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与海南——1980至1987

在海南岛开放的历史上，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历程中，有一个特别的名字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就是在中国对外开放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最有发言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谷牧。谨以此文纪念谷牧同志。

在今天我们海南人的记忆中，谷牧给人印象最深的走出台前的一幕，可能是1987年9月24日，这天他在北京会见日本朋友时说：“海南岛将实行比中国现在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更加开放的政策。”他还指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我们准备在海南岛积极采用国际上先进的科学管理经验”。当时很多人从这几句话中，看到中央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坚定决心，看到海南大特区的美好未来。

其实，为了这一天、这几句话，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已经呕心沥血不懈努力了8年。这8年中，从1980年到1987年，从66岁到73岁，他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不知为海南的开放北南奔波劳碌多少回！在中央开发建设海南的三个最重要文件中，他亲自主持制定了两个；他受命南下处理“汽车事件”，提出继续落实中央对海南实行的开放政策；他更亲自主持筹备海南建省办特区，负责研究提出给海南更加开放的政策……人们称他为“改革开放新政策的得力的实施指挥员”（宋平序《谷牧回忆录》语），毫无疑问，海南就是他实施指挥的一个最重要的主“战场”。

1、“要大力开发海南岛”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让谷牧抓港口建设，为摸清情况，督促工作，他先后两次把当时的主要港口都逐个看了一遍，包括到过海南岛。据《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这是他与海南最早的一次接触。

谷牧于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2月又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从1978年底到1988年初的近十年中，分管我国的对外开放工作。1980年是海南的开放元年。主管对外开放工作的谷牧，与海南更多的联系就是从这年开始的。

1976年打倒“四人帮”以后，国家制定10年计划，当中提出要大力开发海南岛。这体现在1978年3月召开的第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报告说“要大力开发海南岛”，引起广东代表团特别是海南代表的重视。会议期间，国家计委通知广东省代表团汇报商讨有关开发海南岛事宜，团长焦林义邀请副省长兼计委主任曾定石和海南代表魏南金、王越丰参加。魏南金此时是海南行政区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他回忆说：“《国家十年计划》中说‘要大力开发海南岛，积极发展橡胶、甘蔗、剑麻、咖啡、可可的生产。’它给参加五届人大的海南13名代表很大鼓舞。我们觉得开发潜力很大，应该在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中作出应有贡献。”（《宝岛足迹》，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国家还没有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因此此时讨论海南的开发还是循着传统的开发思路。魏南金向国家计委汇报的开发海南岛计划，内容也是粮食、甘蔗生产、多种经营、支农（加速机械化）、电与煤，以及交通等问题。

1978年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转移，开辟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纪元。

1979年4月，中央又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向中央汇报工作时说道：“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这时邓小平以高瞻远瞩的敏锐眼光和政治家的伟大气魄，支持并要求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来”，创造经验。也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正式提出“试办出口特区”和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1980年3月24日，谷牧受中央委托，再次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研究试办特区的政策，确定了深圳、珠海两个特区的范围，同意把“出口特区”改称“经济特区”。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会议纪要”。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讨论并批准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从此，中国的经济特区正式宣告诞生。

正是在国家实行开放政策，建立经济特区的重大历史背景下，“孤悬海外”的国防前线———海南岛的开发建设，迎来了走向开放前沿的历史性大机遇。海南的开发不再循传统的思路进行，而是参照经济区特模式一路向前，在8年中实现了由1980年的“准特区”、1983年的“不是特区的特区”，再到1988年的“大特区”的历史跨越。

这当中的“实施指挥员”，就是谷牧。今天人们也称他为改革开放的一位“总工程师”。

2、海南岛问题座谈会

1980年6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海南岛问题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个标志着拉开全面开发建设海南岛历史序幕的重要会议，一共开了11天，从6月30日至7月11日。

座谈会进行的中间，即7月8日晚，国务院领导同志听取了汇报，并作重要指示，为开发建设海南新的方针政策的提出定下基调。据参加座谈会的广东省省长刘田夫回忆:“这次座谈会，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大家在一些重大原则和方针政策问题上，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从而为解决海南岛长期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刘田夫回忆录》，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

这次座谈会对于海南的开发建设之所以重要，就在于7月11日形成的《海南岛问题座谈会纪要》（7月24日国务院批转了这个《纪要》，即国发「1980」202号文件），使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海南开发建设有了新的“纲领”。《纪要》第一次对海南解放三十年来的开发建设经验教训进行科学的总结，认为解放三十年来海南的经济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橡胶和其他热带、亚热带资源的开发利用，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海南存在不少问题。会议明确了海南发展农业的方针，特别是当中表现出的三个“第一次”，凸显了会议的历史性。

这就是：第一次以“海南岛问题”直接命名座谈会，表明中央对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的高度重视，并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第一次把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同台湾联系起来。《纪要》中说，“海南岛是我国少有的热带宝地之一，面积同台湾岛相近”，这种联系比较，开启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对促进台湾回归、促进祖国统一重大意义认识的发端。第一次决定海南岛对外开放。《纪要》提出，“为了充分发挥海南的优势，并照顾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当前主要靠发挥政策的威力，放宽政策，把经济搞活。”“对外经济活动可参照深圳、珠海市的办法，给以较大的权限。”由于有了这条特殊政策，使海南岛在当时中国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实际上取得了“准特区”的地位。

以“海南岛问题座谈会”为标志，不但端正了海南岛开发建设的指导思想，而且结束了海南长期处于“闭岛锁区”状态的历史，开创了以对外开放的方式促进开发建设的新路子，是海南开发建设的重大转折点，具有特殊的新纪元意义，影响深远。

就是这样一个今天看来对海南影响至大的事件，在那个封闭的年代，仍然引起了外界的关注。这年11月7日，英国《金融时报》刊登托尼·沃克的报道，题为“海南岛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它的新闻来源是：“今年8月份，中央政府发了一个文件，概要地说明了把海南岛建成一个像广东省那样的特别经济区的规划。”报道说：“多年来一直不向来访者开放的海南岛不仅能提供丰富的矿藏和经济作物，而且在旅游业方面也很有发展前途。北京现在向外界开放该岛了。”“不断有外国实业家到海南岛去，他们带去了一些同中国合办旅游业和共同开发矿藏的计划。”

报道还说：“海南岛上人口为540万，并不太多，有着明显的有利自然条件，因此，看来有良好条件接受外国参加其发展。它所缺乏的，除了发达的基础设施以外，就是当地政府处理外国商人大量涌入的能力。且不谈采矿、旅游和经济作物，海南岛对于中国在东京湾和南海勘探石油的计划来说，地位很重要。海南岛对中国的另一个价值就是它的战略地位重要，这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它长期以来不对外开放。当地官员称海南岛是中国的‘眼睛’和‘南大门’。”

“合办旅游业的建议进展较快”,英国《金融时报》此时对海南的报道，就把焦点对准了旅游，甚至预言“海南岛的1000多公里长的海岸沿线有一些十分理想的海滩，但是，要成为一个游览胜地，光有阳光和清澈见底的蓝色海水还不够。当局在实现他们的抱负之前还有一段路要走。”不得不佩服外国记者的独到眼光。

但是，我们特别也要补充，对发展海南旅游，在7月8日晚上国务院领导同志听取汇报时，中央领导人也已关注到。万里说：文件上要加个旅游事业，创造条件，开展旅游事业。方毅说：加上一个旅游，美国人建议我们，海南可以作为世界上最好的冬季旅游的地方。

及至9月24日、25日，广东省委领导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在中南海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这时谷牧提到，广东最大的优势，叫热带、亚热带作物的发展，这是全国别处所没有的。而万里又插话说：夏威夷比海南岛小得多，但他们旅游搞得很好，赚很多钱，海南如果搞得像那样子，每年搞十亿美元都不止。

现在，3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告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是，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正在全力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海南，终于可以“把海南建成世界著名的旅游休闲度假胜地”作为发展的目标了。

3、给政策 给自主权

“海南岛加速开发建设的根本问题，是给政策、给自主权。”

谷牧出席了这次的“海南岛问题座谈会”，作为改革开放的“实施指挥员”，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他“实施指挥”海南的对外开放，就是围绕贯彻国务院202号文件开始的。他在回忆录中也说：“1980年7月，国务院曾专门召开会议，研究海南经济建设问题(但着重在调整农业结构)。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对这里的发展十分关心，多次提出建议。1982年12月，一向热心于对外开放和海南开发的王震同志，为此专门写了报告给中央。国务院责成我研究海南开放、开发问题。”

1980年海南对外开放，虽然标志“闭岛锁区”历史的结束，但由于各种原因，在随后的一两年时间中，开放的进展不大，对外开放局面还没有真正打开。1980年至1982年的三年中，海南全岛实际利用的外资不足二百万美元。

但是，加快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始终为中央领导人所关心。1982年10月上旬,中央领导人就加快开发建设海南岛问题作了“海南岛不作为特区，但对外合作可给以较多自主权”，“海南孤悬海外，（政策）可以从宽”等批示，并指示由谷牧主持，召集有关部门参加座谈，把能够定的问题先定下来。这就有了中央与广东省领导12月12日在北京的又一次“晚会”，讨论开发建设海南岛的问题。

