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

一、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发源于美国，并向全世界扩散，其影响之大、速度之快、破坏之严重是前所未有的。

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

1.次级房地产按揭贷款。按照国际惯例，购房按揭贷款是20-30%的首付然后按月还本付息。但美国为了刺激房地产消费，在过去10年里购房实行“零首付”，半年内不用还本付息，5年内只付息不还本，甚至允许购房者将房价增值部分再次向银行抵押贷款。这种按揭贷款制度，让美国人超前消费、超能力消费，穷人都住上大房子，造就了美国经济辉煌的十年。但这辉煌背后就潜伏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及关联的坏账隐患。

2.房贷证券化。处于流动性和分散风险的考虑，美国的银行金融机构将购房按揭贷款包括次级按揭贷款打包证券化，通过投资银行卖给社会投资者。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就转嫁到资本市场，并进一步转嫁到全社会投资者——股民、企业以及全球各种银行和机构投资者。

3.金融衍生产品泛滥、杠杆过度使用、评级制度缺乏公允和客观的价值准则，导致了危机的发生。据2007年12月国际清算银行的数字显示，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概念价值达到596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4倍，而传统的金融资产，包括债券、股权和银行资产，只有GDP的4倍。

4.过度举债消费的模式是酿成此次危机的深层次根源。长期以来，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过度举债消费给美国带来了经济繁荣，但这种繁荣不具备坚实的基础，其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2007年美国居民、企业和政府未清偿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达229.74%，其中居民负债比重为100.30%。因而当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巨额债务便浮出水面，并最终酿成了一场偿付能力的危机。

5.对冲基金缺乏监管。美国对冲基金的兴风作浪加速了危机的发酵爆发。美国有大量缺乏政府监管的对冲基金，当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时，对冲基金大肆做多大宗商品市场，比如把石油推上147美元的天价；次贷危机爆发后，对冲基金又疯狂做空美国股市，加速整个系统的崩盘。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1.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主要是实体经济。

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还在蔓延，仍未见底。国际市场需求继续萎缩，全球通货紧缩趋势明显，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部经济环境更加严峻，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已成为影响全局的主要矛盾。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财政减收增支因素增多，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外贸形势严峻，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出现衰退，而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进出口急剧下降，也造成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进出口的大幅下滑。自去年11月份以来，中国外貌进出口就出现了负增长，去年11月份下降9%，12月份下降11%，今年1月份下降29%。根据海关总署的初步分析，2月份仍然是负增长。工业经济下滑的趋势仍然严重，用电量仍在继续下滑。前两个月全国工业用电量为3436.66千瓦时，同比下降10.37%，轻重工业用电量分别下降10.57%和10.37%。这一数据表面工业经济恢复的迹象并不明显。

2.实体经济领域暴露的突出问题集中反映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严重滞后

改革开放30年，从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等多项指标看，中国已由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生存型阶段进入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阶段。从一般规律看，进入发展型阶段，客观上要求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为主转变为消费拉动为主。在生存型阶段，由于经济刚刚起飞，经济发展需要大规模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入，一般表现为投资驱动增长。在发展型阶段，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已有相当规模，其投资拉动经济的能力开始下降，需要由消费逐步取代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及2004年的宏观经济过热已经凸显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迫切性。但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至今没有大的进展，以高投资和高出口为主要特征的增长模式在2003年后反而得到一定的加强。由此带来的结果是，随着投资率的上升，消费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见图1.1）。2000年，中国的投资率是35.3%，消费率是62.3%，到2007年，投资率上升到42.3%，消费率则下降到48.8%。扣除政府消费14%，居民消费仅占34.8%。而1980～2006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一直维持在70%～8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7)。

不同类型国家的投资率（%）

数据来源：《国际统计年鉴2008》，（-）代表数据空缺。

在不考虑出口的情况下，这种投资消费失衡的状况不可能不出现生产过剩危机。由于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又正值经济全球化“红利”时代，外部市场能够有效吸纳中国的过剩产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压力，客观上导致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滞后。1978～200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由206.4亿美元增加到25616亿美元，年均增长17.43%；外汇储备由1.67亿美元增加到19500亿美元，年均增长36.64%。问题在于，一旦出口条件变化，外部市场萎缩，高投资带来的高产能无法在国外得到消化，国内低消费率也难以吸纳这些过剩产能，必然形成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较大影响，本质上还是国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滞后这一内在矛盾在国际因素影响下的集中表现。

