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建设60年进程

民主中国

俞可平在他那篇流布甚广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里说，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回到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重提民主，语重心长，振聋发聩：“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

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公报称，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社会主义在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为充分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把民主推向新的历史高度开辟了道路。

公报说，“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当普罗大众切身感受到“民主是个好东西”时，公众的参政目的也由情感走向理性，从表面介入走向深度参与，在对政府权力运行、决策的监督中，公民正逐渐成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推动民主政治前进的主体力量。民主，也已从开国者的革命理想转变为亿万民众的基本诉求，成为中国人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开国：民主的万千气象

中共民主建政激发了从普通民众到民主党派及党外人士巨大的参政热情。当时6位国家副主席中有3位党外人士，4位政务院副总理中，有党外人士2人。在政务院所辖的34个部委中，14名党外人士出任正职。

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一种民主的氛围里完成了建立国家政权的一系列工作。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专门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在组织8000多人讨论、修改的基础上，又有1.5亿人参与建言，征集到各方面意见118万多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初年的民主气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9年，胜利来临之快令人目瞪口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叙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让人振奋的开局。而更令人目不暇给的胜利，则是与开国齐头并进的民主架构。从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在全国开展普选，再到1954年宪法的出台，这些民主建设的标志性大事件，均在热火朝天的拥护声浪里完成。

《共同纲领》规定的机构、组织，无不在名称上冠以“人民”二字，诸如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协、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广播、人民出版事业等等，“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平等协商

1949年8月中旬，从北平贝满女中毕业的孙小礼，懵懵懂懂中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人。她刚过17岁生日不久，便接到了北平团市委的通知，直接到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秘书处议事科报到，该会议不久更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而所谓“议事”，就是会议的各种事务。例如制作会议代表名册、发会议通知书、安排会议代表报到等。

60年后，孙小礼依然珍藏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席次表。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出示了这本干净朴素的小册子，上面工整地列出了各单位代表名录，共有662人。不算解放军及各地区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仅有16个正式席位，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席代表。而特别邀请人士就有75人，第一位是宋庆龄。孙小礼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宋庆龄签到时的情景。本来规定签到者一律用毛笔，但是考虑到宋庆龄不习惯用毛笔写字，就特别为她准备了一支钢笔。孙小礼还为此一连试用了好几支钢笔，因为要写在宣纸上，所以钢笔下水既不能不流畅，也不能太流畅。签到时，宋庆龄用钢笔很工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宋庆龄到政协报到的照片，刊登在了9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签到桌旁站着的就是孙小礼和另一位工作人员荆惕华。那天有人指着照片对她说：“呦！你们两人竟被拍摄进了这个历史的镜头！”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在9月30日的全体会议上选举出了由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其中民主党派成员有60多人。而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则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60年后，曾任政协工作人员的孙小礼仍然盛赞开国的民主气氛。“几乎每一件事都通过协商，人们有不同意见都敢讲。”孙小礼记得，在小组会上有激烈争论，比如讨论《共同纲领》，几乎是一个一个字去抠。不过，在大会上意见比较统一。政协开会期间，孙小礼负责统计举手表决的票数。孙小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会议议案付表决时，代表们都是全体举手赞成，没人反对，也没人弃权。孙小礼至今仍然确信，那不是勉强，不是走形式，而是代表们反复讨论和酝酿的结果，是充分协商之后的衷心拥护。

后来孙小礼考上了清华大学数学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转到北京大学，1953年毕业留校任教，1986年被评为教授。在政协工作的日子早已远去，但孙小礼永远无法忘怀迎接新中国诞生时的喜悦：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了，正在亲手缔造一个新的中国。

全民参与

1953年，老百姓民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发生了。此前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特定时期，曾代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共中央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应当适时地实行全国普选。1953年3月4日，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

新生的共和国依然延续着开国的抱负与豪迈。“那是五千年历史上的第一次，每个够年龄的老百姓都可以参加选举。”著名宪法学家许崇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当时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便参加了内务部普选工作组。试点先在山东进行。只在基层实行直接选举，县以上则实行间接选举。

60年后，许崇德回忆了这段颇富戏剧性的普选。那时的农民根本不懂得什么叫选举，什么叫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组跟老百姓反复讲，只有人民才有这个权利，地富反坏右没有选举权，政治权利只给人民，不给敌人。开选举大会时也不是秘密的无记名投票，而是举手表决，因为选民大都是文盲，没法投票。一些选民登记时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就叫张家大妈、李家大嫂，不过，许崇德介绍，老百姓都很拥护选举。群众们“人中选人，瓜中选瓜”，搞得非常认真。

共和国的第一次基层普选于1953年下半年在全国展开。正如邓小平当时指出的，它“标志着我国人民民主政治发展的新阶段”。1953年12月9日，当时在上海港务局任职的蔡祖愉参加选举区人大代表。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选举场面非常热闹，敲锣打鼓，像过节一样。而那时国家还很困难，选票用的还是很粗糙的纸，质量很差，因为投票的人很多，一共投了两个多小时。虽然条件简陋，蔡祖愉还是为“人民当家做主”而无比激动。

1954年9月15日，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顺利开幕。此前大规模的基层普选，已经为其民主气氛奠定了明亮的基调：人人都是主人翁。

第一届全国人大期间，代表们还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这同样是全民参与的民主盛会。该草案曾于3个月前公布，以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全国参加讨论的多达1.5亿多人。许多地区参加讨论的人数，达到了当地成年人口的70%以上，有些城市和个别地区达到了90%以上。全国人民在什么问题上都想到了，不论是有关宪法的，还是与宪法无关的。许崇德此时已经调任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他描述当年群众参与热情之高，当时正值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干部群众在抗洪抢险的时候，也不忘在河堤上讨论宪法修改意见。通往北京的道路被洪水冲垮了，这些意见书被装上了飞机，运送到北京。

1954年宪法的出台，发动了全民参与，也获得了全民拥护。宋庆龄发言说，1940年毛主席说过中国少了两件东西：独立与民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得到了。我们的宪法将昭示全世界，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是各民族自由平等的大家庭。

民主的变奏

“恢复中国的伟大所必需的全国统一是所有爱国的中国人衷心渴望的目标。”《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如是陈述。该书认为更意味深长的是，新政府24个部长中的11个是小党派的代表或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政权显然由中共掌握，但这些职位不仅仅是形式。更广义地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期，对有威望的非党人士的意见是真心去征求的。”

