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郎顾之争与国企“进退”

我不反对国企改革，但是目前有些国企通过“国退民进‘，将国有资产以贱卖的方式（包括MBO）转成私人资产以提高效率的做法是我所反对的。

———郎咸平

我与郎教授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主张停止产权改革，而我主张规范产权改革。

———张文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2004年8月9日，上海市复旦大学逸夫楼。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为中美财经媒体高级研修班做了一次演讲———《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演讲中，郎咸平直指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使用多种伎俩，侵吞国有资产，席卷国家财富。

对于郎咸平的炮轰，顾雏军并不示弱。在郎咸平发表演讲的第四天，顾向其发出律师函称演讲构成诽谤，要求郎咸平发表更正并道歉。然而，三天过后，郎咸平在北京长江商学院的办公室里召开媒体见面会，公布了顾雏军的律师函，声明“决不会更改或道歉”，并控诉“强权不能践踏学术”。

8月17日，顾雏军正式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了起诉状，以涉嫌诽谤罪起诉郎咸平。“郎顾之争”正式展开。

郎咸平的言论堪称“讨伐行动”，此举在企业界、舆论界和经济理论界掀起了轩然大波。郎甚至发出呼吁，要对开始于1998年的产权改革运动进行“总清算”———“我不反对国企改革，但是目前有些国企通过‘国退民进’，将国有资产以贱卖的方式（包括MBO）转成私人资产以提高效率的做法是我所反对的。当前这种利用法制不健全的空当，合法地侵吞国有财产的现象，和当初俄罗斯私有化运动极为类似。”

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郎还打了一个比喻———“我的家又脏又乱又差，找来一个保姆，帮我把家收拾干净了，她算是有功劳，可是这个家突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据此，郎咸平提出三个观点：必须暂停产权交易、必须禁止MBO、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争利问题不是当前经济改革的重点。

郎咸平所称的“产权”，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指财产的所有权”。产权是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它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社会并无“产权”问题的困扰，在“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年代，产权问题更无从谈起。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开始走上市场经济建设的轨道后，产权问题才开始逐步凸显出来。明确产权，是市场经济中企业等经营主体存在的前提，而产权制度的缺陷正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中企业效率低下的重要根源。

2004年，“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然而，在这个被称为“私产入宪元年”的年份，关于企业产权改革问题的争论引起轩然大波。

“陈卖光”，国企产权改革第一人

2004年，被称为“陈卖光”的山东菏泽市委书记陈光再次将产权改革推进到事业单位。当年，菏泽5家国有制医院实行私有化。改制前，这些医院普遍存在医疗环境差、管理不善等原因，政府财政对此已无力补助。

陈光获得“陈卖光”的别号，是因其主导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在回顾中国企业产权改制的历史时，陈光与其创造的“诸城经验”成为了不可逾越的一环。如今，他除了“陈卖光”（陈送光）的别号之外，还被媒体称为“国企产权改革第一人”。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中国的产权形式也开始逐步多元。为了协调好国有企业的“权、责、利”三者的关系，国有企业进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阶段。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将中国国企的改革目标确立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内容为“产权清晰、政企分开、管理科学”。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内容为十六个字：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

1991年，35岁的陈光走马上任诸城市市长。上任之初，陈对诸城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摸底以后大为震惊。作为山东省潍坊市下辖的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偏上的县级市，诸城市属150家企业中，有103家企业明亏或者暗亏，全市市属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达80%以上，每年光支付的利息就需要1.5亿元。

经过调研，陈光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利益关系不直接”。为此，他想“应该在产权制度上动点真格的”。

1992年，陈光把改革试点选择在了总资产270万元、职工277人的国有小型企业———诸城电机厂。全部由工人出资，将电机厂买下来，并更名为“山东开元电机有限公司”，企业性质变为“股份合作制”。当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不久，将南巡讲话具体化的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其中关于股份制有利于促进政企分开的表述，成为了陈光实施股份合作制的依据。

