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毛丫头当了部长

马国川：那就是说，解放前您和水利打交道已经有三次了，淮河、运河，然后又到黄河。这些经历对您后来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钱正英：很有影响，让我认识了水利是怎么一回事，对于这些重要河流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水利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比如，在黄河工作的时候，我有时间就阅读黄河的历史文献，包括清朝河督靳辅和他的"参谋长"陈潢的，以及明代治黄专家潘季驯的文稿都找来看，也包括国民党请来帮助治理黄河的那些美国专家、德国专家以及我国自己的专家李仪祉先生等的文献。 

马国川：看来您当时还是特别注意学习的。 

钱正英：不学习怎么行呢。 

马国川：回到华东后，您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兼治淮委员会工程部副部长。 

钱正英：据一些老同志事后告诉我，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扩大会议上讨论名单时，有人说，黄毛丫头怎么能当部长？他们说一些军队的干部很支持我。从那以后，"黄毛丫头"的说法传遍了全国。我调到中央水利部后，一次中央在北戴河开会，散会后见到李先念同志，他招呼我坐他的车送我回去，他说，你就是那个黄毛丫头？ 

马国川：27岁的"黄毛丫头"能够被任命为一个大区的水利部副部长，主要恐怕是您在山东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钱正英：可是我大学还没毕业呢！调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书店买了一套大学四年级未学完的教科书。 

马国川：您第一件工作是什么？ 

钱正英：第一件工作是：苏北行政公署以工代赈修新沂河，开工以后，因为经验不足，经费不够，"骑虎难下"。究竟能不能再修下去，应不应再修下去？争论很大。我到华东水利部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调查新沂河该不该搞。调查后我认为，新沂河还是该搞的，但是一定要上级政府给予支持。华东军政委员会派我带着新沂河的调查报告到中央水利部去，党组书记李葆华接待了我，他带我到周总理那里汇报。 

马国川：这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吗？ 

钱正英：第一次见，兴奋又紧张，最后总理决定支持这个工程，所以工程就做下来了。 

马国川：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是谁，有几位副部长？ 

钱正英：部长是冷遹，黄炎培先生的同事，党组书记刘宠光是副部长，我的老上级，另一位副部长汪胡祯是留学美国的著名专家，我排在最后一个。那时刘宠光兼淮河水利工程总局的局长。1950年大水，淮堤决口，安徽受灾惨重，政务院在周恩来总理主持下，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成立了治淮委员会，主任由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主任曾山兼任，第一副主任是安徽省省委书记，常务副主任是刘宠光兼任。但那位省委书记不欢迎刘宠光，要求换人。治淮委员会有三个部，曾山派我和其他两位同志一起去，一位担任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一位担任财务部长，汪胡祯原来就是兼任工程部部长，我给他当助手，担任工程部副部长。

马国川：在治淮委员会您做了哪些工作？ 

钱正英：我到了安徽，水利部的苏联专家到淮河来指导工作，我陪着他。他建议在淮河润河集抢建一个蓄洪水闸，匆匆忙忙搞出一个设计方案。淮委要我去当总指挥，要求在汛前完工。完工以后，我们自己感觉不踏实，因为按苏联专家的设计，由于时间仓促，没有按常规在闸门下游修建防冲消力池，而是简单挖了一个防冲的槽。第二年我已经调到水利部了，对这个工程不放心，我们中国专家经过模型试验，补修了闸下的消力池，没有跟苏联专家沟通。1954年淮河大水，一开闸就把这个水闸冲掉了。我就赶紧赶到淮河。到底是设计的问题，还是施工问题？也没法说了。我向周恩来写了一个自请处分的报告，请李葆华转交，总理说主要是缺乏经验，没有追究。 

1952年淮河地区下雨，内涝成灾。安徽省省委书记说我们治淮方针有问题，组织了一个干部会，发动安徽的干部把我攻得一塌糊涂。会后那些干部对我说，他们是"奉命批判"。曾山也参加了这个会议，没有说话就回去了。我当时已经怀孕，挺着个大肚子，和几位淮委同志送曾山到火车站，大家默默无言。曾山随后到北京汇报，中央派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到蚌埠主持开党内会议。李葆华回中央汇报后，中央说安徽是"事后诸葛亮"。这次会议开完，我就被调回上海生孩子。当初和我一起去的两位同志被整得很惨，都被整成了"叛徒"、"反革命"，开除党籍，"文革"后才平反。我10月份生孩子，还没有满月的时候，各大区的军政委员会撤销。中央发表公告，调我到中央水利部当副部长。我是在产假期间听广播才知道这个消息的。 

马国川：事先也没有跟您谈？ 

钱正英：根本不知道。我爱人在交通大学工作，我住在交通大学的宿舍里产假没有完呢，听广播才知道。原来我是准备产假完后回安徽去的。产假一完，我就到北京报到了。 

马国川：现在回头看，1952年为什么调您到国家水利部工作，应该清楚了吧。 

钱正英：不清楚。 

马国川：您29岁就成为副部长，当时水利部部长还是傅作义将军，他的年龄差不多是您的两倍。 

钱正英：成立水利部的时候，毛泽东请周恩来征求傅作义的意见，问他愿意当哪个部的部长，傅作义选择的是水利部。周恩来还请他提名一个副部长做他的助手，他没有挑他的部下，而是提名水利专家张含英。党组书记兼副部长是李葆华，他是李大钊的儿子，那时候已经是中央候补委员。这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如果不是他保护，我几次运动都过不了关。所以一个书记很重要，书记正派，干部就不会出事；书记不正派，下面就不好搞。在工作中我和李葆华也有争论，有些争论还很激烈。在修建密云水库的时候，为水电站装机多少，我们有不同意见，他坚持要增加装机，我认为他根本是外行，就在电话里边跟他争论，最后把电话机摔了，我的秘书看得都发呆了。可是吵完了就完了，他非常大度，能够容忍不同意见。 

马国川：在水利部您主要是负责什么？ 

钱正英：就是业务。 

（本文节选自马国川《共和国部长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