《刘田夫回忆录》中记录：“1982年12月12日晚上，谷牧和王震同志请张劲夫、任仲夷、我以及农林部门有关同志，讨论如何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条件，采取有力措施，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开发建设海南岛的问题。这次会议主要研究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切实解决海南岛的燃料问题，刹住乱砍乱伐森林的现象，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二是研究给海南以比粤、闽两省更为放宽的政策和自主权，让其参照经济特区的办法，以加速海南岛的建设；三是由广东规划，由中央和地方投资，改善海南岛的港口、道路、电讯等基础设施，以吸引外商前来投资。”这就是说，如何给海南更为宽松的政策和自主权，正在充分酝酿之中。

座谈会后的第二天，即12月13日，谷牧就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指出海南岛是我国的第二大岛，资源条件很好，潜力很大，又是“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老革命根据地。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十年动乱”的破坏，海南岛上得比较慢，至今落后面貌改变不多。

谷牧说，1980年7月24日国务院批转的《海南岛问题座谈会纪要》(国发[1980]202号文件)是正确的，“但由于有关方面认识不一致，这个文件中的有些重要规定(主要是有关对外经济活动部分)，未能得到实行。现在，要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条件，采取有力措施，开创加速海南建设的新局面。”这不但如实指出202号文件精神落实不够这个实际问题，而且把加快海南岛的开发建设上升到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的高度来看待。

谷牧在信中，还提出对海南当前要抓紧办好的事情：“(一)燃眉之急是切实解决海南岛的燃料问题，把砍伐森林的现象刹住，保护生态平衡。(二)海南岛加速开发建设的根本问题，是给政策、给自主权。海南岛开放到什么程度，给多大的自主权?我考虑要比两省宽、比特区严些，按此杠杠定几条。此事由我负责，已责成国务院办公厅特区组同广东省委的同志立即着手调查研究，提出意见，然后找中央有关部门商量，再报国务院审批发个文件。(三)现在海南岛基础设施太差，港口、道路、电讯都不行，有心投资的侨商、外商到那里一看，大都摇头而去。为了吸引外商投资，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大家商定，先在文昌县(该县大侨商多)一带建个码头(三、五千吨级的也好)，把公路修好，海南与香港可考虑开辟空中直达航线。此事由广东省研究规划，所需投资主要靠地方筹集(包括使用国内贷款或借外资)，中央也给点支持补助。”

这三点意见，条条抓住了开放初期加快海南开发的最关键问题。而谷牧的信最后说“这些事都争取一个月左右，做好准备，我回来后就可以召集有关方面开会，落实定案”，真正体现了开放之初那种只争朝夕的干事创业的精神。

“给政策，给自主权”，由此也成为开放初期海南最强烈的愿望，是上上下下的共识。这对后来成立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海南在国家“计划单列”，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此之前的1981年4月10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前往看望叶剑英，并说准备跟省长刘田夫同志去一趟海南。任仲夷说，去年国务院发的202号文件中有一句话，说海南也可以采取类似深圳、珠海的做法，政策要放宽一点。海南一个是搞好团结，一个是放宽政策，这样海南的工作能上去，会成为宝岛。叶剑英说，对，海南很有前途。

同年5月18日，任仲夷在关于特区建设和对外经济工作的讲话中，提出“要把办特区的政策扩大到海南岛。国务院[1980]202号文件已明确规定：海南岛“对外经济活动可参照深圳、珠海市的办法”，“应让海南有更多一些自主权”。中央指示我们要积极落实。目前，寄希望于国家或省向海南岛大规模投资，是不可能的。我们主要靠政策，用开放促进开发。例如可以像特区一样，在海南岛实行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进出口免税，引进外资给以优惠，加大海南对外经济活动的审批权限，简化人员进出手续等等。海南岛可以吸收外资搞综合开发，包括基础建设。”

4、11号文件

海南开放的春潮涌动。海南开放的航船在前行。

1983年1月18日至22日，国务院领导同志结束了对非洲国家的正式友好访问后，于18日来海南视察，指示海南要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条件，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开创加速海南岛开发建设的新局面。

同时到达海南的谷牧，l月21日，在听取海南工作汇报时指出，今天所谈的问题，有许多在那个文件上都提到了。但是回过头来检查一下，基本上没有贯彻，没有具体落实，在北京也没有一个综合部门帮助你们解决问题。比如说，可以参照深圳、珠海的做法，解决什么问题，这条就没有落实。

这些话，仍然是指国务院202号文件精神没有很好具体落实的情况，真正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开创了开放时代的新局面。

基于这种判断，谷牧提出要研究落实，再形成一个正式文件，作为第二次解决海南问题的纪要。这就有了后来影响更大的《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由此还可进一步理解，１９８０年“海南岛问题座谈会”及国务院批转的２０２号文件的重大意义。尽管当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使文件规定的政策并没有贯彻执行，但它还是第一次正确确定全面开发和建设海南岛的方针政策，为后来中央进一步确立加快开发建设海南岛的一系列方针开辟了方向。

2月10日，胡耀邦总书记来海南同军民欢度春节。胡耀邦在海南视察时指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决而又有步骤地进行改革，要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争取更高的发展速度。

而谷牧在回京后，2月9日（农历十二月廿七）、3月5日（农历正月廿一）和12日，也就是农历春节前后，连续三次召集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讨论研究。3月18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

刘田夫回忆1983年初春中央领导同志先后视察海南情况时说：“任仲夷、罗天和我等人向他们汇报了工作，中央负责同志就开发海南问题作了指示。我们学习讨论了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精神，联系海南实际，从发展方针、政策以及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发展对外贸易和利用秀丽风景发展旅游事业，以对外开放促进对内开发等方面，提出了贯彻落实的意见。谷牧同志和我们一起讨论研究了好几天。他回京后，先后3次召集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进行了讨论研究。是年4月1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加快海南岛开发问题讨论纪要》。”（《刘田夫回忆录》）

谷牧本人也对此回忆：落实国务院202号文件“关于海南的开放问题，由我组织讨论提出方案。我先派国务院办公厅特区组的同志于1983年1月去海南做了调查，2月（应为l月———引者注）我出访非洲回来在海南停留继续调查，与当地同志研究大致的框架。回京后，向有关部门通报了信息，请他们研究、准备。3月初邀海南负责同志到京。3月5日，召开特区工作联合办公会议，听取海南负责同志的汇报，委托国家计委和经委及有关部门分别研究海南请求解决的问题。3月20日再召开联合办公会议，汇总各部门意见，讨论《纪要》草稿。3月28日（应是3月18日———引者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送审稿)》，4月1日，党中央和国务院以中发[1983]11号文件批发。”（《谷牧回忆录》）

现在回过头看，仍然可以掂量得出11号文件的份量。

《纪要》指出：“海南的开发建设，必须立足岛内资源优势，充分挖掘内部潜力，讲求经济效益，逐步建立起具有海南特色的经济结构。”这种指导思想对今天的海南开发建设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纪要》指出：“中央领导同志指出，中央和广东省要给海南行政区以较多的自主权，放宽政策，让海南行政区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发挥地方、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结合海南实际，放开手脚主动地安排生产建设，改革体制，发展联合，把经济搞上去，尽快富裕起来。这是加快海南开发建设的关键。”在这种“放权”思想指导下，《纪要》对海南行政区的计划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劳动工资体制等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对激活海南经济有很大的作用。

《纪要》尤其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出，海南不作为经济特区，但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需要给予较多的自主权”的要求，本着“积极稳妥地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发展进出口贸易和旅游事业，以对外开放促进内部开发，是加快海南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的精神，决定对海南岛放宽政策，从八个方面给海南岛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以较大的自主权。也正因为这八条更加开放的政策，使海南岛在此时中国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又取得“不是特区的特区”的地位。中央同时要求各部门从人、财、物上积极给予海南必要的直接支持。海南的对外开放由此真正启动，大规模开发建设海南岛的序幕由此揭开。

谷牧理解的11号文件的主要精神是：“以对外开放促进海南岛的开发，强调积极稳妥地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发展进出口贸易和旅游事业。海南岛暂不作为特区，但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可以大体比照实行特区的有关政策。比如海南的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减按15％征收；海南外贸出口收汇按1978年实绩核定上交基数，超基数部分5年内全部留用；海南进口生产资料应缴的关税也给予较多减免；进入海南的外商可由海南通知我国驻外签证机关办理签证等等。”

对11号文件所产生的开放作用，谷牧在他的回忆录中同样评价很高。他说：“海南开放这件事，从中央到广东省，上下左右都很支持，办得比较顺利。在中发[1983]11号文件发出后，国务院有关部门先后派了十多个工作组去海南帮助工作。铁道部允诺接通岭头到八所的铁路，邮电部投资建设海口到广州的微波通信电路，轻工部答应新建两座糖厂，林业部拨给经费、柴油，决定在东部沿海种植防风林，交通部加快海口港口建设等等。由此，揭开了20世纪80年代综合开发海南岛的新篇章，为以后办海南特区创造了许多条件。海南的开放，也提高了全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温度’。”

5、加快海南开发“不只是个经济问题”

1983年前后，海南开放开发的热门话题是比台湾、赶台湾。

中国之大，只有海南与台湾两岛“孤悬海外”，因此，自古迄今国人将海南与台湾比较者，不绝如缕。目前看到的最早比较，出现在清雍正八年（1730年）成书的陈伦炯著《海国闻见录》，这已是200多年以前的事。琼州“此亦海外，稍次之台湾。惜乎田畴不广，岁仰需于高、雷，虽产楠、沉诸香，等于广南，甲于诸番，又非台湾沃野千里所可比拟也。”这里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比较。继之又见于光绪五年（1879年），两广总督刘坤一有海南“近来物产丰盈，似亦台湾之亚”的说法。后人每每言海南是“台湾第二”，也没有脱陈伦炯、刘坤一“次之台湾”、“台湾之亚”的窠臼。