百废待兴的时代，毛泽东作为开国领袖，是民主气氛当然的缔造者。1949年11月间，民盟召开一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举行招待会时，毛主席在招待会上说：“从前有句老话‘飞鸟尽，良弓藏’，现在应改为‘飞鸟尽，良弓转’。”他还说：“新中国的建立，不能只靠一个共产党，需要多党合作，齐心协力，共建大厦，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嘛！”

不过，民主的大气候还是逐渐有了微妙的变化。结束了国民经济恢复阶段，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4年是宪法讨论如火如荼的年代，也是思想界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胡适思想进行大批判的年代。风雨已在酝酿之中。

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沙里在《我在人民政协的所经所见》一文中回忆，“1955年，批判胡风和‘肃反’运动，这不能不影响到政协内部关系也开始紧张起来，一些知识界人士，出于各种原因，或著文与他们划清界线，或执笔投入批判；也有既不愿批判他们，又生怕火烧到自己身上，在恐怖中沉默慎言。1953年开始的对梁漱溟的批判，在政协内部则达到了极度紧张的程度。”

这些不和谐的因素，最终在1957年浮出了水面。根据沙里的回忆文章，在“反右”中，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的党外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有79人之多。按二届一次会议委员总人数559人计算，占委员总数的14.13%，占非党员委员的19.31%，即五分之一。

著名宪法学家许崇德认为，“反右”是共和国开国民主氛围转折的开始。虽然制定了宪法，但是当时还缺乏依法办事的精神。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姜平，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民主党派史研究，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历史地看，民主党派对中国民主贡献最大的时期还是在1949年之前。虽然开国时民主党派的地位确实很高，比如确立了《共同纲领》，参与了共和国各项建设与管理，甚至参与了制定国家宪法。但在越来越频繁的政治运动里，特别是“文革”大劫难的时代，人们甚至无法表达独立的看法，更谈不上正常的参政议政。

作为举足轻重的民主人士，宋庆龄仍在观察和思考，并力图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退休人员殷之俊撰文《宋庆龄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态度》，该文记述，1957年7月13日，宋庆龄在《人民日报》发表《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主题是“我们一定要像保护生命一样来保护我们人民的团结”。宋庆龄说，我们很熟悉中国的旧统治者是怎样处理社会中的矛盾的。如果人民提出了意见或是抗议他们的境况，他们就会被看作“煽惑者”，就会遭到逮捕、拷打和处决。那时的当局不爱多讲，干脆就使用武器。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不能做那样的事情。我们能够掌握经济和社会的规律，明智而合于人情地解决问题。

“民主是在曲折中发展的，历次运动尤其是‘文革’中所谓的大民主其实是群众造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期，邓小平拨乱反正，民主才开始走上正常的轨道。”著名宪法学家许崇德总结这60年的民主进程。

开国的民主记忆犹在。新中国成立时，尚是青年的人们如今已生华发。共和国60岁生日前夕，业已79岁的蔡祖愉，曾换过11个区，代表过不同的区参加过选举。他将自己珍藏多年的14张选民证全部捐赠给了上海徐汇区档案馆，该选民证始于1953年，终至2006年，整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每张选民证在样式、内容上都有所不同。记录了他作为一个共和国公民全部的民主生活。蔡祖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捐献的原因，一是小辈们未必会关心，二是想为国家做点贡献。蔡祖愉谢绝了档案局发的奖金，而下决心捐赠后，他激动得好几天都没睡好觉。
50年代末，民主空气缘何消弭？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作为国家政权和社会管理的领导者与执政者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注重实行党内民主。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明确提出了必须在中共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扩大党内民主”。邓小平在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要“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持续“促进党内民主的高涨”。

但是，随后发生的1957年反右扩大化和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打乱了党内民主的进程。党外民主的消失是党内民主消失的前奏，随后便发生了清算“反冒进”、推翻“八大”决议等一系列个人专断行为。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党外已无公开的异议，党内的不同意见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也失声了。

从1956年9月中共八大闭幕，到1959年8月庐山会议落幕，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中国社会的民主空气终于一扫而空。

这一天是2月24日，中国农历的正月十三。在苏共二十大闭幕的当天，时任苏共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突然抛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将矛头直指去世仅3年的斯大林，领袖斯大林的天使面孔在一夜之间换作了独裁、个人崇拜的魔鬼脸谱。

报告震荡了社会主义阵营，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乃至冲击。对此，中国共产党人给出的第一个回答是加强民主。

加强民主的举措集中出现在7个月之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八大后为总书记)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强调了“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把个人神化会造成严重的恶果”。

9月27日，八大胜利闭幕。无论是八大政治报告还是修改后的党章里，都已见不到“毛泽东思想”的字眼。

但是，这不过是民主与个人崇拜交锋的第一回合而已。

传染

八大之后，苏东局势仍在影响着中国国内政治走向，发生于1956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的匈牙利事件引起了中共高层的密切关注——布达佩斯等地发生了规模较大的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仅仅从1956年10月21日至11月9日的20天内，中共中央常委和政治局连续召开十来次扩大会议进行专题讨论。11月10日至15日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其中心议题也是讨论“波匈事件”。

中国一些地区从1956年下半年起，接连出现了不安定的苗头。

根据薄一波后来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披露，问题的根子主要在“没有能够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员”身上。

连续召开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开出了药方——明年在全党开展一次新的整风。刘少奇在讲话时说：“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党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劳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毛泽东在发言时同意刘少奇的观点：“我们可以成为贵族阶层的，人数几百万，主要的就是那么几十万到百把万，我看无非是十八级以上的(周恩来插话：县委以上)。如果我们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讲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会被革掉”。

至此，整风的目标已经明确——批评部分党员在执政的情况下所产生的“特殊的思想、特权的思想、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脱离人民群众，主观主义跟命令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的思想”。

阳谋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等中央负责同志约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表示热忱欢迎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5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整风正式开始。

而就在整风开始之前，一些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就已经兴奋起来，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就是其中之一。1957年2月27日，他以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部长身份参加最高国务会议，聆听了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立即在民盟以个人身份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即将到章伯钧任社长的《光明日报》担任总编辑一职的著名报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储安平也同样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民盟提供的毛泽东讲话记录稿。

