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方案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刘鸿儒

“在改革开放这一大标题下，金融体制改革只是其中的一块，是大题目中的小题目”

记者手记：

在80-90年代的金融体制改革期间，刘鸿儒曾先后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务院金融体制改革小组组长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等职务。

在当时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循的情况下，刘鸿儒总结前30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金融工作，对银行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研究和思考，并于1979年，最早提出重新认识银行的地位与作用,和发展商品经济之间关系的问题，主张把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确定为恢复和发展农业银行的指导思想。随后在银行体制改革与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国金融体系、特区金融实践与创新等一系列关系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途和命运的重要关头，刘鸿儒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刘鸿儒受国务院委派去担任首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已是90年代的事了。都说刘鸿儒建立资本市场的经历更出彩。笔者认为，恰恰是因为有了80年代金融体制改革的铺垫，为国有企业股份化扫清了障碍，才能够建设后来的资本市场。

溯源这段金融体制改革从酝酿到交锋到实践的尘封历史，这对把握和理解当下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动力和走向，同样是不可多得的。

“在改革开放这一大标题下，金融体制改革只是其中的一块，是大题目中的小题目”

纵观当下中国金融体制，回溯80年代，已立其主要框架。何为银行早已成为常识，但在改革之初则是新旧体制交锋地带；农行成金融改革突破口，内隐更高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逻辑；中央银行体制大辩论后渐次清晰；主要金融机构亦恰在从无到有后发展壮大。这些都是可堪追忆之改革史记，改革动力亦深藏焉!

刘鸿儒家客厅墙上挂满历史。

这是北京市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打开其中一扇普通的大门，遂走进了近30年中国金融发展的鲜活历史地带。开放年代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方案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刘鸿儒即居于此。

客厅墙上，挂着多幅50年代拍摄的照片，这些是刘鸿儒夫妇留苏时的合影。其中一幅是两个20出头朝气蓬勃的中国留苏才俊，在幸福聆听当年毛主席在莫斯科发表的那段著名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年轻的刘鸿儒当时正计划用整整一年时间啃下俄文版《资本论》。亲临现场临听毛主席这一席话，对于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将给他和他的国家的金融体制带来多大的影响，直到日后方才揭晓。

1959年刘鸿儒从苏联学成回国。回到北京时，他已经获得货币银行学研究方向的副博士学位，其导师则是大名鼎鼎的前苏联第一货币银行专家阿特拉斯教授。

在北京，这个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研究金融学的专才被留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从负责会议记录，编辑简报，到起草文件和重要的领导讲话稿，刘鸿儒经历和见证了新中国计划经济和银行体系建立和发展的全过程。

但就是这个师出前苏联计划经济学派，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工作了近20年的金融高才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年代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方案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很多人对此感到疑惑和不解。

“总是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我）搞改革？”刘鸿儒说。尽管对从前苏联学习到的计划经济理论烂熟在胸，但长期在中国执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作，则直接让刘鸿儒对银行命运和管理体制弊端产生深刻认识。两大看似与随后金融改革不相容的经历，恰成为刘鸿儒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方案主要推动者的机缘。

俗话说的好，要想摧毁之，必先了解之。

思想交锋：何为银行

“发给老百姓的工资到不了月底就花完了，银行存款工作说夸张点，还不如布置种植笤帚糜子的工作重要。”这就是当时对金融工作的普遍认识，银行在的当时只不过是会计和出纳。

2008年，农行成为最后一个通过股改方案的国有四大商业银行。30年前，农行则是中国金融体制中改革的突破口。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恢复和组建农业银行，要求人民银行研究成立农业银行的可行性。作为人民银行办公厅副主任，刘鸿儒参与研究并主持起草了上报国务院的关于恢复和组建农业银行的报告。

1979年2月，农行成立后，刘鸿儒被任命为主管农村金融改革的副行长。1980年8月，刘鸿儒又被重新调回到人民银行，担任主抓改革工作的副行长。历史的机遇和时代的选择，把刘鸿儒推到了改革的最前沿，1984年刘鸿儒被任命为金融体制改革方案起草的牵头人。这个方案恰好成为中国金融改革迈向整体有序推进的肇始。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金融体制改革的份量一开始并未如现在这样，被视为当然，这源于当时对金融在经济体制中的地位作用认识的局限。