1912年孙中山领衔发布的《琼州改设行省理由书》，这些阐述已为人所知：“夫以中国之大，仅有台湾及海南二大岛。甲午之役，台湾割让于日，日人经营十年之久，自铁道开设，行政、教育制度整理以来，昔者硗确之区，今变为膏腴之府，旅行台湾者，不胜今昔之感焉。”“夫台湾一岛，其幅员与琼州相等，自日本经营之后，每年岁入数千万。倘琼州改为行省，数年经营之后，其收入必有可观，无庸疑也。”

而中国的改革者们也早已在比较台湾和海南的发展。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在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建议把海南开发作为重点时说：“海南岛的面积32200平方公里，比台湾才少3000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及台湾的三分之一，自然条件比台湾要好，又是老革命根据地，但目前经济建设落后，市场紧张，群众生活贫困，这不能不值得我们深思。”

国务院202号文件说“海南岛是我国少有的热带宝地之一，面积同台湾岛相近”，而到1983年的11号文件，更指出“加快海南的开发建设，是全党全国的一项重要任务。它对于支援全国的四化建设，加强民族团结，巩固祖国南海国防，促进台湾回归、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都具有重大意义。”下延至5年后的1988年4月14日，国务院批转《关于海南岛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开发建设的座谈会纪要》，再次重申把海南岛的经济尽快搞上去，“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防，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有着深远的意义。”

为了一个地区的开发建设，8年中中央召开三次重要座谈会，制定下发三个重要文件，这种情况已是鲜见；而在中央文件中载明一个地区的开发建设对“促进台湾回归、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有重大意义，也是绝无仅有。查中央最早1979年决定在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其重要意义也只是表述为“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国务院1985年3月同意此两省继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其意义进一步表述为，“不但对两省和全国的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稳定香港、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也有积极意义。”这也只是联系到香港。只有海南，才能让人联想到台湾!古往中外莫不如此。加快开发建设海南的意义之重大，自是不言而喻。

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就以独特的眼光作这样的观察：“为了和平统一台湾，北京官方认为，他们有必要表明自己能够把海南管理好。”

1983年1月21日，谷牧在海南听取海南行政区党委、行政区公署关于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的汇报时，因当中讨论到海南岛的优点之一就是交通方便，海南建设可以利用海运方面的条件。世界上所有的海岛发展都比较快，原因之一就是交通方便。台湾省的发展也是如此，便于物资、资源的进出。因此，谷牧说，海南岛的开放，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海南岛是中国第二大岛，有些资源条件比第一大岛台湾省还好。但是，经济发展不快。多年来的工农业总产值的人均水平，居全国倒数第几位；比全省的平均水平差距也不小。

这一番话，是开始把中国的第一大岛、第二大岛资源状况、发展程度直接联系比较起来。这样，加快海南岛的开发建设，把海南岛的开放再次提上议事日程，海南赶台湾的话题也就呼之欲出了。

年底，谷牧再次来海南视察工作。12月1日，他在东方县八所镇接受记者采访时，再次把海南与台湾联系比较起来。他说：海南是我国的第二大岛。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发展比较缓慢，至今还处在这么个落后状态，内外都不满意。台湾也是我国的一个大岛，面积比海南大那么一点，人口比海南岛多。那个岛是蒋介石、蒋经国管的，三十多年来发展比较快。虽然，他有过去日本侵占时期留下的基础，但不管怎么说，它的经济发展比我们要快得多。今年初，中央领导视察海南后，决心加快海南的开发建设。这不只是个经济问题，对巩固国防，实现祖国统一也关系重大。

因为这是对记者发表谈话，是公开比较海南与台湾，也是间接阐述11号文件精神，从中更加明确加快开发建设海南岛的重大意义。

杨继绳著《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中也写到：“雷宇初到海南，提出了一个海南追赶台湾的宏伟设想。1983年，在全国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雷宇对我畅谈了海南追赶台湾的的具体设想，使我感到设想既雄心勃勃，又脚踏实地。我当时还写了一篇题为《海南岛怎样才能赶上台湾？》的访问记。”

这里又有一个背景。1983年2月11日，正在海南视察的胡耀邦，在同广东省委、海南区党委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了或者说回答了海南赶台湾问题。他说，就海南32年的发展来看，对成绩不能估计过高。不管哪一方面，距离海南人民的希望还差得很远，我们的经济实力与政治地位很不相称。海南的地理条件和台湾差不多，但经济是一比十四，你们心里有这笔账，是很大的一笔账。18年要接近台湾，要翻多少番？（插话：四番。）那是赶不上的。（插话：台湾现在平均国民收入是2600美元。）再加个18年能不能赶上呢？用这个东西来判断是非，一是不要否定我们的成绩；二是离人民的希望还差得远。中央给你们政策，希望海南尽快富裕起来，但能不能尽快富裕起来，还要靠广大干部的努力。这个要公开和干部讲。

由这段谈话看出，胡耀邦是同广东、海南的负责人讨论“赶台湾”的问题。要不怎么说“你们心里有这笔帐”？更何况还有海南与台湾的经济差距是“一比十四”的量化指标。而说“18年要接近台湾”的话，那是当时说此话时距20世纪只剩下18年了。

当然，胡耀邦同接下来的万里一样，对“赶台湾”有其独到的理解。“用这个东西来判断是非，一是不要否定我们的成绩；二是离人民的希望还差得远。”这是很恰当的理解。

这一系列背景之下，终于1984年邓小平说出一句给海南人民带来很大鼓舞、给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带来重大影响的话：“如果用20年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6、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

1984年元月，邓小平到南方的广东、福建、上海等地视察，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南巡”。

回到北京后，2月24日邀请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座谈，内容是关于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问题。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这样做，肯定是利多弊少”。

讲完这些“放”的设想后，邓小平话锋一转，说出一句给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带来重大影响的话：“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用20年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但是由于这句话没有收进《邓小平文选》，是一直以来人们只能通过各种回忆录等途径加以“求解”。今年初《谷牧回忆录》出版，终于确证，“总设计师”是说了这句话的：“在当年2月14日（应是24日———引者注）小平同志找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特区和开放工作时，确曾讲过如果用20年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当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为了研究贯彻落实邓小平的重要谈话精神，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作出了扩大特区范围，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的重大决定。

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影响深远。当时的《亚洲华尔街日报》这样说，中国决定把沿海的十四个城市向外国商人和投资者开放，许多外国人说，这个行动是1949年共产党接管大陆以来采取的最大胆的行动。国外的评论还这样说，开放整个海岸，是邓小平跨出的惊人的一大步。开放整个海岸，意味着实际开放半个中国。这是中国从1757年以后的第一次开放。

这次座谈会，本来是研究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港口城市问题，但对海南岛问题会议纪要中也专门写了一段，标题是：“搞好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全文是：“中央和国务院考虑到海南岛孤悬海外，经济落后，1983年发出专门文件（中发（1983）11号文件），确定以对外开放促进岛内开发的方针，授予海南行政区在对外经济活动方面较多的自主权。国务院各部门、广东省和海南驻军，从各方面积极支持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并且安排了一批急需的建设项目。当前要帮助海南把港口和机场的扩建，铁路的联接，煤矿、电厂、电讯以及旅游设施的建设及早抓上去，还要抓紧研究利用莺歌海的天然气建设大型石油化工项目的问题。海南行政区要抓紧制订全岛建设规划和近期内的具体安排，运用中央给的政策和权限，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海南全岛党政军、各民族要在各方面支援下，解放思想，加强团结，艰苦奋斗，争取到1985年全岛的开发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到1990年全岛的经济面貌要有大的改观。”

这段不长的文字，内容其实没有太多的特别之处，远不能与一年前中央批转的《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相比。而且这时海南既不是经济特区，不存在“进一步办好”的问题；海南也不属于“沿海港口城市”，不在这次开放的“范畴”之中，“写”上海南这段，其意义是把海南摆进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之中。就是这段看似普通的话，还是海南“争”来的。从中也可看出开放初期海南积极争取的奋进作为。

原来，会议开始时，谷牧传达邓小平指示的三个内容：一是发行特区货币；二是厦门特区扩大到全岛；三是进一步开放沿海的几个点。出席会议的海南行政区负责人感到，这就意味着轮不到讨论海南岛问题。于是，在小组讨论时发言：谷牧同志在会议开始时的讲话指出，小平同志的指示有三个方面。我认为，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但小平同志的指示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即“用20年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我对报告没有提及这个问题，实在感到太遗憾了。

《谷牧回忆录》中也说到此事：“那年3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我先作了个引导性的讲话。到会的地区和部门的同志，绝大多数都赞同我讲的内容。唯有海南到会的负责干部不太满意。我讲完休会时，他们就提出：为什么不讲海南20年赶台湾。”谷牧解释说，“在我的讲话中的确没有引用这些话，这不是无意的疏漏，而是有意暂且不提。”其原因，他理解小平同志那次重要谈话，开宗明义地说明他讲些意见，“请大家讨论一下”。关于开放沿海城市、扩大厦门特区，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讨论了，决定要办。但是，海南用20年发展到台湾的水平这件事并未讨论，所以，“我怎么好讲”？

海南行政区负责人在小组讨论上表示“太遗憾”后，记录人员在讨论会后把他的发言整理成一份快报送给中央领导参阅。第二天开会时，一位中央领导对他说，你在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我们都注意到了，你不是说太遗憾吗？海南负责人说，是的，海南岛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会议开始没有提及，我感到非常遗憾。如果会议发言可以安排的话，我要求就如何落实小平同志的指示，谈我个人的看法和意见。我是在海南工作的，我应该对20年能不能赶上台湾的问题表个态。几经努力，中央领导同志说，你就在会议上发言吧，这个题目很重要，让大家都听一听。