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已经任职《光明日报》总编辑一职的储安平更加活跃。从5月4日开始，《光明日报》分别在上海等9个城市，邀请百余名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储安平发出一封公开信，恭请与会的每一位发表“对国家事务的各种意见”，“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想写的问题”，给中国共产党提意见。

他的初衷，是要把《光明日报》办成知识分子的论坛。

这个百名文人参加的意见会，足足开了20天，会上很多人的发言，既揭露了社会现象，又颇具思想锋芒。

但情况很快就发生了突变。1991年，薄一波草就《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在“整风、反右”一章中，这位中共元老写道：不料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杀气腾腾，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的进攻。例如，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与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他们全盘否定我们党的历次政治运动，说什么“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对人类心灵的摧残”，“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这种情况，是我们党在决定开始整风时所没有预料到的。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一方面指出，党外人士“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另一方面又告诫全党，“最近这个时期，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就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东南风转向了西北风，而章伯钧和储安平们却还蒙在鼓里。

6月6日，《人民日报》刊出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了反攻的号角。同一天，毛泽东起草《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形势急转直下。

当天下午2时，储安平来到章伯钧的家中，递上辞职书。章伯钧叹道：老储，辞职信我留下，但我一个人，特别是现在，也决定不了这件事。

6月14日，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民盟中央副主席、司法部部长史良(女，1936年著名的不畏牢狱的“七君子”之一)发言，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而章伯钧6月6日晚间作客她家讲的“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的一番话，全部揭发，一字不落。

而连续多日批判储安平最激烈的，当属民盟左派吴晗。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后来因为《海瑞罢官》受到更为猛烈的批判，已是后话。至于罗隆基，也有身边人站出来揭发，他同居十年的女友浦熙修(彭德怀夫人浦安修的姐姐)在座谈会上反目，“像狼一样的罗隆基毫无人性可言⋯⋯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一贯的，他说，他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实际上，他的骨头烧成灰，就是剩下来的灰末渣滓也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到1958年“反右补课”完成之时，全国共抓出55万右派。随后，社会中间层集体失语。

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被斗倒之后，大跃进随即发动，党外已经听不到不同的声音。

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整个过渡时期总矛盾由八大上的“人民内部矛盾说”改为“阶级矛盾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薄一波回忆，当时许多同志感到不理解，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少。

凌驾

在10月9日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说：1955年来了个高涨，1956年吃了亏，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

毛泽东认为北京的空气沉闷，柯庆施主政的华东空气活跃，想以地方来促北京。这一年12月8日，他离京到华东驻留一月之久，并在杭州召开会议，从治淮工程谈起，说原来的计划低了，保守了，还点名道姓地批评了周恩来等人。

1958年1月，毛泽东到南宁，并于1月11日至22日主持召开南宁会议，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会议上，毛泽东对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上所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大为赞赏。1月15日，他说，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

次日，毛泽东再次拿出柯文，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接着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随后，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分别作了检讨。

反反冒进运动不依不饶。2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借用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一词批评国务院和主持中央经济工作的陈云：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他还批评说：有人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他严厉批评周恩来等人距离右派只有50米远。

在这一天，毛泽东还表示：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就是了，我看是要比哪一年冒得还要厉害。

薄一波回忆道：这就在实际上形成了如下的公式：冒进=跃进=马克思主义。冒进也好，跃进也好，谁也不能再提出什么不同意见，谁也无法阻挡它的发生了。

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薄一波披露：有一位同志曾经说过，南宁会议前后，党内气氛逐渐紧张了，毛主席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很难像以往那样经常同政治局的同志坐在一起平等地商讨问题，党内的生活开始不正常了。薄一波说，我同意这种看法。

消弭

就在“各路诸侯”噤若寒蝉之际，军队系统的代表却开始不信邪。这个人，是时任中央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

彭德怀“跳出来”的时候，已经是1959年的7月，地点则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召开地庐山。此时，大跃进的恶果已经全面显现，土钢废钢多多，农业减产，饥荒正在普遍发生，农、轻、重比例失调，国民经济一片凋敝。

据薄一波回忆，庐山会议的初期是开得好的(纠左)，但是也有些人“护短”，柯庆施是其中之一。而毛泽东也在7月10日讲了一番话：对去年的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从一个局部、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一个指头或七个、九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的问题，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成绩还是主要的，无甚了不起。

彭德怀对“护短”情况很焦虑。他的“不信邪”始自7月12日上午。他想找毛泽东面谈，恰逢毛泽东正在休息，于是改为写信的方式。信于13、14日写好并送给毛泽东，也彻底改变了庐山会议的走向。

彭德怀信里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认真总结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

7月16日，毛泽东把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一标题，印发与会代表。在这之后的一周时间里，气氛还比较缓和，周小舟、张闻天、黄克诚等人与彭德怀的意见相仿，也提出了一些很宝贵也很正确的意见。

一周之后的7月23日，毛泽东亮出底牌，发表了措辞激烈的长篇讲话：好话坏话都要听，对坏话要“硬着头皮顶住”，“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跌下来”，“五亿农民的大多数，非常积极，办食堂，搞大规模协作⋯⋯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呀？对于广大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

毛泽东揶揄道：彭德怀等同志虽然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离右派“还有30公里”。

纠左的会议就此转成批右，彭、黄、张、周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罪名被莫须有地罗织。前半段留在北京做经济工作的薄一波没有上山，他也准备了一份发言稿，准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的问题做系统批评。但在上山的当天，余秋里和习仲勋就告诉他，会议风向已变，薄一波不得不放弃了原先的讲稿，改为违心批评彭德怀。

1991年，年届83岁的薄一波写道：毛主席7月23日讲话后，会议“一呼百应”，我想，这与我们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关，与毛主席在1957年以后逐渐滋长起来的“一言堂”作风有关，也与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有关。记得我的一位老领导和老战友曾不止一次地告诫我：毛主席讲的话，如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我们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其实，这种神化领袖的做法并不科学，也很难说是真正地爱戴领袖。

从1956年9月中共八大胜利闭幕，到1959年8月庐山会议落幕，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中国社会的民主空气终于一扫而空。
新中国修宪风云
逻辑上，民主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民主通过宪法而实现现代国家最理想形式，无民主即无宪政，宪政的本意在于主权在民。正如此，宪政法律秩序必然追求民主，民主是宪政法律秩序的首要因素。