新中国成立后，在对货币的认识问题上，中国经历了两次重大斗争，给银行和金融体系造成了破坏性的灾难后果。第一次是在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鼓吹取消商品和货币，破坏了银行的基本制度。第二次是在文革期间，认为货币是资本主义的万恶之源，利息是剥削的产物。并在文革后期，将银行与财政合并。银行体系遭到破坏。

文革后期国务院要求各部门组织学习大庆和大寨经验。当时财贸学习小组组长和副组长分别由陈国栋和姚依林担任。刘鸿儒作为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被叫去集中写学大庆的文件。见到曾经做过粮食部长的陈国栋，刘鸿儒问他正在忙活什么？陈国栋回答正在忙于布置种植笤帚糜子。由于当时笤帚糜子市场供应紧张，老百姓涮锅、扫地的笤帚没了。就集中精力开会布置种这东西去了。

“发给老百姓的工资到不了月底就花完了，银行存款工作说夸张点，还不如布置种植笤帚糜子的工作重要。”这就是当时对金融工作的普遍认识，银行在的当时只不过是会计和出纳。

在经济体制改革最初时，对金融到底承担什么样的份量，需要一个内在的逻辑解释，以厘清前述偏面认识。破除思想认识的僵化，这在改革年代之初，是一项艰巨任务，1979年，任务落到了重新回到人民银行担任主抓改革工作的副行长的刘鸿儒身上。

1978-1979年间，为了适应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展经济的总体要求，在当时人民银行老行长的提议下，刘鸿儒编写出版了《社会主义货币与银行问题》，从根据地到改革开放初期，对中国银行业的历史发展脉络和经验教训进行了完整细致的分析和总结。在书的结尾，刘鸿儒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重新认识银行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在70末80初，对这些理论问题的追问，是那一时代人的习惯。刘鸿儒在70年代末即想到这一纠缠多年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前中国证监会规划委主任李青原表达了对“刘主席”的敬意：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要完全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我觉得“刘主席”是比较完整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老祖宗的根据。没有一个非常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具有前瞻性的坚定信念，是无法承担这个艰巨任务的。

以1984年为分界线，则在1978年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到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之间的六年，才形成了以下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的改革思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实际上，在这六年中，“商品经济”对于相当多的人而言，都曾经讳莫如深。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1984年到1992年10月这八年时间内，“市场经济”在相当长时间内，同样讳莫如深。

谈到刘鸿儒对金融体制改革发挥的作用，前中国证监会规划委主任李青原说，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有一个整体的思路形成问题和体制创新过程。改革的总设计师设计了一个大的方向和蓝图，但是市场经济还必须建立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等各种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因此改革还需要有分设计师，刘鸿儒参与了这个设计。

在“市场经济”框架下改革中国的资金管理制度，发挥银行作为金融企业对经济的市场调节作用，以及建立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等想法则从不敢想，即使想到了也不敢提及。

一步一步地达成共识，走过一条从政策层面上尝试进而进行制度变通，引发观念层面的理论探索，并直接导致制度层面的改革与创新，这正是中国金融体制的裂变过程。

农行变革效应

刘鸿儒召集十个县的农业银行行长在庐山开会讨论怎么办。当时河南的一个县行长说：“我们河南人明白，对银行贷款，我们敢借，敢花，敢不还！”参会的县银行行长们都哈哈一笑，全国都是一个样。

1978-1979年间筹建农业银行的经历，成为刘鸿儒实践和论证银行与发展商品经济之关系的主战场。在当时还很少有人像刘鸿儒这样提出在商品经济与银行关系中，重新认识银行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

农业银行前身是农业合作银行，这是在1949年接收国民党政府农民银行和中央合作金库的基础上组建的。到文革后期，农业银行已经经历了从最初建立、取消，再恢复、再取消的三起三落，每次恢复的农行寿命都没有超过两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有计划调节出现严重问题，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一方面大量的工业设备闲置，傻大黑粗的工业产品积压，另一方面，人民生活必需品匮乏。

当时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主要包含两个层次，对骨干性企业下达的指令性计划和对中型企业的指导性计划。对于分布在县、乡的2800多个集体企业和150多万个社队企业，计划的力量显然无法奏效。刘鸿儒回忆，考虑到当时轻工业原料的70%来自于农村，因此通过发展农业恢复国民经济势在必行。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以粮为纲，农林牧副渔并举，提高农产品价格，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