于是，在会议汇报发言的最后一天，原来没有安排发言的海南行政区负责人得以痛痛快快地在大会上讲了一个半钟头。他代表海南人民表示，完全拥护邓小平关于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和办好经济特区的思想，拥护邓小平提出的“用二十年时间把海南岛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的设想。他说，海南岛的许多方面比台湾好，从气候条件、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旅游资源，以及华侨众多等方面，条件都比台湾好。再加上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和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全国人民的支持，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应当而且完全可以在20年内赶上台湾。

因座谈会上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可以在厦门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的指示，这位海南行政区负责人在讨论修改座谈会纪要时，还建议写上海南“实行类似自由港的政策”。这当然是没有获得通过。

7、测算赶台湾

1983年10月18日，谷牧主持召开了有国务院23个部、委负责人参加的联合办公会议，研究如何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11号文件，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

谷牧在讲话中提出，海南的建设要有个总体规划。海南岛要下决心搞一个三年、五年的发展规划。经过几年的建设后达到什么目标，什么蓝图，建设怎么样的一个海南岛，要请各方面的专家研究一下。

12月5日，谷牧在海南听取海南区负责人汇报时，又提到制定规划问题。他说，我上回给你们出的题目，海南岛开发建设是否搞短期、中期、长期规划，短期规划就是1984年、1985年，中期规划是1985－1990年，长期规划是1990年至本世纪末。谷牧还指出，海南起飞的时间能否比全国快些，并要求明年5月份拿出方案来，到北京去汇报。

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南开始做发展规划的准备。实际上，这也是解放以来到今天，海南每出现一次开发热潮，都要做的一件事。

在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上“破例”获得发言后，中央领导找海南行政区负责人谈话，主要谈海南岛的问题。总的思想，就是让海南岛更加放开，更加自主。海南岛不实行、不采取更加特殊的政策和措施，20年时间赶台湾就是一句空话。海南岛比特区更特，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类似自由岛或自由港的办法搞。总之，是以更加开放的形式去发展，至于最后采取什么模式，还得经过充分讨论研究后才定下来。座谈会的最后一天（4月6日），中央领导又把广东省委负责人和海南区负责人找去谈话，要求他们回去后收集和研究一下世界上一些岛国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搞个资料。从海南岛本身来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采取一些什么措施，能够保证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设想。

“沿海会议”的召开，为海南岛制定全岛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了重大契机和方向。实际上，这也是这次会议的纪要中提出的要求：“海南行政区要抓紧制订全岛建设规划和近期内的具体安排”。

很快，海南向广东省委递送一份报告，就海南岛开发问题提出九条意见。广东省委领导批示，要组织人力认真研究。1984年7月2日至4日，广东省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召开部分专家、教授参加的研讨会，研讨的主要问题是海南“20年赶台湾”。会上，海南方面还简要介绍了海南岛以赶台湾为目标的发展规划，就是把邓小平设想的“用20年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定位于“用20年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1980年的水平”，并制定出量化的具体指标。

与会专家对海南岛20年赶上台湾的看法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海南岛决心赶上台湾，并提出了大胆的设想和实施的意见，这是十分振奋人心的，是可以充分肯定的。研讨会召开后几天，7月12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在省委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海南岛要充分利用中央给的政策，以开放促进开发，开发建设上分三步走，1985年取得明显进展，1990年面貌大改观，20年赶上世界富裕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到９月底，海南初步拟定《海南岛社会经济开发规划》（1986－2000年）。这个经过多方讨论、评议（其中包括全国30多个单位60多名专家和科技人员参加的讨论会），运用系统动力学的科学预测方法验证的规划提出，到1985年底海南的工业总产值要翻一番，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提出10年实现翻两番，到2000年海南的国民生产总值要达到187.5亿美元，使海南在生产发展、科技进步、人民生活三个方面赶上台湾80年代初期的水平。生产方面，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680美元（比台湾1980年的2258美元多422美元）。科学技术方面，每一万人口当中，拥有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80人。人民生活方面，人均国民收入为2008美元，农村人口人均收入1000美元。

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田方当年发表《海南岛的发展规划》的文章，对这个规划给予高度的评价：“近年来，海南区党委和区公署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指示精神，经过反复研究，制订了一个既区别于经济特区，又区别于十四个沿海开放港口城市，以赶台湾为目标的《海南行政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这是一个解放思想的、很有气魄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宏伟规划。”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尽管海南这时提出了20年赶台湾的战略，但是在国内并没有直接公开讲过海南要20年赶上台湾，而是“迂回”地讲。比如，新华社1984年5月18日报道，海南行政区负责人对该社记者说：“只要采取特殊的开放政策，海南岛就能在一定时间内变成一个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的岛屿。”很快，这“一定时间”定为20年。当年《经济日报》5月20日报道说,只要能够抓住大好时机，进一步发挥海南岛的优势，在未来20年中把海南岛建设成为世界上经济较发达、生活较富裕的地区，是完全有可能的。

梁灵光在1983年4月初出任广东省省长并兼管特区和海南岛开发工作，他在《梁灵光回忆录》中用较多篇幅写到海南20年赶台湾的事。不过，他是从总结“汽车事件”教训的角度来讲：“遗憾的是，在这一年，海南出了个‘汽车事件’，以致影响了它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发展。当时的情况是这样：中央领导同志视察海南后，要求海南二十年赶上台湾。这对海南的干部和群众来，既是鼓舞，也是压力。”“海南领导班子于是进行测算。他们按近年台湾发展速度计算，二十年后台湾可能达到什么水平，有多少国民生产总值，而目前海南是多少，要二十年赶上台湾，年均增长速度要多少才行。他们没有从实际出发来制订规划，低估了海南的不利因素，急于求成，想一下子迎头赶上去。由于资金短缺，他们便千方百计搞集资。”

梁灵光说：“台湾和海南为我国的两个大岛，如果海南能在20年赶上台湾，将对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统一大业起到促进的作用。但台湾在70年代后期已经经济起飞，被世界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要实现20年赶上台湾这一目标，显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

赶台湾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因为如此，所以邓小平才用“如果”两字。而平心静气来论，如果不是因为“汽车事件”的影响，决不能低估20年赶台湾战略对海南的影响。正好谷牧1985年10月受命南下处理“汽车事件”，在12月向中央的汇报中指出：“如果没有‘汽车事件’的干扰，海南岛的形势会发展得更好些，工作会主动得多。”

8、“意在强调加强海南开发建设”

“海南的开放，也提高了全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温度’。”

第一次南巡之后，邓小平提出了“如果用20年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的设想，8年之后的1992年第二次南巡，他则发出雄心壮志：广东要“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

又是一个“20年”！“20年”是一个简洁的数字，也是人生的深深情怀。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20年只是短暂的瞬间；但在人的生命里程中，却是可以触摸拥抱的峥嵘岁月。在20年中，人类可以缔造无数辉煌，而个人可以成就很多奇迹。10年太短不现实，30年太长等不及，这就是人们习惯于“20年”的期盼和热望的原因，当然也是1980年代谷建芬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之所以让人激动不已的原因———仅仅是为了那句“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所以，我们就看见，在历史上，已经有不少人盼望海南“20年”。抗战胜利后，“建设新琼崖”已成为全国人士之一致要求，国民党军政要员也是踌躇满志。1946年夏，张发奎在海南对琼崖行政干部训词说：“诸位能够不断努力，埋头苦干，兄弟相信，二三十年后，琼崖必然能够成为现代化的国防基地，同时琼崖的一般国民也必然能够享受富裕康乐的现代化的生活！”同时，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也来海南，对琼崖各界作《继往开来》的训词时说：“琼崖面积与台湾相埒，蕴藏比台湾丰饶，台湾过去经日本人经营已奠定了现代的基础，如果琼崖能够积极开发，合理经营，相信不满20年必能焕然一新。世人喻台湾和琼崖是南中国的两只巨眼睛，前一只眼睛已给日本人代我们张开，后一只眼睛还要靠我们自己努力去放亮。”及至1949年，人们又希望通过海南改制为“特别行政区”后，“始获国家力量，从事建设,以求其政治、经济、军事之进展,期于20年内,完全成功,成为我国南方国防及经济上，立不拔之基”。

此“期于20年内，完全成功”，与30多年后的海南20年赶台湾和广东“20年”赶“四小龙”，虽然不能简单比较，但思维定势无疑是一样的。

如果说不同，就是展示了共产党的雄心壮志和政治抱负。

1985年1月22日至27日，万里副总理视察海南岛。在视察途中，他发表了很多谈话，包括要充分认识海南岛的优势，宝岛的“宝”就宝在这个亚热带、热带，要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热带作物，发展旅游业大有前途，要改革体制、下放权力等等。万里还谈到“汽车事件”发生后大量进口汽车的处理问题，特别是专门谈了海南赶台湾问题。

他说：“海南岛条件不比台湾差，然而发展比台湾大大落后了，不是一般的落后。什么原因？第一，这里始终处在前线，我们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注意不够，投资少。台湾的基础比较好，海南原来基础差，解放后有很大的进步，很大的成绩，但比较起来仍然显得落后。第二，长期的封闭，闭岛锁岛，虽然有华侨众多的好条件，有邻近港澳的好条件，但没有利用这些优势。再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的经济指导方针不对头，没有因地制宜。过去的许多政策不符合实际，没有按照这里的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办事，把一些‘左’的、不实事求是的东西用到这里。所以必须进行改革，充分发挥宝岛的优势。

