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广东人精神”的现实基础——改革开放实践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结合我省的实际，当前就是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九届二次、三次全会的要求，弘扬和培育“新时期广东人精神”。

一、弘扬和培育“新时期广东人精神”的重大意义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精神，弘扬和培育“新时期广东人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弘扬和培育“新时期广东人精神”是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举措。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和精神风貌，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把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新时期广东人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当代广东的具体表现。广东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和改革开放的前沿地，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地理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历程，铸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广东人精神。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20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敢为人先、开放兼容、求真务实的广东人精神，成为推动广东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它不仅是广东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在我省，当前就是要大力弘扬和培育“新时期广东人精神”，就是要通过讨论、提炼、升华，使这种精神更加明晰起来、丰富起来，使这种精神成为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弘扬和培育“新时期广东人精神”是为广东新一轮改革发展提供精神支撑的现实需要。

20多年来，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人民勇立潮头，敢闯敢干、敢为人先、求真务实、艰苦创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实践和丰富着广东人精神，使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在新一轮改革发展的浪潮中，广东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新挑战，也面临着长江三角洲、京津塘地区迅猛崛起，全国各省市你追我赶、群雄逐鹿的竞争压力。但是，在已有的成绩面前，广东部分地区的一些干部群众滋生了小富即安、小富即满、贪图安逸、贪图享受的思想，一些人热衷于守摊子，固步自封，闯劲和冲劲不足，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弱化，缺乏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和再创大业的雄心壮志。这种精神状态和新一轮改革发展的要求极不相称，和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要求有着明显的差距，需要我们警醒。因此，弘扬和培育“新时期广东人精神”，为广东新一轮改革发展注入强劲的精神动力，为广东建设经济强省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成为广东战略发展十分迫切的现实需要。

（三）弘扬和培育“新时期广东人精神”是发展先进文化、建设文化大省的内在要求。

发展先进文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根据我省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省委九届二次全会作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重大部署。建设文化大省不仅要注重量的扩张，更要注重质的提升。不但要文化精品领先，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发达，文化设施一流，更重要的是要有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文化精神。因此，弘扬和培育“新时期广东人精神”理所当然成为文化大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省上下正在就推进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进行认真的调研和广泛的讨论，弘扬和培育“新时期广东人精神”对于掀起建设文化大省的热潮必将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和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新时期广东人精神”的基本内涵

“新时期广东人精神”是广东人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中华民族精神、岭南历史文化、改革开放实践和时代特征的综合反映和集中体现。

（一）“新时期广东人精神”的文化渊源——岭南文化传统。

岭南文化是在岭南地区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它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岭南地区的具体表现，同时又是在区域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品格的文化体系。广东人精神就是在岭南文化传统的长期浸润之下形成的、具有明显广东地域特色的精神品格。它的主要方面可以大略地概括如下：

——敢为人先。敢为人先、开拓进取是岭南文化的独特品格。岭南素有重商的传统，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需要敏锐地把握市场信息，需要不断开拓新的市场，这使得广东人较少保守、狭隘的小农意识，而较多竞争、进取精神。历史上，广东人也有着“闯世界”的眼光和气魄，有许多广东人漂洋过海，到外面的世界拼搏创业，或者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到别的国家进行商业贸易，在异国他乡开拓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在近现代革命斗争中，孙中山等一大批仁人志士敢于冲破封建主义的牢笼，勇于斗争，探索救国救民之路，更使敢为人先的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弘扬。

——开放兼容。岭南地区从汉唐时期开始便成为沟通中外的重要门户，即使在清朝厉行闭关政策的时期也是如此。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岭南文化逐渐形成了一种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放品格，在受到各种文化冲击时，能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接受、兼容。这使得广东人能灵敏地感受外面世界的变化，赶上时代的潮流，不断更新观念，不断接受外来新生事物，丰富文化的内涵与生活的内容。表现在社会心理与民众习俗上，便是古与今、中与西“大融合”，不同的生活方式与习俗，能很快地与当地的生活结合起来。

——勤勉务实。历史上，岭南地区由于交通不便，远离封建政治中心，重政治轻经济、重农轻商的文化传统在岭南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弱，广东人也很少受到曾一度盛行的玄谈风气的浸染。岭南文化的重商特征在文化氛围、社会心理与价值观念上表现得相当明显，近代岭南地区有影响的思想家的思想体系较多带有经世致用的倾向，这对广东人勤勉实干、不尚空谈的务实精神的形成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变革求新。中国的近代史始于广东。鸦片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中国变革图强、改良求新的思想文化运动和社会浪潮。对于“落后就要挨打”有着更为深切感受的广东，涌现出了一大批最早放眼看世界、站在斗争前列的杰出人物。从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的兴起，到康有为、梁启超推动维新变法，直至孙中山确立“三民主义”的学说、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变革求新的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猛烈地冲击着封建文化传统和封建专制制度，也在岭南文化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使岭南文化更加富有改革和革命精神。

（二）“新时期广东人精神”的现实基础——改革开放实践。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20多年来，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人民，大胆探索，大胆创新，大胆实践，谱写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篇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为“新时期广东人精神”的发展提供了广阔背景和现实基础，使广东人精神在深化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学习国外优秀文化成果中逐步得到丰富、优化和提升，产生了崭新的精神特质，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它的主要方面可以大略地概括如下：

