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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证券市场从孔雀厅起步

2010-05-27 09:03 法制网-法制日报(北京)

摘要:从1984年“飞乐音响”股票发行至今,中国股市的跌宕起伏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固有认知和思想禁忌。中国及中国百姓从对股票的完全陌生,到心怀疑虑,再到后来发展为集体狂热,直至今日的客观冷静对待,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无序到有序的艰辛过程。而本期我们所关注的,正是这条遥远旅程的起点———当年上交所的成立。

从1984年“飞乐音响”股票发行至今,中国股市的跌宕起伏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固有认知和思想禁忌。中国及中国百姓从对股票的完全陌生,到心怀疑虑,再到后来发展为集体狂热,直至今日的客观冷静对待,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无序到有序的艰辛过程。而本期我们所关注的,正是这条遥远旅程的起点———当年上交所的成立

坐落在上海外滩北侧黄浦路15号的浦江饭店,是一幢已有150年历史的欧式建筑。它曾经是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最豪华、名气最大的酒店。中国的第一只电灯、第一部电话都是出现在这里。饭店一层的孔雀厅,几乎就是摩登、华丽的代名词。

1990年12月19日,在这里又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第一”。

这天上午11时,随着孔雀厅内的一声锣响,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市营业,这标志着新中国证券市场的正式诞生。

一份礼物

从1984年到1986年,国家开始着手探索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试点,上海是试点城市之一。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曾经几次参与股份制改革研讨会,继任市长江泽民也很开明,在他的亲自叮嘱下,有了“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只股票的诞生。

真正让国际社会觉察到中国改革势不可挡的,是一次“举世闻名”的礼尚往来。

1986年11月23日,一长列小轿车在警车开道下,声势浩大地来到了上海南京西路1806号门前。车内坐着的是当时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菲尔霖。

靠近静安寺的上海南京西路1806号原是一家理发店,后被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公司盘下,成了静安证券业务部。

当时,说它是个证券交易柜台也许更合适。因为这个业务部的面积只有十几平方米,一个柜台就是全部交易场所,柜台旁的黑板上,写着仅有的两只股票的交易价格。

时任静安证券业务部经理的黄贵显回忆,随同参观的人员众多,把屋子挤了个满满当当,身材高大的菲尔霖几乎转不开身。

副经理胡瑞荃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们这里刚创办,实在太小了。”

听完英文翻译,菲尔霖笑着说:“这里比我们初创时要好多了,毕竟有一间房子,纽约交易所最早是在一棵梧桐树下进行交易的。”

说完,菲尔霖还热情地邀请黄贵显合影留念。这张被称为“当代最大证券交易所主席和最小证券交易所经理”的合影,现在还挂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展览大厅里。

参观这家“世界上最小的证券交易所”本不在菲尔霖访华行程之中。一周前,邓小平的接见和赠送的特殊礼物,引发了菲尔霖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强烈好奇。

那次会见,邓小平用他特有的幽默消除了客人的疑虑和拘谨:“我对菲尔霖先生今天来访表示特别的欢迎。因为很多人都说美国人都有钱,很多美国人都有股票,而这些股票主要在美国的市场上交易,你又担任股票市场的董事长,所以我特别的欢迎。”

美国客人向邓小平赠送了一件礼品: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所徽,凭这枚所徽可以自由出入纽约证交所。当时在座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代表邓小平回赠客人的礼物,是一张绿色的“飞乐音响”股票。

中国发行的股票引起了菲尔霖的兴趣,他更想看一看中国的证券交易机构。菲尔霖并没有直接要求,因为他不知道中国有没有一个被称为证券交易所的地方。不过,他有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把邓小平赠送的股票过户成自己的名字。

自然而然地,菲尔霖被带到了静安证券业务部———这是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机构,“飞乐音响”股票就在这里进行交易。

后来,黄贵显听说,菲尔霖为这张面值50元的股票过户是“花了大价钱”的。原来,在上海期间,美国的随行人员提出要警车开道,上海方面有些为难,因为按规定,国家首脑才能动用警车。最后,上海警方提出让菲尔霖私人花2000美元租借警车。