万里这段话讲得非常精辟和深刻，他正视海南与台湾的发展差距，无论是台湾迅速发展或是海南十分落后的原因，都分析得很透彻，很有说服力。尤其是他在讲话中特别指出：“赶台湾是个号召，是鼓你们的劲的，这个事情一下子是不可能办到的，但要鼓劲。”

把“赶台湾”理解为一个鼓劲的口号，这是独到之处。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非常善于从政治角度谈问题，他这样说过：“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这虽是谦虚之词，却也说出其讲话的突出特点。

劲可鼓，不可泄。“赶台湾是个号召，是鼓你们的劲的”，这之前胡耀邦也指出海南能不能赶上台湾，“用这个东西来判断是非，一是不要否定我们的成绩；二是离人民的希望还差得远。”这都表现出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

回想起来，从加快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对“促进台湾回归、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具有重大意义，因而“是全党全国的一项重要任务”的党内共识，到邓小平提出“用20年时间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的战略设想，这是把全党全国的“重要任务”具体化了。而正是“赶台湾”这个政治性很强的鼓劲口号，给海南人民以巨大激励。

在《谷牧回忆录》中，谷牧说出他对海南用20年发展到台湾的水平的理解：“我认为小平同志的话意在强调加强海南开发建设，但是20年内发展到台湾的经济水平是桩很大、很复杂的事情，要经过认真分析主客观条件，详细论证，才能组织实施。海南这位负责干部大概是想用小平同志的这句话，促进各方面支持海南的工作，用意是好的，但要求急了，不可行。后来小平同志那篇谈话公开发表时，也没再提这句话。”可见，在20年“赶台湾”上做文章不是方向上出现问题，而是操作上出现问题。是全局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是战略与战术的关系没有处理好。

9、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成立

“中央决心加快海南的开发建设，这不只是个经济问题”

海南岛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海南的开发建设是一个主体、一个整体，但海南却又是条块分割最为严重的地方。因此体制问题，一直是困扰海南岛开发建设的首要关键问题。自从提出加快开发海南岛以来，这个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就被突出出来。

1980年召开的“海南岛问题座谈会”，对此就加以关注。当时国务院负责同志在听取汇报时就指出：“海南长期有个矛盾，一个区党委管十来个县，下边一个自治州，又管十来个县。”这是指海南岛内的“不统一”。这个不统一，使海南行政区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不利于促进对外开放，开展对外经济合作。

1983年1月21日，谷牧在海南听取汇报工作。他指出：“海南岛的步子要迈得快一些，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海南岛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有一定的权力，对内独立自主地整顿好，对外开放要更放宽一些。”

1月27日，谷牧在海南再次明确指出：开发海南，核心问题就是要加快海南岛的经济建设步伐。海南岛要搞好，基本出路就是要给海南自主权。能否在省委领导下，使海南有比较独立的经济体制，在对内对外经济活动上都有较大的自主权，使它能在中央和省的帮助下，伸展开手脚，创造一些对外开放的条件。海南岛离不开广东。海南在广东和中央都要单列户头。自主权给到什么程度，厅局的同志都要好好考虑考虑。

中央1983年4月1日批转的《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即11号文件）就有意解决这个问题。《纪要》指出：“海南岛的开发建设，是一个整体，必须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各项开发建设工作，应当统一规划，统一安排，统一管理，统一对外。”正是看到海南岛的开发建设是一个整体，但行政体制的分割导致各自为政，全岛不能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因此《纪要》指出，“考虑到海南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开发建设的需要，建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海南行政区作为一级政府，对全区实行统一领导，并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从立法上对开发建设海南若干的政策性规定，作出相应的决议”。

此前的3月22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接受记者采访说：“今后，海南的领导机构将不作为省里的派出机构，而成为一级‘实’的政府，统一领导全岛的工作，并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

在1984年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上，海南行政区负责人提出了扩大海南岛自主权限的设想，并从实际工作的角度解释海南的“政府”问题。就是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现在的海南行政区公署已不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为什么呢？因为区公署不是一个政府，在审批一些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经营或外商独资经营的合同协议时，立法上不够完备，也缺乏权威性。海南岛有18个县市，外加中、南、西沙办事处，又有一个自治州、两个农垦局、三个中央属的地级企业，还有陆海空三军都是正军级建制，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有权威的政府，无法统一协调全岛。

海南行政区公署是1980年1月11日由海南行政区革命委员会改称而来的，为广东省人民政府派出机关。1984年10月1日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成立，海南行政区公署随即宣告结束。及至1988年4月13日海南正式建省，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撤销。

为加强全岛的统一领导，加快海南的开发建设，针对海南行政区公署作为省的派出机关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l984年5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海南行政区建置的决定》，决定成立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对全岛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统一对外。是一级地方国家政权机关，设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归广东省人民政府领导。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1984年10月1日，召开了成立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大会，广东省副省长李建安代表省政府宣布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但是，这个归广东省人民政府领导的“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和海南行政区公署一样，在全国的行政体制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对这个既然是“一级”，却又归广东省人民政府领导的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这个“一级地方国家政权机关”到底属于哪一个“一级”？宪法中找不出答案。实际上，1984年初筹建“三峡省”时，也有过名称为“三峡行政区”的动议，但会后又有人研究了宪法，说上面没有设“行政区”的说法，因而放弃。

从中国行政区划变更来看，在省下设立行政区，它的范围比专区大，但它的行政公署和专员公署一样，都是该省的派出机构，不是一级政权的国家机关。因此，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是一级地方国家政权机关，很难解释。当时的民政部长也说，鉴于成立海南行政区这一级地方国家政权机关，宪法中没有规定，国务院建议作为一个特殊问题，请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作出规定。该次会议关于“海南行政区的国家机构的组织和职权另行规定”，后来一直没有规定。1986年以后，有人说这个“一级”是“省级”；而省级行政区又由一个省来领导，似又说不通。能说得“通”的，便是单独另建一省了。

10、总结经验教训，振奋精神

“海南起飞的时间能否比全国快些”

“海南从1983年实行以对外开放促岛内开发的方针以来，工作是有起色的。各方面对海南的开放和开发都很支持，表扬、肯定、打气、鼓励的话比较多。海南的某些负责同志本应谦虚谨慎、正确对待，可惜却在思想上沾沾自喜，工作上急于求成，结果闯出大乱子，导致大挫折。这就是1984年海南不听招呼、大量倒卖进口汽车的严重事件。”《谷牧回忆录》不但不回避，而且用较大篇幅写到海南的“汽车事件”。

这个事件，以1985年7月31日新华社的《海南岛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事件真相大白》，详尽地报道中央联合调查组调查海南汽车事件的前后经过和处理意见，而广为人知。《人民日报》评论说，海南岛大量倒卖汽车等物资的事件，“这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的一个重大事件。”

“汽车事件”的发生，使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如同疾行的列车嘎然而止。海南开放遭受最大的挫折与影响，以致20年“赶台湾”不再被人提起。直到1987筹备建省办特区后，再续炉灶，制定第二个“赶台湾”的战略，这也已是后话。

“汽车事件”公布三个月之后，1985年10月27日至11月16日，多年来奔波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谷牧，再次受命率领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国务院特区办的同志南下广东，任务是同广东省、海南行政区的同志一起研究海南岛在“汽车事件”之后，如何总结经验，振奋精神，继续搞好对外开放和开发建设问题。

谷牧的角色真是太特别。这些年间，他心系开放，南北奔波，一人扮演着多个角色：他既是开放政策的探索者，又是政策的推行者；在中央，他是前线的指挥官；对地方，他又是中央的决策者。

这样的角色，在检查处理“汽车事件”过程中，他是这样做的：“我多次向党中央、国务院建议，海南‘倒卖汽车事件’要严肃查处，中央关于开发建设海南的方针政策应坚持继续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完全同意。1985年5月，我约海南负责同志来京，向他们作了传达，要求他们在困难时要看到前途，看到光明。7月，我邀当时已应聘任我国沿海开发经济顾问的新加坡原副总理吴庆瑞博士去海南考察，给他们提供咨询建议。11月，我用了一个星期，带国家计委、经委、国务院特区办和广东省的几位同志，到海南与当地干部具体研究如何总结教训、振奋精神、继续搞好对外开放和开发建设。”

谷牧认为，“‘倒卖汽车事件’确实是对外开放以来发生的数额最大、牵涉面最广的经济违纪案件，危害很大。但在认真清查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教训。不能就‘倒卖汽车事件’讲‘倒卖汽车事件’，要联系工作实际、思想实际，包括这几年发展工农业生产、外引内联等方面的具体事例，认真总结，看哪些事做对了，哪些事做错了，对在哪里，错在哪里。”“我反复传达中央指示，强调中央11号文件不会变。我说，我没有听到任何要取消这个文件的信息，从中央到广东省，都在研究如何帮助你们渡过难关。对我们海南的同志来说，要大大振作精神，鼓足克服困难的勇气，在切实抓好”倒卖汽车事件“善后及(台风的)救灾工作的基础上，迅速把工作重点转到抓经济、抓生产、抓‘两个文明’建设上来。”

“11号文件下达以后，海南做了大量工作，面貌有相当显著的改变，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不能因为‘倒卖汽车事件’就认为这两年海南一无是处”。（《谷牧回忆录》）在当时的条件下，能秉持这样的态度处理危机，真正体现出共产党人的磊落胸怀和政策水平。

