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带来的美国梦

马国川：我在您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写的《院士自述》里看到，您的父亲也是学水利的。 

钱正英：对，他是上海南洋大学（现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留学美国时学习水利工程，1922年得了硕士学位后回国，第二年得了我这个女儿。很自然地，他把从美国带回来的一套理想传给了我。从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告诉我，美国已经有了女工程师，但是中国还没有，他要我将来当中国的第一批女工程师。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不是学工程的，只有我学了工程。 

马国川：这是您父亲给您规划的人生道路。 

钱正英：他给我规划的道路就是中学毕业以后，考清华，公费留学美国，然后回国当工程师。因此我上大学也是学习土木工程，但他要我以后搞建筑不要搞水利（土木工程包括：道路、建筑、水利等许多专业）。 

马国川：为什么？ 

钱正英：因为我父亲自己的道路并不理想。回国后先在铁路，后来在国民党政府的建设委员会搞房屋建筑，1936年才回到他的本行，到武汉任江汉工程局第二工程事务所主任。他的前任由于1935年汉江大水、堤防溃口而被撤职。因此，他是战战兢兢上任的。当年夏季，他要我的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从南京赶到武汉，陪他共度汛期。那年，我刚刚初中毕业，对水利一点也不懂，只知道天天陪父亲去武昌的长江边看水尺，就怕水位上涨。我们的住处就在他办公室的后院，每天看他办公回来，总是唉声叹气，诉说官场腐败、包工作弊、工程难办。好容易挨到汛期过去，总算没有发生大水，我和弟弟的暑假也将结束，母亲带着我们返回南京。临别的时候，母亲再三要求父亲，不要再干水利了，免得全家担惊受怕。当年冬天，父亲在无锡附近的戚墅堰电厂找了个工作，就把武汉的工作辞了。从此，他不但自己决心不搞水利，而且告诫我，以后可以搞建筑，但是坚决不可搞水利。 

马国川：但是您却走上了革命道路，脱离了他的美国梦。 

钱正英：因为我生不逢时啊。我自幼的梦想是当一个科学家，而不是当一个革命家。但是我读大学正是抗战期间，在一些共产党员的教育下，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下定决心，告别多年的梦想，舍弃固有的爱好，参加革命。因此，我申请入党报告的第一句话是："我生不逢时……" 

马国川：是出于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才选择了革命。 

钱正英：在大学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非常好，可是到1942年冬，在快要毕业的时候，由于可能被敌人追捕，组织决定要我和其他几位同志撤退到解放区去。向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报到的时候，我把我的遗憾告诉了他，他安慰我说，将来我们淮北解放区要搞建设，要造一个大礼堂，一定找你设计。遗憾的是两年后彭雪枫在战场牺牲，我为他设计了墓地。 

马国川：在新四军里您开始和水利打交道了？ 

钱正英：1943年，淮河发大水，我当时在一个县里当中学教员，那里的淮河堤防决了口，人民迫切要求堵口复堤。人民政府决定以工代赈，组织群众修复淮堤。发现我是学工程的，就要我当技术负责人。我们修复的那段堤防紧邻日本人的统治区，我们白天在堤上闸口的一个棚子里办公，晚上由军队保护，在附近各村流动住宿，防止敌人的偷袭。感触最深的是，有一天房东大嫂偶然告诉我，妇女是不能到闸顶上去的，因为妇女不吉利，上了闸顶，闸要倒掉的。我说，可是我天天在闸顶上走，没人管我啊。她说，你不一样，你是给我们治水的。我才知道老百姓是多么看重治水。堤修好后，淮北行政公署把我调去当水利科长。 

马国川：您还是走上了水利道路。 

钱正英：虽然大学土木工程系也讲一些水利知识，但都是最基本的。当了水利科长以后，我拿了一张军用地图，把淮北解放区的几个县走了个遍，我也在当地的一些士绅家里找到一些参考书籍，边干边学。所以我学水利，第一个老师就是大自然和人民群众。抗战胜利以后，苏皖边区政府建设厅下边成立了水利局，又调我做水利局的工程科长，负责以高邮为中心的运河南段堤防的修复工作。这段堤防是苏北十几个县的防洪屏障，抵御淮河经洪泽湖、宝应湖、高邮湖入长江的洪水，1931年江淮大水时决口，苏北一片汪洋，人民受灾惨重。我们在1946年春将大堤修复加固后，当年夏天就发生了洪水，大堤经受住了考验。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故事，我差点到美国留学。大堤修复后，联合国救济总署派人来考察，有一个美国人，一个澳大利亚人，是我接待的。他们建议保送我到美国去留学。边区政府都批准了，我也检查完身体，准备出去了，内战爆发了。 

