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有机结合——以江泽民经济全球化思想的考察为中心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机遇和挑战并存，历史第一次如此严峻地把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问题推至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面对这把“双刃剑”，江泽民提出要趋利避害，既要积极参与，利用经济全球化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又要坚持独立自主，防止它所带来的风险。核心是做到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有机结合。始终注意把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放在首位，把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以多元化战略开拓国际市场、利用国外资源，加强自主创新，这是我们党在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有机结合方面积累的宝贵经验。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从总结近30年改革开放整个历史进程着眼，总结概括出“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其中一个就是“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这是对改革开放近30年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建设宝贵经验的总结,是我们党应对经济全球化宝贵经验的集中体现。

　　这条经验是怎么得来的呢？

　　一、经济全球化趋势陡然加速，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机遇和挑战并存。历史第一次如此严峻地把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问题推至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

　　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这轮经济全球化，由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等方面的原因，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发展还比较缓慢。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两极格局解体、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勃兴、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趋势陡然加速，世界经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程度日益加深。

　　中国自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就开始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由于这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七八十年代还处于缓慢发展阶段，加之我国的对外开放是逐步推进和深入的，因此在这一阶段，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广度还是有限的。九十年代特别是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陡然加速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交往和联系越来越频繁，与世界发展的关系日益紧密。这一点，我们通过反映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的晴雨表——进出口贸易和经济对外依存度的变化就可以看出。

　　198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和对外依存度分别是570亿元和12.5％，1985年是2006.6亿元和23.5%，1990年是5560.1亿元和30.49％，1995年是23499.9亿元和40.2％，2000年是39273.2亿元和44.9％，2002年是51378.2亿元和47.6％。无论进出口贸易总额还是对外依存度，到90年代都大幅度上升。对外依存度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为12.5％，90年代中期就陡然上升到百分之四十几。年度对外贸易总额在80年代还都是维持在5千亿美元量级以下，到90年代中期就上升到二三万亿美元量级，翻了好几番。中国真正感到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迎面扑来，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以后。也就是这一时期，经济全球化第一次向世界显示出它的风险。

　　从80年代中期起，西方金融体系发生重大变化，资本流动越来越超越国界，金融市场日益走向全球化。这场被学者称之“席卷全球的金融革命”发展到了1994年，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严重动荡，相继发生了英国老字号银行巴林银行倒闭、美元一度暴跌、日本大和银行因分行违纪丑闻在纽约被勒令撤出美国，特别是墨西哥发生了严重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即不是由于国内生产过剩造成的危机，而是金融领域的变化特别是国际利率和汇率变化引发的危机，加之又发生在墨西哥加入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进程重要标志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因而有些学者称这场危机为“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次危机”。可以说，90年代中期国际金融市场出现的严重动荡，是经济全球化第一次向世界显示它风险的生动演示。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迅猛发展及其风险显示，引起中共中央和江泽民的高度重视。1996年8月，江泽民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要充分认识搞好经济发展风险预测和对策研究的重要性，切实做好经济发展风险的预测和防范工作。他指出：“从国际上看，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国际经济竞争愈来愈激烈，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交往和联系越来越频繁，面临的风险可能加大。”这也是江泽民讲话中第一次出现“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

　　如果说，1994年发生在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因远隔太平洋还只是让中国看到了经济全球化的危害，那么1997年发生在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的亚洲金融危机则使中国真切地感受到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这场金融危机来势迅猛，波及面广，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出口和利用外资方面。这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应当持什么样的态度和对策？要不要继续全面参与？中国的对外开放还要不要继续扩大？是不是可以回到过去封闭半封闭的状态把自己保护起来？这些都是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历史第一次如此严峻地把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问题推至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