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思路，农业部门提出了3600亿元人民币贷款要求，各省级政府也纷纷要求豁免长期拖欠无法返还的农村信用贷款，降低贷款利息。期望国家出钱，买一个农业现代化。

由于国家财政拿不出这笔钱来，农行和信用社吸纳农村分散小额储蓄，调节农村经济的作用重新获得重视，中国农业银行的恢复与重建事隔13年，再次被提到国家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上。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指出：在财政有困难的时候，要把银行搞活，有利于渡过财政困难。

1979年3月，国务院正式决定重新恢复农业银行。重新恢复的农行能否长期存在下去，不重蹈前几次的覆辙，四起四落？在随后进行的农贷清理调查中刘鸿儒发现，地方政府把农贷视为财政拨款和救济资金已经成为传统。长期拖欠无法返还的农贷都投资在了“首长们”搞的旱田改水田，水田改旱田，农业机械化试点等项目上。

挨个村地进行实地调查后，刘鸿儒看到许多设备已经成为一堆废铁。村干部说，要钱没有，你们可以把设备拿走，反正也没什么用。为此，刘鸿儒召集十个县的农业银行行长在庐山开会讨论怎么办。当时河南的一个县行长说：“我们河南人明白，对银行贷款，我们敢借，敢花，敢不还！”参会的县银行行长们都哈哈一笑，全国都是一个样。

刘鸿儒后来才醒悟过来，敢情全国省长、市长、县长都是这样：反正钱还不上是国家的，我也没往兜里放，业绩是我的。刘鸿儒为此忿忿不平，留苏同学何竹康当了河南省省长之后，见面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还耿耿于怀。刘鸿儒回忆，文革时期遗留的大量农贷欠款，在庐山农行行长会议会议后做了挂账处理，并未如广泛期待的那样予以减免。

1978年底发生在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预示着以公社、大队为单位的集体经营变成以农户为主体的个体经营，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农村生产、生活资金逐步转移到个人的手里。说白了，资金运营的基础发生了变化，社会财富出现了重新分配的征兆，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平均分配原则。

在当时的经济形势下，农行在集中农村小额闲散资金，重点用于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取得了相当明显的效果。

1979年末，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吸收的各项农村存款260多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农业总产值的17%左右。发放的农贷中，60%用于农村购置农业机械等生产资料供应。农贷资金基本上来自于农业资金的积累。庐山农行行长会议遗留的文革农贷挂账问题在农村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各级农业银行效益普遍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很快被冲抵。

财政部当年做的调查统计显示，由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对企业实行放权让利，1979和1980年两年时间，银行吸纳的企业存款和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962亿元。社会资金从高度财政聚集变成分散后开始经银行聚集。1980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前的平均30%以上，下降到28.7%，1981年进一步下降到26.2%。

中央银行大辩论

1984年全国出现信贷失控，国务院用行政干预的手段确定人民银行对其他专业银行在业务上的领导关系。考察国外的央行，基本大同小异，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央银行，成为刘鸿儒研究的重点。当时一位国务院领导说，“你们如果怕专业银行变成老虎，自己就想办法变成狮子！

1979年2月中国农业银行的恢复与重建，带动了其他专业银行的分设。在短短的一年之内，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相继从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独立出来，成为国务院直属的专业国有银行。

在荣毅仁的申请下，1979年10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各地纷纷效仿成立地方信托投资公司，城市信用社也蓬勃发展。

专业银行的建立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发展，初步改变了人民银行一家垄断的单一银行体系，标志着金融制度的重大改革和创新开始起步。人民银行则保留了原有的城市工商信贷业务。

钱多了可是却分散了，这种在国民收入中，初次分配增加，财政收入下降的趋势，对当时的财政体制和财政思想造成非常猛烈的冲击，引发了财政、银行和理论界关于财政与银行关系的大辩论，也引起了国务院领导层的重视。

1980年6-8月间，国务院连续召开会议讨论金融改革。1981年理论界集中多方意见，提出了金融体制改革的最初设想：改革国家资金和信贷管理体制，改组金融体系，建立中央银行。