宪法是固态的宪政，宪政是动态的宪法。所以我们回到起点，还原新中国历史上历次修宪的细节与故事，以期更深入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民主精髓。修宪也是一个舞台，每位参与者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
李步云在1982年宪法修改时搞了一点“小动作”。

1980年7月份，李步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借调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报到的第二天，他就领了一份特殊的任务：为叶剑英委员长写一个发言稿，用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为1982年宪法的修改定调。

在与另外一个人合写的这份发言稿里，李步云承认加入了一点个人的观点——他往这个发言稿里塞了两样东西，一是立法民主，另一是“司法独立”。

文稿没有大的变动。李步云说1982年宪法修改有三点值得铭记，一是在结构上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移至“国家机构”之前；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外一个，就是有关公民的定义。

谁是公民

“由于公民定义模糊不清，很多人就给全国人大写信，问我到底是不是公民，全国人大也没法答复，只是含糊其辞。”李步云说。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公民，罪犯也是公民”，源于李步云1979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这一文章的思想源泉，可以追溯到他在1978年12月6日发表在该报上的另外一篇文章：《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此文已被公认为中国法律界在“文革”后思想解放的开山之作。美联社的“中国通”约翰-罗德里克评其为“政治法律领域一个重要转折的标志”。

而当时，在公民问题上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只要有中国国籍就是，另一个认为人民和公民是一个概念，敌对分子不是公民。敌对分子包括地富反坏右，后来又扩大到一些被判刑的人。

《罪犯》一文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囚犯拿着刊有此文的《人民日报》，跟监狱管理人员叫板，讨要权利。监狱不尊重犯人权利的现象也逐渐浮出水面。陷入被动的监狱管理方对该文满腹意见。一位地方劳改局的副局长说：“讲罪犯的这个权利那个权利，为什么就不能多给我们一些权力呢？”一次高规格的检察长会议也对此文提出公开批评。

李步云的导师、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张友渔在关键时刻保了他一把。他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明确表态，说这篇文章没有问题，“如果说有问题，最多是说早了点。”

到了中央书记处后，李步云找到了一个为自己“翻案”的绝好机会。按照宪法修改的程序，先由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拟定草案，提交委员会讨论，修改后再提交中央领导审核。领导审核前，中央书记处要先把第一道关。作为其中为数不多的法律专家，李步云得以对宪法修改稿先睹为快，并就其中的争议问题，选择恰当的时机发出自己的声音。

1981年底，他再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在罪犯的法律地位问题上强劲发力：“如果这些人不是公民，那他们是什么？是人？是国民？他们在法律上是什么地位？宪法上说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不是公民，宪法就不能对他适用。那他既不能享受权利，也不用承担义务。”“那这些人的行为用什么来调整呢？专门为他们制定一部宪法吗？”

后来，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的一位同事告诉李步云，他的这一番言论，已经说服了很多人，最终在该委员会的一次讨论中被吸纳。秘书处是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写作班子，当时的秘书长是胡乔木，李步云的导师张友渔是副秘书长。胡乔木后来生病住院，起草工作事实上由张友渔主持。曾经参与过1954宪法制定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许崇德，也是秘书处的成员之一。

公民定义的颠覆，其影响非同小可。媒体在报道此事时不吝赞美，说其“改变了几千万人的法律地位”。

人权入宪

此时，人权在国内还是一个忌讳的字眼。李步云之前发表的几篇文章，也没有敢用人权这一称谓，只是说要保障公民的权利。1983年，李步云和法学所老所长王叔文去中南海开了一个会，领回来一个任务：清除精神污染。当时，学界的精神污染典型有两个：一个是无罪推定，另一个就是人权，他的那篇《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就是一个靶子。

法学所所长王家福找到李步云，希望他参加批判人权的写作小组。李步云提出一个条件：不能说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社会主义也要讲人权。我们可以画几个杠杠，说明我们的人权和他们的人权是有区别的。王家福说：好。后来由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在兴头上，大家的注意力全转移到那儿，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到了1991年，国际形势发生巨变，苏联东欧解体。这件事给中共高层震动很大，出了19个题让有关部门去调查，社科院领了其中的大部分。这些调查试图弄明白一件事：苏联东欧为什么突然间倒下？

社科院两个调查组带回来两个完全不同的结论：一说苏联的解体，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叛变和帝国主义的颠覆；另一个结论则是这些国家的制度有问题。后一个调查结果呈交上来时，社科院一位副院长不高兴了，说我让你们去调查，你竟然给我拿出这么个结论？调查组成员也不示弱，说你不是让我去调查嘛，我查出来的就是这么个结论。

李步云后来给高层领导讲课时，也强调这么个逻辑：如果苏联制度没有问题的话，谁想搞垮它也搞不了。

正是从此时起，中国领导人的提法开始发生转变。“不再说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了，改口说社会主义也有人权。”但此时中国所提的人权，只谈人权的特殊性，不承认人权的普遍性，与西方世界的争论也一直僵持不下。

1992年下半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要社科院写本书，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一共22章，李步云负责“人权”这一章。写完后，李步云就接到电话让他少讲人权的普遍性。

李步云说人权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不同意修改。后来，在李步云去美国访问时，这条被删除。

但半年后，情况发生变化。1993年6月25日，中国经过反复研究，同意了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起草的《维也纳宣言及行动纲领》，这个文件有四处讲了人权的普遍性。

此后，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里，人权不再是一个忌讳的字眼。1997年，在中共十五大报告里，也正式写入了“尊重和保障人权”。

但人权入宪并非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1999年修宪，被邀参与座谈的李步云在中共中央提供的总共6条修宪方案里，并没有看到他渴望的人权的字眼。他为此精心准备的发言，也完全没有派上用场。

不过，在6条宪法修改建议中，他如愿看到了“依法治国”的字眼。自从他1979年10月发表《论以法治国》一文并引发经久不息的讨论以来，李步云也见证了“依法治国”入宪的整个旅程。在他看来，最具有转折意义的是1996年2月8日中央高层的一次讲座。

当时，司法部圈定了两个题，最终确定为“关于实行依法制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个题。主讲人本来定的是李步云，但在试讲过后，司法部决定临阵换将，由社科院法学所所长王家福主讲。