从1992年4月到1994年7月，诸城市全市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有272家实现产权改革；其中，90%以上的企业是将企业净资产卖给了内部职工。

“诸城经验”引起中央关注

1995年，陈光在诸城推行的产权改革被媒体报道，其并因此被冠以“陈卖光”的别称。当年，经济理论界开始关注诸城的改革。1995年第6期的《改革》杂志，除了刊登吴敬琏等人的《放开放活小型国有企业》，周天勇等人的《诸城市企业改革的选择———股份合作制》的文章外，同期也刊登了陈国恒、王金梁的《对“诸城经验”的几点质疑》———外界对诸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质疑，主要是指摘其搞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陈卖光”，当时几乎是个骂名。

在诸城改革引起争论之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亦发生了一起被外界称为“北大交火事件”的争论。争论的双方是林毅夫和张维迎。

林毅夫认为，国有企业产权归属是清楚的，其改革的起点应在于剥离其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硬化预算约束，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而张维迎则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

争论归争论，前往诸城参观取经的各地代表团依旧络绎不绝。1996年1月21日，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带着财政部、经贸委、审计总署等9个部委的官员、专家来诸城对“卖光国企”行为进行调查。

国务院代表团的到来，让陈光感到紧张。但是，洪虎临走时说：“你们放心，我代表国务院来，是来总结改革经验和成果的，是来研究怎么发展的，不是来找事儿的。”

8天后，结论出来了———方向正确、措施有力、效果显著、群众满意。最后的评价是：县属企业改革探索，阻力大，困难多，诸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取得成绩，是难能可贵的，为“放活国有小企业”创造了经验。

1996年3月20日，朱镕基、吴敬琏等由国务院9个部委21人组成的中央联合调查组再次来到诸城。他们选择了五家企业进行详细考察。3月24日上午，在中央联合调查组与山东省、地、市、局四级干部开会交流时，朱镕基在会上做了个简短总结，他说采用多种方式搞活小企业，他完全同意。

“抓大放小”的战略性改组

陈光推行的国有小企业产权改制被总结为“诸城经验”后，由于获得中央高层赞赏，国企改革的主题也从1978年以来的机制改革为主让位于全新的产权改革。随后，中国政府又进一步提出了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改革方案。

1997年5月20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了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讲话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新提法———要积极探索股份制等各种“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9月，在十五大上，江泽民在报告中对传统的公有制理论做了重大修正，首次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非公经济已经不仅仅是公有制的“补充”，而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十五大报告还提出国有企业“抓大放小”问题，“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当年1月，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出炉，各项数据表明，国有企业的资本收益率只有3.29%，大大低于一年期以上的存款利率。在39个大的行业中，有18个是全行业亏损，国有工业的负债总额已占到所有者权益的1.92倍，换言之，企业自有资产不足以抵偿其债务。

1998年，在中央高层和社会改革力量的推动下，一场大规模的产权清晰化运动由此展开———当年，国企局势委靡，2/3以上国有企业亏损，全国国有企业加起来的利润才213.7亿元。国企改革也因此被视为“最难啃的骨头”。

“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如此承诺，其动用的办法是“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而实施的战略是“抓大放小”。

各显神通的“有进有退”

1999年9月，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一年后，中央党校王珏教授发表《劳动者股份所有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战略思考》一文，首次提出“国退民进”的概念。尽管以“国退民进”来概括国有经济的重新布局和国企的产权改革并不准确，但这个说法经过媒体的报道不胫而走。

1998年，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之后没几天，签署了一个看上去很不可思议的计划：中国政府同意美国柯达公司对中国胶卷工业实施全行业收购。根据协议，中国胶卷业的7家企业将全部与柯达建立合资公司，柯达承诺投入10亿美元资金，同时把世界一流的感光技术带到中国。这一轰动了国际商业界的协议被称为“98协议”。2003年10月，柯达以总值1亿美元的现金、设备和技术，换取河北乐凯公司20%的股份后，中国胶卷工业的7家企业全数与柯达进行合资。