菲尔霖同意了,真的花了2000美元为自己的这张股票过了户。

20多年过去,“飞乐音响”这一“原始股”,通过多年的送配,已经变成了3000多股,市值最高时超过10万元,远远超过菲尔霖当年为它“花费”的租车费了。

当然,菲尔霖给这只股票过户看中的是其象征意义而绝非经济意义,而这张“飞乐音响”股票现在还摆在纽约证交所的展览大厅。

拉开序幕

当中国的证券交易还只是生于静安证券业务部的“毫末”之际,大洋彼岸的美国,一批留学美国的青年学者就已在华尔街设想中国证券市场的诞生了。

1988年4月,留美学者王波明和高西庆带着《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从纽约华尔街回到了北京。

当时,正是“出国热”、“留学热”方兴未艾之时,这两位在美国已经功成名就的青年学者选择回国一时成了大新闻。

王波明和高西庆相识于华尔街,他们组织了一个中国旅美商学会,成员主要是攻读商科的学生。在华尔街里耳濡目染,这些青年学者对建立证券交易市场跃跃欲试,称自己是“促进中国证券发展委员会”,热情倡议建立资本市场。

王波明和高西庆早就预料到了建设中国证券市场的艰难。两人都没拿已经唾手可得的美国绿卡,自绝后路。高西庆回国后到首都经贸大学当了教授,王波明则当了一段时间的“北漂”。两人一人一辆自行车,在各大部委和大型企业间四方游说。

王波明曾这样回顾那段日子:“人往往是被预期所驱使,开始想得难点儿好。我和高西庆约定,如果五年以后干不成,我们就一个去修自行车,一个去卖包子。”

这当然是句玩笑。王波明、高西庆这两个证券市场的专业人士和倡导者很快被重视和起用。

1988年9月8日,“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王波明、高西庆受邀参会。

那次会议囊括了中国经济界的权威机构,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计委、体改委、人行、财政部、外经贸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还有数家中字号的信托投资公司。会议的发起者之一,是时任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的王岐山。

“时至今日,我觉得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序幕可以说是从万寿宾馆会议正式拉开的。”王波明说。那次会议的最大成果,是会后编写的《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中国证券业结构的整体框架就此被勾勒出来。

随后,国务院制定了开创中国证券市场的路线图: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自发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这在后来被称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

1989年1月15日,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等9家“中字号”公司各出资50万元,组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民间推动力量。这也就是后来被中国股市先行者们津津乐道的“联办”。

中国的证券市场最初设想是在北京,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建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事被搁置了。不过,“联办”的设想不久后即在沪、深两地开花结果。

成立前奏

1989年12月2日,身兼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朱镕基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召开金融改革会议。那次会上,朱镕基拍板确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并由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和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圣组成三人筹建小组。

刘鸿儒时任央行副行长,被朱镕基专门邀请到上海参加了那次会议。刘鸿儒把“联办”介绍给了朱镕基:“北京有拨年轻人,就是搞证券交易所的。”朱镕基说:“好啊,把他们请来,我给他们解决户口。”

1990年1月,王波明、高西庆等人开始着手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工作。之后的两三个月里,他们又跑到深圳参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筹备。

当时,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已在全国推开,早期的股票交易已经在静安证券业务部这样的柜台开始,国库券、债券等证券的交易也已如火如荼。到1988年,全国61个大中城市开放了国库券流通市场,1989年全国有100多个城市的400多家交易机构开办了国库券转让业务,1990年全国累计发行各种有价证券2100多亿元,累计转让交易额318亿元,中介机构网点达到1600多家。

改革开放的进程已经使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成为大势所趋。

当时,深圳也在筹建证券交易所。深圳的脚步一度迈得比上海还要急。但最终是上海在两地的证券交易所竞跑中占了先。这也在情理之中,上海有着许多无法比拟的天然优势。

在1949年之前,上海一直是远东地区最大的金融城市。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上海金融制度改革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发展,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也进行得最为充分。上海已经出现了4家证券公司。最早进行股票交易的静安证券业务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已经有7只股票上市交易,并编制了一个像模像样的“静安指数”。

1990年春,朱镕基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在抵达最后一站香港时,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

锣响孔雀厅

上海证交所将成立的消息,向世界表明了中国改革开放不会走回头路的决心。可朱镕基宣布的成立时间,着实急坏了三人筹建小组。

他们年初的建议是“争取1991年一季度正式成立”。朱镕基当时就在报告上批示:“这个时间太晚了,要在年内成立。”可那毕竟是内部文件,还有余地。这下好了,全世界都知道上海证券交易所要在年内成立,没有退路。

三人小组与“联办”合作,主要对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成立意见和方案,具体事务由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负责。只剩半年时间,偏赶上上海分行筹备组组长工作调动,谁去接着干?