3.以投资驱动为主的增长方式已到了难以为继、非改不可的地步

（1）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通过出口化解国内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空间大大缩小。即使是危机过后，进一步提高外贸依存度的空间也相当有限。当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高于美国、日本、印度、巴西等经济大国。

（2）低成本投资扩张的代价很大。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以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为依托、以“高耗能、高污染”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事实上，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冲击最严重、经营状况最困难的正是那些技术和管理水平粗放、低端、落后的行业和企业。据测算，这些年中国每年因为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当年新增GDP的10%左右。世界银行最新研究报告也指出，当前，中国环境损失占当年GDP总量的3%，如果不改变现有发展方式，2020年将上升到13%以上。

（3）低成本投资扩张模式难以使多数社会成员收益。低成本扩张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压低劳动力价格，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这使得劳动者难以广泛切实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

（4）在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运行中，投资与消费失衡表现出加强的趋势，难以顺利进入大众消费时代。人为压低要素价格是投资冲动的制度基础。部分要素所有者（主要是劳动力和失地农民）的收入水平偏低，甚至远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劳动力低工资、土地被低价征用、资金被低成本使用，其结果是投资收益和利润不能转化为大众收入，进而使大众消费难以启动。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进一步依靠投资推动，消费率进一步降低，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危机的可能性也将越来越大。

三、面对金融危机与增长方式转型的双重压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突出的体制性矛盾

国际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与国内增长方式转型滞后叠加、交织在一起，使中国下一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突出的体制性矛盾。

1.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某些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

中国在1995年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多年来进展不大，这与资源要素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直接相关。以资源、环境为例，过大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赖以存在的重要体制基础，就是资源要素的行政控制和价格扭曲。资源要素价格不能体现市场供求关系，环境成本难以转化为企业内部成本，助长了企业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行为，也抑制了对资源环境领域的投资。比如，资源价格偏低，资源开发投资效益就不高；环境成本没有内化为生产成本，企业缺乏改善环境的动力，环保产业就难以快速发展。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生态与环境问题无论在类型、规模、结构、性质以及影响程度上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能源、资源利用率低，污染物排放强度高，全国范围内主要污染物排放已超过环境承载能力。

以最近发生的大面积旱灾为例，这场灾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资源产权改革的滞后。由于资源产权的缺失，资源补偿机制难以有效建立，也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水资源的稀缺性将不断加大。而水资源产权缺失和资源管理体制不适应所带来的弊端，将会更加严峻。

在价格改革滞后的同时，现行资源税负过低且征税范围过小，也是低成本投资扩张的重要原因。随着自然资源消耗日益严重，资源税应该成为非常重要的税种；但资源税从量计征的方式无法反映资源供求关系，客观上鼓励粗放式、以量为主的采伐和破坏式开采，降低了资源的开采效率，破坏了自然环境。

国务院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出台的4万亿投资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短期内有力遏制经济下滑将会产生十分重要的正面效应。从中长期看，还需要把这些政策与市场化改革相结合。如果没有市场化改革的配合，经济刺激计划不仅很难达到预期目的，还会积累某些中长期矛盾。一是当前刺激经济的主要手段仍是投资拉动，以总量刺激为主。如果没有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相配套，达不到调整经济结构的目标；二是政府大规模投资，如果没有民营经济的有效参与，就会变成政府的“独角戏”，难以达到全面启动社会投资的目的；三是经济刺激计划的投资主渠道是国有企业，在垄断行业（如铁路）改革不到位的情况下进行大量投资，难以保证投资效率；四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没有金融改革配套，就会埋下新的金融隐患。

2.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矛盾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总体上已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这突出地反映在城乡居民的发展型消费支出比例明显超过生存型消费支出比例。近几年在城乡家庭消费支出中，生存型消费（食品、衣着）的比重约为40.9%，发展型消费（居住、交通、教育医疗、旅游等）已占50%以上。在2008年城乡家庭消费支出中，前3位的是食品（34%）、教育（11.5%）和医疗（10.6%）。