“但那时还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制度”。刘鸿儒回忆，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经历了从自觉到不自觉地认识过程。当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来访时，看到外汇管理权属于中国银行，在另外一些场合，人民银行又代替中国银行出面进行国际金融方面的活动，曾经不解地问：中国到底哪一家银行是中央银行？

成立农行、中行和建行这些专业银行以后，各家银行都表示自己是国家银行，反对叫专业银行，但同时又坚持自己的专业银行业务别人不容侵犯，反对银行间进行业务交叉和同业竞争。在部分省市，农委、进出口委、和建委参与农行、中行和建行的管理，国有专业银行有成为部门银行的趋势和危险，这违反了货币发行和信贷资金管理必须统一集中管理的原则。

1980年12月刘鸿儒在上海金融学会上发表学术报告《发展商品经济与银行改革》，从市场的角度讲了金融改革的思路，并第一次公开提出银行也要业务交叉与合理竞争的问题。这一观点在后来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当时的人民银行因为既负责发行货币，又直接发放城市工商信贷，把货币发行当作弥补信贷差额的一种手段，不能发挥把握货币闸门的中央银行作用。人民银行同时扮演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角色的作法，引起了其他银行的非议。出现了多家银行谁也不服谁，群龙无首的局面。

1982年国务院要求人民银行组织和成立“银行机构改革小组”，研究和讨论银行机构和体系改革的思路，刘鸿儒担任牵头人。在中央层面，国务院组织有关方面继续研究建立中央银行体制的方案。在激烈的交锋与辩论中，改革的思路逐步清晰起来，剥离人民银行的工商信贷业务，理顺人民银行与各专业银行的关系，建立中央银行制度成为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正式发文，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务。

1983年确立中央银行体制，人民银行从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中超脱出来，真正行使国家央行的职责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1984年全国出现信贷失控，国务院用行政干预的手段确定人民银行对其他专业银行在业务上的领导关系。考察国外的央行，基本大同小异，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央银行，成为刘鸿儒研究的重点。当时一位国务院领导说，“你们如果怕专业银行变成老虎，自己就想办法变成狮子！”

1984年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改革加速进行。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国务院决定成立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刘鸿儒担任组长，财政部一位副部长参加，周小川、吴晓灵也是年轻的小组成员。方案中提出在全国逐步形成以中央银行为中心，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建立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不同规模的金融中心。

中国的中央银行到底叫什么名字？刘鸿儒在向姚依林汇报改革方案时，姚依林的意思是另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银行，把人民银行变成现在的工商银行。刘鸿儒说，他当时也同意姚依林这个观点，因为中央银行就是代表国家的，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外人听不懂。回来后人民银行党组一商量，1948年人民银行就成立了，票子印的一直是人民银行，作为国家银行人民银行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最终方案决定人民银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银行，同时成立工商银行负责城市信贷业务。

在1996年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授课提纲中，刘鸿儒回顾这段经历时写道，确立中央银行体制是一项重要改革。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和必要的外部环境，中央银行的角色相当于领导和管理金融事业的国家机关。分出来的专业银行是政策性机构，并未确立商业银行目标。

由于历史原因，国有专业银行长时期扮演国家经济生活的管理者和监督者，承担着大量的政策性任务。国有专业银行的分支机构既是总行命令的执行者，又是地方政府向中央讨价还价，争取更多地方利益的代言人。一方面在资金调拨上依赖总行，另一方面在招收职工、建设住宅等诸多方面依赖地方政府，造成经营行为扭曲。

同时，银行与企业的关系表现为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改革前后，银行80%的信贷资金仍然集中投放到国有企业，而银行负债构成中，储蓄存款作为刚性极强的负债占比日益扩大。陷入软性资产约束，刚性负债义务的困境。它要求银行必须有一定的产出效益才能维持经营。“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当时如果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是一种父子关系的话，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则是奶妈与婴儿的关系。”刘鸿儒说。

根据1994年的统计，全国35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和39个中央部门的99029户国有企业，负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65.3%，其中约70%来自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相当于工业企业产销利润的三分之一要作为利息交给银行。因此，在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背后是企业的不良债务。

同时,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占到全国金融市场存贷款比例的68.25%和76.61%，银行集中度过高，相比之下，全国96.16%的企业只创造出了46.93%的产值，企业集中度相当低。这种现象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

