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五个农村一号文件诞生记──围绕包产到户的一场新旧思想斗争

我国农村的改革是引起世界瞩目的一件大事。这一改革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始的，它不仅使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推动了城市以至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

农村改革以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制为突破口，通过它破除长期存在的一大二公、权力集中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抛弃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分配办法。这是经济领域的改革，更是政治思想领域的一次伟大解放。

一、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农民迫切呼唤改革，但“左”的条条框框太多，农业学大寨和大批促大干之风仍在全国盛行，从地方到中央新旧思想斗争激烈。中央红头文件对农村改革尚未开放“禁区”，改革阻力重重1976年秋，“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在全会前夕深刻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三中全会接受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强调拨乱反正，纠正“左” 的错误。

改革，顿时成为举国上下的共同呼声。

然而，农村改革非常艰难。当时，“两个凡是”和“按既定方针办”的“左”的思想仍有很大市场。就在邓小平上述讲话前，当时党的主席和管农口的政治局委员陈永贵等，正在主持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布置以昔阳县为榜样，学习大寨经验，向大队核算过渡。会后，中共中央印发49号文件，明确规定：“向大队核算过渡是大势所趋，各级党委态度要积极。”于是，1978年，在我国农村改革的号角刚刚吹响的同时，普及大寨县、向大队核算过渡之风也席卷全国。各地农村敲锣打鼓，高举学大寨的旗帜，轰轰烈烈掀起穷过渡高潮。广大农民长年累月挥镰洒汗，与大自然斗争。然而，他们的成果继续被大呼隆和瞎指挥吞噬了。

二、穷则思变。历史上穷得出名的安徽省凤阳县农民，大灾之年被迫搞起了借地度荒和包产到户的试验，奏响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曲。于是，凤阳和昔阳成了独木桥和阳关道的方向之争、道路之争的焦点，举国轰动。万里说：是与非，靠实践检验1978年-1979年，我国连续地遭受多种自然灾害。地处淮河和长江两岸的安徽省，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凤阳县，情况更为严重。频繁的天灾，加上“左”的政策，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民身背“凤阳花鼓”走四方，靠说唱行乞度荒。1956年-1978年，凤阳县先后吃国家返销粮4亿斤，接受国家投资和贷款达136亿元，是典型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县”。1978年，面对历史上罕见的大旱，人们对依靠人民公社大呼隆劳动、共同度荒丧失信心，继续外流行乞。这一情况，在全省带有普遍性。争生存、保太平，已成为各级领导的当务之急。秋种时，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眼看无人下地播种，只好主持省委会议，冒着政治风险决定：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农民种，谁种谁收。并从集体耕地中，给每人借一分地种菜度荒。

凤阳县马湖公社在传达贯彻省委决定时，群众坚决反对继续搞大帮轰的劳动方式和吃“大锅饭”的分配办法，强烈要求实行“分组作业，以产计工，费用包干，节约归组”的生产责任制。他们怀念1960年初实行过的生产责任制。那时，为了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凤阳县曾搞过类似包产到户的“责任田”，效果极好，一度受到中央领导人邓小平、邓子恢等支持，后被作为“分田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横遭批判。好办法虽然夭折，但农民们记忆犹新。

这次，幸好县委书记开明，他体察民情，不仅没有反对，反而赞成。但要求先搞试点，不声张，不推广。结果试验成功：大灾之年，全县的社队都减产，唯有马湖公社10个试点队未减产，而且有2个队增产。消息不胫而走，事关重大，立即招来了省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调查组。福兮祸兮，几经争论，调查组还是给予了肯定。

无独有偶，不久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又秘密搞起了包干到户。18户农民签字画押。发誓守口如瓶，不对外讲。如被查出，队长坐牢，大家集体养活其全家老小。但消息还是走漏了出去，公社干部匆匆向县委汇报，说小岗分田单干，搞资本主义。

县委书记听完汇报后，长叹一声，摇摇头说：他们穷“灰”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就让他们搞到秋后再说吧！

