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市场的试验：国企改革新探索

这一年的9月26日，一群人聚集在上海南京西路一栋三层小楼前，他们在等待一个可以被载入当代中国经济史的时刻的到来。这一天，第一家代理和转让股票的证券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在上海南京西路1806号正式开张，当年上海的新闻媒体对这件事作了这样的报道：

“今天清晨7时许，静安寺附近的市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门前，聚集了数百人。人们三五成群纷纷询问：‘代理买卖股票是怎么回事？’‘买哪家的合算？’有的‘老上海’则在一旁卖弄着‘老资格’：‘你们不懂，看行市买进卖出，诀窍大着呢！’

“9点开盘，牌价挂出来：飞乐音响股票买价卖价都是55元6角，延中实业买进卖出价54元。

“人们很快涌到柜台前，连柜台外一排长椅上，也都站满了人。由于购者拥挤，原定采用现货交易形式，也无法办理，只得给予临时收据。

“飞乐音响公司的700股股票，在开业两小时内出售一空。延中实业公司的1000股股票，到下午4点15分收盘时，也售出了840股。”

第二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了这条新闻：

“上海工商银行今日起开办代理股票现货买卖业务，到下午4点半收盘统计，延中实业公司和飞乐音响公司共卖出1 500余股股票，约8万元。

“上海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以来，全市已有749家企业非公开地发行了股票。这对吸收社会闲散资金，变消费基金为生产基金有一定的意义，企业也可多渠道筹措资金，促进生产的发展。因此，建立股票市场事实上已属水到渠成。

预计还有更多的企业会委托银行代理个人股票买卖业务。

中国股市在这一天成交了第一单。当天挂牌交易的股票只有两种：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而且成交量也很少，但它标志着中国中断30年多的证券交易业务从此恢复了，这条新闻也入选1986年国内十大经济新闻。

这家小小的证券交易柜台很快迎来了世界上两大证交所老总—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主席尼古拉斯•哥德森爵士的专程造访。不过，虽然静安证券业务部的开张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交易量却很小。原因很简单，当时中国的股份制企业没有发展起来，没有多少股票可以买卖。这一年，虽然中国有不少股份制企业，但只有86家企业可以发行股票。

1987年，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开始研究证券市场，这时的深圳已经有了100多家股份制企业。经过批准，一些股份制公司尝试着自己发行股票，这时还没有一级市场、二级市场，这些公司像推销商品一样推销自己的股票。但是人们却没有多大兴趣，这些股票就像滞销商品一样没人买，即使按发行价出售也很难推销。深圳市原市长郑良玉还记得，当时政府不得已动员干部买股票，支持国家改革，就像动员买国库券一样。这时，深圳还没有股票交易所，只有一家证券公司下设三个证券部，生意清淡，门可罗雀。

时间到了1990年，深圳的股票市场突然热起来了，股市开始造就一批百万富翁。一时间，深圳股市呈燎原之势，全国各地的炒股大军和资金开始云集深圳。其实，这个时候深圳只有5个小企业上市，这5只股票开始狂涨。于是，这个年交易额不过17.6亿元的市场开始引起争论。面对一些老同志提出的质疑，这一年年中，国务院派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鸿儒组织联合工作组下去调查，研究如何规范发展股票市场。

1990年11月，江泽民到深圳珠海参加经济特区创办10周年庆典活动。在珠海十周年庆典上，主席台上江泽民看到了坐在他身后的刘鸿儒，就对刘鸿儒说：“鸿儒，大家回去路上谈一下，这个股票市场到底怎么办。”

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江泽民和刘鸿儒从起飞就开始谈，一直到专机落地。作为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的刘鸿儒清楚地记得那次谈话的细节，后来，刘鸿儒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江泽民问了关于股份公司和股票的一系列问题。刘鸿儒还记得他给江泽民提的一条建议：

“但是最后我跟江泽民讲，我说我就一条建议，股票市场的试验绝对不能取消，如果停下来取消掉，就会给全世界发出一个改革停滞甚至后退的信号。

“我说，你要相信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会闯出一条路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的道路当然是史无前例的，谁也没干过，我们肯定会走弯路的，希望让我们总结经验继续前进，不要轻易戴上政治帽子。如果一扣政治帽子大家都不敢做了，他（江泽民）说这是不对的。最后临下飞机之前，江泽民明确表态，股票市场继续?验，暂不扩大。”

股份制的浪潮在全国蔓延开来，股票发行交易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就在江泽民与刘鸿儒谈话后不久，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浦江饭店举行了开业典礼。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陆成立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向更纵深推进的标志性事件，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业无疑会被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