实际上，谷牧回忆中说的这些都是实情，没有半点的事后夸张。

谷牧1985年10月受命率领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国务院特区办的同志南下广东，11月24日，又在北京主持召开“沿海城市开放和特区工作联合办公会议”，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进行了商议。12月16日，以国务院特区办名义向国务院汇报《关于当前海南岛情况和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的汇报》。

这个《汇报》内容丰富而重要，涉及海南岛开发建设的很多方面。尤其是对1980年以来海南对外开放成效做一次全面总结，“实践证明，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海南岛开发建设的两个文件是正确的，它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给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带来了生机。如果没有‘汽车事件’的干扰，海南岛的形势会发展得更好些，工作会主动得多。”

这些变化表现在：农业生产结构得到调整，热带经济作物发展较快，人工造林成绩显著；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全岛二十四个重点建设项目，有八个项目已建成投产或部分投产；对外经济活动开始起步，1983、1984两年与外商签订合同的投资总额约两亿多美元，实际利用外资约一亿美元，在引进热带作物良种、发展中外合作种植和养殖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经济发展明显加快，人民生活有所改善。

现在我们看到的《谷牧回忆录》中“汽车事件”遗留下三个“包袱”的说法，即“一是思想‘包袱’。县处级以上干部思想波动，感到错误严重，抬不起头来，想振作精神再干，又觉得问题一大堆，困难重重，不少人谋求调离。二是案件‘包袱’，立的经济案件有700多起，查处这些案件的干部最多时达到两三千人。三是经济‘包袱’，大约有五六亿元的烂账，还有积压的盲目进口物资价值11亿元。不巧1985年又遇到50年罕见的大台风，200多万亩农田、400多万株橡胶受灾，损失在4亿元以上。”也见于当时的《汇报》之中。

《汇报》根据“海南岛大量进口倒卖汽车，善后工作的‘包袱’很重，加上今年遭受罕见的强台风袭击，当前困难不小”的情况，提出“在海南岛当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第一位重要的是稳定政策，过去关于海南岛的两个文件(中发[1983]11号和国发「１９８０」202号)要继续贯彻执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广东省，要从各方面帮助海南岛解决困难。对海南岛的广大干部，要帮助他们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正确贯彻中央规定的建岛方针的自觉性，鼓励他们振作精神，提高克服困难的勇气，在切实抓好‘汽车事件’善后工作和当前救灾工作的基础上，迅速把工作重点转到抓经济、抓生产、抓‘两个文明’建设上来。”

谷牧这次南下虽然是处理“汽车事件”，但他还帮助海南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这在他的回忆录中都有充分记述：“海南的同志向我反映了他们的实际困难，要求中央帮助解决若干突出问题。我把这些实际问题带回北京，与有关部门商量，向国务院领导同志报告。中央很关心海南，所提要求基本上都答应了。这包括‘七五计划’期间，每年仍给调进4．5亿斤粮食；中央直属农场每年给海南留利7％不变；银行信贷继续执行存贷差包干；菜牛、乳猪、反季节鲜菜所需出口配额优先照顾；中央财政拨给6000万元，维修中小学的危房等。考虑到处理‘汽车事件’产生之烂账等实际困难，国务院特批给1亿元，用于清账中周转的急需。”

谷牧处理“汽车事件”，得到中央的肯定。12月24日，国务院批转特区办公室《关于当前海南岛情况和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的汇报》，指出海南岛是我国最大的一块湿热带宝地，具有发展湿热带经济作物、旅游业、水产养殖业和畜牲业的良好条件。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必须真正立足于本岛资源，发挥当地的资源优势。要进一步制定好发展规划。进一步振作精神，扎实工作，尽快使海南岛的工作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次年2月5日至l4日，中央领导人在海南岛视察，讲话的基调也是要求海南的同志重新振作精冲，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扎扎实实地把海南的开发建设事业进行下去。

11、吴庆瑞考察海南

“在困难时要看到前途，看到光明。”

在“汽车事件”发生和查处的当中，1985年7月，谷牧邀请吴庆瑞考察海南，这是当时一个令人关注事件，《参考消息》中也作过报道。

吴庆瑞担任顾问后，即被邀请考察海南，这表明谷牧对海南开发建设的极其关心。正如他在回忆录中说：“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我国在1985年５月聘请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博士担任沿海开发经济顾问，后来又聘他兼旅游业顾问。”“7月，我邀当时已应聘任我国沿海开发经济顾问的新加坡原副总理吴庆瑞博士去海南考察，给他们提供咨询建议。”更深层次看，这是谷牧努力使海南岛的开发建设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所做的努力。

这也体现在当年12月16日他在以国务院特区办名义向国务院汇报《关于当前海南岛情况和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的汇报》中。

《汇报》的第三部分内容就是，正确总结海南的经验教训，“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当地优势，扎实前进”。《汇报》中说：“海南岛在实行开放和开发中，指导思想上一度急于求成，脱离本地实际，盲目攀比全国经济发达地区，搞了一批在当地没有发展前途的项目。如全岛引进了26条电视机装配线，就是明显例证。又如自治州，搞了18个外引项目，只有四五个是立足于开发利用本地资源的，其他大多数是靠进口原材料、元器件加工装配，而产品一时又很难外销的项目。这种不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做法，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扭转。”

针对此种情况，《汇报》突出要求海南“真正立足于开发利用本岛资源，进一步制定好发展规划”，“海南岛是我国最大的一块湿热带地区，有广阔的海域。应当抓住这个独特的优势，瞄准湿热带经济作物、水产养殖和畜牧业，首先做好发展大农业的文章。在此基础上，相应建立以加工本岛农副产品和开发本岛矿产资源为主的工业结构，面向出口和供应全国，开发独具特色的产品系列。这才是海南岛经济振兴的必由之路。”

《汇报》还提出，“采取积极措施，加快海南岛旅游事业的发展步伐。海南岛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美丽的热带风光、四季可以游泳的海滨浴场、别有情趣的黎村苗寨风情和众多的历史文化古迹，对国外旅游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可以说，海南全岛就是一个风景旅游区。”“大力发展旅游业，应该作为今后海南岛开发建设的一条重要方针。要搞好规划，合理布局，有计划地兴建一批风景旅游点和旅游宾馆，同时，要采取积极措施，改善海外游客进出海南岛的交通条件，抓好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工艺品的生产，争取海南岛的旅游事业在近几年内有一个较大发展，为开发建设海南岛积累资金。”

《汇报》还特别引述吴庆瑞考察海南岛提出的意见。吴庆瑞在考察海南岛后提出，“家用电器组装工业，对海南岛来说能否把握住机会，很难加以预测”；“海南岛的农业发展，要从出口角度对规划重新审查。”吴庆瑞建议中新合作在海南岛办一个现代化养猪场。当时海南岛还有意请吴作为海南的顾问。对吴庆瑞提出的意见，《汇报》中说谷牧同志己要求广东省组织有关专家，会同海南岛有关人员，在明年上半年集中力量研究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海南岛经济发展规划，报广东省和国务院审批。有了一个好规划，可以统一思想认识，也可以更好地调动国家和广东省有关各方面的力量支持海南岛的建设。

这也是今天在《谷牧回忆录》中可以读到的内容：“1984年，海南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盲目攀比全国其他地区，搞了一些当时在当地不具备发展条件的项目，例如引进了26条电视机组装线，有许多项目也未充分考虑立足于当地资源优势。吴庆瑞博士7月考察后就向我提出：‘家用电器组装工业，对海南来说能否把握住机会，很难加以预测。’鉴于这类情况，我强调海南岛的开发建设，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开发利用本岛资源优势，首先瞄准热带经济作物、水产养殖和畜牧业，做好发展大农业的文章。在此基础上，相应建立以加工本岛农副产品和开发本岛矿产资源为主的工业，面向出口和供应全国，开发独具特色的产品。与此同时，积极发展旅游业。与我同行的国家计委的同志把我讲的这些比喻为‘先请神农氏，后请爱迪生’。”

可见，这个帮助海南解决“汽车事件”的《汇报》，总结多么深刻、内容何等丰富，提出的问题对海南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重大指导意义。尤其是对发展农业和旅游业的论述，与10多年后的1998年底朱镕基总理视察海南，要求海南吸取“泡沫经济”教训，把农业和旅游业作为海南发展的重点和方向是惊人的相似。也由此，我们可以深刻体会海南历届省委、省政府探索与坚持“一省两地”发展战略的难能可贵。

谷牧当时主持提出的这些思想，也为中央领导所肯定。次年2月，中央领导人视察海南，谈到海南岛开发和建设的方针。海南岛的建设和开发，主要应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要有利于充分发挥海南的优越条件，扬长避短，加快前进的步伐。海南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呢？第一，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由于是海岛，对外交往比较方便；第二，海南地处湿热带。全国有五万平方公里湿热带，海南就占了三万多平方公里，物产和资源较为丰富。这就是海南独具的特点和优势。应当围绕这两大特点来确定发展战略和开发方针。开放、搞活的政策，为发挥这些优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发展海南的旅游业问题，不应该把旅游业只看成是盖旅馆饭店，搞游乐设施，应该把它作为一项重要产业、一项建设事业来对待，通过旅游业带动一系列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的繁荣。海南岛要把旅游业放在重要的地位，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把海南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热带风光特色的旅游胜地。

12、海南在国家“计划单列”

“大力发展旅游业，应该作为今后海南岛开发建设的一条重要方针。”

