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毛主席批的案子错的也要纠正

叶帅举荐胡耀邦，揭开拨乱反正的序幕

1972年1月10日下午，陈毅同志追悼会在北京举行。在参加追悼会的一长串名单中，出现了胡耀邦的名字。这意味着胡耀邦已经得到了“解放”。时隔不久，驻团中央的两位军代表拿着起草好的《关于胡耀邦问题的审查报告》来到胡家让他签字。胡耀邦对所谓的结论逐条反驳，拒绝签字，工作问题被放了下来。一直到1975年7月，二次复出的邓小平重新启用胡耀邦，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叶剑英一直在思考着如何治理在浩劫中受到严重破坏的党和国家这一重大问题。他需要党内有识之士的帮助。那时除自己与几位老帅频频晤谈并把尚未复出的邓小平接来西山自己的住处商讨外，他还让儿子叶选宁到胡耀邦家去看望和问候。叶选宁对胡耀邦说：“叶帅叫你保养好身体，准备下一步出来工作。”临别时，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你捎几句话给你爸和华主席，现在我们党的事业正面临中兴的大好时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胡耀邦总结的这三条，反映了党心民心，抓住了治党治国的关键。

叶帅在听了叶选宁回来的报告后，赞赏胡耀邦的三条建言，犹如诸葛亮的“隆中三策”，实在是在政治、组织、经济三个方面使党和国家摆脱危机、扭转乾坤的大纲，深以为是。于是他又于1977年2月约胡耀邦到家里面谈，并劝导他说：“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中央党校要恢复，想让你去当常务副校长。”叶帅还寓意深长地说：“这样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一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中央党校不仅是培养干部的重要阵地，而且也是最具权威的理论舞台。胡耀邦抓住了理论舞台这一条。他直接负责党校的工作虽然只有8个月零10天，但他抓住了这短短的时间，抓住了这个理论舞台，实现了巨大的突破。

创办理论刊物，吹响思想解放的号角

1977年1月初，迎来了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新春，但此时胡耀邦的心情并不太好。面对“文革”后留下的烂摊子，他对团中央干部严如平说，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还要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与其去做违心事，还不如在家抱儿孙吧！胡耀邦表达的这种不满和担忧，代表了党内一种越来越大的思想涌流。果然，一到中央党校，他就只揭批“四人帮”而不搞“批邓”了。他要着手将“四人帮”颠倒的东西正过来。3月28日，胡耀邦在开展读书活动时对学校教员说：“这次读书必须要有针对性，要针对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东西，抓住被他们颠倒了的几个根本问题，和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照，看看马克思主义是怎么说的，‘四人帮’又是怎么颠倒的，这样，战斗性、思想性就强了。”当时，“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虽已被打倒，但发动“文革”的理论仍然在党的意识形态中起着支配作用，而“两个凡是”又强化了这种作用。胡耀邦好像对此环境浑然不顾，在5月中旬召开的一次党校教学会议上，他语惊四座地说：“现在北京有一个政治漩涡。你们敢不敢进这个漩涡？我是想进的。……我准备办三个刊物，一个是《理论研究动态》或叫《理论动态》……一个是《中央党校校刊》……第三个是《中央党校简报》……这三个刊物都由我亲自抓。”当年8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大，大会报告的主旨所阐述的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强调“文革”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可见，胡耀邦创办的三个理论刊物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是一个声音。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在党的十一大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他精心指导党校教员杨逢春、叶杨、陈钟撰写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的是非纠正过来》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两篇文章。向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发起了猛烈冲击并提出要以实践为标准总结“文革”。对杨逢春等人的文稿，胡耀邦修改了17次，最后刊登在1977年10月7的《人民日报》上。文章的发表犹如巨石投入湖面，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报社仅一个月内就收到了一万多封来信来电，两个月内收到的电报、信件装满了两麻袋。10月12日，胡耀邦对这篇文章作了概括，他指出：“这篇东西的最大特点就是敢于触及实际……敢于触几千万人的问题。我们党的干部有几千万人。还是恢复到叶帅讲的，理论越敢接触实际，就越彻底，越能掌握群众，越能变成物质力量。”

一切真理和各项工作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党中央还交给他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编写一本党史教材。为此，他提出两条原则：一是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977年10月9日，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说：理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这是党的最高领导层成员在公开场合中第一次提到“真理标准”的问题。叶剑英的讲话使党校学员对实践论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理论要受实践检验的观点，又受到一次新的启蒙教育。在得到叶剑英、邓小平支持以后，胡耀邦的思路更加清晰了。

