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化运动

马国川：1952年11月，中央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后，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任部长，陈伯达、廖鲁言任副部长，您担任秘书长，兼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即农业办公室副主任。 

杜润生：我和邓子恢是1953年1月从中共中央中南局上调北京。一天邓子恢约我一起去见毛泽东，向他报到。毛泽东说，中央成立农村工作部，主持全国的农村工作，主要的任务是推行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决议。他还说，我们不是说过上、下两篇文章，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搞社会主义嘛！就农村说，土改已经结束了，现在是要做第二篇文章了。我们计划在十至二十年之内完成这个合作化的任务，改造小农经济。 

马国川：在1949年政协会议上，有人主张《共同纲领》写上社会主义目标，中央不赞成。当时毛泽东解释说，搞社会主义，是在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以后，要在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以后，要在人民群众都表示同意以后，然后从容地、不勉强地发起全面的社会主义进攻，消灭资本主义。但是，现在毛讲的上述决定和原来的想法不大一样，马上要搞下一篇文章了。 

杜润生：当时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建设阶段，包括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在这个时期承认个体经济长期存在，还要保留富农，保留资产阶级。下一步社会主义大革命大约是在十至二十年以后，而不是在这个时段之内。所以，在回机关的汽车上，邓老对我说：看来合作化问题，中央已经确定大方向了，我们不好再说什么。但是十五年还长，有的是时间，我们可以在细节方面，即在步骤和政策策略上多用心，多替中央操心。邓子恢之所以说"不好再说什么"，大概就是指此而言。其实，在我们上任之前，1951年就发生了一场关于农村合作化的争论。 

马国川：为什么会发生那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什么？ 

杜润生：山西是老区，到1951年土改已经完成五年了。山西省委了解的情况是，农村出现了两个新的现象：一个是农村阶级有所分化，有人卖地，有高利贷，一部分农民希望向富农方向发展；一个是原来的长期互助组，特别是高级互助组，有些涣散，巩固不下来。长治地委书记王谦在长治办了合作社的试点，把长期互助组改成土地入股的农业社，集体劳动，可以有分工，有公共财产和按劳分配，希望利用它来动摇私有制，使农村的生产、农民的组织程度都能进一步提高。后来，华北局劝说山西修改他们的意见，认为利用农业社动摇私有制，不符合新民主主义的总精神。刘少奇知道后批示：农村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怕的。提出用合作社动摇私有制，"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可是，争论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他表示支持山西的意见，还指示陈伯达主持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在会上，没有展开讨论，而是由陈伯达拟了个提纲，他念一段，问问大家的意见。会议请了作家赵树理参加，赵树理熟悉农村情况，他反映农民不愿意参加合作社，连互助组也不愿意参加。赵讲的是山西话，陈听不懂，陈讲的是福建话，赵也听不懂。当陈弄清赵的意见后，说，你这纯粹是资本主义思想嘛！ 

马国川：陈伯达和赵树理的意见也不统一。 

杜润生：争论汇报给毛后，毛重视赵树理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的初稿中，原来的第一句话是：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经修改后，把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放在了前面。决议指出，要按照自愿和互利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但也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 

马国川：那么你们是带着什么思想来北京的呢？ 

杜润生：当时邓子恢和我都认为，土地改革以后农村成了小农经济的天下，因此要照顾到这种情况，发挥小农经济的积极性。当时很多地方刚刚结束土地改革，得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加以引导，不搞不行，太着急也不行。对山西问题，当时我认为，山西提出试办合作社本来是可以的，但把目标定在动摇私有制，有诱发"左"的倾向的潜在危险，如过早全面消灭个体经济等；对两极分化也估计高了，为发展生产，土地在农户之间有些买卖调整是自然的。打仗的战士现在返乡了，有的人口多，土地少，有的人口少，土地多，相互买卖调整有好处，没坏处。东北随着建设的恢复，一些农民进城当了工人，土地并没有出现那种高度集中的现象，至于雇用一两个短工，这与雇工经营是两回事。 