恰在这时候,出了个自告奋勇的,他就是刚到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工作不久的副处长尉文渊。

金管处的职责之一就是管理证券市场,尉文渊正是分管证券的副处长,由他负责筹建证券交易所最合适不过。当时的尉文渊不过30岁出头,颇有“初生牛犊”的做派,只是他也没有想到,筹建证券交易所会是那般千头万绪,以致他在上海证交所正式开业前还在迷茫:我们建的是一个证券交易所吗?

刚开始,只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找一个宽敞的交易大厅。

尉文渊找过汉口路旧上海交易所的旧址,结果发现已被分割出租;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的旧仓库,够大但是来不及装修了,他甚至把火车站售票大厅和邮政局的分拣车间都一一考察了,结果还是失望而归。

绝望之中,尉文渊听说北外滩的浦江饭店有个孔雀厅不错,跑去一看,不但够宽敞,而且孔雀厅够洋派、够气势。正好那时的浦江饭店生意不景气,作为宴会厅的孔雀厅常常一周也不见营业。他当即拍板把孔雀厅租了下来。

有了场地,该怎么交易呢?这可真是“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了。

证券交易所已经在中国消失了几十年,尉文渊只在《子夜》中看到过证券交易场景的描述,操盘手们打着手势,高声喊价。后来在资料中看到,这种口头竞价交易在当时还被发达国家的交易所使用着。可是又听说像新加坡、台湾等新兴市场正在推行计算机交易。

尉文渊从向人民银行借的500万元筹备金中挤出100万元,决定搞计算机交易系统。当时上海财经大学的助教谢玮,在深圳黎明工业公司的配合下开始了计算机交易系统的开发。难度可想而知,因为当时他们连交易所的交易规则是怎么样的都搞不太清楚。

1990年11月份,交易所的筹备大体定型,尉文渊有机会第一次到香港证券市场考察。结果到了香港联交所,对人家的交易体系看不懂,也听不明白。尉文渊一下子慌了。

直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运行起来,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上海证交所的电脑交易设想已经走在了联交所交易系统的前面!

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成立。时年34岁的尉文渊,成了世界上最年轻的证券交易所总经理。

上交所正式开业的日期被定在了12月19日。

用一个什么方式宣告开市呢?国际上的证交所有敲钟的,有摇铃的。中国的证交所自然要有中国特色,尉文渊花600多元从上海城隍庙的旧货市场淘来了一面铜锣。

上午11时,尉文渊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第一槌。

尉文渊此前曾经试验过,那个堪称文物的铜锣的声音比较闷,不够想象中的荡气回肠。于是,开市的时候他就用足了力气。

“当———”锣声在浦江饭店孔雀厅的拱形穹顶和大理石廊柱间久久回响。这声锣响,敲响了中国股市的宏大乐章。

深交所成立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当日,有30种证券上市,国债5种、企业债券8种、金融债券9种,而股票仅有8种。这也就是后来的“老八股”:飞乐音响、延中实业、爱使股份、真空电子、申华实业、飞乐股份、豫园商城、浙江凤凰。

今天的股民已很难想象“老八股”发行规模的可怜程度:8只股票的发行总量按面值计算仅2.6亿元,流通股总额不足7000万元。相比今日,这的确是中国股市的“毫末”起点。

“老八股”的局面维持了将近一年。到1991年,上海扩大试点,才新增了30多家上市公司,到1993年才将发行范围扩展到全国。

而1991年7月,已经“试营业”半年多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也终于拿到了中央的批准。沪深两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股市的最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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