1977年12月，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在召集的有关讨论党史教学问题的会议上他明确指出：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能断章取义，依据片言只语。在我们党的领导层中，胡耀邦是明确提出用实践标准检验总结十年“文革”的第一人。1975年，他在中国科学院说，科研工作搞不上去，没有成绩，那才是最大的错误。这也就是说，要以科研成绩作为科学院工作的检验标准。对于选拔王洪文这样的人，他知道来头很大，但明确表示，我不赞成。他说，谁能当接班人，要有实践的检验。到中央党校后，胡耀邦坚持并发展了这个思想。当时理论动态组有人问他，你说“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他说，思想是光辉的，实践是错误的。他脱口而出，说明是经过了考虑的。他在给叶帅起草的中央党校开学典礼讲话稿中，有这样的话，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前，由胡耀邦审阅定稿的《理论动态》文章中，一再讲到实践标准。1977年12月2日，他在研究如何组织学员总结十年“文革”的中央党校党委会上，明确指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嘛。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随后，在他指导下撰写的文件中就提出这样的指导原则：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

历史进入1978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年。这年的1月18日，中央党校完成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草稿）》，明确提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今天，我们已经有条件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辨明这几次路线斗争的是与非，把扭曲的历史真相给恢复过来。

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以胡耀邦亲自审阅修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1978年5月10日在《理论动态》刊载、次日在《光明日报》等报刊正式发表而拉开帷幕的。一时间，“两个凡是”的坚持者群起严厉指责，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5月17日更是明确地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叶剑英则旗帜鲜明地于5月29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再次阐述了政治工作要实事求是、理论要受实际检验的思想。8月，叶帅在中南海的电影放映厅遇见胡耀邦。胡耀邦向他提出：真理标准问题，不光是理论问题，而且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都存在这个问题。哪个地方工作好不好，生产搞得怎样，对人的处理是否正确，干部谁有能力，文艺作品怎样，都不能凭某某人的一句话，而要靠实践来检验；就连“高举”，你是真“高举”还是假“高举”，也要看实践，而不能光凭你说得多，喊得响。我想把这场讨论扩大到实际工作中去。叶帅听后表示赞成并支持胡耀邦把这场讨论扩大一些，写一篇《一切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的文章，把真理标准讨论引申到现实工作的拨乱反正上来。

“毛主席批的，只要是错的，也要纠正”

粉碎“四人帮”后，许多在“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纷纷来到中央组织部要求平反，但他们大多数都被拒之门外，其中包括中共中央东北局原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妻子钟月林、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夫妇等人。在“文革”中，全国的干部有18％被立案，高级干部中有75％的人被审查。当时仅中央各部委就有6000多人停止工作，被“挂”了起来。

这天，曾先后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舒同来到中组部，想诉说“文革”对他的诬陷迫害，要求查看陕西省委对他的审查报告和中央的批示。当时的部领导虽然派人与他谈了话，但当他想住进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时，却被拒绝了。就这样，这位建国前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九死一生的老革命被冷落在北京街头。还有一些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如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这样的老同志，竟被人统称为“社会糟粕”而没人敢用，只得在家呆着。同时被“押”在外省市的许多老干部纷纷给中组部写信，要求早日“天大亮”，有些同志甚至愤怒地责问“人生能有几个“十年”。

1977年12月15日，中央组织部机关门前鞭炮齐鸣。办公楼西大门上贴出了“热烈欢迎胡耀邦同志来中组部任部长”的醒目标语。4天后，64岁的胡耀邦正式上班，他带着秘书走进了中央组织部的办公大楼。此时，他的党校副校长的职务仍未卸下，《理论动态》仍由他一手掌管。到中组部后，胡耀邦在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提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他在中央组织部任职13个月，平均每天处理的副厅、地委书记以上干部的申诉信就有33封。最多的时候一天处理来信近200封。有的同志回忆说，在一年中，仅胡耀邦批给干部审查局处理的信件就达900多封。胡耀邦说，他过去在对人的处理上也犯过错误，后来想起这些就感到非常内疚。所以，他到中央组织部后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平反和处理冤假错案上。而他着手处理的第一个高级干部的冤案就是王任重的问题。王任重回忆说：“文革”中，我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一关就是8年。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后，我于1975年5月被释放了，但是由于“四人帮”的阻挠，我蒙受的“罪名”一个也没有取消，被下放不说，连党员也不承认。后来，耀邦同志托人带信要我的两个孩子去看他。他让孩子转告我三条：第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第二，我们党是有希望的；第三，锻炼身体，准备将来出来工作。当时，耀邦同志自己的处境也不太好，然而他却不顾个人安危，心里装的是党，是人民，是自己的同志。他的三条意见传来，我更增加了斗争的勇气，对党的事业充满了希望。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组织部长之后，调阅的第一份档案就是我的。他看了材料，更加确信我是无辜的。1978年秋天，中央召开了解决陕西问题的会议。李先念与耀邦同志商量，要我出来主持陕西省委的工作。耀邦同志亲自写信给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李先念、邓小平、叶剑英等领导同志欣然表示同意。

1978年6月1日，中央组织部主办的《组工通讯》正式出版。在第一期上发表了《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文章。胡耀邦提出的衡量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5条标准被写进了文章。