马国川：这样就形成了和中央不同的两条路线？读您的《自述》，1953年与陈伯达的那场争论，在思想上分歧很大，读了很吃惊。 

杜润生：是。有一句话被我删去了，就是陈伯达讲了那些后，我说：这不成了"劳动营"了？他从此认为我是"老右"。不过，那个时候讲话就是这样的，比较直率，没那么多顾忌，也没人抓辫子。当时熟悉农村的作家赵树理就曾经反映，农民不愿意参加合作社，连互助组也不愿意参加。我们农村工作部还是遵循中央一贯的指示："自愿"、"互利"，主张一面做工作，一面要能够等，等待农民觉悟。这些在事后看来，都成了问题。 

对土改以后的"两极分化说"，我是不怎么同意的。多数的看法，是土地改革以后，小农经济有一个"黄金时代"，我的一个弟子最近批评说，那个时候如果有那么好，就像"包产到户"以后那样（粮食增产三分之一），那还需要"集体化"么？现在看来，中央急于集体化，就是要解决这个（农民不愿而非不能高产的）问题。那时候，我们很多人都相信只有合作化才能最后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包括许多共产党外的人士。 

马国川：所以后来毛泽东一再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工作。 

杜润生：那时我们大多数干部都相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相信必须经过这十五、二十年的准备，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也是《共同纲领》规定了的。但毛泽东要提前发动社会主义的改造，等于取消了这一个阶段。他认为，"小农经济蹦不了三尺高"，"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去占领"。在他的脑子里，并不是"工业化"的要求，而是"农村革命"才是最重要的考虑（参见1950年、1951年与刘少奇的两场争论）。所以，合作化不但提前开始，而且一再提速。很多人反映当时跟不上毛，现在看来，作为领袖人物，毛也要刻意与其他领导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可以从战略的角度出发，我们作为具体工作的负责部门，就不能不考虑下面情况，从实际出发，所以总是很被动。1953年成立农工部以后，几次"纠偏"，受批评就不可避免了。 

马国川：所以1955年毛泽东挖苦邓子恢是"小脚女人"。 

杜润生：1953年合作化加上统购统销，1954年就出现很严重的问题，1955年初毛泽东说，这是"生产力起来暴动"。承认其合理性，修改了统购统销政策，农民多打可以多留一些，并打算把合作化也停下来。但两个月以后他就改变了看法，声称"一个农村社会主义的风暴就要到来"，并且不点名地批评邓子恢和中央农工部"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前怕狼，后怕虎，"数不尽的清规戒律"。 

马国川：为此，195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您和邓子恢做了检查。 

杜润生：我们接受了中央的批评，承认了错误，包括"右倾机会主义"的定性说法。大会之后，各地农村就掀起了"社会主义的高潮"。在这之前，全国只有14%的农户入社，在这以后的几个月内，剩下的80%多的农民一涌入社。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民比重，1955年10月为325%，1956年3月为803%，1956年4月为903%，1956年12月为962%，除西藏和几个省区牧区外，实现了全面"合作化"。从1953年起，原来十五年的计划，三年就完成了。 

马国川：今天回头看，你们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是什么？ 

杜润生：从表面看，当时争论的焦点好像是速度快慢问题。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如果合作化运动慢一点就好了。我想这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分歧的实质，是生产力决定论和生产关系决定论的认识分歧。一方以邓子恢为代表，多少是照顾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坚持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多种经济并存，并利用有益于生产力发展的私有经济的思路。另一方是毛泽东主张，在夺取政权之后，先尽快改变所有制，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这意味着要跳过十年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原定战略部署，历史证明是跳不过去的，即使跳过去，还会退回来的。一个社会制度，当它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今天看来，集体化运动只有运用那样的方法才能成功，否则恐怕就不可能。但用"大风暴"的办法，"造势"、"不入不成"，就会直接带来一些后果，农民带着"当长工"的想法，给"国家"来做事，责任心就没有了。其恶果到"大跃进"时充分暴露－－有人以为"大跃进"是偶然的，那并不对。所谓"缺乏积极性"问题就一直伴随了集体化的始终。于是农民退社、发明包产到户，退社不行，就留在社内包产到户，同时施行了形形色色的"反行为"，把集体经济架空，以致最终不得不实行改革。所以，后来的农村改革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我退下来以后，就带领一群年轻人重新反思了这一个过程，对一些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