　　二、面对经济全球化这把“双刃剑”，江泽民提出要趋利避害，既要参与和利用经济全球化来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又要坚持独立自主，防止它所带来的风险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世界大势的感知和把握是非常敏锐的。当经济全球化趋势开始加速发展并显示出它的负面性时，江泽民就及时看出了这一苗头，提醒大家要密切注意观察和研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他更是全面、深入、系统地思考经济全球化问题。根据初略统计，江泽民讲话中“经济全球化”出现的频率，1996年一次，1997年两次，1998年突然增加到19次，此后每年都是三十几次。不仅仅是提及，而且有深入具体的论述。显然，亚洲金融危机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和思考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一个契机。

　　1998年2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总结亚洲金融危机的启示和教训，第一次正面回答了我们应当如何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他指出：“现在国与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相互影响越来越大，谁也不可能关起门来搞现代化建设，不可能回避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激烈复杂的国际竞争。问题的关键在于，既要敢于又要善于参与这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既要充分利用其中可以利用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来发展自己，又要清醒认识和及时防范其中可能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和风险，稳步推进对外开放。这一点，对于像我们这样经济技术实力远不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如何趋利避害、掌握主动权，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大问题。”

　　这段话不但明确了中国必须参与经济全球化，而且还明确了如何参与的问题——趋利避害，掌握主动权。究竟哪些是利，哪些是害，掌握主动权的抓手是什么，江泽民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先后有过大量论述，提出了正确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系列主张。

　　首先，他认为，参与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发展有利。“它有利于我们吸引外资，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有利于我们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有利于我们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培养高素质管理人才；有利于我们发挥比较优势，开拓国际市场。”只有大胆积极地走出去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才能弥补我们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才能把我们的技术、设备、产品带出去，我们也才更有条件引进更新的技术，发展新的产业；才能由小到大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以利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也才能更好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增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力量。”要说利，这就是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利之所在。

　　参与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发展有利，这是一个审时度势的重要战略判断。基于这一判断，中央作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重大战略决策。为什么说参与经济全球化对我有利是个重要战略判断？这里仅就能源资源的例子来说。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由于人口众多，主要能源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煤炭人均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79％，耕地人均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水的人均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天然气人均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5％，石油的人均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1％。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能源需求不断增长，加上我国能源生产和使用仍然粗放，一些高耗能行业发展过快，能源利用效率较低，能源供需矛盾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大。21世纪，我国经济仍将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各种能源资源的消耗量将进一步增长，我国将面临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双重压力，能源资源形势将更为严峻。如果不参加国际经济合作，我们就不能很好地发展自己。在过去殖民主义时代，那些后兴的工业大国常常通过发动战争和对外掠夺来弥补其国内能源资源的不足。社会主义的中国完成工业化当然不会走这条路。走什么路呢？就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通过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通过国际能源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来弥补国内能源资源的不足，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江泽民谈到实施“走出去”战略“更多地利用国外一切可以利用的市场和资源”时，曾语重心长地指出“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主要是为我国的未来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考虑的”，就是着眼于和平发展道路的大局。

　　其次，江泽民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我国发展有利也有弊”。这轮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是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以及贸易、投资、金融等各个方面都占有优势，因而他们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总体上处于不利地位。他们不仅面临着发达国家经济技术占优势的巨大压力，而且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也受到挑战。”具体到中国来说，“经济总体素质还不高，国际竞争能力还比较弱，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会给我们带来不利的因素和风险”，“国际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也会加大我国的金融风险。”要说弊，这就是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弊之所在。

　　第三，江泽民认为，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关键在于我们既要积极参与，又要坚持独立自主。“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谁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去发展自己的经济。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不能看到有风险、有不利因素，就因噎废食，不敢参与进去。同时，又要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坚持独立自主，加强防范工作，增强抵御和化解能力，以切实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更好地发展壮大自己。”他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任何时候都不能依靠别人搞建设，必须始终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

　　江泽民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思考和认识，思想非常丰富。上述所列三方面只是其中一部分。这些思想，立足于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核心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

　　三、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独立自主遇到了新情况新挑战。关键是做到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有机结合

