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阅卷老师回忆 阅卷凭的是革命良心

图片说明：曾小林至今还保存着当年阅卷的证件。

图片说明：当年住一个宿舍的阅卷老师，后排右一为曾小林。

　　曾小林，61岁，大连市中心医院的一名退休医生。不知道为什么，在医院里，大家都愿意叫曾小林一声“曾老师”。曾小林说，可能是几十年前的那段教师生活在她的气质上留下了印记。最近，一部名为《高考1977》的电影，把曾小林再次带回到了那个年代，曾小林告诉记者，当年她有幸成为1977年高考的阅卷老师，至今她还保留着与那次神秘任务有关的所有小物件。放弃高考 却接到神秘任务

　　1977年的隆冬，铁岭市法库这座小城已经是冰天雪地。此时的曾小林，已经在这里的乡村当了8年的中学老师。这一年的冬天依旧很寒冷，但是临到11月，曾小林却听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国家要恢复高考了”。二话没说，曾小林报了名，这是她梦寐以求了近十年的考试啊：“当时，我从辽大附中毕业，‘文革’开始了，没机会上大学，成了一名下乡知青。因为俄语底子好，下乡一年多，我便被选上进行培训，当了一名人民教师。”

　　刚刚报完名，曾小林就被校长叫到了办公室，校长郑重其事地跟她说：“党和人民培养了你，把教育下一代的责任放到了你身上，你可不能去参加高考，辜负了人民对你的信任。”听了校长的话，曾小林不敢说别的，“在那个年代，我这样的身份，只能无条件服从。”于是，曾小林放弃了参加高考的机会。

　　不久，曾小林又意外地被校长叫到了办公室，校长依然是那么严肃：“曾老师，县教育局找你，不要多问，去了就知道了。”接到了校长的命令，曾小林有点紧张，县城离她的学校有90里路，校长破天荒地给她套了辆马车：“平时，我很少去县城，去也是步行，这次，校长居然给我套了辆马车，让我很意外。”

　　到了县教育局，曾小林接到了一个神秘而神圣的任务，参加1977年高考的阅卷工作。这对于曾小林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荣誉：“领导交代，一定要保密，谁也不能说。”回到学校，曾小林安排了一下教学工作，一个星期后赶赴阅卷地点铁岭，“同事问我去干吗，我都没说。只有校长知道，他再三叮嘱我，不能辜负法库人民的信任，不能辜负领导的信任，认真干。” 不准交流 像关一个月的“禁闭”

　　曾小林已经记不得那次到大城市铁岭的具体日期，只记得火车站人头攒动，她很顺利地和其他老师一起被接到了一家招待所。“当时，拿着一张盖着大印的报到单，到了招待所，我们就被分成了组。然后分房间，六个人一个屋。”

　　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人们已经习惯了彼此保持距离，虽说大家都住在一起，但是没有太多的私人交流：“规定不准互相打听，所以我们彼此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来的。”

　　很快，紧张的阅卷工作开始了。曾小林的任务是批阅作文。在阅卷室里，老师们各司其职，不准交头接耳：“早上8点钟开始，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判到下午4点半。每天批多少没有硬性规定，但是大家都很拼命。”

　　在曾小林的记忆中，那一个月她们就几乎没有离开招待所：“吃喝拉撒都在楼里，偶尔有人出去买日用品，也不能走远，马上就回来。” 曾小林说，当时的阅卷工作非常的繁重，每天一摞摞的卷子压得让人喘不过气：“一道题至少经过四个人的手。每个人看过之后，都在后面盖上自己的印。最后一个和分的，是贫下中农的子女。”

　　在思想被禁锢了近十年之后，人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很微妙，曾小林说，一天工作下来，回到宿舍也不敢随便说话：“记得有一个考生的作文里写道，‘狂风大作，细雨蒙蒙，道上行人来无有’，我在宿舍里开玩笑地说，这怎么通，写鬼呢？结果第二天领导就知道了，找我谈话，让我注意言语，不要污蔑革命的后代。”

　　考卷难判 “革命良心”是标准

　　回首30多年的那次判卷经历，曾小林记忆最深的就是，那些形形色色的字体，和词不达意的内容，以及数不清的错别字：“十年啊，学生们被耽误了。很多字写得就像狗扒拉。作文要求800字，有的只写了百八十个字。”

　　那一年的高考作文是记叙文《在沸腾的日子》，议论文《谈青年时代》。曾小林说，天天超负荷地批卷，使她已经记不得有什么好文章，印象最深的还是一个有争议的作文：“有个孩子写，得知要高考了，他扔下锄头，望着无边的垄沟，说了声再见，告别苦难的日子……”看到这样一篇作文，曾小林的心情很矛盾：“当时的作文都有套路，先分析国际形势，再分析国内形势，然后再说省内，最后落实到自己具体的单位。可这个孩子直接就抒发了这种感情。写得很真实，但是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判。”

　　带着矛盾的心情，曾小林把这个作文拿出来和大家讨论：“有政治性很强的老师，强烈要求只给20分，说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谁来继承革命。我却坚持时代变化了，奉献祖国的方式要改变，何况这个考生写的是真情实感，应该给40分。”当时作文满分60分，在僵持了很久之后，领导采取了平衡方案，判了30分。但事后，领导严肃地跟曾小林说：“这样的作文以后就不要拿出来讨论，应该可以自己定，这样讨论下去，什么时候能判完？”

　　判卷子的要求很多，都是些条条框框的东西，比较具体的就是：“作文如果是写的信，就不用看了，当时写信的考生很多。”曾老师印象最深的标准就是：“凭革命良心判革命后代的卷。”至于什么是革命良心，并没有人解释，曾小林只是凭着自己的良心认真给每个卷子打分：“我的笔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作为一个老师，我每一张卷子判得都很认真。”

　　12月初，曾小林结束了紧张的判卷工作。临别时，一个宿舍的六个老师一起在铁岭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曾小林保存至今。虽说，因为紧张的判卷工作让曾小林落下了神经衰弱的毛病，但是曾小林对那次特殊的任务依然记忆犹新：“很自豪，很光荣啊。”

　　1978年，曾小林改行做了医生，她的两个学生在当年的高考中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这成为了曾小林教师生涯最值得骄傲的成果，当然那次难忘的判卷经历也是她执教人生中值得纪念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