因此当时的主导思路是把几大国有银行改造成商业银行。曾经研究过很多方案。考虑到当时国有银行集中度相对于企业集中度过高，相对于其他金融机构占比过大，外国专家建议把四大银行打乱变成10个商业银行。最后确定，国有银行改革的核心是实现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彻底分离，在财政—企业—银行之间进行债务重组，推进银行的商业化改革。

谈到国有专业银行的改革在整个金融体制改革中的分量时，刘鸿儒认为，从1978年到1994年16年的时间内，前10年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基本围绕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改革而进行，后6年中国金融产业的发展也是以这四大银行为主体，逐步发展起来的。

数次担任各种改革研究小组组长的“刘头儿”，在多维空间立体作业，与同事和学生们共同培植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基因和器官。

金融改革裂变

第一个引进外资银行也是在深圳。刘鸿儒对时任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的庄世平说：庄老你得帮我个忙。我们想通过试验，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引进外资银行的问题。这样，南洋商业银行先进来，摸索经验，怎么个弄法。有了他以后，才知道该怎么办。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后，把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扩大到城市，集中精力进行价格和税收制度的改革，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联合行动，在一些中等城市进行金融改革试验。

经过一年多的酝酿之后，1986年迎来了金融改革的黄金年份。根据刘鸿儒回忆，本来曾计划集中精力先改革国有专业银行。开始选择试点城市进行银行营业点企业化经营试验。打算减少柜台工作人数，加大奖励。试点推广到14个中等城市后发现，地方分行的整个财务指标由总行统一管理，总行指标由财政部管理。银行改革初期一动钱就触犯财政部。另外，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走政府系列，业务与地方政府存在“利益联系”。

此路走不通，刘鸿儒提出建议，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先建立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办商业银行，回过头来再大手笔改革国有银行。

谈到商业银行体系的建立，刘鸿儒说，国际上的商业银行有分业管理和混业管理两类。美国、日本实行分业管理，德国银行则实行全能银行体制。考虑到金融宏观调控难度和固定资产投资膨胀严重，1984年在拟定金融改革方案时，就确定了商业银行实行专项分业管理的原则。刘鸿儒说。

刘鸿儒清楚地认识到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体系，绝对需要在体制外搞改革试点。特区建设提供了建立试点难得的机会。中央银行体制怎么管理，后来是资本市场证券交易所怎么管理，“先在深圳试验，然后全国推行，大概就是这么个概念。”刘鸿儒说。

“在深圳我们下了功夫，花了力气。当时在特区进行改革试验金融界动作最快，搞得最早，成果也非常明显。”刘鸿儒形容当时每个项目都是先设计，再盯着建设，通过建设摸索经验。

特区开始建设的时候问题一大摞。财政部拨了2亿元资金用于国防、边检和海关的建设，至于深圳搞特区基础建设，起初财政部没给钱，地方政府也没钱，怎么办？当时的深圳常务副市长周鼎找到刘鸿儒，经向人民银行党组汇报，建议设立专门用于特区开发性建设项目贷款科目，叫“七通一平专项贷款”。

事办成了之后，周鼎一再表示感谢，刘说，“必须保证有借有还，你要是不还，我可就惨了。”后来沿海14个开放城市都照此办理。这个投资模式是首先在深圳试验出来的。

在建立蛇口工业区的时候，袁庚找到刘鸿儒，提出要建立保险公司。在刘鸿儒的指挥下，蛇口开发区管委会在保险科的基础上，筹建成立以企业为股东的第一个股份制保险公司—中国平安。马明哲和孙兵作为深圳市蛇口区社保部门派出的两个年轻人参与研究方案。

刘鸿儒回忆，由于蛇口具有近香港优势，便于学习市场经济环境下办保险公司的经验，加之年轻人有闯劲，平安保险在创办初期发展非常迅速。刘鸿儒认为，平安保险作为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成为后来发展股份制商业保险业的范本，突破了中国人保的垄断局面。

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全国是第一个试营业的，它开始做准备工作的时间最早。有一次朱镕基在大会上讲：鸿儒，上海证交所第一个开业，是我找小平同志定的。现在又说深圳是第一个了，怎么回事？刘鸿儒说你别急，试营业深圳第一，正式开业是上海第一。

