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人口座谈会：控制生育政策应该执行25到30年

计划生育宣传画 资料图

   1980年举行的五次人口座谈会之后，“只生一个”成为新人口政策的重要标识。

   ■那一刻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两个月后写入新修改的《宪法》，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讲述者

   田雪原：1938年8月生。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博士生导师、研究员。

   1980年3月到5月，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连续召开五次人口座谈会。作为人口科学研究者，田雪原受邀参加。“只生一个是否可行”被作为主要议题，在会上展开讨论。

   面对人口失控，“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生育政策，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论证了各种问题可以被克服之后，“只生一个”成为新人口政策的重要标识。

   为马寅初翻案

   上世纪60年代初，田雪原在北京大学上学时，适逢老校长马寅初遭到第二轮批判。早在50年代，马寅初就提出了控制人口的理论。由于“左”的思想影响，马寅初被批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人口越多越好”成为主流声音，人口问题成为无人敢触动的“禁区”。

   因为失去有效控制，人口规模日益膨胀。据统计，1950年我国总人口为5.52亿，1970年增加到8.30亿，年平均增长20.60‰，远远高于世界平均速度。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1971年，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还在北大上学期间，田雪原就研读过马寅初《新人口理论》等文章，也看过不少批判马老的文章，对马老的遭遇感到不平。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全文发表了他的《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一文。这篇文章产生很大影响，作为为新人口论平反的重头文章，对人口理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上世纪70年代末，国家制定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晚”指结婚生育年龄晚，“稀”指生育孩子的时间间隔要拉开，“少”是指生育的孩子数量要少。这三者中，“少”是核心。当时，全国普遍流行的宣传口号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1978年，国家第一次明确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要求。

   田雪原说，此间，有些地方的群众要求“只生一个”，发出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倡议。

   1979年12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成都开会。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在会上提出：“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是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着重点转移。过去我们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现在提出来‘最好一个’，后面那个‘最多两个’没有了，这是我国目前人口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要求。”“中国的人口增长像一辆已经发动起来的汽车，有很大的惯性力，仅靠它自己慢慢停下，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田雪原说。面对高速增长的人口，来自民间的呼声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结合起来，终于踩下了“急刹车”。

   “老大憨”是否存在

   1980年3月的一天，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内，一场影响亿万家庭的大讨论开始了。田雪原记得，他走进会议室时，看到里面坐了将近一百人。除了国家计委、经委、公安部、民政部、卫生部、教育部等部门的领导，还有中科院、社科院、首都高校人口学、医学、遗传学、生命科学和控制论等方面的专家。

   这是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召开的人口座谈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是否可行，会遇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这在当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事情。与会人员发言热烈，很多人用“失控”一词来评价当时的人口增长势头，大家都感觉人太多了，但是只让生育一个孩子，又嫌太少。这就是国与家、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矛盾。

   有人提出：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话，叫做“老大憨，老二聪明，但是最聪明的还是老三，俗话说猴仨儿猴仨儿”！此言一出，一片骚动，是啊，人口数量控制再好，如果智商下降、人口素质下降，这个责任谁负得起？

   休会后，有人开始查找材料，进行论证。最后，大家形成以下共识：

   首先，说“老大憨”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与会同志查阅的国内外资料表明，第一个孩子并非就不聪明，成名成才者为第一个孩子的，大有人在。

   其次，老百姓的这种说法跟过去多生多育有关。因为生的孩子多、生活困难，老大往往是“半个爹”或“半个妈”，要照顾弟弟妹妹，往往更加忍让，给人“憨”的印象。如果只生育一个孩子，老大不再承担这一职责，“老大憨”就不存在了。

   第三，当时，我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虽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尚未确定，处在“摸着石头过河”阶段。但有经济学家认为，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已经走到了死胡同，必须进行改革，发展商品经济。而发展商品经济，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婚育观念就会发生变化。伴随而来的，是未婚先育、流产比以及离婚率升高等现象的增多。因此，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但生育和留下来的孩子不是所怀的第一个孩子的比例会增加。