1984年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成立，取代过去的海南行政区公署，名义上是“实”的一级政府，从理论上说是要解决海南岛内的“不统一”问题，但实际上它并不能触动海南“多头下达”的计划体制：一是中央“条条”下达的农垦、华侨农场、中央厂矿企业的计划；二是广东省“条条”下达的省属厂矿企业计划；三是广东省下达海南地方的“块块”计划，而“块块”计划中，又分为海南汉区和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这种计划体制多年来加剧了海南岛内部的相互封锁、原料争夺和重复建设，不利于全岛的协调一致，综合平衡，不符合中央关于海南岛的各项开发建设工作“应当统一规划，统一安排，统一管理，统一对外”的要求。

因此，开发建设海南，不但要解决岛内的“不统一”，还要解决海南与广东省、中央相关的“自主权”问题。在开放之初，中央已明确“海南岛加速开发建设的根本问题，是给政策、给自主权。”

1983年的中央11号文件，明确了海南的计划体制，即海南行政区的各项计划指标，在广东省国民经济计划中单列户头。中央直接支持海南的建设项目和物资，纳入国家计划，戴帽下达。海南的基本建设，除中央和省投资安排以外，凡属资金、原材料、燃料动力、交通运输、产品销售、外汇等方面能够自己平衡的建设项目，海南行政区可以自行安排，报广东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主管部委备案。

海南在广东实行计划单列，在当时是海南解决体制制约问题的一个办法，但是，实践中问题又出现了。在1984年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上，海南行政区负责人既力主海南成立“实”的行政区人民政府，又力主海南在国家计划户头中单列，并例举１９８３年实行计划单列的重庆例子，提出要调整海南岛的体制。

应该实行中央对重庆的办法，有关计划、基本建设、劳动工资、物资、物价、外贸等方面的体制，海南岛由中央单列，然后贴到广东省去，而不是在广东省中单列。

对海南提出的在国家计划单列的问题，当年７月的广东省研讨会上，专家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海南开发当前重要的问题是扩大自主权。海南岛是相当于广州市一级的政府，应该像重庆、武汉等经济体制改革试点那样，省里有多少权，就给海南岛多少权，厦门也是这样做的，这在省里就可以解决。海南岛的省属企业下放给地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同志提出，给海南岛的权力太小了，如果海南岛作为一个省的条件不成熟的话，能否由中央、省双重领导，总之在权力上给予海南岛相当于省一级权力，把国家各部、各省在海南岛的企业下放一些给海南，给海南以一定的物质利益。一些大的企业海南管不了的话，能否通过征收地方税方式增加海南的收入。

1985年12月16日，谷牧以国务院特区办名义向国务院汇报《关于当前海南岛情况和需要帮助解决的问题的汇报》中，就以海南岛计划单列的问题进行汇报。尤其是将海南反映的这些意见汇报上去：“1983年以来，国务院各部委对海南岛的交通、能源、通讯等建设项目给予大力支持。但由于计划没有单列，很多支持性的措施不能纳入国家计划渠道。特别是当前国家控制基建规模，海南岛的基建指标受到广东省总盘子的限制。因此，要求将海南岛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实行单列，或者将基建指标、文教卫生计划、主要物资调拔在广东省之外单独列出。”

但是，国家有关部门意见仍是按中发(1983)11号文件办理，即“海南行政区的各项计划指标，在广东省国民经济中单列户头”。但同时又明确，为了支持海南岛的发展，国家在计划安排上也要给予照顾。

1986年2月，中央领导人在海南视察，讲到海南岛开发建设的一体化问题：海南这个地方既是一个海岛，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海南的行政体制、经济管理体制，一定要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十分重视民族区域自治，充分尊重各兄弟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要加强行政区党委和政府对全岛一体化建设中的统一领导，实行统筹安排，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并提出：为了加快全岛的开发建设，海南的同志要求计划单列。我们经过商量，同意采取类似广州市的办法，除财政仍归广东省外，其他的都由国家计划单列，这样比较有利。当然，计划单列以后，海南仍然要靠广东省的支援。至于海南的体制怎样才合理，可以进一步研究，从长计议。

今天来看，这个“从长计议”，便是建省了。

2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召集有关部门开会，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视察海南岛的指示，研究支持海南岛加快开发建设的有关问题。参加会议的同志认真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的有关指示精神。一致认为，海南岛具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和独特的优越条件，应继续贯彻开放、搞活的方针，坚持改革，进一步把开发建设工作做得更扎实、更好。大家表示，一定要帮助海南岛从倒卖汽车事件中吸取教训，支持海南岛搞好开发建设工作。会议对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会后有关部门又进一步作了研究和落实工作。

会议议定了12个问题，除了关于解决由于“汽车事件”造成的经济困难问题、机场建设问题、电力建设问题和对内联投资实行优惠政策等外，主要的还有：“实行计划单列问题。会议赞成海南岛仿照广州市的办法实行计单列，财政仍在省里。由国家计委与广东省具体研究单列的范围和内容。”这样，“汽车事件”发生后，为了进一步搞好海南的开发建设，中央终于明确了海南在国家而不是广东计划单列的体制。

8月21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发出关于海南行政区实行计划单列的通知，“同意海南行政区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户头，赋予海南行政区以相当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通知指出，“海南行政区从1987年年度计划起，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除财政以外，其它都由国家单列。单列形式在广东省的名下列出：其中海南行政区。国家计委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在下达分省的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时，均应将海南行政区的计划指标单独列出，同时下达到海南行政区。海南行政区向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报送计划建议和计划：草案时，应同时报送广东省计委和有关厅（局）。中央及省属企、事业单位的计划，维持现行计划管理体制，但有关计划的上报下达，应抄送海南行政区。”

自1983年国家对重庆实行计划单列试点开始，几年间已扩大到武汉、大连、广州、哈尔滨和西安等大城市，同时也对一些特大型国营企业（集团）实行类似的试点。计划单列的主要内容有二点：一是把计划单列单位视为省级计划单位。二是计划单列单位享有相当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其实质是在不改变现行省领导市的行政体制的前提下，把单列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直接纳入国家计划中进行综合平衡，同时赋予它们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使其能全权处理本市范围内的各项经济管理工作。这是中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目的在于打破条块分割的经济体制给大城市带来的束缚，以便更好地发挥其经济中心的作用，促进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经济中心的形成。

“汽车事件”作为海南对外开放所遭受的第一次挫折，如同后来所遭受的挫折──“洋浦风波”、“泡沫经济”一样，于海南是不幸的；而不幸之大幸是，“汽车事件”发生后，中央不但没有“抛弃”海南，相反对海南支持有加；不但帮助海南卸下“汽车事件”的包袱，而且决定在国家计划户头中实行单列，解决长期制约海南发展的体制问题，这也为海南最终建省作了一种体制的铺垫。

回想海南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探索真属不易。她不是经济特区，又不是港口城市，但在研究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港口城市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中却写上她一笔；她不是城市更不是大城市、中心城市，但中央专门为中心城市量身定做的计划单列体制却移植于她；而“行政区人民政府”在宪法上不存在，但中央还是将此作为一个“特殊问题”专门为她成立。如果说，1984年成立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1986年决定海南实行国家计划单列,这是1988年海南建省的前奏；那么，1980年海南成为“准特区”、1983年成为“不是特区的特区”,便是1988年海南成为经济特区的历史过渡。所有这些，都看出中央对加快开发建设海南是多么的重视和支持。我们了解历史，应当从中寻找到前进的力量。

13、筹备建省办大特区

“我国第二大岛海南岛的开发，为小平同志所深切关心。”

经历了“汽车事件”的影响后，“海南在中央积极帮助下，经过自己的努力，重新摆正了方向，逐渐扭转了困厄状况。1986年形势好转。当年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都比上年增长了10％左右。不过，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和我，都觉得尽管情况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如何加快这个宝岛的开发，还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这是《谷牧回忆录》的分析概括，为写他筹备海南建省办特区内容作过渡性交代，也反映了海南当时的实际。

海南建省办特区的由来，人们多少知道大概，但作为主要“操盘手”的谷牧，他的回忆仍是最具权威。

1998年初也就是在纪念邓小平逝世一周年的时候，谷牧撰写纪念文章《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抓对外开放》，当中谈及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决策经过：“我国第二大岛海南岛的开发，为小平同志所深切关心。1984年2月，他就说过，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海南岛从1983年实行以开放促开发的方针以后，工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有了起色。但是，它是个行政区，属于广东省，下面有个黎族、苗族自治州，州下面又有县，行政层次繁多，管理体制需要进一步理顺，同时开放的力度也不够，需要加大。1986年底前后，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多次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交换意见。1987年4月，香港有几位华商巨子提出建议：将海南岛辟为特别行政区，采取自由港的办法管理，由港商投资开发。国务院认为，这基本上是‘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模式，缺乏可行性，责成我进一步研究提出新方案。”

这里说的香港几位华商巨子，其中之一就是同邓小平交情甚笃的李嘉诚。回忆许士杰的文章也这样写到：1987年谷牧在北京会见香港大亨李嘉诚先生，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开发海南岛问题。李建议：将海南岛开辟为自由港。希望中央政府对海南实行特殊政策，按香港模式办事。李并表示：如真能这样做，他将大力支持海南的发展。谷牧颔首微笑，欣然感谢李嘉诚。李嘉诚的建议与中央正在设计中的思路颇多相近之处。（《怀念许士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1988年4月，谷牧向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关于提请审议建立海南经济特区议案的说明，他指出香港地区的和外国的许多客商都表示有参与开发建设海南的意向。因此，国务院建议把海南岛建设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对外商投资可以给予比现有其他经济特区现行规定更加放宽的政策，经济管理体制也可以更为灵活，以便创造对外商有较大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速开发建设。谷牧的这段说明表明，国务院建议把海南岛建设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同香港港地区的和外国的许多客商都表示有参与开发建设海南的意向有关。

