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纲的下一步：想做操作性强一点的工作

“我不是由于《基金黑幕》后的一连串事情才离开交易所的。我希望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操作性强一点的工作”

赵瑜纲没有想到，一份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研究报告会使自己如此出名。

赵瑜纲，河南洛阳人。中等身材，相貌平常。1972年出生，1990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务学专业，因为学习成绩优秀，曾经获得第一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奖学金，并担任了系里的内部刊物《会计地平线》的首任主编。大学本科学习期间，赵已经通过了注册会计师（CPA）的考试。

1995年，赵瑜纲被保送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为北大经济学院与工商管理学院合并）攻读硕士学位，师从刘力教授。1997年，赵瑜纲成为该院历史上第一位用两年时间学完3年课程并提前毕业的学生。毕业时，经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教授亲自推荐，赵瑜纲进入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

赵瑜纲所在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是交易所最机密的部门，连办公室都独立于交易所的其他部门。乘坐到监察部的电梯，进出电梯门都要经过保安的把守。监察部能够看到交易过程中所有的买家、卖家、时间和数量等信息，能够明确发现市场上的违规操作。监察部的员工要看清哪只股票背后的操作手法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甚至到底是谁在操作，他们也可以从交易记录上搞清楚。

据记者了解到的各方反映，在监察部工作的三年时间里，赵瑜纲遵章守纪，工作认真，在办公室内与同事关系非常好，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

报告

从1999年下半年起，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希望能够做一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于是根据员工自己报上来的选题，确定了几个课题，分别由监察部的员工负责。但没过多久，这几个课题就没有人真正落实了，因为监察部的日常事务非常繁忙。

赵瑜纲报的选题是研究基金的操作，他没有放弃，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开始研究。

事后，他在描述当时的工作时间时说:“三点钟闭市以前没有任何时间，三点到四点得写交易报告，下班后才能够真正静下心来研究数据。”

1999年12月，赵瑜纲在工作之余写的《基金行为分析》完成；2000年5月，第二份题为《基金风格及其评价》的报告完成。

这两份报告主要通过对国内10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22家证券投资基金在上海证券市场上大宗股票交易汇总记录的跟踪，分析证券投资基金在市场上的操作行为。报告记载了22家证券投资基金在上交所的交易状况，跟踪研究期为1999年8月9日至2000年4月28日的9个月。

报告执笔人完稿时认为，因为这一期间沪市经历了一个“V”字形反转行情，并且已经突破了历史最高位，所以借助此阶段的基金行为分析，可以基本把握基金的操作风格。此外，由于在此期间沪市的走势明显强于深市，而且在成交量上也占有一定优势，因此研究结果应该能够反映基金投资的一般特点。

报告客观、详实地记载并分析了这一期间证券投资基金的操作行为，大量违规、违法操作的事实昭然其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报告对22家证券投资基金的“对倒”、“倒仓”、“高位接庄”行为给出了明确的数据。

赵瑜纲在报告中给出了“对倒”和“倒仓”的定义。所谓“对倒”，指的是同一只证券投资基金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进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自买自卖。而双向“倒仓”则指同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在自己管理的2只、3只或者4只证券投资基金间进行证券所有权的转让。

在第一份报告中，赵瑜纲发现，从1999年8月9日到12月3日的80个交易日中，同一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多家基金进行同一只股票的同时增仓、减仓或有增有减所涉及的股票有76只，自身对倒的7只，基金间双向倒仓的11只。第二次研究从1999年12月3日扩展至2000年4月28日，其间基金共同减仓、增仓或有增有减涉及的股票达140只。

尽管有这些说服力、震撼力强的数据，但赵瑜纲还是反复强调:“我只是对于我能够分析到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尽量避免给出定性的结论”；“我不是中国证监会的官员，我不能给基金公司定罪，我只希望我能够把数据分析清楚。”他表现得非常职业。

见光

报告完成以后，赵瑜纲及时向监察部的领导进行了汇报，同时还报给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当时的总经理屠光绍。屠光绍非常重视，表示将上报中国证监会。

与此同时，赵瑜纲还与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的三名人士进行了交流，并把报告作为个人的研究成果寄给他们参考。

“我这里所有的上报渠道都是正常的，没有任何不合乎规矩的地方。”赵瑜纲表示。

可事情后来的进展超出了赵瑜纲自己的控制和预期。

2000年6月13日，新华社发表了一篇内参，详细地分析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现状和违规情况。因为是内参，所以采访的记者直接引用了赵瑜纲的报告。