从社会需求变化看，在提高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措施中，比较有效的办法是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短期看，有利于提振信心，形成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重要制度保障；从中长期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破解新阶段增长方式转型、社会需求转型和政府转型的难题，成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行政改革的结合点，成为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和改革动力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必然引起社会公共需求的转型。从消费升级的角度看，既表现为从基本生存资料向耐用消费品的转型，也表现为从私人产品向公共产品的转型。这两个转型的实现，更基础的是后一个转型。从这些年的情况看，如果社会成员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很难优先考虑购买耐用消费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加大社会福利投资、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方面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一个13亿人的大国，社会公共需求转型释放出来的需求能量是巨大的。由此，全社会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日益成为一大突出矛盾。从近几年的情况分析，全社会公共需求正在发生某些重要变化，并呈现出阶段性特点。

（1）公共需求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近几年来，全社会公共需求增长速度相当快，个人用于公共产品的年均支出，大概是90年代中期以前5年的支出规模。以城乡居民在医疗保健和教育等方面的支出为例，1990～2006年，这些满足公共需求的支出在个人消费总支出中的比重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

（2）公共需求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公共需求主体快速扩大，广大农民和城镇中低收入者逐步成为公共需求的主体。另一方面，公共服务项目不断扩大。新阶段广大社会成员的公共需求，不仅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还涉及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住房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和食品安全、卫生安全等公共安全问题。

（3）城乡、地区、贫富三大差距都同公共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相联系。根据相关分析，教育因素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比重是20%～25%。当前，中国城乡名义差距为3.33倍，如果把城乡各种社会福利因素考虑进去，实际城乡差距大概在6倍左右。这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因素在城乡实际差距当中占45%左右的权重。满足基本公共需求对新阶段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反贫困都有重要作用。

（4）消费增长缓慢同公共需求得不到满足直接相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短缺，挤出了居民的日常消费，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预期。农村居民消费率从1983年最高点的32.3%下降到2007年的9.1%，24年间下降近23个百分点；在居民消费总额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7年的25.6%，29年中下降近37个百分点。在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即使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加快也很难提高居民消费率。据测算，2005年中国城乡居民用于教育和医疗的额外支出对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达到5810.7亿元。如果政府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到位，消费率至少可以提高4～5个百分点。

3.政府作用的发挥与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滞后的矛盾

国际金融危机对政府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中国应对危机，既需要发挥一般意义上的政府作用，表现为采取强有力的应急政策措施防止经济全面下滑和社会问题加剧，还需要加快推进政府改革，实现政府转型，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满足公共需求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1）危机中政府公信力与政府自身建设滞后的突出矛盾。在危机管理中，政府的公信力至关重要。但由于政府自身建设滞后，提高政府公信力面临重大考验。以2008年的奶行业为例，“三鹿”事件对中国整个奶行业造成致命打击。“三鹿”事件从面上看是企业的问题，但从深层看，反映了政府市场监管职能有效履行的问题。要重新提振消费者对奶行业的信心，重要的是加大政府的市场监管力度，确保监管职能真正到位，杜绝再次出现类似三聚氰氨的食品安全事件。随着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保证投资支出的公平和效率，避免腐败和权力寻租，削减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都将给政府自身建设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

（2）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政府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之间的突出矛盾。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在保增长的同时，还需要着眼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滞后的体制基础是政府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改革开放30年，中国商品已经市场化，但资源要素还没有完全市场化，政府仍然控制着重要矿产资源、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低成本的投资扩张与此直接相关。要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根本的途径在于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

（3）扩大消费需求与经济建设型政府之间的突出矛盾。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但在公共需求转型的大背景下，消费需求依赖于全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近些年，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从总体来看，政府仍然是经济建设型的运作模式。中央和地方在公共服务上还没有严格的责任划分、财政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比重还不高、地方政府的主要注意力仍在提高经济总量上。这些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系统的解决，就很难建立一个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扩大消费需求奠定制度基础。