经过1986年的各地试点之后，1987年开始，中国金融业进入收获期。从1987到1996年，全国先后建立了11家新型商业银行。

交通银行的恢复组建，即是其中标志性事件。新交行从体制设置，章程、人员调配一直到银行试营业，刘鸿儒从头到尾参与了。“交通银行是典型的标准的现代的商业银行。”刘鸿儒评价说。

除交通银行外，新组建商业银行包含三种类型：一是以大中型企业为股份持有者，如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和光大银行。二是地方政府与企业投资相结合，如广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等，三是作为公开募股上市的，只有一家，深圳发展银行。当时这些新兴商业银行得不到政府补贴，也不承担国家政策性贷款任务，机制灵活，业务规范，很少受政府干预。

在深圳进行金融改革试点也收获了好几个第一，除了特区货币没有发行以外，1987年，首先在深圳试验经营证券公司。大面积地推进证券市场建设是1988年以后的事情。建立了第一个以企业为主，没有政府掺股的股份银行—招商银行，第一个以企业为主体的保险公司—平安保险；第一个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商业银行—深发展；人民银行发挥中央银行的职能也是首先在特区试的水。

第一个引进外资银行也是在深圳。刘鸿儒对时任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的庄世平说：庄老你得帮我个忙。我们想通过试验，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引进外资银行的问题。这样，南洋商业银行先进来，摸索经验，怎么个弄法。有了他以后，才知道该怎么办。

特区货币设想

研究来研究去，其实到最后担心的是深圳经济支撑不了这个货币。特区货币弱，港币强，它肯定要进来，顶不住。谷牧同志的改革顾问日本经济专家小林实说，没过几年香港就归你们了，港币也是你们的。

然而，改革总是会有风险的，并不都伴随着鲜花和掌声，失败也是常有的事。

交通银行股份制组建就是其中一例。“个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差点在交通银行办成，要办成可不得了，到现在也还是中国第一家。”刘鸿儒惋惜地说。

新交行股份制为何没成功，刘鸿儒解释，如果要吸引个人入股，至少回报要相当于同期银行利息。在此基础上还要加20%的红利税，也就是说给股东支付的红利加红利税相当于银行存款利息的120%，这是底线。当时没有资本股票市场概念，银行认为承受不了。“当时如果有股票市场，股票溢价就弥补了这个问题。”说到此，刘鸿儒不无遗憾。

特区货币则是另一个“失败”例子。1983年4月初，国务院成立特区货币研究小组，刘鸿儒担任组长。几家银行的专家也被抽掉了去，在深圳边界、汕头、厦门、澳门、香港等地为搞特区货币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工作。

为了搞特区货币，刘鸿儒回忆，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深圳、广东省和中央之间往返穿梭。“我是先从深圳到广州向广东省委汇报，然后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北京汇报完了再回广州向省委汇报，再回深圳向市委汇报。”当时广州通往深圳的公路没有桥，靠摆渡船过河。在广州下了飞机，需要经过2-3次水上摆渡， 5个小时以后才能到深圳。

“其实事情都已经干成了。在那里建了一个造币厂，版做好了，模子刻了。图案是从中国历史博物馆找到的皇帝头像。”刘鸿儒透露。

“为了这个事，谷牧拉着我专门到陈云同志家里汇报。”刘鸿儒回忆那次汇报之过程在《陈云传》里写得很清楚。《袁庚传》里面也有一段，谈到当时关于特区货币的事情。研究来研究去，其实到最后担心的是深圳经济支撑不了这个货币。特区货币弱，港币强，它肯定要进来，顶不住。谷牧同志的改革顾问日本经济专家小林实说，没过几年香港就归你们了，港币也是你们的。

“现在看特区货币放下来是对的。搞特区货币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二线城市和地区到深圳等于出国，这就把内地的力量挡住了。当时深圳发展靠的是内地的力量。办企业的去了，人员自由流动也去了，钱也去了，这样就把深圳撑起来了。”刘鸿儒说，“一搞特区货币，从内地进来钱就要换外汇，人员还要经过审查。内地的力量上不去，这就复杂了。所以不好办。”