在这次讲座后，江泽民发表了一个讲话，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这一概念。1999年的宪法修改，原来的提法本来是“依法制国”，李步云联合王家福、刘海年，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建议将“依法制国”改为“依法治国”，并将江泽民的这一讲话附在后面，最终高层拍板，“依法治国”走完了入宪的最后旅程。

而人权入宪，最终被推迟了5年。2004年修宪，李步云再次被邀参与由吴邦国主持的专家座谈会。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没有提供中共中央的修宪方案。李步云第一个发言，他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人权入宪。在现场的总共5位宪法专家中，还至少有两位准备了这样的建议，一位是徐显明，另一位是许崇德。

激辩“专政”

2004年修宪，像这样的专家座谈会还有5场。江平和吴敬琏被邀请参与了其中的一场。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们事先就此开了一个研讨会。

中国政法大学副院长江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开研讨会的目的在于集思广益。“我们有一个考虑，既然宪法修改，多征求意见不是更好吗？”在1999年修宪时，吴敬琏也曾经接到邀请，但由于时间紧促，基本上没有提出什么像样的建议。

此前，江平和吴敬琏合作，在上海科协名下注册了一个民间组织——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他们在研究所发了通知，希望所里能先就宪法的修改发表意见。

研讨会汇聚了20多位国内顶尖的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这些学者的部分建议，被江平带到了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主持的修宪研讨会上。

江平被安排在第4个发言，由于总共只有8位专家，每个人发言的时间都比较充裕。他总共提出了5点个人建议，除了主张私有财产保护入宪和人权入宪外，他还提到了几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一是宪法修改的指导原则问题。他说，现在似乎形成了一个规律，就是一届新的党代表大会开完就要修改宪法，而宪法修改是个严肃的问题，必须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或是更强调对公民权益保护时，修改方有意义。“否则，仅把党纲党章修改的精神用之于宪法的修改，是不严肃的。”

此外，江平认为“三个代表”在序言中写进去未尝不可，“但不能非常生硬，更不能不伦不类。”“应当把‘三个代表’的精神考虑进去，而不是光写这四个字。”“而且我当时还说，我们过去有一种理解，就是宪法里面不能够用缩写的词，‘三个代表’如何翻译成英文呢？”

许崇德建议写进“三个代表”，但一定要加上引号。“有人反对，说法律没有带引号的，我查了外国的宪法，法国宪法序言里说：法国人民都拥护人权公约，那个人权公约是加引号的。还有苏联宪法中也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表述。我就给有关部门打电话，说国外有这样的先例。”

有关宪法修改的程序问题，江平说，宪法修改由执政党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宪法修改的草案不是不可以，但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是执政党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的建议，由全国人大的修宪机构在征求各方意见后提出修改稿。“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树立宪法在全国人民中的地位，更表明宪法的修改也应是全国人民的事情。”

江平还谈到宪法监督机制的问题。“大家都认为宪法实施中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宪法规定内容应该扩大多少，而是在于现有的权利受到侵犯后，违宪的问题无法得到纠正。”他提及孙志刚案和“三博士上书”，“我们没有一个专门审查和监督违宪机构。这个问题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了。”“当前至少应在全国人大内设立宪法委员会，在将来条件具备时，从议会的监督改为法院的监督，即设立宪法法院。”

江平结束讲话后，吴敬琏发言。“他讲的主要问题是宪法要公开。应该公告、通知到每一个人，每个人都可以提意见。”

“当时应该说还是在一个很随便的气氛中讨论的。没有反对我的声音，都是个人发表个人的意见。”江平说。

博弈与妥协

宪法每一个条文的修改，并非轻而易举，过程中充满了激烈的博弈，妥协有时候也在所难免。作为1982年宪法修改秘书处成员的许崇德，对宪法修改中的有些场景至今难忘。

这种讨论的氛围让许崇德心旌荡漾，他想起自己参加1978年宪法修改座谈会上的一幕场景：当时，他主张将国家主席重新写入宪法，被某钢铁厂的一位团委书记当场喝止，理由是“毛主席反对”。

1978年宪法修改发生在当年的3月份，此时距离代表着思想解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还有9个月的时间。而1982年宪法修改的真正主帅彭真，此时尚未出山。

从1978年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给这次宪法的修改铺上了浓重的民主底色。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副院长江平在校内开了一门《西方民商法》，校内反响热烈，校外也相安无事。

彭真在“文革”中被整的经历，给1982年宪法修改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比如，许崇德说，彭真非常重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一章，不仅把其位置提至国家机构之前，还把人格尊严和人身保护都写进了宪法。“人身保护过去也有，但没有这么强调。他自己亲身经历了‘文革’受迫害的遭遇，有切身体验。”

宪法还有一个条文，就是公民对国家工作人员有揭发、检举和控告的权利。“彭真在稿子上特别加了不能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这一句。”
反对票见证民主进程
选举表决，投反对票或弃权票，是投票人的民主权利，“反对”也是一种民主精神。随着社会的发展，“一致通过”的形式越来越遭到质疑，反对票逐渐走入人们视野。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第一次出现3张弃权票；1988年，人大代表黄顺兴投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反对票；如今已出现500多张反对票和100多张弃权票。反对票的出现和增多，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国家民主政治建设前进的步伐。
1988年3月28日，中午时分，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进入上午的“收官战”——选举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很多记者纷纷离场——按照以往的经验，这种选举大多出不了新闻。《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贺延光坐在主席台附近的地板上，毛衣斜搭在身上，发烧让他看上去有点懒洋洋。

突然，一个声音通过麦克风的传递响彻全场：“我反对！”

“我反对”

贺延光马上跳起来，把毛衣甩在地上，抱着会前刚刚借来的16厘米广角照相机冲了过去，没有撤离的记者迅速围拢过来。

贺延光赶紧支起镜头，摁下快门，留下了一张被广泛转载的照片：一位老者西装笔挺，梳着背头，嘴张得很大，在过道上的麦克风面前慷慨陈词。

这是全国人大第一次在过道上为代表准备麦克风。贺延光刚进会场时，看到这些每隔一二十米竖立一个的麦克风，还纳闷它们是做什么用的。

这位代表反对所指，是教科文卫一位主任委员的人选。他说：“我不认识这位候选人，但从简历上看，他已八十有九。这么大岁数的人，不应该再辛劳他了。应该让他好好保重身体。难道就没有年轻人为国家做事？”