谷牧在文章中接着说，1987年“5月，我专程前往广东，与有关同志共同商讨。大家也认为，香港几位人士所提办法，一是国内难以接受，二是海南经济技术底子薄，基础设施不健全，也不具备办自由港的条件，而比较赞成国务院几位领导同志酝酿过的意见，即将海南岛及所辖南海诸岛从广东划出，单独建省，省直接领导县；撤销自治州，设立若干个民族自治县；将整个海南岛办成经济特区；赋予更加开放的政策、更多的经济自主管理权限。我根据这个思路，写成报告，送请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审阅指示。小平同志表示完全赞同。6月12日，他对来访的一位外国贵宾说：“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他还高兴地说：“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事情很快就这样敲定下来”，谷牧这样说。

在今年初出版的《谷牧回忆录》中，同样用较大篇幅写谷牧筹备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事，与上面的内容还是有些差别：如何加快海南这个宝岛的开发，还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1987年初，我们为此多次交换意见，都认为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理顺领导体制。海南当时是广东省管辖的一个比地区高半格的行政区，里头又有地、市一级的自治州，层次多，管理权限小。二是，要加大开放力度，以便进一步开展对外经贸活动，更好地吸收利用外资。三是，要增强智力，大陆上要输送一批人才进去。正在这个当口，港澳工委传来信息：香港的几位华商巨子提出建议，将海南岛划为特别行政区，采用自由港的办法，由香港企业家开发海南。我们考虑，这个办法近似‘租让’，国内各方面难以接受，不可行，经过同有关方面研究讨论之后，形成这样一个思路：原海南行政区，包括所辖南海诸岛，从广东划出来，建立海南省；撤销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建立一些民族自治县；省级之下不设地区级派出机构，直辖各市、县；把海南全岛(不包括南海诸岛)办成经济特区；海南特区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体制，可以比已有的四个经济特区更放开一些。对这个思路，小平同志表示赞成，要我抓紧组织实施。由于它涉及国家立法和民族自治区域的变动，我特意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同志和国家民委的负责干部商得了共识。”

对于文章中的“5月，我专程前往广东，与有关同志共同商讨”的说法，《回忆录》也修正为：“5月，我在北京同一些部门负责干部作了酝酿。许多同志赞同海南办特区的构想。也有些同志认为，不如把办海南特区的投入放到沿海条件更好的其他地区，产出的效益可能要快些、多些和好些。但是，党中央、国务院认为，海南不加快开发步伐，发展慢了，对内对外的影响都不好。我还约港澳工委的负责干部来京交换意见，请他们向香港的有关人士通报信息。7月，我专程去广州，同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林若、叶选平同志商讨有关事项。在这个期间，我同特区办的同志多次讨论，他们整理出来一份《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初步意见》，对政策框架作了些设想，供进一步讨论研究。”

14、研究举办海南经济特区方案

“我受中央委托，研究提出举办海南经济特区的方案。”

海南建省与办特区同时进行，所以“组织实施是分两条线行进的，一是建省，一是办特区。”谷牧说，“建省的工作，包括组建筹备班子，选拔省级领导干部等，是以其他领导同志为主抓的。我受中央委托，研究提出举办海南经济特区的方案。” 所以，他在回忆录中用的标题是“筹办海南经济特区”。

《谷牧回忆录》写到，“9月初，海南建省筹备组正式成立，许士杰和梁湘同志分任第一二把手。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进一步抓紧政策文件的起草。为了充分吸收海南的意见，先由海南建省筹备组和国务院特区办分头研究，各自提出一个文稿。10月底，这两家分别交了一个本子。”

这当中，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筹备正进入紧锣密鼓的时刻，9月24日，谷牧在北京会见日本朋友时说，海南岛将实行比中国现在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更加开放的政策。他指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我们准备在海南岛积极采用国际上先进的科学管理经验”。这句话体现了当时中央的决心，国内外反映很强烈。

10月，党的十三大在北京召开。10月29日，谷牧在党的十三大新闻发言人朱穆之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我国对外开放问题时指出，我国将在海南实行更特殊、更开放的政策，许多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合作方式我们都想在海南实行，外商可以在这里实行包片开发，可以承包某些国营、集体企业进行经营，土地使用权可以实行有偿转让。

之后的“11月2日，我召集国务院有关部门开会，发出这两个本子，请这些部门一并研究，提出意见。我因奉命出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委托阎颖和何椿霖两同志，分头找这些部门听取意见，然后再整理出一个稿子。此后一个月内，他们按这个办法，开过7次会议，集中了从外交到公安边防，从经济综合部门到专业管理机构，从工业交通到农、林、水共25个部、委、办、局、署的意见，还同几位经济专家进行了座谈，写出了《关于海南岛进一步开放加快经济开发的意见》。”

谷牧说：“12月8日，我完成出访任务后由香港直接飞到海口，主持开了三天会，讨论建立海南经济特区问题。到会的有国务院16个部门、海南建省筹备组的负责干部，还有港澳工委和香港中资集团的同志，共70多人。”这个经国务院同意召开的名为《关于海南岛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开发建设的座谈会》，从８日至１１日在海口市举行，是决定给予海南经济特区更加开放政策的特别重要会议，为人们所普通关注。“三天的讨论，好意见不少，争论也不少。”但是，谷牧说，“在大的原则上，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这些原则是：第一，关于海南的经济发展方向。海南经济发展要立足于开发利用岛内资源，大力发展生产，搞活经济，发展出口，逐步建立有自己特色的外向型经济。第二，关于加强大海南的开放力度。海南可以更多利用一些外资，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要赋予海南对外更加放宽的政策，国际上一切行之有效的经济合作好办法，都可以放手试验；要使海南有更加灵活的体制，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做法，都可以采用；海南对外商投资实行更为优惠、更为灵活的政策。海南的土地(使用权)、矿产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对投资者实行有偿使用、有偿开发制度；允许投资者成片开发土地，对国营、集体企业承包、参股和投标收买；对投资港口、机场、公路、铁路、煤矿、电站、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项目和农业开发项目，给予更多的优惠。第三，关于扩大海南经济管理权限。除了中央统一管理的外事、公安、边防、税收、海关、金融、邮电、民航等方面，由国务院各主管部门根据海南特殊情况，制订专项管理办法外，能由地方自己解决的事情尽量交给海南管理。经济活动中的审批权限大部分下放。海南有自行审批3000万美元以下外资项目的权限；海南可以作为我国对外借款的一个窗口从海外筹集资金进行建设；可以同其他经济特区开展外汇调剂业务；可以在国家批准的额度内，自行审批进口国家限制进口的物资等。第四，关于国家对海南的财力支持。海南的开发建设有个资金逐步积累的过程。鉴于海南财力薄弱，在不影响全局的前提下，国家尽可能给海南以更多的支持。主要有：海南征收的能源交通建设基金1995年前全部留下用于安排建设；海南生产的含有进口料、件的产品内销时补交的关税和产品税，超过1987年基数部分，从1988年起5年内全部返回海南用于开发建设；国家对海南进口供应市场的国家限制进口物资减半征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每年给海南一定数额的低息开发性贷款和外汇贷款；国家对海南实行粮食调入包干；海南所有企业一律减按15％缴纳企业所得税；为了吸收内地资金，内联企业从获利年度起10年内，利润解往内地不补交所得税等。第五，关于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允许海南和国内其他地区的群众，以个人集资或合股经营的方式举办生产企业，从事社会服务业和商品零售业，允许举办以私有资金为主，雇用农业工人的农场。

对此，谷牧不无感慨：“应当说，这比已有的四个特区更‘特’了很多。但是，海南的同志还要求再‘特’些。要求其自产产品出口，除国外有配额的以外，其他不受国内主动配额的限制，不实行许可证管理；海南使用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生产的产品，包括彩电、收录机等国家限制进口的商品，应当允许内销外省，不受限制，内销时所用进口料、件只缴一半的关税；向国外借款，不要国家控制额度；每年国家给3亿元的低息或贴息贷款，等等。”

但是，“会上，海南的同志反复强烈提出，有关部门到会同志一再解释说明不可行的道理，花费了较多的时间。我也认为单从海南出发，不从全局上考虑，也是不恰当的，决定这些问题不再讨论，拿到中央研究。”“回到北京后，我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作了汇报。考虑到内外有别，把讨论定下来的问题分写为两个文件，一件是《关于海南岛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建设座谈会纪要》，作为内部文件下达。另一件是《关于鼓励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对外公布。”

《谷牧回忆录》中说，“1988年1月17日，党中央、国务院开会正式审议通过以上两件。当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两个议案。随后国务院分别下达和公布了上述《纪要》和《规定》。”国务院是4月14日批转《关于海南岛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开发建设的座谈会纪要》，5月3日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

“由此，揭开了海南对外开放和经济开发新的一页”，谷牧在回忆的最后深情地说。而同样的意思，在1998年初的纪念邓小平文章中则这样表述：“从此，海南岛揭开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新篇章。十年过去，现已旧貌换新容了。”

在革命战争年代，枪林弹雨，８年抗战终能得获胜利；在和平建设时期，历经艰难，８年时间让全国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在共和国的土地上崛起，能不心感欣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