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不计较个人得失是当年改革者共有的特质。“当时谷牧同志带着我们这些部长到深圳，施工的工地上满目黄土，梁湘同志披着个军大衣，睡在外面。见到我们时说：对不起，这里没有菜吃，从广州给你们运了点蔬菜罐头。”刘鸿儒感慨地说。

金融“黄埔军校”

如什么是通胀，苏联教课书中给出的定义是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无产阶级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现象。由于改革的势头过猛过快，坐等学校从计划经济的教学体系改革，培养新型人才根本来不及。

在迅猛的改革势头下诞生的五道口研究生部，成为学习西方经验和知识并用于金融改革的人才摇篮。

刘鸿儒说，在研究、设计改革方案并加以逐步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人才问题。50年代为培养计划经济的管理干部，刘鸿儒、黄达等一批年轻学者被抽调学习苏联管理模式。到了80年代，国内没有一所大学开办市场经济课程。“当时全国银行从上到下包括我自己都不懂市场经济”。

如什么是通胀，苏联教课书中给出的定义是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无产阶级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现象。由于改革的势头过猛过快，坐等学校从计划经济的教学体系改革，培养新型人才根本来不及。刘鸿儒并不回避通过办学，学习西方经验和知识并用于金融改革的历史事实。

1981年在刘鸿儒的倡议下，人民银行成立了五道口研究生部，请陈岱孙、胡代光、厉以宁、秦宛顺、靳云汇等教授讲宏观和微观经济学，请黄达、王传伦、王克华等教授讲金融学方面的课程。

香港、台湾、美国和加拿大等著名大学的教授则为研究生部讲授最新的经济金融知识。如何把学习和借鉴的西方理论知识与中国的实践结合是课程设置的重要内容。研究生部请来人行各司局的负责同志，以及各专业银行和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就经济金融改革的热点问题进行专题演讲。1984年全国出现信贷失控，和1987年出现的通货膨胀，都曾经是“五道口”课堂上涉及的讲课和讨论的内容。

刘鸿儒则先后在研究生部开设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与研究》、《金融宏观调控》、《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思想发展》和《中国资本市场专题研究》等一系列课题。在此期间，刘鸿儒的学术论文和讲义也不断地集结成册出版。包括《漫谈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研究》、《金融调控论》等。边学习、边实践、边讲课、边探讨成为刘鸿儒当时的一种工作常态。

“白天上班，晚上和假日备课、写文章，把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部门的工作中，虽然忙碌，但生活丰富多彩，其乐无穷。”据刘鸿儒的老伴回忆，当时人总行有人给刘鸿儒提意见，嫌他总是到处跑，讲学，听课，坐不下来。

1987年，教育部组织了包括刘鸿儒、黄达、厉以宁、钱荣堃等10名教授在内的调查小组，对全国各主要大学的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两个专业培养研究生的教学质量进行考察，根据课程设置、教材内容、教学方法、考试成绩和毕业生的实际表现等指标进行评估。其中五道口研究生部的货币银行学专业和国际金融专业在全国分别名列第一和第二。

同年刘鸿儒又办了中国金融学院并担任院长。请邓小平写的校名，陈云题词：培养新一代银行家。“陈云同志的题词是我草拟的。”说到此处，刘鸿儒嘿嘿一笑。

“研究生部毕业出来的学生，在工作若干年之后，都有共同的体会，那就是在五道口做研究生是一生的转折点。”刘鸿儒欣慰地说。

改革三大步

回顾80-90年代金融体制改革的10年，刘鸿儒认为一共走了三大步

回顾80-90年代金融体制改革的10年，刘鸿儒认为一共走了三大步：

第一步是在拨乱反正，整顿金融秩序的基础上，重新分设财政与银行，恢复人民银行系统，并进一步扩大银行的业务范围，实行“拨改贷”政策，为企业提供技术改造和固定资产投资贷款。除向国营企业贷款外，对私营和个体经营者，凡能归还的经济活动也可以贷款。

第二步是在体制层面上进行机构改革。建立以中国人民银行为基础的中央银行制度。分设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专业银行承担相应行业的金融信贷工作。其他金融机构也相继成立：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城市信用合作社、等等。

第三步是建立金融市场。1986年后建立货币拆借市场，然后是证券交易市场和外汇市场。1988年以后批准设立第二家和第三家保险公司，扩大了保险市场。初步形成了竞争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