“国退民进”战略中第一例MBO（“管理层收购”）事件在沈阳发生。1998年12月，在沈阳轻工局的主持下，沈阳“双喜”压力锅制造公司进行改制，51%的股权转让给联合企业厂长姜天恩，轻工局则持有49%的股份。同年12月，在几乎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知名家电企业科龙集团发布公告称，潘宁辞去公司总裁职务———一些传媒称，这是在产权改革中，当地政府和企业管理者因意见不合产生博弈的结果。

2001年10月，名不见经传的格林柯尔成为科龙第一大股东，格林柯尔的老板，正是后来引发“郎顾之争”的顾雏军。当年，“粤美”通过MBO（管理层收购）解决了企业产权问题。这是中国最有名、也是较为成功的MBO案例。

2002年，更多的国有企业开始尝试MBO改革，并将其作为国有资产退出的主要方式之一，彼时，MBO渐成燎原之势。据相关数据显示，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减少了40%；而从2002年开始，中国的国有企业以每年8000多户的速度退出，到2007年，国有企业户数减少到了11万户。

然而，在这股“国退民进”的浪潮中，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家对企业产权的处置却发生了分歧；2002年，李经纬离开健力宝、仰融出走华晨，都是产权改革中政商双方博弈的结果。

自2003年开始，关于产权改革，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如《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意见的通知》、《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加强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政策文件。

然而，作为国企改革的重大战略调整，“国退民进”却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法制化的改革方案。各地方依照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管理层MBO、曲线MBO、员工持股、破产改制”等等方法不一而足———泛运动化和法制监管空缺，成为了这轮“国退民进”最显著的特征。当时，“小企业易改，大企业难改，无名企业易改，知名企业难改，亏损企业易改，盈利企业难改”成为普遍的景观。

由于大多企业的产权改革都在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间进行，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至2004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国有企业人员贪污贿赂犯罪25322人；2004年，在最高检查办的贪污贿赂案件中，国有企业人员涉案比例高达41.5%.这些不法行为很多都与国企改制有关———关于“掌勺者私分大锅饭”的分食国有资产的现象，也引起了经济理论界的关注。

产权改革，停止还是规范？

“我反对‘国退民进’，即使企业家干得再好，也不能把企业送给他！”2004年，郎咸平连续发表论文和演讲，对中国一些著名企业的产权改革方案提出强烈质疑。

这位出生于台湾桃园的大学教授毕业于美国沃尔顿商学院，2000年之后，他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和北京长江商学院。作为金融学教授，郎咸平对中国公司的财务治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6月17日，郎咸平公开质疑TCL，认定其股改方案实际是国有股权被稀释的过程———“以股权激励为招牌，以证券市场为渠道，使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的过程”。

8月2日，郎咸平发表《海尔变形记———一次曲折而巧妙的MBO》，矛头直指中国知名家电企业海尔。郎咸平认为，海尔商标不归海尔集团，反而归海尔投资所有，这是典型的“股东、保姆、职工”角色不分。

8月9日，郎咸平在复旦大学的演讲直指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利用一些地方政府急于加快国企退出的思路，将收购与改制打包在一起，玩了一把双方互惠互利的双赢游戏”。称顾所利用的是七板斧伎俩，即：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

由于顾雏军的回应和众多政商学界人士的加入，郎顾之争迅速升温、升级。这场争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延续了自1998年大规模推行“国退民进”的企业产权改革以来的争论。其中，争议的焦点，主要是自产权改革以来，如何看待“国有和集体资产的严重流失”，以及如何看待国有或集体企业的管理层收购（MBO）现象。

