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福建先行先试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投资环境的差异很大，在对外开放步伐上齐头并进显然是不可能的。
　　还在1977年，国务院财贸办、国家计委、外贸

部、财政部等有关部委和广东省的领导就先后到宝安调研考察，为解决当时的逃港问题和保障港澳市场供应，提出把宝安、珠海两地建成供应港澳鲜活农副产品的出口生产基地。后来决定把卖海沙收入中的400万元留给宝安，就用这笔钱建起了一批养殖场和果园等出口基地。
　　1978年3月，外贸部基地局局长杨威同志带领由国家计委、外贸部组成的工作组到宝安，和广东省的同志一起，对宝安、珠海两个县兴办副食品出口基地问题作了研究，工作组和县委共同制定了一个生产和出口的年度计划和三、五年规划。
　　4月10日至5月6日，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同志带领由国家计委、外贸部组成的经贸考察组到香港、澳门调研，考察组参观了两地的一些企业和市场，同我驻港机构和一些爱国厂商进行了座谈，又同广东省的同志交换了意见，回京后写了一份《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报告分析了港澳经济发展较快的原因：有充裕的资金来源，较为廉价的劳动力，都是“自由港”，购进原材料和技术设备比较方便，企业以销定产，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产品适应性很强；尤其是大力发展对外加工业，利用外来资金和当地劳动力，进口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大搞加工装配，增加出口，这是两地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报告指出：要切实把宝安、珠海两个基地建设好。大办副食品生产基地，增加鲜活商品出口；积极发展建筑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开辟游览区，办好商业、服务业和文娱场所。报告提出，为了把两个县尽快建设好，有必要实行某些特殊管理办法，建议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相当于地级市)，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力量。同时，报告还就充分发挥我驻港澳贸易机构的作用、利用港澳大力发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加强我在港澳的经济力量、加强港澳地区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等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建议。
　　6月3日，华国锋等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听取了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汇报，指出：这个报告，总的同意，凡是看准了的，就要抓紧落实，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随后，根据国务院领导指示，国务院办公室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作为参阅文件，印发有关地方和部门。
　　1978年4月初，习仲勋同志到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面对困难重重的经济局面，他重点考虑如何解放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把经济搞上去。
　　6月，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专门听取省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参加谷牧副总理率领的赴西欧五国考察团的情况汇报，并决定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召开广东省、广州市处以上干部大会进行传达。省委领导和其他干部听了传达，反应热烈。6月20日，习仲勋同志再次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学习中央、国务院领导关于《港澳经济考察报告》等的指示，研究宝安、珠海两县的建设和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问题，提出了有关落实意见。7月上旬，习仲勋到宝安调研，他看到深圳河两岸反差很大，强烈感受到搞活地方经济的唯一出路在于发展经济、对外开放。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和讨论，1978年10月23日，广东省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把宝安地区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相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并成为吸引港澳游客的游览区，发展对外贸易，巩固祖国南大门。报告还建议将宝安、珠海两县改为地级市。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习仲勋同志在中南组分组会议上，作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发言。他提出：“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如果中央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淡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福建的同志也提出，要利用侨乡优势，吸收外资、侨资，放手大搞出口贸易，为发展福建经济创出一条路子，建议中央在具体政策上给予支持，外贸分成多给地方一点，开放福州、厦门等港口。这些意见和建议，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会议期间，12月11日，中央决定习仲勋同志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杨尚昆同志任省委第二书记。1979年1月23日，广东省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成立两市市委，分别由张勋甫、吴健民任市委书记。2月14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广东省《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建设规划设想的报告》；很快，国务院又于3月5日批复同意两县改设市。
　　酝酿出口加工区　就在宝安县(即后来的深圳市)开始建设“出口基地”的时候，广东省委收到了一份在汕头建立“出口加工区”的报告。
　　1979年初，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和丁励松同志前往汕头市部署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他们到汕头后，为当时破旧的市容和萧条的经济感到震惊。汕头是著名侨乡，在历史上曾是一个比较繁华的港口城市。新中国成立后，因国际敌对势力的封锁受到一定的影响，然而由于数以百万计的港澳和海外潮汕籍人士始终眷念并用各种方式帮助故乡的发展，也还算比较好的地区。但十年动乱期间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汕头不但远远落后于海外同类城市，与广东其他沿海城市比，也有不小差距。他们设想，能不能像海外办出口加工区一样，把汕头市划出来，对外开放，办出口加工区，吸引外商投资办企业。如果说把整个市划出来办加工区不现实的话，那么，能不能在市内划出一小块地方，集中物力、财力办出口加工区，先取得经验，再进行推广呢?