县委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大大保护了小岗。秋后小岗生产竟出现了惊人的奇迹，粮食总产量为上年的4倍。这个合作化以来23年从未向国家贡献一粒粮的“三靠队”，包产到户头一年，第一次就向国家贡献粮食3万斤，油料24万斤，农民收入每人平均达311元。

凤阳的奇迹，使人们思想开窍，看到了农村改革的希望，也启迪了领导干部的思想。安徽省委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激烈的斗争，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简称“六条”。其主要精神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和鼓励农民搞家庭副业，产品可以到集市出售，农活可以责任到人……安徽的“六条”是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农村改革开放中最早的一份革命性文件。独具慧眼的邓小平，虽然刚刚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但看到这份遭争议的文件后拍案叫好，立即毫不迟疑地支持。1978年，他出访巴基斯坦途经四川，特地向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推荐“六条”。四川省委顶着“左”的压力，仿效安徽也制定了一个农村改革的“十二条”。从此，安徽和四川两个农业大省彼此呼应，在农村改革的大潮中联手前进，成了国人瞩目的典型，同时也成了众人争议的目标。

当时，两省领导态度谨慎，主张埋头干，少宣传。1979年初，当新华社记者报道安徽农村改革的政策时，鉴于当时中央文件有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和不许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属“禁区”。于是，记者设法将“包产到户”改成“包产到组，责任到人”或“联产计酬，责任到人”。报道在《安徽日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连续发表后，立即产生轰动效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霎时间，安徽凤阳县无形中取代了山西昔阳县，当然就引起“凡是派”，特别是当时主管农业的中央领导人的不满和反对。他们认为在全国普及大寨县、倡导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岁月里，安徽却实行早受批判的包产到户，搞资本主义复辟，是历史倒退，是方向、路线有问题。有的借用50年代毛主席错误批判邓子恢副总理的话，责难安徽的政策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批评安徽调动的是“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丢掉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王任重同志更是亲自写信，对《人民日报》报道安徽包产到户的做法严加责问，并附去一份一个读者反对包产到户的来信。

《人民日报》被迫于1979年3月15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河南省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按语指出：“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这种蛮横的命令口气，绝非编者语言，自然大有来头。它既有王任重的指示，也有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批示。随后，《山西日报》等新闻单位即组织文章对安徽开展大批判。这犹如给刚刚起步的农村改革投下一颗重磅炸弹，把人们炸蒙了，引起一片混乱。安徽、河南首当其冲，受冲击最大，实行包到组、包到户的生产队都暂停春耕春播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杰立即赶下基层开座谈会，做工作。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急得冒火，第二天就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长途电话提意见。安徽省滁县地区是包产到户的始发区，3月16日，万里驱车赶到该地区视察，一下车就被吵吵嚷嚷的干部、群众团团围住。人们群情激愤，纷纷要求省委拿主意。尽管万里同志耐心解释与劝慰，有的县委领导仍疑虑重重地提出：批评包产到组是错误的，要坚决纠正，这可是《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说的呀！万里激动地说：“是与非，只能从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衡量，靠实践来检验，绝不能靠报纸的一篇编者按来裁决。《人民日报》说是错误做法，我看是好办法。能叫农业增产就是好办法，能叫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增加收入就是好办法，反之就是错误做法。我们要重视和尊重农民的选择。肥西县有的区社搞了包产到户，怎么办？我看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了，一动就乱。管他《人民日报》怎么说呢，生产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能管你们吃饭吗！?”随后，万里又跑了皖东6个县，沿途做思想工作，好不容易才稳住了干部、群众的情绪，使春耕生产恢复正常。

事也凑巧，当时国家农委正在北京召集广东、安徽、四川等省农工部负责人开座谈会。会上人们对包产到户本来争论就很激烈，《人民日报》编者按一送到会上，更是火上浇油，反对者和赞成者都慷慨陈词，而且动了肝火。但不少同志都认为，各地正在按三中全会精神搞农村改革，谁也没有经验，此时此刻《人民日报》发表倾向性如此明显的来信和编者按，确实不妥。人们可能产生误解，以为是这次农村工作座谈会的新精神，造成思想混乱，妨碍春耕生产。秋后打不到粮食，农民挨饿，这可是大事。

