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包产到户

1979年1月29日，当世界把目光聚集在大洋彼岸邓小平的访美之旅时，在中国安徽肥西县小井庄，以往要休息到正月十五的村民们，正月初四就下地干活了。在热火朝天的劳作氛围中，人们的内心既喜悦又惶恐。没有人预料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春天将从中国广袤农村的田野上燃起希望，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作出最为生动的注脚。

四个多月前，山南镇黄花村在区委书记汤茂林的主持下，悄悄召开了一次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就是如何在1979年多打点粮食度过饥荒。此前一年，安徽省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除长江、淮河流域外，全省绝大多数河川断流，土地龟裂，全省受灾农田6 000多万亩，粮食严重减产。

大家最后商议的办法是“借地”给村民。每人借三分，谁种谁收，对外称为“四定一奖”（定土地、定产量、定工分、定工本费和超产奖励、减产赔偿），联工分不联产，对内则说明是包产到户、责任制。

同属山南镇的小井庄听到消息后，全村人员作出了更为大胆的决定，干脆把地分了，先干一年再说。龟裂的土地硬得连牛都犁不动，小井庄人就甩开锄头一点一点地锄开。一周时间，全村种下了70亩小麦和30亩油菜。不到一周，老天帮忙，连着下了两场及时雨，庄稼长得格外喜人。然而，“包产到户”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大字报不仅贴满了山南镇的街道，连小井庄的墙上也贴满了。一条标语写道：“筑防风墙，修拦水坝，坚决抵制肥西单干风”。不仅如此，一封状告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的信送到了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手上：汤茂林领导10万人到何处去？

在小井庄的村民忐忑不安之时，凤阳小岗村的农民们也在经受着相同的考验，不同的是他们的行为更为“悲壮”。18户村民不惜拿性命作赌注，在“包干书”上摁下了红手印。

1978年12月，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的上交（缴）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如今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这份“包干书”，据后来考证已不是当年的原件，但它却真实地反映了小岗人当年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它不由得让人感叹改革所走过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点突破，即使今天看来似乎理所当然，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竟是那样的举步维艰。

1979年2月6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山南的包产到户。在激烈的争论之后，万里提议将山南公社作为试点，年底总结，好就干下去，不好就收。万里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用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一锤定音。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让人感受到春风里扑面而来的寒流。文章认为正在进行的包产到户是倒退，会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给生产造成危害，“编者按”则明确要求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到户的地方，必须坚决纠正错误。

在一些人看来，包产到户就是复辟资本主义，“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一些邻近省份架着大喇叭对安徽广播，并刷出一幅幅大标语：“坚决反对安徽分田单干”。一些地方的农民停止了春耕，不敢再干下去。小井庄的人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但执拗的村民李祖忠却对此不理不睬，照常下地干活。

5月21日，正在地里忙碌的李祖忠接到通知，家里来了领导找他谈话。李祖忠心里顿时七上八下，快到家门，看到门口站着4名公安，更慌了神，自己寻思这回估计得判个三年五载。他没想到的是，找他谈话的正是万里书记，而万书记的第一句话竟是“分田单干是好事，你们走了第一步”。

面对外界的批评，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认为应当相信大多数群众的创造，不能硬要群众只能这样不能那样。他指示有关部门给《人民日报》写信，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当时的群众这样称赞“包干到户”：“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群众还编了首顺口溜：“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仓库。”

6月15日，正值麦收时节，万里来到凤阳，得知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后粮食产量由3万多斤一下提高到12万斤。面对心存顾虑的县委领导，万里坚定地说：“就让它干嘛，不就一个生产队吗？翻不了天。”

安徽的农村改革，在中央高层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整个形势相持不下，一位省委书记形容说：“一场拔河比赛，那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这一边是干部。”

实践的发展与理论的滞后形成了尖锐的矛盾，然而，事实胜于雄辩。从1966年开始，小井庄的粮食总产量一直是6万斤，被称为“老6万”。而1979年一年，小井庄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了6万斤，达到10万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