贺延光把镜头对准了主席台。镜头里的邓小平身体微微前倾，正认真地听这位代表的发言。此前，一位女代表给在主席台上吸烟的邓小平递条子，提醒他不要当众吸烟。邓小平看后，就把烟灭了。有一种说法是，从此以后，在类似的公共场合，再没有看到过邓小平抽烟。

发言持续了1分多钟。发言结束后，全场掌声雷动。贺延光赶紧找人打听，才知道这位老者是来自台湾代表团的黄顺兴。

这是黄顺兴来大陆的第四个年头。这位台湾七八十年代“党外活动”的要角，曾在台湾戒严时期，在国民党的后院台东县奇迹般地竞选县长成功，以后又做过台湾省的“立法委员”。由于言辞激烈地批评国民党，在收获“黄大炮”美誉的同时，在台湾已几无立锥之地。用黄顺兴的朋友吴国祯的话说，“如果他当时不离开台湾，可能就被毙了。”

在意见表达的程序过后，现场进入表决阶段。在大会主席说出“反对的请举手”时，会场上零零落落地举起了一些手。当时与黄顺兴相隔不远的台湾团另一代表吴国祯后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台湾团除了黄顺兴外，还有两个人投了反对票，吴国祯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人是后来首倡送台熊猫的刘彩品。

后来的一份统计显示，这次选举有11人投了反对票，另有61人投了弃权票。“有些人肯定受到了黄老发言的影响，”吴国祯说。这些反对票，并没有改变这次选举的结果。在第二天登出的选举结果名单上，89岁的周谷城仍然当选为教科文卫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有人说，黄顺兴的那句“我反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人大代表公开表达反对意见的第一声。

吴国祯并不认为1988年投反对票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伟大的理由，就是觉得那个候选人年龄太大了。”自1977年从台湾经美国回到大陆后，吴国祯连任了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97年转任全国政协常委，现在是台盟中央副主席。

神奇的表决器

2001年2月14日，沈阳市第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现场，沈阳中院的报告进入表决程序。冯有为有些犹豫。虽然从1986年当选区人大代表开始，他已在不同的场合投过很多次反对票。

犹豫再三，冯有为依然选择了投反对票。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与以往堂吉诃德似的努力不同，这一次，中院的报告没有通过。在总共474名人大代表中，只有218人对这一报告投了赞成票，没有超过半数。

各种分析将矛头对准法院的腐败，其中一个注脚是会上发生的戏剧性一幕：2月9日开幕当天，上午还稳坐主席台的沈阳市中级法院原院长贾永祥，下午突然被中纪委专案组叫去核实问题。两天后，大会主席团向代表们正式宣布贾永祥已提出辞呈。另外，还有两名副院长也涉嫌腐败。

但不久前在沈阳市人大表决席上安装的一个小小的表决器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机器的优势在于，代表投票只需轻触按钮即可悄然完成，不用再像过去一样在众目睽睽下将手高高举起。

“将手高高举起，需要的不只是勇气，”广州市一位人大代表曾这样描述自己投票时的矛盾心态：投教育系统的反对票，总怕上学的孩子因此受到影响；投卫生系统的反对票，总怕在医院工作的老婆因此受到影响；投法院的反对票，又担心做律师的自己会被“穿小鞋”。“并且还不止这些，你投了个反对票，好像你就与全世界为敌了。”

沈阳市第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还有另外一个引人关注的表决结果：沈阳市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也仅得270张赞成票，在474名人大代表中只是微弱多数。

事后有一则评论写道：表决器的启用，改变了人大代表之前欲说又不敢言的历史。

在表决器首次在全国人大启用的1990年，有些代表对投反对票是否会永远记录在案心怀疑虑。总设计师林达亮郑重表态：“我可以负责地向全国11亿人民保证：谁也不能从这套系统里查出谁投的是什么票。”

湖北省某县人大代表李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那时起，各级人大代表就盼着哪一天也能装上这种“神奇的机器”。

但这一新技术的普及速度并不如人意。2001年，扬州市人大代表梁志宏向市人大建议使用投票表决器，市人大在回信中婉拒了这一建议，理由是“一次性投入资金数额较大，同时表决器要求准确度高，技术支撑难度大，根据市人大的目前状况尚有困难。”当时，江苏省各级人大尚未采用此项技术，扬州人大也不愿一马当先。

当时有人担心，把控能力有限的地方人大是否能应付随之而来的反对票高峰。在沈阳人大否决了沈阳中院的报告后，李达所在的县人大曾经表示，说安装表决器的条件尚未成熟。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的情况，直到现在，没有安装表决器的县级甚至市级人大仍然大量存在。

谁在投反对票

广州市著名律师、前人大代表朱永平认为，表决器的启用可以呈现出一部分潜在的反对票，但要形成一个合理的反对票生态，还得考虑人大代表的构成问题。

教育学者应学俊曾对几个省份最近几届的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做过一个统计，其中华东某省“官员(或准官员)代表竟然高达90%。

朱永平说，官员代表的数量与反对票的多少之间的逻辑联系是，对于人代会上通过的很多议案和人事任免，官员代表可能是直接或间接的“利益相关者”，因而天然地倾向于投赞成票。所以应该把官员代表控制在一个合适的比例，否则很容易引起所表决事项是代表“官意”还是民意的质疑。

朱永平说，官员在现实中容易受到诸如组织关系等方面的牵制。一位地市级官员代表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透露。“表决器虽然隐匿了我们的身份，但压力还是会有。这很考验一个人的心理，而选择往往在一念之间。”

吴国祯提醒记者注意另外一个问题。他说，那些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由于受见识的制约，加之受乡间习气的影响，其实投反对票的顾虑更多。

一位追踪过多位人大代表的选举观察者王国国说，首先要解决代表的广泛性问题，然后再解决代表“为谁说话”的问题。

他说，由于我国的选举制度尚不能在代表和选民之间建立一种由法律严格约束的联系，因而代表在大会上的表达基本上是个人的表达。“怎么表达对我有利，我就怎么表达。”

要扭转这种态势，王国国认为，一个有效的渠道是严格执行现有的代表罢免的制度。但在此之前，还有两个铺垫要做，一是要提高人大代表的吸引力。“大家对这一身份的重视程度，决定了代表对投票的态度。”二是从选举着手，激发出公民的权利意识。“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选举的问题。”

