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位基金经理十年回忆：那时基金很难做

开盘即买入虹桥机场、上海汽车等25只股票，“我的价值投资理念那时超前了”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陈奕迅《十年》的歌词用在基金业十年发展之路上颇为贴切：十年之前，投资者不知基金为何物，第一只封闭式基金上市被爆炒至溢价100%。十年之后，基金既可以为投资者赚取100%年收益，也可以把基民的血汗钱跌到倒赔一半，基金经理也由之前的崇拜沦为现今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向左的极端和向右的极端总是孳生错误，其实市场更需要冷静反思。2008年10月，我们在即将搬迁的国泰基金办公旧址找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基金经理徐智麟，证券投资基金坎坷的十年路，在一位长者的陈述中向我们缓缓展开画卷。

第一位基金经理现年50岁教师出身

年过半百的徐智麟满头白发，为人和蔼。已身为国泰基金总经理助理的他目前仅负责公司的员工培训事宜，“很少过问投资的事了。”他谦虚地说，希望把锻炼的机会留给年轻人，“他们都很聪明，学历也很高，像我这样的学历和背景，如果现在来应聘国泰基金肯定会被拒之门外,我是赶上了好时候。”

现年50岁的徐智麟1990年就开始研究证券投资,教师出身的他注重数量分析，在当时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因此一开始就被打上了“学院派”的印记，就任基金金泰基金经理之前在国泰君安证券担任交易部副总。

1998年3月5日，基金业001号批文落在国泰基金名下，成为本土第一家获批的基金公司。同月27日，国泰旗下的基金金泰和南方旗下的基金开元（净值讨论)同时上市，徐智麟因担任基金金泰的基金经理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基金经理。

“我觉得自己运气不错。”徐智麟淡淡一笑。

十年前投资者是把基金当成新股来打

为了进一步寻找逝去的记忆，我们找到了基金金泰当时的发行公告，略显枯燥的文字带我们回到十年前：

该份金泰证券投资基金的发行及募集方案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基字[1998]7号文批准。公告落款日期为1998年3月16日。

不同于现在封基大部分份额被保险等机构投资者占据，当时基金金泰发行公告中明列“本基金只向个人投资者发行，任何机构不得以个人账户申购基金”。这在今天很多人听来是非常惊讶的。

“的确，证监会发展基金的初衷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个人投资者能参与其中，并且十年来一直在往这方向努力。”徐智麟在一旁向记者解开了疑惑。

一个星期之后的3月23日，A股市场首批两只公募封闭式基金——基金金泰和基金开元正式通过交易所系统网上发行，1600亿资金纷拥而至抢购这两只发行规模各只有20亿的新基金。

最后的发行结果显示基金金泰申购有效份额78262592000份，有效申购数1197867户，摇号抽签成为必然，最终的平均中签率仅为2.5%。

和现在新股发行一样，极低的中签率为基金金泰上市后火爆走势埋下伏笔。

1998年4月7日，基金金泰、基金开元分别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成为首批上市的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基金历史大幕由此拉开。

9：30分以1.01元价格发行的基金金泰开盘价即高达1.45元，当天收于1.41元，中签的投资者当天获益44%，俨然如今的中小盘股翻版。

可以想象当时投资者是把基金当成新股来打，上市后也是当成新股来炒。

此后金泰更是一度连续涨停，不到一个月时间，到5月5日，金泰在盘中创出了2.43元的最高价，累计涨幅高达141%，一个月内基金金泰成交过百亿，即便去年6月股市最亢奋时，该基金最高也只有40亿的成交量，可见当时两只封闭式基金受关注程度之高。“我的投资理念超前了”

经过3月23日发行后数日的中签、验资过程，3月27日中午国泰基金拿到了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的验资报告，这意味着中午1点开市，基金经理就可以买入股票。

与如今新基金迟迟不敢入市不同，徐智麟显得果断得多，回忆这历史性一刻，他至今激动不已：“一开盘我就发出了第一笔买入交易，第买入的股票都是我们早就研究确认下来的,总共大概有25只,包括虹桥机场和上海汽车等一批本地股。”

事实上在此之前，国泰基金已经作了详尽的研究和周密的准备，组建了研究员队伍，搭起了股票池，对所拟投资的股票有了一个初步的筛选。对于基金的具体操作风格，也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以价值发现为投资理念、崇尚价值投资、以被市场低估的价格和将被市场认同的趋向为入市契机、以稳健平稳的投资组合和较强的风险控制手段管理运作基金资产，以期为投资者赢得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

该理念在十年后的今天仍显主流，徐智麟并无感慨地向记者表示：“回过头来看，当时这种投资理念有些超前了，毕竟当时市场以资金推动为主流，但我们坚持下来了。”

基金地位两重天

时光飞逝，基金公司已发展壮大到60家规模，徐智麟认为本质上10年发展历程走来，基金公司在制度方面的变化并不明显，“一样的风控、一样的投资决策流程，只是现在的科技更为发达罢了，人员方面我们在当时也同样接受了监管部门的培训和考试。”

的确，证监会对于中国基金业设定的高起点有效地规范了之后十年基金发展道路，“管理部门在一开始对于基金公司的制度设计就相对完备，其他诸如公司架构的设立、从业人员的任职要求等都有明确的规范，基金公司的投研系统、稽核风控在当时已经搭架成形，各项法规也在逐步建立健全中”徐对于监管部门的严格把关表示了相当的肯定。

当然由于市场环境的不同，基金在当时市场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徐智麟向记者举例说：“比如调研，在20世纪90年代，上市公司对于接待基金调研并不热情，相反还有些不情愿或是抵触。同时，上市公司的股东意识、诚信责任都还处于起步阶段。”

记者之后就基金和上市公司的关系问及一些资历较深的基金经理，其中也有人表示：当时市场上有坐庄现象，但对于基金入驻的股票，这些庄都是避之不及，因此那些希望自己股票能在市场上有所表现的公司自然不希望基金来买。即使公司接待了调研，公开承诺的事项以后翻脸不认账也不少见，“这和现在情况相比，可谓天上人间。”徐智麟也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