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低潮"

钱正英：如果说"文革"前后是水利的一个高潮的话，那么到80年代初期水利又进入一个低潮。 

马国川：这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为什么水利反而进入一个低潮了呢？ 

钱正英："文革"后，一些部门埋怨水利花钱多了，埋怨水利是无底洞。地方上有些省份也有意见，批评我们在冀、鲁、豫花的钱太多。说搞来搞去，仍是今天有水灾、明天有旱灾，也没有消除自然灾害啊。他们不知道，水利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当年周总理讲，搞水利比上天还难，他的意思就是要我们高度重视水利工作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这是因为水利不但涉及自然环境，而且还涉及社会，解决不好会带来严重后果。 

马国川：改革开放后很快解决了吃饭问题，一些人似乎也没有认识到水利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解决了生产关系，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没有化肥、水利、科技等生产力基础，粮食也不可能一夜迅速提高产量。 

钱正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能偏废。经过三十多年的奋斗，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普通水旱灾害得到了初步控制，在主要江河上初步建成了防洪体系，并开始水资源的综合开发。据1988年的资料，全国的灌溉面积从新中国成立的两亿多亩发展到七亿多亩，在不到二分之一的耕地面积的灌溉土地上，提供了全国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三分之二。中国以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20%的人口，兴修水利的决策对此起了重要作用。 

马国川：但是在肃清"文革"期间"左"的流毒时，有人提出水利也是"左"的产物。 

钱正英：1979年中央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重点是清理长期以来，在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当时报纸上开展农业思想的讨论，其中对水利建设议论颇多，核心问题是对水利地位、作用和成绩的估价，认为水利投入很大，浪费很大，效益不好，这些不同的议论对水利的改革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1979年有同志给中央写了一篇报告，说水利是"左"的产物。中央把这份报告交给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研究，他在水利部一个很简陋的饭厅召开了水利建设问题讨论会，花了几天时间，认真回顾了历史，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水利建设的成就和损失，形成了共识：水利一定要办，但办法一定要改。会议纪要上报了国务院，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扭转了社会上一部分人对水利的看法和评价。最后我们算是过了关。记得那个时候李先念因为腰疼住在北京医院，过了关以后我去看他，他住在医院里边还不太知道外边的情况呢。在那个报告里还引用了李先念的话来批评水利工作，当然是断章取义。我半开玩笑地说，人家还把你的话拉来批我呢。李先念腰疼躺在床上，一气坐起来了，说我李先念批你钱正英？ 

马国川：当时社会上以及政府内部，都对水利有怀疑的声音，个别中央领导人似乎也对水利有些看法。 

钱正英：对，当时中央个别领导人反对修水利，认为是"左"的产物。80年代有几年，每年都要发"一号文件"。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是杜润生，有一次他一个人给领导同志去汇报工作，回来后把一本笔记本给我，他说领导同志对水利说了很多反对的话，根本反对搞水利。杜润生感觉不好传达，这一传达水利部就没法工作了。所以他没开各部党书记会，先把笔记给了我。我翻开他的笔记一看，把水利说得一无是处，如果这样下去，根本不必搞水利了。想来想去我没有办法了，最后我给陈云同志打了一个电话，陈云那时是中纪委书记，但他是经济工作的权威。我把笔记本送给他。几天以后，在一份中央文件上陈云加了几句话，说水利是很重要的。这才解了围。 

马国川：在这种局面下做工作，压力很大，不容易。 

钱正英：所以，在80年代国民经济的调整过程中，水利又一次下马，水利资金被大大削减，中央下划到各省的农田水利资金很多都挪到别的方面去了。看来，要使人家重视我们水利，根本的还是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认识正确。建国以来进行过两次大辩论，就是中国到底该不该搞水利？第一次是在"大跃进"以后。那个时候，我们在"大跃进"中自己都搞糊涂了，自己心里都没有底，所以人家提出的种种责难，我们只能低头考虑怎么总结经验教训，怎么来认识事物的规律，怎么把错误搞清楚、清理好，很难理直气壮地辩论。第二次辩论，在80年代初。这时我们心里是有底的。我们认为，虽然"文革"期间有很多"左"的东西，但在60年代初水利打了防疫针，而且是相当厉害的防疫针。广大干部、很多同志都知道这些事情，对水利应当如何搞心里还是有底的。要人家重视水利，对我们自己来说，关键就是要认识正确，自己心里有底；相反，如果自己搞不清楚，领导个人吃苦头事小，广大群众由于我们的错误吃大苦头，那就非同小可。 

马国川：这种清醒的认识很重要，也很难得。 

钱正英：所以在拨乱反正后，水利部门做了这样的决策：水利一定要办，办法一定要改，要依法治水。1981年在全国水利管理会议上提出，把水利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管理上来，巩固现有基础，充分发挥现有工程的效益。 

由于人民公社对生产关系的束缚，农民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起来，所以那时候搞的水利、小化肥等都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等到废除人民公社制度，这些条件和被解放的生产关系一结合，就爆发了惊人的生产力。可是到80年代中期，潜力充分发挥起来了，后劲也没有了。我记得1984年书记处开会讨论"一号文件"时，杜润生要我参加会议，讲一讲水利对农业的必要性。主持会议的领导同志耐心听我讲完后，就说了一句"我保证今年还是丰收"。那一年确实丰收了，但也是一个拐点，1985年后全国粮食产量连年徘徊在四亿吨左右，农业形势严峻。 

马国川：水利又怎么样呢？ 

钱正英：水利面临两个危机：工程老化失修，效益衰减；北方水资源紧缺，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 

马国川：难以为继了。 

钱正英：各方面开始重新重视水利。1988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水法》，第二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决定》，重申"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列入农村的中心工作。1988年我就从水利部转到政协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