“当代表更多地为选民说话的时候，选民利益的多样性就会把反对票带入到一个合理的状态。”朱永平说：“这时候，表决器甚至不那么重要了。”

此前，长江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李建新曾对国内呼吁取消举手表决的建议表示反对，说在投票制度完善的美国，至今仍然保留着这一传统的投票方式，并且其投票的结果还要向选民公示。很多人大代表对此表示赞同，认为表决器其实只是一块“遮羞布”，在技术上暂时遮挡一下，“当代表的顾虑真正消除了，这块‘遮羞布’就可以拿开了。”
雨城：海选“逼”出党内民主

编者按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将中共党内民主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至1956年，中共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同时也在不断地完善通过民众和民主党派对执政党进行有力监督的有关尝试；1957年至1978年，自“庐山会议”始，中共党内民主遭到个别高层人士的轻视，自此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个时期的党内民主被严重地破坏和践踏；1978年至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内民主制度也在不断健全发展，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行使职权、领导干部终身制取消等等，都是三十年来党内民主与监督的重要举措。

特别是中共十六大以来，形成了“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新理念，相应的重大举措已经出台，如制定条例保障党员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实行基层支部直选制度并逐步扩大差额选举制度，减少副书记职数，加强对一把手的民主监督⋯⋯

由公推村支书，到直选乡党委书记，再到区党代表常任制。四川雨城的民主试验，勾勒出基层党内民主的现实与路径。

冯学富参加的会议“级别”越来越高。2009年7月3日，作为基层党代表，他被邀请参加四川省雅安市干部推荐大会，投票推荐3名“厅级”干部。

参加会议的有100多人，几十名“党代表”以外，其余均是正处级以上官员。厅级名额有一个，副厅有两个，按规定每个职级可以投两至三人。冯学富说，他的票和区委书记的票具有同等“分量”。

2002年，雨城区开始尝试党代表直选，魏家村支部书记冯学富被选为区级党代表，不仅多次参加区、市两级干部推荐大会，还每年参加两次区党代会。2000年，冯学富所在的村便开展了村支书的公推直选。

在雅安，雨城被称作党内民主的试验田。从公推村支书，到直选乡党委书记，再到区党代表常任制，党内民主改革路径渐次显露。

操场上的“直选”

2006年4月8日一早，雨城区合江乡魏家村党支书冯学富赶到了合江中学的操场上，当天，全乡将首次公推直选乡党委书记。

正是采春茶的季节，操场上有些燥热，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拉着横幅。9点钟，伍文利等十几个候选人开始轮流演讲。

“合江要大力发展茶叶，要搞一个茶叶交易市场，掌握市场主动权。”伍文利承诺，要用一年的时间发动全乡村民成立一个交易市场。

有党员提问，什么时候能实现。钱从哪里来，伍文利一一答疑。

冯学富站在台下，手里捏着两张选票，一张乡人大代表的选票，一张是乡镇党委书记候选人的推荐票，“每一个竞选者有一页宣传纸，照片和竞选演讲稿都印在上面。”冯学富说。

演讲过后，300多名党员开始在两排用课桌搭起的“秘密划票间”投票，课桌两边钉着木板，后面挂一个小帘子，每个竞选人的照片就贴在帘子上。

至少给村民一个了解的机会，冯学富说，往常乡党委书记都换了几任了，有的村民还不知道。他最后填了伍文利的名字，原因是伍“为人平和，竞选承诺也讲得实在”。

双河村原村支书王国良也投了伍文利一票，71岁的老人有些激动，“茶叶市场的事以前也提过，但没人拍板。”

最后票选结果出来，伍文利得票第一，当选为合江乡首位“直选”党委书记。

直选之前的一个月，合江乡还进行了两轮“公推”：由全乡村民对报名参加的乡党委书记候选人投推荐票，将得票相对集中的前8位候选人上报区委组织部，通过审核后，由区全委会票决出2位候选人，最后交由合江乡全乡党员大会最后选出一位党委书记。

作为雅安市乡党委书记公推直选试点，区委组织部为这场选举做了“精心准备”。雨城区党代表联络办公室主任李德军说。

选举之前，区委组织部举办过一期选举培训班，除竞选人外，还召集了部分党员和村民代表参加。“主要告诉他们如何竞选，村民如何‘公推’，党员如何投票等。”

正式选举前，合江乡还专门召集全乡的党员召开了一次动员大会。冯学富也参加了动员大会，“当天下大雨，大家都披着雨衣，300多个党员坐在坝坝里，人人都戴一个草帽。”

直选的最大变化是党员直接表决“书记”，冯学富说，书记说了不算，下次就通不过了。

这样的公推直选此前已有试点。据四川省委组织部资料，2004年，包括雅安在内的10个市州30个县(市、区)开始试点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直接选举出45名乡镇党委书记。2001年底，四川省委还曾在全省三分之一以上的乡镇推行过一次“公推公选”，公选乡镇领导干部5447名，其中乡镇党委书记787名。

鲜为人知的是，1998年，四川省青神县南城乡就进行了一次党委书记直选，从零星试点到更大范围的推行，四川经历了6年多时间。

“海选”倒逼“公推”

“两委”的制度性矛盾成为基层党内民主的推动力量。

2000年，冯学富的前任，原村支书张玉祥被“逼”参加了村支书的“公推直选”。经过个人报名、演讲和村民投票，张玉祥被公推为村支书候选人，最后由全村党员投票，当选为村支书。

1998年底，魏家村村委会“海选”后的一天，魏家村党支部一屋子的焖烟，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支部会议开得很沉闷。一位支部委员望着村支书说：“张书记，以后财务都由村委会来管，村主任还能听话？”

张玉祥看了看大家，半天没吱声。

魏家村辖4个生产合作社，278户、920人。党支部书记一直都是上级领导提名，考察后任命。村委会海选之后，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村主任接管了村集体的财权，一直由村支书掌管的行政公章也移交给村委会。

尽管村支书的职责仍然是“抓大事”，但张玉祥总觉得少了经济大权，其他权力就被架空了。

想了一夜，第二天，张玉祥去了乡里。

“村主任可以搞海选，村支书能不能也搞一个选举，”张玉祥说。

“村支书是党员选举的事，怎么能让村民选？”时任乡党委书记的倪宏伟皱了皱眉头。

“不能直选书记，就让村民公推候选人。”