在学者们的隔空交战中，这场大论战顿时掀起惊天骇浪。中国经济界几乎所有重量级的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论战的经济学家大致分成两派：“挺郎”一方的政治光谱多为“新左派”（中国语境），他们以左大培、杨帆等人为代表；而不赞成郎咸平主要观点的有吴敬琏、张维迎及周其仁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流派。

以“新左派”自居的学者为郎咸平大声叫好，甚至有人联名发表声明“声援郎咸平”。而批评郎咸平的学者则认为其观点偏颇。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在一篇《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的文章中说，“我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到底怎样郎咸平才觉得对。”

周的观点是：“产权改革不是什么好事之徒策划出来的。就是把主张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全部枪毙，只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公有制企业还是要搞产权改革。问题是公有制企业的改革实在前无古人，困难自成一家。当初没有清楚的约定，倒回去厘清产权份额谈何容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认为实践具有第一位重要的品格。”

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则说，“我与郎教授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主张停止产权改革，而我主张规范产权改革。”张称，“许多人都以为郎咸平只是抨击国资流失、反对国企改革中对国资的侵吞，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要害，要害在于他要停止国企产权改革。”

在这场号称20年来经济理论界规模最大、火药味最浓的论战中，海尔、长虹及海信等企业的产权改制方案当时都受到影响。

在学者们激辩正酣之际，国务院国资委下发了《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的内容一方面表明，中央高层将继续进行产权改革，同时，更加具体明确了产权转让的相关问题和规范措施。

MBO，从模糊走向规范

2004年9月17日，郎咸平向媒体发了一通感慨。他说，“我只是一个学者，只是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这一表态，被解读为郎咸平单方主动挂“停战牌”的信号。

对于产权改革，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有自己的看法。在郎顾公案论战期间，秦晖曾撰文称，“在产权改革愈炒愈热的当时，公正问题首先就表现为‘进入市场经济时的产权（及其他相关权利）初始配置’的公正性问题。”在郎顾公案中，秦晖将问题引向了比产权改革本身更深入的权力分配的公正问题。

为了证明“清白”，在郎咸平单方高挂“停战牌”后，顾雏军十分高调地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经济研究所协办，举办了“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研讨会。会上，企业经济研究所为科龙出具了一份验明正身、全面肯定改革经验的报告书。

然而，就在研讨会召开的同时，国家审计署悄然进驻科龙电器对其存在的相关问题展开调查。

2004年11月，深交所与香港联交所一起进驻科龙总部，对其财务问题进行集中核查。2005年1月，香港联交所以关联交易为名对顾雏军进行公开谴责。科龙股价应声下挫。顾雏军为自己和科龙引来烧身大火，当年7月，顾雏军涉嫌“编制虚假财务报表罪、虚假出资罪、挪用资产罪”等罪名锒铛入狱。

2004年12月13日，专门针对产权改革中普遍存在的MBO行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在年度中央企业负责人年终总结大会上说：“大型企业不准搞管理层收购，中小企业的管理层收购也要区别情况，要规范。对于管理层收购，国资委要制定发布专门文件，做到有章可循。”这一讲话，被普遍认为是中央政府对于MBO的结论性说法，MBO终于从模糊走向规范，立法程序启动。

从产权改革到平等保护物权

在“国退民进”的进程中，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到2006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户数从3.66万户减少到2.61万户；然而，其资产总额却从9.54万亿增加到13.4万亿元，平均增长12%，利润总额从3784亿元增加到8072亿元，年均增长28.7%.

由于产权得到明晰，中国私营经济也获得了长足发展。据全国工商联主编的2006民营经济蓝皮书《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第三卷（2005-2006）》预计，未来5年中全部民营经济占全国GDP的比重将达3/4，私营企业数量将占全国企业总数的70%以上。

2007年，作为调整公私财产关系，根本任务在于界定、确认和保护产权的《物权法》颁布执行。从“产权改革”到“保护私产入宪”，再到平等保护物权，中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又走上了新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