田。当务之急，就是在预算公开、预算民主上率先一步有实质性推进，把政府“钱袋子”彻底置于阳光之下，让人民监督公共财政变成现实

“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对照邓小平当年的嘱托，走过20年开发开放路的浦东，不辱使命，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化最耀眼的橱窗之一。

浦东的橱窗效应，首先是有形的新城市空间和骄人的经济数据。20年仰视浦西的厂房与农田，如今耸立起中国最密集的高楼。得益于浦东开发，黄浦江两岸富丽巍峨的城市景观，成为中国经济奇迹最具形象冲击力的惊叹号。而2009年，这块刚刚扩容到1210.41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不过268.6万的一片小小的国土，却创造了4000亿元的GDP和380亿元的地方财政收入。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棋局上，得天时地利、聚全国资源的浦东，可谓万千宠爱在一身。但是，站在20岁新起点上的浦东，未来发展的高度则更多取决于改革的深度。

浦东要登之“高”，当超越自身乃至上海发展的高度，站在整个国家发展的战略格局上审查应担当的使命。浦东要望之“远”，也绝非只是到开发开放30周年时所创造的GDP要占到上海的三分之一，而是要在综合配套改革上进一步迈开步子，真正探索出一种更合理更富活力的治理模式，并通过治理模式的优化，形成一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力推真正能够增进和谐的社会建设，发育出能够生长现代政治文明的公民社会。

浦东从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国家深远的发展战略和服务全国的历史使命。中国需要浦东，绝非需要一个人为堆造的金橱窗，而是要在这里先行先试出好的体制与模式，总结经验后在全国推而广之。

2005年6月中央正式批准浦东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意味着浦东必须从靠政策优势推动转向创造体制优势、靠体制优势推动发展的实验区。这个体制优势，最直接的就是通过政府管理体制创新和转变政府职能，让“小政府、大社会”这一孜孜以求却一直未能从根本上破题的中国改革重要目标，在浦东这块土地上成为现实，并且在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上为全国探出一条路。

应该说，围绕这样的目标，浦东也交出了自己的答卷。被称为“浦东模式”的“政社合作”，即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和谐共生，使社会自我管理能力得以提高，使浦东的公共服务水平从总体上走在全国前列。

然而，从“登高望远”的角度来衡量，浦东的综合配套改革还在路上。浦东最终要实现政府向公共服务型彻底转变，就是要彻底改变政府在经济、社会事务上主导热情过大的惯性，探索出一种市场主导、社会主导，政府只是履行好公共财政职能的治理模式。

更为关键的是，浦东改革应该在中国政府治理至关重要的一些领域大胆探索。

比如，公民社会的发育。浦东可以依托已经运作数年的市民中心，把市民中心建成政社沟通互动的平台，建成保障市民知情、参与、表达、监督的平台，进而为公民社会的发育与逐步成熟创造条件，为政治体制改革培植适宜的土壤。

比如，社区自治与社区民主。浦东经济的繁荣，社会组织的发达，使得基层民主建设的条件更加具备。政府自觉、有意识地大力推进社区自治与社区民主，将使浦东的优势更加突出。这种优势，就是民主促民生，民主集民智，民主聚民力，将使浦东不仅成为经济可持续繁荣的热土，更成为民主和谐、公平公正的乐土。

比如，彻底实行阳光财政。“小政府、大社会”的浦东，应该成为公共财政改革的试验田。当务之急，就是在预算公开、预算民主上率先一步有实质性推进，把政府“钱袋子”彻底置于阳光之下，让人民监督公共财政变成现实。

20岁的浦东仍在路上。期待浦东在未来的岁月，交出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配套改革的答卷，交出经济繁荣与社会和谐齐头并进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