马国川：如果您当时去了美国，后来的历史可能就完全改写了。 

钱正英：故事还没有结束呢。改革开放以后，那位澳大利亚工程师到中国访问，他在和苏北的水利工作同志座谈时，拿出我的照片问，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人，她还在不在人世？人们告诉他，这是我们的部长啊。后来我们在北京见了面。 

马国川：这是个非常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可以拍一部电影了。 

钱正英：内战爆发后，大部分人都撤到山东去了，我们少数同志跟着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同志留守，我这水利科长也没多少事，有时帮助修修公路，平常的时候就研究水利，骑一辆自行车在苏北大地上转，对照着找到的一些参考书籍，了解淮河的历史。后来我们也越过陇海路撤退到山东。我在山东战场上当了一年修路架桥的工兵，1948年山东土改整党，我被组织调去山东黄河河务局任副局长兼党委书记。我看到山东黄河河务局一些干部的回忆文章："来了个女兵，骑了一匹大白马，挎着驳壳枪。" 

马国川：成了传奇了。 

钱正英：没有传说得那么神气。我当时是骑着马去的，带着一把手枪。那时候山东解放区的黄河河务局下边有十个黄河大堤修防处，一个县一个，沿着黄河两岸一直到入海口，有整个的一套防线。因为国民党政府正加速在当年他们炸掉的花园口堵口，想使黄河回归故道。他们是以水代军，当年炸开花园口，使黄河改道是阻止日军；后来加快堵复花园口，就是为了水淹解放区。我们的主要工作是修复黄河大堤，还要保证黄河两岸的交通，我们河务局下面还有一个好大的造船厂呢。 

马国川：看来工作还是繁重的。

钱正英：我到了黄河以后，第一个考验是凌汛。黄河凌汛最严重的是在山东，冰坝把河道堵住，很容易决口。我记得那是个小年夜，正在包饺子的时候，说是利津下面冰坝堵住了，我就连夜赶去了。到那儿身上结了"雾凇"，头发上眉毛上都是冰。我带了几个当时在野战军当工兵的老部下，在冰上凿开一个个的洞，搞了一些玻璃瓶，里面装满炸药，然后把玻璃瓶塞进冰洞里，连上电线，等着。 

马国川：等什么？ 

钱正英：等上游的冰冲过来，光是人力是炸不开的。眼看着冰块来了，赶紧跑上岸引爆。一大块一大块的冰块像野兽一样挤上大堤，河水汹涌而下。那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壮观啊！我说这是侥幸，固然是尽了人力，但是也靠大自然的力量。凌汛之后就是春修。需要修土堤和护堤的砖、石险工。当地没有石料，群众都知道黄河泛滥的厉害，所以自动把猪圈、鸡棚的石头，都捐出来了。修了两年，到1949年我走以前，来了一次大洪水。 

马国川：还经受了一次考验了。 

钱正英：那次大洪水可真够悬的，后来好多年都没有那场洪水大。几十年一遇的。当时渤海区党委书记打电话问我，说行不行？我说要看水，现在这个流量还可以。他说，你怎么能这么讲？你要保证！后来他派了两个代表住在我们工地，帮助我们联络，要什么有什么，反正得守住。最后是勉强守住了。 

马国川：先是凌汛，后是洪水，经受了两次大考验。 

钱正英：济南解放以后，成立军管会，主任曾山就叫我去接收国民党的山东黄河河务局。我感觉自己水利专业知识不够，给曾山写过一个报告，我说，全国要解放了，要求到苏联去学习水利。结果曾山大笔一挥，说工作紧张离不开。 

马国川：和上次不同，这次是主动要出国学习。 

钱正英：结果都一样，没有走成。这期间我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见到了我的父亲。我们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我父亲那时在唐山开滦煤矿搞建筑。我到解放区以后就和他失去了联系，到北京来开会，他才知道我的下落，他到北京来看我，才知道我搞了水利。

（本文节选自马国川《共和国部长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