四、深化改革，为经济刺激方案提供体制保障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央政府陆续推出一系列经济刺激方案，包括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和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预计还将继续出台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与此同时，政府也推出了一些“久议未决”的改革措施，比如成品油改革。这些政策调整与改革措施对稳定社会、提振信心、保持增长将发挥重要作用。从总体看，保障“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所需要的改革方案尚未出台，政策调整赖以发挥作用的体制基础还比较薄弱。所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需要把推进“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和“一揽子”改革计划有机结合起来。

1.尽快推出“一揽子”改革方案对提振市场信心至关重要

（1）信心比黄金还重要。温总理在这次两会强调，要暖心，才能暖经济。但提振市场信心还要看体质保障。当前推出的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无疑对保持市场信心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但政策的效果是短期的，要给全社会强有力的信心，关键在于加快推出相应的改革方案。比如，在当前民营企业投资信心不足、投资预期不明朗的情况下，调整货币政策的效果是有限的，关键在于打破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全面落实“非公36条”。再比如，市场信心主要来源于政府。在政府自身建设与政府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市场信心很容易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为此，在相应的改革方案中突出政府自身建设与政府改革，采取“出手快、力度大”的改革措施，必然极大地提振市场信心。

（2）实施经济刺激方案需要加强体制保障。当前，社会对4万亿投资的去向十分关注，要求提高透明度。这既有对投资效果的担心，也有对体制回归的担心。此外，中央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但在民间金融体制发育仍然滞后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在货币政策调整中获益甚微。在商业银行“国有偏好”的强化下，大量新增贷款，主要还是流向国有企业。

（3）保障经济刺激方案的有效性重在推进结构性改革。从宏观数据看，经济刺激方案已经开始显示初步的效果，经济下滑的速度得到一定控制。但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经济刺激的效果，必须推进结构性改革。以货币政策调整为例，2009年1月在信贷规模与M2分别增长21.33%和18.79%的同时，M1却下跌6.68%，超出市场的普遍预期，成为1997 年中国有货币量统计数据发布以来的历史最低增速。这种背离表明货币政策出现派生失灵，新增贷款相当一部分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而主要停留在“借新还旧”以及虚拟经济领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根源在于受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影响的货币传导机制不畅通，中小企业与民营经济并没有真正得到货币政策调整的益处。因此，在政策调整中刺激经济，重要的是推进结构性改革：在财政政策调整中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在货币政策调整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在民生政策调整中推进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等。只有这样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调整的效果，为未来经济持续增长奠定体制基础。

2.以市场化改革破解“保增长”难题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宏观政策把“保增长”作为重要目标。应当清醒地看到，保增长不是一般性地恢复过去那种粗放型的增长，而是努力实现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基础上的持续平稳增长。这就需要将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拓展到资源要素领域和垄断行业，发挥民营经济作用，使投资能够反映市场真实需求；也需要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淘汰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增长；更需要加快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致力于解决中长期、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推进经济增长机制的转型。

3.以积极的社会改革缓解经济压力

加快创新公共服务体制，使基本公共服务惠及13亿人，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也是新阶段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政府承担“底线公平”的责任不可或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以高素质的劳动力替代自然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通过不断提高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完成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走扩大内需的道路，就需要通过基本社会保障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一个良好的未来预期，解决扩大消费支出的后顾之忧，扭转“高储蓄、低消费”的倾向。

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转型时期，社会成员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存在较大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随着财政能力的快速提高，政府要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制度安排，防止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转化为权利和机会的不平等。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安排化解基于利益关系调整中的某些社会矛盾。

4.实施更为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

国际金融危机既对对外开放带来巨大冲击，但也带来历史性机遇。应对危机的关键在于抓住机遇、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进程。在全球经济繁荣的时候，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收购发达国家企业相当困难，而这在危机背景下变得相对容易。在全球范围内收购资源性企业、制造业研发和销售两端的产业链条，有利于未来发展所需资源的战略布局和产业升级。再比如，危机有利于中国在参与新一轮国际秩序重建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此外，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面临着一次重大的历史性机遇。

5.应对危机需要加大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力度

国际金融危机客观上使政府进入一个危机管理过程。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与国内发展模式转型双重挑战，需要从多方面加大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切实增强政府危机管理和危机应对能力。