安徽代表周曰礼更是焦急、气愤，他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介绍安徽农村改革的情况，指出包产到户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应当允许存在，由群众在实践中鉴别和选择。他还强烈要求《人民日报》以同样版面和篇幅并加编者按语，迅速发表安徽群众的来信，以正视听，消除张浩来信及其按语的不良影响。

《人民日报》确实捅了个大娄子。当时不仅安徽、河南有许多群众来信飞向报社，而且四川、云南等10多个省都有大批来信责问：“《人民日报》太荒唐……弄得群众无主张。”反响如此强烈，后果如此严重，始料不及。编辑部深感事关重大，不可马虎，决定采取补救措施，稳定局势。而中央农口主要负责人却从中作梗，主张挑选两封观点不同的来信发表，编者按也由他们修改审定，说免得“显出倾向性”。几经周折，《人民日报》终于在3月30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安徽辛生、卢家丰两人的来信，并加发了编者按语，说了些模棱两可的话，但终究承认过去发表的张浩来信和编者按“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今后应注意改正”。

国家农委召开的座谈会怎么办？总得有个会议纪要吧。由于责任制问题大家认识分歧大，为避免出现一家独鸣，会议纪要根据安徽代表的意见，提出包产到户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可以由群众在实践中加以鉴别和选择。3月20日下午，华国锋等听取汇报后，要王任重立即与正在安徽嘉山县视察的万里通电话，查问生产责任制的实行情况。万里毫不含糊地回答：现在已经进入春耕大忙季节，不管什么责任制形式，一律稳定下来，等秋后再说。

华国锋听说后，对纪要始终未直接表态。座谈会的秀才们相当为难，只好谨慎推敲，反复琢磨。纪要终于被中央批准印发了，它写得很巧妙，尽可能照顾了各个方面的意见，包产到户的赞成者和反对者均各得其所，但又特别强调“稳定生产关系，全力投入春耕”，“让群众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明确是非好坏”。一场争论暂时平息，双方都在等待时机，准备重新投入论战。

三、农村改革在神州大地风起云涌，新旧思想相互撞击。中央文件在农村政策上虽有松动，但包产到户尚未获得正式认可，人们思想不定，心有余悸。关键时刻，邓小平站出来支持，为农村改革鸣锣开道1979年国庆前夕，是我国农村改革的重要时刻，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四中全会，分析我国农业现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研究新对策。会议认为1978年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由于历史情况发生变化，有些内容应作适当修改。修改后的《决定》，突出强调：“确定农业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我国8亿农民的积极性”，“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我们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就是要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决定》还对农村工作提出三个“一定”、一个“绝不能”的要求：“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按照群众利益办事；一定要坚持民主办社的原则，尊重和保护群众的民主权利”；“绝不能搞瞎指挥和一刀切”。同时有针对性地指出：“大寨和全国一切先进单位，都要对自己一分为二。”重申：分配上坚决纠正平均主义，可以定额记分，可以评工记分，也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

三中全会的《草案》有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此次《决定》只提：“不许分田单干”，对包产到户则未提“不许”二字，而是灵活地改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语气十分和缓。《决定》最后表示：“以上各点还不能说是完全成熟的意见，应该在实践中继续加以补充、修改和完善。”这是一份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精神的中央红头文件，它就是著名的37号文件。

正当各地在贯彻执行中央37号文件和包产到户有所发展时，新的冲突又爆发了。

1980年一二月间，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加强农村经营管理问题，人们各抒己见。安徽代表从经营管理的角度，介绍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的情况。着重阐述：（一）部分后进农村迫切要求包产到户。这些地方突出的矛盾是穷，生产队家底空，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成为一无所有的空壳。实行包产到户仅一年，一大批一年翻身，甚至一季翻身。（二）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不能同分田单干混为一谈。（三）后进地区长期受极“左”路线之害，如今中央号召加快发展农业，他们对生产队搞集体生产丧失信心，希望用包产到户多收粮食，为四化多作贡献，这是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表现。

没想到这一发言，却把包产到户到底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之火燃起了。反对者认为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是资本主义。如果不坚决制止，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必将丢失！20多年的合作化成果必将毁于一旦，太可怕，太可惜！