这篇内参经高层人士批示后转到了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的办公桌上，周小川马上责令证监会基金管理部做出解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舆论对于证券投资基金违法、违规行为的公开指责几天后见诸报端。

6月22日，被称为“风险投资之父”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在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会议上言辞激烈地批判了证券投资基金的违法、违规行为:“目前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几家基金联合操纵几只股票，最后把老百姓给套牢。”第二天，这几句严厉的措辞出现在《中国证券报》的头版头条，引发了众多证券投资基金的不满。

2000年6月27日，新华社内参发表两个星期后，上海证券交易所给予赵瑜纲严重警告处分，原因是他未经批准，擅自将工作中知悉的内部信息外泄他人，违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保密工作条例》。这份外泄的内部信息就是赵瑜纲所做的研究报告——《基金行为分析》和《基金风格及其评价》。

作为惩罚，赵瑜纲被扣了三个月的奖金，大约8000多元人民币。

“这份报告只是我个人做的，并不代表交易所或者监察部的意见”；“我没有外传，是有人不小心……”当时的赵瑜纲极力回避记者。

不过直到这时，赵瑜纲还没有感到太多的压力。“除了有些基金公司和中国证监会基金部的人外，证券行内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在工作上我也没有什么压力。”

《财经》杂志辗转获得了赵瑜纲报告，并在2000年10月号的封面文章位置发表了基于报告内容并加以资深业内人士解读的《基金黑幕》，反响巨大。赵瑜纲也从此曝光于公众的视线之下。

赵瑜纲开始感到压力。“我不想成为焦点，我还要在这个行业内生存。”

告别上交所

2001年6月4日，赵瑜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递交了辞职信。之后，他来到即将成立的大通证券公司工作，担任资产管理部负责人，办公室仍然在上海浦东。

“我可不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赵瑜纲笑着说，“我还有个处分呢!恐怕还没有任职资格。”

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中确实有“受到警告或警告以上处罚，执行期满不足3年的人员不得担任证券经营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说法，但其前提是因内控制度不健全或执行监督不力，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导致发生重大案件的直接责任人或负直接领导责任者，或因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或超范围开办证券业务，或因账外经营、制作假账、隐瞒负债和资产、擅自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包括分支机构)等行为受到警告或警告以上处罚的。赵瑜纲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保密工作条例》而受到处分的行为似乎在上述禁令规定的范围以外。

赵瑜纲现在的工作是对委托给公司的资产进行管理。大通证券正在办理资产管理公司的工商登记，而大通证券的股东也已经准备在公司成立以后拿出几个亿的资金交由赵瑜纲的部门管理。

因为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工作的经验，赵瑜纲习惯于去看每一只股票背后的内容。

“我还会在这个行业内一直工作，当然我不会做违规的事情，但是我会搞好所有关系。”赵瑜纲这样分析自己的从业态度。

见到赵瑜纲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在2000年6月以后。当时的赵瑜纲虽然名气不是很高，可想见他的人还是不少。

身处微妙之处境，赵瑜纲无论对谁都笑脸相对，包括未经通报直接撞上门去的记者。当然，言辞闪烁也不可避免。

2000年9月，赵瑜纲被调离监察部的机房，不再有随时看到各种数据的权力，显然也不再可能继续他的研究课题。那以后，他的工作变得更加日常程序化。“领导们是为我好，我特别能够理解，而且我想这样安排对我自己也最有利。”赵瑜纲平静地说。“做完两份报告后，我就没有再写新的报告了。”

和赵瑜纲一同离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还有他的上司——监察部主任唐步。唐步本人是在赵瑜纲的两份报告完成之后才在交易所的一次人事调整中从会员部调到监察部的。唐与赵瑜纲一同进入大通证券，唐的职位是大通证券副总裁，主要负责上海地区的全面工作。赵瑜纲仍然是唐步的手下，分别坐在正对面的两间办公室中。

“我不是因为有了《基金黑幕》后的一连串事情才被逼离开交易所的，其实我早就想离开了。我希望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操作性强一点的工作，去年下半年我就决定要走了。”赵瑜纲这样解释他离开交易所的原因。

赵瑜纲刚刚在上海买了房子，也已经开始与女友谈婚论嫁。一直信佛的他放弃了修禅，原因是女友“怕他当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