　　2月21日晚，吴南生向广东省委发了一封电报，指出汕头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汕头地区对外贸易、来料加工等条件很好，只要认真落实政策，调动内外积极因素，同时打破条条框框，下放一些权力，让他们放手大干，这个地区工作长期被动的局面，三五年内就可以从根本上扭转。3月3日，省委召开常委会，吴南生提议，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常委们都表示赞同。习仲勋同志表示：要搞，全省都搞。并要求起草一份文件，4月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他带去汇报。

　　还是叫特区好　1979年4月1日—2日，杨尚昆主持广东省委常委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汇报稿。会议认为，广东有两大优势：一是毗邻港澳，二是华侨众多。只要中央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给予广东充分的自主权，采取灵活措施，实行特殊政策，就完全可以发挥这两大优势，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会议决定向中央提出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意见。
　　这一段时间，广东省委明确了在深圳、珠海和汕头搞出口工业区。划出一块地方，实行特殊办法，但究竟怎么划，叫什么名字?一时却定不下来。据吴南生同志回忆说：发愁这块地方叫什么名称好呢?在国际上一般叫自由贸易区、自由港，但当时人们一听到“自由”二字，往往就会同主权联系起来，同“租界”、“飞地”联系起来。他想是否可以叫“出口加工区”?但这就和台湾一样，似乎也不行。总之，当时顾虑重重，颇费思量。习仲勋、吴南生为这件事请教叶剑英同志，叶剑英要广东省赶快向邓小平同志汇报。
　　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经济建设问题。会议中讨论了广东、福建两省要中央给点政策、加快发展的要求。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了习仲勋等同志的汇报。习仲勋在汇报中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重要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等设想。习仲勋同志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先走一步。这个提议，引起了中央领导高度重视。邓小平同志表示： “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对习仲勋、杨尚昆提出的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谷牧同志也曾就这一情况和名称问题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过，邓小平同志对他们的创新构思表示赞同，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邓小平同志在不同场合还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特区”这个概念，它是以后正式名称“经济特区”的由来和简称。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突围”，杀出一条“血路”的突破口。
　　邓小平同志倡议并坚决支持办经济特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已有类似的做法，可以作为借鉴；二是在战争年代，我们党领导的根据地例如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实行不同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政策。国外的做法和我国历史上特殊情况，与新时期将要兴办的经济特区不可同日而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划定一个区域，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一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作为加快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试验区，是符合中国实际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后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关于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很有远见的。
　　会议期间，邓小平同志正式向中央提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的要求。经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形成了《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有“试办出口特区”一节，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这次会议上，在讨论如何扩大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到会的许多负责同志也认为，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发展出口商品生产，是一项可行的措施。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还决定，对广东和福建两省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的措施，让他们在开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加速发展地方经济方面有更广阔的活动余地。邓小平同志关于兴办特区的倡议，犹如一块巨石击入碧波，迅即引起了积极而强烈的反响。
　　中央放权给政策　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1979年5月，谷牧同志受中央委托，带领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十几位负责同志，前往广东、福建调查研究，用了约一个星期的时间与广东的同志讨论、修改广东省5月5日上报的《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同两省领导和经济专家研究办特区的问题。经反复研究，大家理出了一个基本思路：闽粤两省要把潜在的经济优势发挥出来，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革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并据此于6月6日和9日，两省分别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速经济发展的报告》和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呈送中央。
　　1979年6月23日，华国锋同志在第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广东代表团讨论会上讲话时说：“中央、国务院下决心，想给广东搞点特殊政策，自主权大一些。同志们提出，中央也同意在深圳、珠海搞特区，搞成特区可能发展快一些。因为广东和别的省不一样，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面对港澳，实现四个现代化，广东能够发展得快一点。我派谷牧同志去那里，专门做了些调查研究，听取了省领导和各方面意见，回来后给中央写了个报告。”
　　党中央、国务院对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十分重视，进行了认真研究，决定予以批转，确定对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7月17日，姚依林同志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的印刷清样批请胡耀邦同志批示。第二天，胡耀邦同志阅后在文件标题和文中多处加上“对外经济活动”，将文中一小标题“实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中的“特殊”改为“新”，并给华国锋同志写了一封短信：
　　华主席：
　　口头上讲“特殊政策”是一种简化的说法，写在中央文件上，恐引起党内外误会，经与谷牧、依林同志商量，前面加了一个“对外经济活动”的限制词。
　　这个文件是否也可发其他省市委一份?这对他们也可起思想上的鼓舞和启发作用。请考虑。(谷牧同志要求快发)
胡耀邦
7.1 8
　　华国锋同志很快圈阅并批示：同意发各省一份。
　　7月20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9]50号文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文件指出，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两省报告所建议的经济管理体制，即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大包干的办法，中央和国务院原则同意试行。文件明确了对两省的计划、外贸、财政、金融、物资、商业、劳动工资、物价等实行新的管理体制。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文件强调，对两省采取对外经济活动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一项新的工作，各方面都缺乏经验，特别是对外经济活动方面，我们很多东西还不懂。省委和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加强调查研究，善于学习，在思想和工作作风上都要有很大的转变。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两省的发展，寄予很大的期望。关键在于两省的工作，地方同志的担子更重了。中央各部门也要善于在新体制的情况下工作，业务领导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需要加强。
　　50号文件的印制还有一个小插曲。文件的落款日期是7月15日，但此时文件尚未签批完成。实际上，随后的几天，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在签批过程中，对文件的标题、内容、发送范围均做了重大修改，直到7月20日才正式发出。这个发出日期，也印在了文件的后面。
　　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后，出口特区的筹办工作开始进入实施阶段。1979年9月，谷牧同志再次前往广东，与省委领导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等人召开了座谈会。座谈会上，谷牧要求把出口特区搞成样板，通过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充实完善。他说，特区怎么搞?一个搞立法，一个搞几个样板。合资经营也好，独资经营也好，这里能赚钱，有吸引力，对港澳能起稳定作用。一个港澳，加上一个广东，经济很繁荣，这有什么不好!搞来料加工、合资办厂、独资办厂，许多办法可以参考港澳的办法，你们可以大显身手。在回答习仲勋提到的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的问题时，谷牧认为，我看不能有第二个方针，只能下决心大搞快搞。中央就是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非得快马加鞭不可，要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你们的两个特区，全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要有点孙悟空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要改。要搞活。步子要更大一些。城市规划要抓紧。
　　我国对外开放先行先试的大幕由此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