部分省、区和新闻系统、经济研究部门的代表，支持安徽的发言，认为讲得很有道理，反映了民心。但反对者人多势众，一时形成对安徽及其同情者的批判和围攻。双方唇枪舌剑，气氛紧张。

国家农委的一部分领导，则表示按中央文件办，即“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实际站在反对者的一边。

1980年1月3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王任重、姚依林等听取了会议情况汇报。华国锋讲话强调：“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使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生产上有困难。至于已经搞了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倾向性依然十分明显。

邓小平在会上一直在沉思。早在60年代初，他就以“黄猫，黑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的妙语支持安徽包产到户。这次会上，他未就包产到户直接表态，而是讲了农村工作中另一个问题，即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1000美元。他说：这是一个战略思想，我们要按照1000美元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定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这实际是告诫全党：在农村改革问题上，要有紧迫感，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再不能裹足不前了。

小平的讲话并未引起一些人的足够重视。会后不久，中央农委机关的杂志《农村工作通讯》，迅即按某些领导人的意图撰写《分田单干必须纠正》，赶在二月刊发表。文章对安徽包产到户大加抨击，指责是方向、道路问题，要坚决与之斗争。编辑部还加发按语，责问：“包产到户到底是集体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还是实际上倒退为分田单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言辞尖锐，令人震惊。

为趁热打铁，《农村工作通讯》三月刊又发表《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文，并有计划地刊登一些读者言论和农村经济“权威”人士的文章，力图对包产到户形成一种大批判的声势，抑制其继续发展。

熟悉农村改革的知名人士吴象和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深感事态严重，立刻赶写长篇文章《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热情赞颂包产到户。《人民日报》负责人大为赞同并支持，在4月9日《人民日报》二版予以全文发表。这期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发表了许多文章，摆事实、讲道理，论述农村改革的大好形势，有力地回击反对者的各种言论，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对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给予了很大支持。

这是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新闻界在争论，农村在争论，各省领导也在争论。任仲夷、池必卿、周惠、李瑞环和四川省委领导人都支持包产到户。反对者也不乏其人，某省领导表示“宁愿迟发财，也不能摔跤子”。有位省委领导甚至说：“我要保持革命晚节，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反对单干！”

邓小平对这一场大争论极为关注，他大量阅读有关资料，数次找万里交谈，了解情况。1980年4月2日，他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谈话，正式表态：“ 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西北地区要走畜牧业的道路，种草造林，自留畜要放宽。农村要普遍鼓励种树，实行一人种活多少棵树、谁种归谁的办法。有的地区可以搞自留山，要发展多种副业，发展渔业、养殖业……”

邓小平特别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产到组，有的可以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到了许多这样可喜的材料。要解放思想，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提到书记处讨论。

邓小平同志不愧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在关键时刻，发表如此明确、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谈话，对我国农村正在进行的伟大变革，确实是个有力的支持和推动，同时也为中央制定新的红头文件指明了方向和思路。

四、五中全会决定进行组织调整，完善领导班子，果断停止农业学大寨活动，万里受命进京主管农业工作，在中央的强有力支持下，中央75号文件几经周折终于出台，农村政策上开了口子，包产到户首次获准在中央文件上落“户”，但其性质和身份仍不明包产到户尽管多遭磨难，但它在农村改革实践中仍然顽强地争生存、求发展，尤其深受那些长期贫困落后地区群众的热烈欢迎。安徽肥西县山南区，1979年共有773%的生产队包产到户，全区小麦产量达到2010万斤，比历史上最高年产量增加1435万斤，增长2倍多。凤阳实行包产到户后，全县粮食总产44亿多斤，比上年增长49%，人均收入150元，比上年增长85%。一年大包干，就结束了凤阳人民身背花鼓，四处行乞的历史，创造了人间奇迹！类似佳话，在安徽、四川等地处处都有。当时民谣说：“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

