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放的操盘者——谷牧

中国与世界

第一次出访西欧，即使是中央政府的官员亦不免出洋相。有一位不敢吃冰淇淋，大家问他为什么啊？他说他怕冷。“那你可以把它加热了再吃嘛！”回忆那段往事，83岁的李灏讲着讲着，自己先笑开了。

1978年由谷牧率领的这个代表团，成员中有钱正英、彭敏（国家建委副主任）、张根生（农林部副部长）、叶林（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当时欧洲5国接待的规格不是对等，却是更高。法国总统、联邦德国总统、瑞士联邦主席以及比利时国王、丹麦女王都出面接见。

代表团回国就开会讨论如何形成向中央汇报的报告：目前西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处于萧条时期，产品、技术、资本都过剩，急于找出路。显然，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时刻重要的国际背景。代表团内部对欧洲的感觉更是深深的震惊。时隔多年，杨波仍能清晰地报出一连串数据：联邦德国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电力公司的一个露天煤矿，年产煤5000万吨，只有2000名职工；而国内，年产5000万吨煤需要8万人。法国马赛的索尔梅尔钢铁厂年产品350万吨，职工7000人；而武汉钢铁公司年产230万吨，有6.7万人。代表团成员不免疑惑，为什么我们会对别国有那样不真实的想象呢？李灏问当时中国使馆的外交官：“你们为什么不把真实情况报告给国内？”他得到的答案明确而无奈，“我们敢讲吗？”

这份报告用李灏的话来形容是“石破天惊”：“应当看到，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20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

6月下旬，谷牧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这次汇报会从15时30分，一直开到晚上23时。在新的认识框架下，谷牧展开自己和代表团对世界与中国的认知，得到了与会者的充分响应，聂荣臻元帅表态很坚决：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

为什么谷牧能够在“落后20年”这一判断下来重建对世界与中国的认识？谷牧的二儿子刘会远曾参与父亲回忆录的编辑工作：“淞沪会战后，父亲走散，他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组织，写了一份关于淞沪会战的报告，论述中国与现代化国家日本作战的真实境况以及教训，同时还研究了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如何选择。周总理看了大为赞赏，约见父亲。解放后，父亲当济南市委书记与市长，三份报告报到中央，毛主席都批示了，作为共产党接管大城市的经验转发全党。他对自己发现真实现实的能力显然有足够的自信，这是务实的基础啊。”

中央与地方

我们能否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的支付能力。为此报告建议：一、采用补偿贸易的办法，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设备，大规模地开发煤炭、石油、有色金属、非金属矿山，争取几年后有相当数量的燃料、原料出口，很快偿还引进技术设备所需的费用。这种办法对欧洲最有吸引力，对我们来讲既不损害主权，又没有什么风险。二、放手大搞来料加工和装配业务，以进养出。学习技术，积累资金，逐步发展到自己制造……我们的上层建筑，很不适应发展对外贸易的要求。省市要一笔外贸贷款，就得来北京跑许多单位，盖14个图章，往往需费时一年。由于手续繁琐，限制过多，我国银行有20多亿美元存款，只利用了4亿多。其间的逻辑是，即使仅仅是引进技术与设备，亦需对外贸体制进行改革。

谷牧汇报后不久，邓小平指出：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不要怕欠账。传统的“内债外债”皆无的观念，由此瓦解。

李灏总结谷牧访欧成果有三个方面：第一个突破是承认中国落后发达国家20年，必须开放；第二是在引进技术设备的同时，也应当利用外资，迅速发展自己；第三是提出了体制变革。

当时，法国、联邦德国都有提供贷款的表示。对于中国而言，主要标准是利息低。当时日本政府有一笔向发展中国家贷放的“海外协力基金”，利率低本息偿还期长，这当然是中国重点争取的贷款项目。稍后谷牧访问日本，终于谈定1979年度500亿日元的贷款（当时约折合2.3亿美元），年利3%，还款期30年。这是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后获得的第一笔外国政府长期低息贷款。

197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经由全国人大通过，这一年，全国批准了6个合资项目，协议外商投资金额810万美元。现在看来，这些合资项目颇为有趣：餐馆两个，养猪场、包装塑料制造厂、录音机装配厂和照相馆各一个。

地方也在努力中。谷牧访欧代表团的成员、当时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求中央多给广东一点权（审批权）和钱（外汇）”的建议。王全国描述说：广东省1978年外汇收入20亿美元以上，留给地方使用的只有4%；而在当时的外贸体制下，广州市引进香港会得丰棉纺织与染整后处理全套设备的项目，1978年8月开始洽谈，中央10月份批准同意，直到1979年3月办完银行手续，前后将近8个月。不少外商洽谈后，因为我方迟迟不能决定下来，就不再来了。