   田雪原说，有了这三条共识，会议终于下了提倡生育一个孩子的决心。

   劳动力不够怎么办

   论证了智商问题后，又有人提出，如果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出现劳动力短缺怎么办？当时，社会劳动生产效率不高，劳动力的多少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这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

   田雪原等人对此的回应是，生育一个孩子以后，出生人口减少，但是一个新生儿成长为劳动力要等18年以后，当前不会有影响。18年以后怎样呢？劳动年龄人口还是要继续增长的，大致要增长到2020年前后；回到目前的水平，要到2040年以后。我国人口问题的性质，是人口和劳动力过剩，即人口压迫生产力，而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生产力压迫人口。起码在未来半个世纪内，不会出现劳动力总量短缺。依据生育率和人口变动，为了避免若干年后可能发生劳动力短缺，提前对生育率做出某种调整，也是可以做到的。

   田雪原说，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出生率下降和出生人数减少，在未来三四十年内，还会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升高、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比例下降的时期。即社会负担较轻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机遇期。

   又有人提出，只生一个孩子肯定会引起老龄化。对此，田雪原等专家的观点是，一定程度的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是实现人口零增长必经的阶段，并不可怕。只要把生育率控制在合理水平，老龄化就能保持在社会经济能够承受的限度内。

   田雪原说，按照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老龄化程度不能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进入21世纪，65岁以上的老人不能超过26%。这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警戒线”。

   警惕“421”

   一个个问题被论证解决之后，又一个新问题被抛出来：如果只生育一个孩子，若干年后会导致421家庭结构，即4个老人、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个孩子组成的家庭。这样的家庭结构是难以为继的。

   田雪原等专家认为，“2”和“1”存在的前提，是两代人都是独生子女结婚和生育一个孩子；如果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着眼于一代人，独生子女者结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就从根本上脱离了这个前提，不存在为“1”的问题。

   有人提出，生一个孩子搞上半个世纪、一个世纪也不为过，中国人口应该减少一点；也有人反对这样的意见，认为那样一来，“421”就要不可避免地来临，劳动力供给和老龄化问题无法解决。

   田雪原受命起草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他在《报告》后面撰写了几个《附件》。其中之一，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多长时间为宜》。他指出，提倡生一个孩子既非权宜之计，搞上三年五载就草率收兵，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非永久之计，搞上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是不可能承受劳动力下降和老龄化严重、不堪重负压力的。而是一定时期，具体说，主要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政策，即25~30年的一项政策。

   1980年3月到5月，人口座谈会接连开了5次，从中南海西楼会议室转到人民大会堂，最后形成文件回到中南海，几经周折才确立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

   9月，《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揭开人口控制新的一页。

   从牺牲到自觉

   此后，无论是乡间还是城镇，“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被悄然顶替，刷在墙上的标语变成了“只生一个好！”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两个月后写入新修改的《宪法》，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1984年，生育政策调整，各地普遍实行了农村独女户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

   田雪原说，提倡生育一个孩子实行之初，难度很大。那时候，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并不高，而孩子提供给家庭的劳动——经济效益、养老——保险效益等却比较高，尤其在农村。他认为，提倡生育一个孩子不是最好的办法，而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为了尽快将人口增长率降下来，在一定历史时期采取的生育政策。因此要对“只生一个好”那样的宣传口号做具体分析。对谁好？对国家好、对民族好、对经济建设好；对个人家庭却不一定好：没有兄弟姐妹好？农村家庭少一个劳动力好？不一定。因此，那时候，主动生育一个孩子的是觉悟高的表现。对于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国家给予奖励，就是因为他们做出了牺牲和奉献。

   当前，“只生一个”时期的部分“80后”已进入婚育年龄。部分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80后”，按政策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但很多在大城市生活的人们，仍然选择生一个孩子。

   “只生一个”由“牺牲”转向了“自觉”。田雪原说，现在生育一个孩子、培养到成人得要多少金钱和精力？另外，又有多少人年老了，能靠孩子养活呢？孩子不啃老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