鉴于错误思想对全党全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影响太大，1980年2月下旬，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对中央领导班子作了适当调整，批准汪东兴、纪登奎等辞去领导职务，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任总书记，以确保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有正确的组织路线作保证。同时，选调在农村改革中卓有成效的万里进京，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农委主任，主管农口工作。

当时，中央农口的一些领导干部，仍然反对包产到户，而且态度坚决。有些省、地、县、公社领导同样有“方向”、“路线”之争，说包产到户“看产量喜人，看路线愁人”。有的不满地说：“难道集体不如单干？集体化、公社化就不灵了？”“难道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几十年白干了？”

这些情况都被中国改革巨人邓小平看在眼里，1980年5月31日他再次发表重要谈话，说：“农村改革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他还特别强调：“从各地的具体条件和群众的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这真是一针见血，击中要害。

这一期间，陈云同志也热情支持包产到户，他高兴地对万里说：“我完全赞成在农村政策方面的那些做法。”

为统一全党思想，6月19日赵紫阳给万里并转胡耀邦写了《关于当前农村改革问题的一封信》，介绍了陕北米脂县孟家坪生产队包产到户的情况，要求国家农委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立即组织农村调查，秋后形成一个中央文件，对农村改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有个明确说法，有领导地解决这个问题。

同年8月底，经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批准，国务院领导班子再次调整。华国锋、陈永贵、王任重等不再担任总理和副总理。由赵紫阳任总理，万里任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不久，中央决定在内部对陈永贵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清除农村工作中“左”倾思想的影响。

9月14-22日，刚刚调整的中央领导班子在京召开了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题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此时尽管人们对包产到户认识尚有分歧，但阻力大为减少。很快取得共识，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中央批准后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这就是著名的中发〔1980年〕75号文件。

75号文件围绕农业生产责任制共写了12个问题，其中第六条专讲包产到户：“当前，在一部分省区，在干部和群众中，对可否实行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为了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生产，从政策上作出相应的规定是必要的。”

“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文件还指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翻阅历年的中央文件，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从1978年到1980年，全党对包产到户的认识每年都有变化。群众把这种变化风趣地比喻为：不准落户口--勉强同意上“黑户口”--批准上社会主义户口。它标志着：我国农村经济政策，在斗争中不断排除“左”倾思想的干扰，逐步加大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五、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成功实践，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也改变了人们的旧思想和旧观念。中央总结推广农村改革经验，首次以中央一号文件形式明确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长期争论告一结束，农村改革方向进一步明确1980年，我国农村自然灾害频繁，长期低温，南涝北旱，冰雹、冻害、病虫害不断。据全国统计，共有4733万多公顷农田受灾，占全国播种面积的30%左右。

灾情如此严重，群众忧心，党和国家领导人操心。但因这一年农村政策好，人勤劳，大灾之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居然高达31822万吨，是建国以来第二个高产年，家庭副业的优势更为明显，纯收入比上年增长422%。

许多长期贫困落后的地区，农业喜获丰收。内蒙古自治区当年有7000多个长期吃返销粮的穷队，实现了粮食自给。山东菏泽地区从1955年-1977年共吃国家供应粮25亿斤，而1980年却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交售粮食35亿斤。

那些包产到户搞得早的地方，如安徽、四川、甘肃等地，则出现了更喜人的新气象。

大灾之年的生产实践，为这一年包产到户的大争论作了很好的总结。早包早富，迟包迟富，不包不富，这已是多数人的共识。

当然，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斗争，并没有完全停止。当时，全国一度出现两种倾向：一是仍然坚持不准搞包产到户；二是硬要农民搞包产到户。两者都脱离当地实际，违背群众意愿。而且前者在少部分领导人中仍有市场，有一个省的领导竟在干部会上公开宣布：“谁要继续搞包产到户，是共产党员的开除党籍，不是共产党员的开除公职。公安局的大门是开着的，我们不希望你们进去，但你们一定要往里钻，那也没有办法。”中央农口也不例外，有人仍借口维护毛主席倡导的农业学大寨精神，继续或明或暗地抵制包产到户。万里对此极为重视，1981年3月11日，他到农业部党组会上指名道姓地作了严厉批评，指出：“‘左’的思想对我们的同志来说，不是有无之分，而是多少之分。”我们有些人挣了工资，吃了饭，凭老经验，凭主观想象，待在北京城里说长论短，不行！要亲自到下边去调查，去看看，否则思想很难统一。“万里这番讲话震动很大，事后农口100多位领导干部都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转变思想。