2000年11月底，魏家村在选举村委会时，每个村民手上多了一张村支书候选人“推荐票”。

经过演讲和村民投票，张玉祥和魏建文被公推为村支书候选人，在最后一轮党员投票中，张玉祥当选为村支书。虽然竞争让张玉祥很不适应，当选后张玉祥松了一口气，“有了群众基础，工作更有底气了。”

“要是放在以前，这(公推)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同村的冯学阳说，“上世纪70年代，党支部管理生产队的一切事务，修路、分田等具体事务，一律先由支部开会研究，然后召集党员大会和队干部会，宣布并实施。

今年58岁的冯学阳是魏家村老党支部书记，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一直担任魏家村的党支部书记到1978年卸任。

“如果党员有意见，可以在会后提出，”冯学阳说，支部书记会逐个“思想教育”，直到说服为止。

1984年，冯学阳开始担任魏家村主任，从这一年开始，村里的事情开始先由村委会讨论，最后报给党支部。“即使是支部内部开会，也开始少数服从多数了。”

“解放初期，村支部经常表决。”曾担任过双合大队队长的王国良说，“五个支部委员至少3人点头才算通过”。

1969年以后，村支部开会少了，基本上书记一人说了算。王国良说，1974年，村里要办一个茶厂，需将村里的荒山、荒坡和耕田重新调整，哪块地种茶，哪些种田，全是支部书记一句话。

“书记有绝对的权威，不听话的党员先是被训话，严重的发动群众‘批斗’。”王国良说，身为大队长的他，也经常被揪到乡大礼堂里挨批。

这样的情况直到文革结束。

具体事务增加成为推动村支部公推的另一原因。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黄林在接受采访时说，改革开放以后，村支部决策的具体事务越来越多，没有村民的支持，工作根本没法搞。“只有通过公开推荐，扩大村支部的民意基础，才能保障村支部在村级事务中的决策中心地位。”

组织意图与民意

村支书的“直选”很快推进到乡一级。2001年开始，雅安开始在乡镇试行“公推公选”。

雅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华军认为：村和镇的党内民主是一种联动关系，“当村支书都公推直选之后，自然会推着乡镇党委进行改革，否则乡镇党委的工作就没有民意基础。”

2001年，雅安市安排合江乡进行乡镇党委班子“公推公选”试点。由全乡村民公推出两乡党委候选人，再由全体党代表投票选举乡党委领导班子。

2006年合江乡党委书记由公推公选改为“公推直选”。公推出来的候选人由全体党员直接差额选举。

2006年2月底，伍文利从街道办事处调到合江乡担任临时党委书记，组织上给她的任务是，组织合江的党委换届选举工作，同时参与竞选下一任合江乡党委书记。

按规定，另一位落选者还可参选副书记、委员等职务。“这样可以使区县的选举尽量不影响组织确定的书记人选。”伍文利说。但她还是不放心，奉调之前她已经知道自己是区委组织部考察的重要人选，但也有选不上的可能。

接下来的一个月，伍文利以合江乡党委代理书记的身份，将全乡10个村“过”了一遍。每到一个村，会先找村干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等几十人开座谈会。会上，初来合江的伍文利会介绍自己当选后的发展思路，了解民众有什么样的需求，最后将这些需求结合实际加到她最后的竞选演讲中。

这样的推销显然颇具效果，民意显示，她的支持率直线上升。要做的承诺也要以书面的形式先呈报给换届选举委员会，征得区委领导的同意和支持。伍文利说。

刚开始直选，区委还有些担心，不敢一下子全部放手。李德军说。选举之前，区委组织部门举办过一期选举培训班，组织参选者反复演练，还通过调动，让部分竞选者提前提任代理书记、副书记，提前了解村情，研究竞选策略。

在区委组织部的大力推动下，伍文利成功当选乡党委书记，一年后，伍被调入区委组织部任副部长。而另外和她同台竞争的9个人，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升迁。

这样做是为了鼓励基层干部参与竞争，通过公推直选也可以发现人才。在李德军看来，合江乡的公推直选很成功，“组织意图与民意都照顾到了”。

来自另一个公推直选试点乡镇的观化乡党委书记杨义认为，党员的参与权、选择权要保障，但上级党委还应加强引导，通过培训，将组织的意图向党员传达，“毕竟组织部门对干部的能力比较了解，提出来可以供党员参考，最终决定权还在党员手中。”

由公推直选到党代会常任制

公推直选到常代会常任制，基层民主由民主选举转向选举与监督互为呼应的新阶段。2002年8月，曾在四川遂宁设计并主持步云乡长直选的张锦明调任中共雅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上任不久，直选党代表和常代会常任制试点开始在雨城区和荥经县同时推开。2002年12月，雨城区首次在全区范围内分选区直选县级党代表，冯学富和时任区委副书记的蒲忠都参加了直选。

打破身份界限、平等参与直选，被奉为雅安党代表选举的一大特色。

雨城区的82个选区，上至区委书记，下到普通党员，都必须主动到所在支部报名，接受党员的选择。而且，在推荐初步候选人、正式候选人和选举代表的过程中，均以姓氏笔画为序，由党员无记名投票推荐和选举。这一变化，让选举者和被选举者都备感压力。

“当时区委书记看我初来乍到，担心选不上，善意地提醒：要不要做些工作？我拒绝了，如果我连党代表都选不上，我以后怎么工作。”现任雨城区委书记蒲忠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事实上，在那一次选举中，包括粮食局局长、计生局长和供销社主任在内的3名科级干部在竞争中落选党代表。“这在以往不可能发生！”直选结果让很多党员震惊。

2006年，冯学富再次当选为雨城区党代表，同年又当选雅安市党代表。

“参加会议的‘级别’越来越高。”身为村官的冯学富笑着说，他不仅每年参加市区两级党代会，还经常与市委书记、区委书记“面对面”讨论问题。

只有当民主选举制度和民主监督制度互为呼应，民主政治才是完整的。只有当民主政治是完整的，权力才没有失控的可乘之机。雅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刘华军说。

在刘华军看来，始于2000年的“公推直选”“公推公选”等基层选举改革为直选党代表奠定了基础。2002年，十六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基层党内民主改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开阔操作空间。

“通过党代表直选，明确了党代会、全委会和常委会之间的授权与监督关系，使基层民主由民主选举转向选举与和监督互为呼应的新阶段。”刘华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