（1）在经济危机与改革发展的战略转折重叠关键时期，政府工作的预见性、前瞻性至关重要。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与国内改革发展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多，可以说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困难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是为下一个30年改革发展奠定基础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政府统筹兼顾多方面的改革发展任务，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避免重大决策失误。

（2）形成应对危机的社会合力，既需要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政策，还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应对这次危机不应当是政府的“独角戏”。政府可以出台强有力的宏观政策增强市场信心，但这些政策措施要有效地发挥作用，最终取决于是否能够把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调动起来。这就需要政府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调动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全社会力量来应对危机。

（3）应对危机需要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以增强应变力、执行力。分税制改革以来，由于财税体制的安排，中央和地方的行为模式并不完全一致。前几年的宏观调控中还出现了中央地方博弈的新问题。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要保持中央地方高度一致，需要在改革和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作出新的安排。

（4）建设高效、廉洁政府对增强社会信心意义重大。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政府投资数额巨大。一方面，这些投资要进入社会最需要的环节，确保投资效率取决于一个高效能的政府；另一方面看，从历史经验看，如果没有反腐败力度加大相配合，大规模的投资往往会给权力寻租和腐败提供“温床”。因此，社会信心寄予政府，期待高效、廉洁的政府。

（5）短期与中长期兼顾，关键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危机状态下困难群体呈现增多的态势，民生问题相对突出。从短期看，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从中长期看，政府有效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是扩大消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步骤。实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是化解危机的重要条件。

五、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

胡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12.18”讲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时，整个会场非常活跃，反映非常强烈，这说明这“三不”讲到了人们的心坎里了。什么是不动摇？我理解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不动摇。不折腾，是中国人民非常熟悉的辞汇，有非常深刻的含义，翻译成外文都非常困难，也是网上议论最多的一个词汇，绝大部分网民能从正面理解，认为中国再也不能折腾了。但也看到了个别网民说，搞市场经济就是要人家折腾，市场经济就是折腾经济，搞计划经济没有那么折腾。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他的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冲击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仅影响到世界的金融行业，影响到虚拟经济，影响到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且影响到了社会和人们生活，也影响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我们注意到，在这次美国政府采取的相关救市政策中，采取了一些国有化的措施。于是就有人说了，美国现在搞社会主义了，是“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认为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在国内，有人说，你看还是要靠政府干预，要靠政府来配置资源吧，甚至有人说使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是错的，应该发挥计划的基础性作用。也有人认为，市场化过了头，所以出现了那么多问题。有人干脆说了，还是计划经济好。有人喜欢搞折腾，靠折腾来发展自己，经常散布折腾的言论。2006年9月9日我同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作了一次直言，中心是谈了不要折腾。因为当时有人说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了，新自由主义占了主导地位，改革开放的方向搞错了，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搞了资本主义了，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因此要反右，要搞阶级斗争，甚至还有人说要搞文化大革命，要给四人帮彻底平反。我跟这位领导同志谈了六点看法，我说我们过去折腾吃了很大亏，如果再折腾，老百姓就会没有饭吃的。2005年9月年在上海开两岸菁英论坛的时候,我也参加了这个会。台湾的朋友人说:你们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在搞建设，因此，台湾经济发展快，变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现在倒过来了,你们在搞改革开放，而我们却搞起“文化大革命”了,所以台湾的经济没有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提高,竞争力大大下降，人民很不满意。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很敏锐地指出，过去我们由于折腾吃的亏太大了，现在不能折腾，将来也不能折腾。我说新自由主义是学术上的问题，可以讨论，也可以批判。但不能说中国的改革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明明知道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为什么还说新自由主义误导了中国改革。有些人对于到底什么是新自由主义还没弄清楚就批判，我曾问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蒙代尔先生，我说，现在有人在批新自由主义，你能不能说一下到底什么是新自由主义？他松了耸肩膀说，我只知道新保守主义，不知道新自由主义。我们为什么要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改革没有固定的模式，只能在摸索当中前进的。今年8月6日一位原国务院领导同志找我，因为他看了一个17人的万言书，很生气了，因为万言书批判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他说，我们改革搞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极“左”的东西还有市场？不折腾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期望。胡总书记铿锵有力地说：“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伟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