　　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建设新中国60年征程中一贯坚持的原则。只是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实现途径和方式。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强调独立自主地发展，更多是强调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体系今天仍然是我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的环境中，独立自主面临新形势新挑战。比如，在新中国成立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都处于商品短缺时代。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发展，到90年代中后期，我国长期以来商品短缺的状况已基本改变，买方市场初步形成，并出现了阶段性、结构性剩余，经济发展受市场的约束越来越明显。这就需要利用国际市场。又比如，我国国内总产值1978年才3600亿元，2008年增加到30万亿元。我国过去经济总量小，一些重要的能源和资源基本能够实现自给。现在经济总量发展到这么大，一些重要的能源资源不能实现自给，需要依靠大量进口，有些重要资源的海外进口甚至超过了50％。这就提出了利用国际资源的问题。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不参与经济全球化不行，不坚持独立自主更不行，关键是做到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有机结合。1999年，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上，江泽民把“在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既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又要善于维护国家的独立、安全和利益的关系”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要求全党同志在实践中寻找解决答案，着眼点就是找到实现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有机结合的实现路径。这方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宝贵思想，积累了丰富经验。

　　（一）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始终注意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社会安全放在首位。

　　经济全球化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商品、技术、信息、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造成一种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这样一种局面是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这就使得世界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和处境大不相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实力雄厚，又掌握着国际经贸组织及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尽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技术水平处于弱势地位，获益较少，且经济主权和经济社会安全受到挑战。一些发展中国家因参与经济全球化丧失经济主权、严重危害经济社会安全的事时有发生。

　　对此，江泽民始终非常关注，并保持高度警觉。他强调：“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社会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尤其是在涉及国家经济主权和经济社会安全方面更是坚持原则毫不动摇。比如，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针对一些国外企业企图控制一些重要行业和关键产品的市场、某些高利润行业和名牌产品市场有被外商大量挤占之势、个别外商蓄意炒卖国有企业等现象，江泽民指出：“对一些想垄断我国市场、控制我国经济命脉和关键领域的企图，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哪些领域、行业允许和放宽外商进入，哪些领域、行业允许外商进入但需要作出某些限制，哪些领域、行业不允许外商进入，都要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各行业各部门各地区都必须认真执行。”他指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已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我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经验证明，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政治上的独立就没有可靠保证。在这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教训非常深刻。”

　　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又毫不动摇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得到充分体现。比如，在谈判中，美国施加压力，一再要求我国完全开放资本市场，给出人民币自由兑换的5年时间表。我国坚决顶住了美国的压力，没有作出这样的承诺。江泽民指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只能接受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谈判条件。如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损我国的根本利益和国家安全，那还加入它干什么！”“我们绝不会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拿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做交易。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底线。”

　　（二）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把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

　　强调扩大国内需求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央提出来的。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把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这是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又一重要思想和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紧紧抓住世界经济处于上升周期，充分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积极利用外部需求，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大幅度提升了我国经济实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对我国经济产生不小冲击，主要表现为外部需求减少，出口市场受到压缩。不过，由于我国出口的主要市场美国和欧洲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大，总体上还在靠信贷消费拉动增长，因此即使有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外部对我国经济的需求依然还是旺盛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提出的挑战在当时还并不是很严峻。但是，可贵之处就在于：落叶知秋，见微知著。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未雨绸缪，从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冲击中，预见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依靠外需拉动来实现经济发展的风险和脆弱，及时果断作出了扩大内需的决策。

　　1998年2月，亚洲金融危机还在发展，江泽民谈到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就提出：“要努力扩大内需，发挥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在199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强调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基础上，指出：“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我们有必要也有条件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基础上。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带根本性的方针。坚持这个方针，也是主动适应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立足国内，实行扩大内需的政策，努力开拓国内市场，有利于扩展我们在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中的回旋余地。”这一思想，自1998年提出之后，他在许多场合的讲话中，都反复强调。他说：“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任何时候都不能依靠别人搞建设，必须始终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必须把立足国内、扩大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

