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粮价，粮票风行40年后被取消

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发行的票证和购粮证，其中最小单位的粮票才半两(25克)。

从事了42年粮食工作的袁恩昭，在上海市粮油票鉴赏录中翻了很久，找出一张拇指大小的粮票。

“两钱半”，袁恩昭说，这是上海最小面值的粮票，在全国也很罕见。它只是为方便市民买一根油条时使用。

在这个鉴赏录中，收集了大到2000公斤，小到半两、两钱半的小面额粮票。还有糖票、布票、肉票、家禽票等数十个品种。

2008年1月10日，这位66岁的退休干部说，“那个年代没有票，一个人寸步难行”。1955年开始发行的粮票，在计划经济年代是起到过作用的，能保证物质匮乏时期，人们“虽吃不饱，但饿不死”。

但是，市场经济改革使得粮票退出了流通。

继广东在1992年4月全面放开粮价之后，1993年1月1日，浙江也取消粮票，紧接着，三四个月后，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北京也宣布粮食购销价格全面放开，取消粮票。到1993年底，全国95%以上的市县都完成了放开粮价的改革。

供应紧张，上海粮票最小面额“两钱半”

曾担任上海市粮食局供应处处长的袁恩昭认为，粮油票在那个年代功不可没。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年的粮食工作会议都由周总理亲自主持。”袁恩昭说，那时，要自力更生吃饭，必须勒紧裤腰带。粮食供应无法满足所有人，只能统购统销，定点定额供给。

粮票在上海的诞生始于1955年。此后，上海发行了粮票、饲料票、油票、副食品票、日用品票等200多种票证。其中，粮票票面面额从两钱半到1.4万斤等共计46个票面，为全国之首。

袁恩昭当时负责粮票的发放工作，上海由于人口最多，粮票发行量也最多。另外粮票比较小，用的是防伪的特殊纸张。

上海最小面额“两钱半”的粮票当时在全国出名。出差到上海的人无不为上海人的精打细算折服。

袁恩昭记得，上海人原来吃早点，有“四大金刚”一说。烧饼、油条、稀饭、豆浆。往往一个成年男子的早点是两个烧饼加一根油条。为了使那一根油条不找零，就发明了“两钱半”的粮票。

除了粮票外，当时的粮食局还负责发放糖票、蛋糕票、家禽票、肉票、鱼票等。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多数市民每人每月限购2两油，改革开放后，逐渐涨到每月半斤到一市斤。

“最早发行的粮油票，现在很难找到。”袁恩昭说，在那个年代，人们每个月定量的粮食不够吃，不到月末就能把粮油票回笼到粮店里。

粮食部门收回粮油票后，工人将收上来的粮票一张张贴到报纸上，然后用毛笔一行行划掉，再拿到印厂销毁。

在1993年以前，上海粮食局有1300人负责给全市居民发放每月的粮票。每到每月的20号以后，下个月的粮票由他们送到社区里。当月的粮票若用不完则过期作废。

袁恩昭说，上海人比较精明，常会有节余的粮票。在他们的不断要求下，粮店才答应帮忙代为储存粮票。

除了上海粮票外，还有一种全国通用的粮票，人们称之为“满天飞”。拿着全国粮票，可以在全国各地出差，并且不会过期作废。

粮食定额计划供给，市民害怕外地来亲戚

据袁恩昭介绍，当时每户人家都有一个购粮本，上面写着家里有多少人，定量多少。然后按计划发放粮票。然后居民再拿着粮票购买粮食。

“购粮时粮本和粮票一起使用”，袁恩昭说，粮店的人对照粮本上的定量卖给居民粮食，如果超过定量，就是有粮票也不能卖。

袁恩昭回忆，那时，上海人很害怕有外地亲戚来。一般的职工定额是29斤大米，自己有时都不够吃，假如再多一个人，不到月末就会断炊。

据上海市退休职工林纾说，当时他的每月定量是35斤大米，比一般的职工多，但是到26号，家里常常就没大米吃了，要靠一些粗粮掺着吃。

林纾说，那时有外地亲戚到上海，他太太会交代自备粮食，或带着全国粮票。“没有觉得不好意思，那时大家对粮食情况很了解。”袁恩昭说，当时按照不同的工种，粮食的供应也不一样，大学生以及特殊工种要高一些。

袁恩昭认为，当时的定点定量供应其实是让人们“吃不饱，但饿不死”，那个时期，国家要保证所有人都能维持基本生命。这项工作在当时很不容易。

提起使用粮票的年代，袁恩昭这位长期给上海市民供应粮食的老处长觉得心酸，“你知道吗？上海市民吃了数十年的陈粮。”据介绍，在1993年粮食放开之前，上海市粮食局供应市场的标准有四个字“推陈储新”。

每 年把新米储存起来，将快要放置3年的陈粮推到市场上供应。袁恩昭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减少国家的损失，多储备些口粮，“因为粮食存储三年就不能再食用了。”那时，上海居民吃粮都是由定点的粮店供应，供应什么米就只能吃什么米。袁恩昭说，上海人喜欢吃粳米，这种大米蒸出来软，而在计划经济时期，无法保证 粳米的供应，每人每月只能供应3斤，其他则是长条状的线米。