已经离开农口领导职务，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同志依然没有转变思想。王任重同志具有较高的理论、领导水平，”文革“中遭”四人帮“迫害，但复出工作后，在农村改革大潮中，始终跟不上时代步伐，坚持”左“的观点。在中央一次会上，他当着政治局常委的面，执意要求将其反对包产到户的公开信印发全党讨论，遭到反对。会后，总书记胡耀邦即委托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冯文彬同王任重交谈，表示如仍坚持印发公开信，拟将中央领导对他的批评意见一并印发。王无奈表示作罢。

为什么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斗争如此复杂激烈？一方面说明”左“的观念影响之深之大，但回过头去看看，中央文件本身确实存在一些模糊概念。于是在贯彻执行中，人们按不同观点各取所需。赞成包产到户者说，我们是贫困地区，中央文件允许了，可以大搞；反对包产到户者说，我们是一般地区，中央文件说不要搞。赞成者说，中央文件说包产到户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它当然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反对者说，中央文件讲包产到户依存于社会主义，可见它不是社会主义性质……这些争论莫衷一是，耗时间，耗精力，严重影响实际工作。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矛盾，推动农村改革顺利发展，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认为有必要在75号文件的基础上，本着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增加群众收入的原则，再搞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不仅要给包产到户以明确的说法，而且要进一步解决农村工作新出现的一些问题。

万里作为主管农口的副总理，立即责成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起草文件。杜润生长期从事农村工作，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的经济理论水平。他领导写作班子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一个初稿。为慎重起见，他又多次召开座谈会，反复修改，几易其稿。然后交1981年12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讨论。文件长达万字，共25条。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文字明确，有理有据，凡农村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有涉及。与会代表心服口服，顺利通过，并以会议纪要形式报中央审定。

中央书记处讨论时深感满意，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把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来年第一号文件印发全党，表示党中央对农村工作的重视，大家热烈赞成。

1982年元旦，是举国欢庆的节日，也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正式出台的日子，它牵动了全党上下和亿万农民的心。针对几年来党内外的大争论，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毫不含糊地给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了名，为几年来无休止的大争论画上了句号。

文件还从理论上对双包制作了说明，指出：”包干到户这种形式，在一些生产队实行以后，经营方式起了变化，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但是，这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它还指出：认为”包干到户就是‘土地还家’、平分集体财产、分田单干。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文件具体分析了双包制的优越性：”联产承包制的运用，可以恰当地协调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并使集体统一经营和劳动者自主经营两个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这就更坚定了人们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决心和信心。

面对这样明确、有力的中央红头文件，一些有”左“倾思想和旧框框的人，也只好缄口不语。由此，农村改革骏马就在神州大地急速奔驰了。

六、从1982年-1986年，每年新春伊始，农村问题在中央文件中都列居榜首，农村改革的政策不断放活，步伐不断迈大，路子不断拓宽。农民高兴，农村稳定。5个中央一号文件，名副其实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的行动指南中央文件的威力是巨大的，它不仅统一了人们对包产到户的认识，而且把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提到了一个高度重要的位置，大大鼓舞了农村工作干部的士气，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过去，干部的走向是”一工交，二财贸，三文教，死（四）也不到农口去报到“。如今农村问题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旋律，农业成为各行各业令人尊重、羡慕的产业，农村干部和农民都引以自豪，长期潜存的积极性迸发了，形成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动力。

1982年底，全国农村喜气洋洋：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粮食比上年增长87%，农民收入比上年增长15%。实践再次说明，包产到户的政策合乎情理，中央文件顺乎民心。农村经济充满了希望之光，农民尝到了改革的甜头，中央增强了加大改革步伐的决心和信心。

1983年元旦，中央第二个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出台。文件讲了14个问题，它比前一个一号文件又进了一步，不仅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而且高度赞扬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文件还要求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革，”准备好一批，改变一批”，此后，风云一时的人民公社，就逐渐解体了。