文章指出，对于林彪、“四人帮”摧残干部队伍造成的严重后果，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在主持中组部工作期间，胡耀邦多次明确表示，对建国以后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政策，是组织部门的首要任务，至于建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是因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还是战争环境影响而没有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彻底，我们也应该把这些彻底解决。

胡耀邦还响亮地提出：要让我们的同志有一种“找到组织部，就像回到自己温暖的家那样的感觉”。他对中组部的工作提出的要求是，要恢复和发扬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一扫这些年来的官衙习气，使每个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温暖。他动情地说，那些年老体弱的同志，要派车子将他们接到部里来谈；卧病在床的同志，我们应该主动上门同他们谈；对那些来访的蒙冤多年的老同志，应该首先邀请他们坐下，泡上一杯茶，如果到了吃饭的时间，还应该请他们吃饭。一次谈不完就谈两次、三次……

中组部的工作一铺开，胡耀邦就整天忙得寝不暖席。那年胡耀邦已64岁，可是为了重建党的实事求是的组织路线，他以惊人的毅力，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中午12点，他总是自己拿着饭碗到食堂，和干部职工一起排队打饭，与大家热情地打招呼。吃完饭回去躺在会议室的长沙发上看人民来信。

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开头工作就是：“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一句话就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他举了一大堆大家心知肚明却又不敢说的例子：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个叛徒案、内蒙人民党事件、刘少奇冤案和许多由于“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案件……“两个要求”：一是要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二是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没有我的表示，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一个大动作”：就是把中组部“靠边站”的几十位部局级老同志请到办公室谈心，请他们帮助挑起平反冤假错案的重担，他表示，老同志要大胆地干，有什么事情我来承担。

在中组部一年多的时间里，胡耀邦顶住各方压力，每天和十几个人谈话，每周阅读的来信足有一麻袋。有的办案干部试探着问他：“毛主席批的案子怎么办？”他回答：“毛主席批的，只要是错的，也要纠正！”有人说：“这些大案都是毛主席生前定案的，任何人都无权推翻，谁翻案谁就是反对毛主席！”胡耀邦对此并没有屈服。他当众坚定地说：“凡是一切不实之词，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此后，到中组部申冤的人越来越多，有彭真、薄一波从陕西商县写来的信，有杨尚昆、安子文从安徽写来的信。还有很多人虽已经不在人世，但他们的家属也写来申诉信，其中有刘少奇家人和彭德怀亲属……彭德怀的侄女还把保存多年的彭德怀的“万言书”交给黄克诚，又辗转交给胡耀邦。胡耀邦说：“我一定当作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

以“两个不管”终结“两个凡是”

胡耀邦到中组部上任后不久，就接到了邓小平、汪东兴批转来的一封申诉信。申诉人王先梅，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蒙冤者之一、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其梅的遗孀，一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她为5个子女因受父亲问题牵连、境遇坎坷而上书邓小平。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文件，薄一波等61人被正式定为“叛徒”。不但幸存的41位同志遭残酷迫害，就连他们的家属、子女、亲友、老部下、老同志也受到株连和审查。1978年6月25日，邓小平在一封材料上批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7月4日，华国锋也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组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个报告。”与此同时，胡耀邦根据薄一波的请求，派秘书去他家听了他的申诉。胡耀邦看到谈话记录后，当即写了好几页的批语。

由于这是党内众所周知的早已作过结论的重大历史事件，胡耀邦马上将干部审查局和政策研究室的几位同志找来，问他们：“现在有个案子，你们敢不敢翻过来？”几位同志表态：“实事求是，该翻就翻。”胡耀邦提醒他们：“这事可是要担大风险的哟！”几位同志说：“再大的风险还能超过‘四人帮’？”胡耀邦十分赞赏他们的态度，说：“好，就是要有这样的勇气。我们要靠实事求是吃饭，不要靠摸精神吃饭。一句话，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样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批的、定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句话，就是要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

鉴于此案关系重大，胡耀邦认为多方沟通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他将对这个案件的调查和处理设想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听完后问道：“哦，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胡耀邦坚定地点了点头。7月，胡耀邦决定，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和张汉夫等4人，全力投入到“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复查工作中。到这年10月，贾素萍等人终于完成了全部的内查外调。

胡耀邦和贾素萍等一起研究起草的《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于1978年11月20日报送中央。这份报告以大量事实彻底推翻了康生、江青等人制造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冤案，并对这一重大案件作出了公正的结论。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两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胡耀邦顶着压力，以“两个不管”的大无畏精神指导这一冤案的平反，终于使“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在沉冤12年后获得了公正彻底的平反，一下子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局面。“两个不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方针，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了实践的标准。1978年10月11日，胡耀邦召集中央党校的有关同志开会，亲自布置了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撰写平反的文章，最终促成了《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一文的公开发表。“两个不管”昭示天下，标志着“两个凡是”在这个问题上的禁锢，已经被彻底冲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