有一次，一位新任的上海市副市长专门到粮食局商量，能否多供应些粳米。但是协调多次，也无法满足。

“不是我们不供应，而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弄到。”袁恩昭说，他们考虑着将粳米储备着，能保证春节的时候给每人提供6斤粳米过年。

林纾说，那时粮食提前吃完，可以等到26号去粮店提前买，这叫寅吃卯粮，以后逐月地提前买，慢慢节余出来亏空。

袁 恩昭记得，对于提前购粮的居民，粮店的职工就会上门调查。“粮店的人指着鼻子问，你为何多买粮食，有没有把粮食倒卖给别人？”在当时，倒卖粮食是违法的。袁恩昭回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国家部门的负责人见自己单位的粮票有节余，就把多余的粮票拿到市场上想换点猪肉改善职工的伙食。结果被抓，受了处分。

定点粮店控制居民流动，粮票管理严过户籍

在使用粮票的年代，商品粮是个火热的词。农村人进城，如果转了粮食关系。吃上了商品粮，则意味着“鲤鱼跃龙门”，一辈子吃喝不愁了。

袁恩昭说，商品粮定点供应，其实也有很多苦涩。当时很多上海的老人反映，希望粮店能帮忙送一下粮食。因为每月近30斤粮食要到指定的粮店领取，不是指定的粮店，就算开在家门口，也不能在那里买粮。

很多定点粮店都不会离居民家很近。为了购粮，一些居民往往要坐公交车，背着粮食回家。后来，粮食局规定，只要是五保孤寡老人，他们可以送粮到家。

袁恩昭介绍，一个粮店限制了所有在它那里买粮的居民。谁家有几口人，吃多少大米，定点粮店一清二楚。离开了这个粮店，居民到外面则无法吃饭。

“粮 店比派出所的户籍管理还厉害。”袁恩昭说，现在的人们体会不到，定点粮店可以控制居民流动，“它可以把人管到一粒米也没有。”计划经济年代，上海市控制人口办公室主要由粮食局和公安局组成，袁恩昭说，上海市每年进人都有计划，如果没有向粮食局事先通知，就是户口转到上海，也是没有商品粮证的。

袁恩昭举了一个例子，当时上海市铁路局招进来100名外地火车司机，因为没有上海户口，吃饭成了问题，铁路局的领导先找到粮食局，造好了粮食计划，才去公安部门申请了户籍。

这位曾经的粮食供应处处长说，那时，他可以出入上海任何一个部门。不管是保密单位还是重要机关，他都可以去过问对方的粮油情况。

家庭主妇用粮票换鸡蛋，粮食局工商局追查

改革开放后，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国家一直在平衡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粮食差价。

袁恩昭举例说，1991年前后，为提高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当时国家的稻谷收购价是1元钱，而市场上大米的价格仅是0.6元。中间的差价由国家承担。

在此前后，上海前前后后分26次逐步放开粮食市场。

“粮食放开后，上海市民竖起大拇指，说生活水平提高了，购粮方便贵点也无所谓”，袁恩昭说，但是也有人担心，假如以后出现供应紧张的时候怎么办。

他记得，有几次出现粮食供应紧张的谣言。粮食局的运粮卡车三天三夜没有休息，从外地紧急调粮进沪，平息了市场的恐慌。

“粮食涉及到千家万户，放开粮价只能小步走，可不敢走大步。”袁恩昭说，经过他们数十次谨小慎微的调整，在1993年4月1日正式取消了粮票。

其实，在上海市民的心目中，粮票退出舞台要比这个时间早。林纾认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就不大使用粮票了。

袁恩昭记得，当时一些家庭主妇用粮票跟郊区的农民换鸡蛋。粮食局同工商局一起去查，抓了十几名用鸡蛋换粮票的农村妇女。但是最后无法定罪，还是把人放了。

粮价放开，便利店电话送米到家

粮价放开后，上海市粮食局成立了良友集团，主要负责粮食市场及供应。由袁恩昭牵头，上海市成立了近500家良友便利店。

“现在居民购粮，一个电话就能把大米送到家里。”袁恩昭说，还有些粮店会上门登记各家吃粮食的情况，到快吃完的时候，会主动上门把粮食送到家。

在 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市一位领导给《解放日报》记者出了个题目，为何以前每人每月能吃29斤大米，现在生活水平好了，反而大米吃的少了，有些人每月吃十斤都不到？记者们找到袁恩昭，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当时每天上海市要消耗“一艘万吨轮”的粮食。但这不仅仅是主粮，还包括饲养家禽、生猪，养鱼的粮食。“现 在人们吃肉，吃油多了，这些都是粮食的转化物。所以不是粮食吃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而且，粮食放开后，上海市粮食局供应的粮食的标准，由原来的“推陈储新”变成“推新处陈”。

由于市场供应充足，粮食局不再担心市民们的口粮问题，每年都向市场供应新米。粮库中储存的大米超过三年，则正常地转为饲料或工业用粮。

袁恩昭说，经过了粮食市场化改革，实行了40年的城镇居民粮食供应制度(即统销制度)被取消，粮油票从此进入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