为提高人们的理性认识，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的迅速发展“绝不是偶然的”，“以农户或小组为承包单位，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发挥了小规模经营的长处，克服了管理过分集中、劳动‘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弊端，又继承了以往合作化的积极成果……使多年来所形成的生产力更好地发挥作用。这种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既适合当前手工劳动为主的状况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又能适应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文件并就发展多种经营、商品生产、农业技术改造、农村建设等提出了新政策。通过贯彻执行这一文件，以”包“字为标志的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又有新发展。一个”包“字把劳动者的劳动同生产成果紧密联系起来，把责权利联系起来，有效地克服了平均主义，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这一年，我国农业又传捷报，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5%，粮食比上年增长51%，农民纯收入比上年增长147%，农村经济逐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发展。

年底，中央召集各省区市书记在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大家畅谈农村改革的大好形势，心悦诚服地赞美承包制的神奇威力，并通过了来年农村工作的重点。

1984年元旦，中央第三个一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出台。鉴于上一年农村商品生产出现的好势头，因此文件突出强调”全年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商品生产，抓好商品流通“。文件还指出：”由自给性经济向较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是不可逾越的必然过程。“为消除农民怕政策变的疑虑，文件宣布：”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和开发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这不仅坚定了农民长期承包的信心，而且提高了他们向土地投劳、投资、投肥，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的积极性。

至此，党中央已连续3年印发了3个专讲农村的一号文件，深得人心。3年来，农村商品生产迅速发展。1984年，农产品商品率达533%，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又增长145%，粮食增长51%，农民收入增长147%。

但是，农村经济在向商品经济转化中，确实也存在着种种不协调现象：农业生产不能适应市场消费的需求，产品数量增加而质量不高，品种不全，商品流通受阻碍，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弊端日益突出，深化改革势在必行。

1985年元旦，第四个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出台。文件规定：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放宽山、林区政策；积极兴办乡村交通；放活农村金融；扩大城乡交流等。因农产品短缺而在我国延续了20多年的统派购制度，基本取消了。这标志着我国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农村已进入商品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这一年，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迈出了重大一步，农村即农业的状况大有改变。乡镇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总产值增长374%，所占比重由上年365%上升为423%，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农民纯收入增长118%。

但是，由于我国农业连续多年大幅度增产， 农村出现盲目乐观。不少地方对”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缺乏全面理解，重工轻农，重抓钱、轻抓粮，忽视农业生产，以致当年粮棉种植面积减少太多，粮食产量全国下降7%，棉花产量下降337%。于是，有些人又对农村政策说三道四。对包产到户持反对、怀疑态度者，又借此责难：包产到户是”强心针“、”兴奋剂“，”一年快，二年慢，三年就完蛋“。为统一人们的认识和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中央特地将一年一度的农村工作会议提前到10月份召开，加紧研究新对策。

1986年元旦，第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出台。这个文件的指导思想是巩固、消化、补充改革取得的成果，解决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的问题。

文件针对怀疑改革的思想，重申：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正确，成效显著。农村中出现一些新问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后退没有出路。同时，针对盲目乐观者指出：必须始终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避免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农业停滞现象，切实增加投入，依靠科技，加强服务，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中央第五个一号文件下达后，粮棉生产重新引起重视，这一年农村经济又出现新起色，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5%，粮食总产量增长32%，棉花总产量也有增长，农民纯收入增长67%。

历史是客观而公正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如实记录了我国农村改革中新旧思想的斗争，客观地反映了亿万农民的心声和要求，总结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它们在斗争中诞生，又在斗争中指导实践，成为推动我国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使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常讲中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人口是奇迹，确切地讲，这个奇迹就是在5个中央一号文件期间发生的。正因为如此，1984年国庆节那天，当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游行，热烈庆祝建国35周年时，北京市农民的游行队伍，抬着”中央一号文件好“7个红色大字的巨型标语牌，由东向西，昂首阔步，走向检阅台，顿时广场上掌声、笑声经久不息，人们齐声欢呼：中央一号文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