随后中央派谷牧带领工作组前往广东、福建调查，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外汇收入和财政实行定额包干，一定5年不变，每年财政上缴12亿元；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物资、商业实行新的经济体制，适当利用市场的调节；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管理权限；试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出口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谷牧是中央工作组的组长啊，”李灏说，“整个制度的上下沟通与运作，政策的制定，他是灵魂啊！”

与特区

最初的特区功能就是增加上缴外汇。但运转起来，却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期。曾经设想的仅为出口工业加工区的特区，在进入规划之后，商业、旅游、房地产等行业也被一并考虑，于是，“经济特区”成为中央对这几个区域的新定义。

1981年四季度，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出现走私贩私泛滥的情况，被舆论与特区挂上了钩。1985年从国务院副秘书长的位置调任深圳市长的李灏解释这其中的因素：“从内部压力讲，当时有人说特区财政、外汇都不能自给，靠输血维持，针头一拔就会死。而同时，这里又形成全民经商，全是赚内地的钱。当时的说法是：广东办特区，内地成灾区。从外部压力看，当时香港有学者针对特区工业与出口、以外资为主的定位，研究认为并未到达。香港一家报纸做了12篇连续报道，总的标题是：《深圳庐山真面目——假大空》。”一时之间，特区办不办，成为重要疑问。李灏后来回忆当年：“所谓特区风波，真正内在的原因是外资进来了，对特区性质的认识问题。有研究者定义特区是国家的资本主义地区，这一说法弄得上下都极其紧张。”

压力最直接的承担者当然是谷牧。1982年国务院实行机构改革，谷牧负责的进出口委撤了，他最终选定了8个人，组织了特区工作组，其中机巧在于，谷牧作为国务委员，除了打私、旅游等工作外，直接管的只是一个正局级的“特区工作组”而已。不过，谷牧并不会跟家人谈论工作或抱怨什么。在他去世后，很多前来吊唁的官员以为谷家人知道这段历史，所以很直接地说那段时间：“你爸爸一趟趟跑特区，做调查，做研究。从来没有一丝怨言。”谷牧在回忆录里仅仅一段涉及情绪：我还看望了正在广东休息的叶帅。1982年初以来，他也听到了不少对特区和广东、福建两省的非议，很担心我的处境。我汇报了反走私的情况以及这两年来调研的心得，表示能顶住压力，一定会把改革开放事业进行下去。他高兴地说：那就好！当时，我同两省负责同志多次交换意见，取得了这样的共识：不争辩，不解释，埋头做工作，只要中央不明令撤销原定决策，仍然照样干。

如果没有这样的坚持，特区会怎样？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疑问。

两年后，1984年邓小平视察了广州、深圳、珠海、厦门和上海。他给出的判断很直接：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至此，风波消散。随即，中央决定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

与家人

刘燕远对父亲颇有“意见”：“2005年他的老部下、老同事都动员他出自传。他当时也动心了，还请宋平叔叔给他写了序。但后来他又不想出了，一个原因是他还想再充实书稿，但除了严谨，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不愿意张扬自己。”

退休后的谷牧，留给后辈们更多的是有趣的回忆。刘燕远的女儿张若虚，从还没桌子高的时候，就每天踮着脚给姥爷倒酒。“姥姥还有我妈规定他三小杯，他老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跟我说，再加半杯！每天为这个酒的事啊，要跟我们打半天。‘我刚才那三杯不够，你们倒太少了，再高一点，再高一点。’有时候耍赖，‘就两杯，你们记错了，还有一杯呢！’后来医生给他酒里面兑了水，他也默认了。他特别爱运动，以前是打高尔夫，后来医生说岁数大了不安全，就去文津街俱乐部打台球，每天晚上都去。星期五晚上人家休息不能去，他就把那天叫做‘黑色星期五’。”

会武术的谷牧身体挺硬朗，但经常陪他去北戴河疗养的孙辈们却未必这么看。穿上泳裤后，“能看见胸前好大一片疤，”张若虚说，“挺吓人的。”刘燕远解释说：“我爸爸是瘢痕体质，子弹从前胸进去，从后面出去了，瘢痕就长成一条了。”这是抗日战争时受的重伤。

显然，谷牧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想法，他的努力促成了日本政府对华的贷款。刘燕远说：“电视上放我爸爸和日本人谈判的新闻，我老奶奶看着，坐在那就用拐杖直撞地，骂他：汉奸！她觉得日本人进村把我们房子都烧了，灶台都砸啦，怎么能跟日本人友好！老奶奶特生气。”

对于父亲，孩子们的评价超越了单纯的家庭与家族：“他们那一辈人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