　　（三）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以多元化战略开拓国际市场、利用国外资源。

　　强调把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并不是说外需不重要，“扩大内需与坚持对外开放不是对立的。”我们既要把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同时又要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尽可能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增强我国独立自主的主动权。江泽民把“如何正确处理把依靠国内市场作为发展经济的基本立足点和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国外资源的关系”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这就是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又不依赖全球化，在参与中增强独立自主，实现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结合。90年代提出的、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推进的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源的多元化战略，就是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的重要思想和战略举措。

　　市场多元化战略，1993年十四届二中全会就提出来了。十四大提出对外贸易多元化，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但那时我国的外需还比较旺盛，危机感还不强，还只是作为一个政策设想提出来。到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运行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出现了阶段性、结构性剩余，有效需求不足、资源不足和环境代价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要问题。这时，市场多元化才成为一个现实的紧迫问题摆在中央面前。1996年，江泽民提出“走出去”战略，强调：“要积极引导和组织国内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投资办厂，利用当地的市场和资源”，“视野要放开一些，既要看到欧美市场，也要看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

　　“走出去”战略提出不久，恰恰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危机爆发，国际市场受到压缩，中央提出扩大内需，强调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基础上。但是，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多渠道利用国外资源的多元化战略并没有因此改变。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方针时，特别指出：“要继续贯彻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努力巩固传统市场，积极开拓新市场特别是拉美、非洲、西亚、东欧市场”。。2000年1月，江泽民在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在利用国外资源方面，也要贯彻多元化战略。他说：“无论是开拓国际市场还是利用国外资源，都要贯彻多元化的方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市场广阔、资源丰富。”

　　从长远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均资源严重不足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实行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的多元化战略至关重要，它有利于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中增强独立自主性。我们绝不能把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四）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加强自主创新，这是我们独立自主发展战略的核心。

　　20世纪是科学技术发展空前辉煌的世纪，也是人类利用科学技术创造出巨大物质财富的世纪，“人类创造了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科学成就和物质财富。”尤其20世纪中叶以后，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江泽民敏锐地看到了这一趋势。他在总结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时指出：“一度被国际社会看好的一些新兴国家的经济在这场危机中严重倒退，说明发展中国家如果过分依赖西方发达国家，如果仅仅靠利用自己的廉价劳动力、消耗自然资源、依赖外国现成的技术产品来发展经济，而不是努力提高本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和本国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能力，那就会在国际经济竞争格局中处于被动和依附的地位。”根据这样一个趋势，江泽民得出结论：“当今国际经济竞争的核心，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化。”“发展的优势蕴藏于知识和科技之中，社会财富日益向拥有知识和科技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聚集，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上占优势，谁就在发展上占据主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特别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科学技术进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总体上还处于落后状态，“科技创新能力不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能力增强的一个主要因素”。正是基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全面分析，中央在1995年提出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要求切实把科学技术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现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趋势，中国立足于什么样的战略来实现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江泽民认为，一方面，要积极利用经济全球化造成科技成果在全球自由流动的有利条件，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交流中吸取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先进成果。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是要在学习、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加强自主创新”　，绝不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外国先进科技成果的引进上。他反复强调：“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和合作，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是加快我国技术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世界上有些最先进的技术是买不来的。”“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他还说：“在一些战略性、基础性的重大科技项目上，必须依靠自己，必须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不能靠别人，靠别人是靠不住的。”

　　综观江泽民的著述，创新是他强调和论述得最多的话题之一。“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句话在他的讲话中反复出现并成为名言。他大力提倡自主创新，鼓励原始性创新，希望科技工作者“坚持创新、创新、再创新!”，都是基于“有没有创新能力，能不能进行创新，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科技竞争的决定性因素”的战略判断。世纪之交，继科教兴国战略提出之后，为推进我国科技进步和创新，中央作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决策。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并以此“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从科教兴国、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到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是增强我国各方面自主创新能力，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这是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我们应对经济全球化、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的关键。

　　实践证明，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维护我国的独立自主；同时，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参与经济全球化，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法宝。去年从美国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影响，但中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正是因为我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没有完全开放资本市场，没有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如果放弃独立自主原则，接受了开放资本市场等要求，整个中国金融市场就不会有今天的稳定局面。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第四编研部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