——效率意识。市场经济主体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和利益，就必须在同一时间内、以最少的消耗创造出尽可能大的价值总量；同时，市场状况变化万千，机会稍纵即逝。所以，在商品交换较发达的地区，效率是获取更多利润、抓住机遇的关键。这就催生了广东人强烈的时间和效率意识，加快工作节奏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提高工作效率成为人们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初期广东人便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著名口号。

——创新意识。在市场机制下，人们要在竞争中站稳脚跟，实现自己的理想，获取自己的利益，“等、靠、要”是行不通的，必须充分发挥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开拓进取，勇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人民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为先导，率先探索发展商品经济，率先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率先朝着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迈进，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的佳绩。“敢饮头啖汤”成为新时期广东人精神的形象描述。

——竞争意识。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而价值规律作用的直接结果就是竞争，在激烈的竞争中优胜劣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表现形式之一。商品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及其所培育起来的环境，培育了广东人强烈的竞争意识。竞争意识是广东人敢于在艰苦的、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拼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底蕴和内在的精神支柱，也是在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体现当代广东人精神的重要文化因素。

——平等意识。市场经济要求商品交换的主体之间彼此平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商品经营者有资格和权利独立地从事自己的经济活动，不同的商品生产和经营主体之间才能真正具有权利和义务的平等，经济交往活动也才能正常地进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平等意识不仅在商品经济活动中逐步发展起来，而且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文化观念，也成了广东人精神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信用意识。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不同的利益主体就必须共同遵守相关的协议或规则，讲信用，重承诺。在商品经济活动中，信用是保护商业和经济利益的有效武器,信用是支撑经济发展的一种长远的战略资源，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要坚持诚信为本。广东人在长期的商品经济发展中所积累和形成的信用意识，不仅为广东的改革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而且也使之成为广东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治意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社会主义社会是民主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民主与法制建设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也是促进民主法制建设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商品经济发展有着悠久历史的广东，民主和法制建设也一样走在全国的前列，基层民主、经济社会立法等等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民主法治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岭南文化和广东人精神中日益凸显的亮点。

（三）“新时期广东人精神”的主要内容——敢为人先、求真务实、开放兼容、守法诚信。

按照历史与现实、时代与未来、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要求来把握“新时期广东人精神”，可以将其主要内容归纳概括为：敢为人先、求真务实、开放兼容、守法诚信。

——敢为人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含义：一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敢于打破框框和思想束缚，以思想理论创新作为行动的先导。二是勇于实践，大胆创新，不是仅仅停留在思想上、观念上，而是重在落实到行动上、实践中，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善于形成新思路、采取新举措、创造新业绩。三是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自满，不松懈，不停步，敢于自我超越，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

——求真务实。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含义：一是追求真理，相信科学，崇尚理性，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迷信，不盲从，不附和。二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不照搬照抄，反对教条主义。三是讲求实效，追求效率，不尚空谈，不摆花架子，不搞形式主义。

——开放兼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含义：一是视野开阔，胸襟宽广，能够以开放的姿态和健康的心态来接受外来新鲜事物，不封闭，不保守。二是兼收并蓄，择善而从，善于博采众长，善于学习，学习别人的长处，借鉴别人的经验。三是宽宏大度，尊重他人的尊严和权利，以平和的心态对人对事，乐于助人，乐于奉献。

——守法诚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含义：一是遵纪守法，依法办事。二是具有规则理性，遵循社会公共生活的守则。三是诚实守信，言行一致，具有契约意识，自觉承担责任和义务，重承诺，重信誉，不欺诈，不背叛。

三、弘扬和培育“新时期广东人精神”的对策措施

弘扬和培育“新时期广东人精神”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在抓宣传、抓教育、抓实践三个方面下功夫。

（一）广泛宣传。

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多种层次的宣传，使“新时期广东人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一是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组织省内社科理论专家和实际工作者，开展理论研讨、撰写理论文章，出版学习读本，阐明“新时期广东人精神”的本质和内涵，阐述弘扬和培育“新时期广东人精神”对于促进经济强省和文化大省建设的意义和作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理解和接受“新时期广东人精神”。二是加强舆论宣传。发挥报纸、刊物、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各种媒体的优势，开展系列宣传报道，为弘扬和培育“新时期广东人精神”营造浓郁的舆论氛围。三是加强社会宣传。运用户外公益宣传广告、电视公益广告、基层宣传栏、宣传墙报等多种载体，扩大宣传的覆盖面。

（二）深化教育。

通过教育引导，使“新时期广东人精神”内化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一是把“新时期广东人精神”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全过程。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的作用，把“新时期广东人精神”教育的内容分解、融汇到学校德育、历史、语言文字等各相关学科的课堂教学之中；通过编写省情教育乡土教材、建立教育基地、开展团日、队日活动等多种手段和形式，增强教育的效果。二是把“新时期广东人精神”教育贯穿到精神文明建设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之中。在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文明社区中突出“新时期广东人精神”教育的内涵，把弘扬和培育“新时期广东人精神”作为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渗透到各项创建活动之中，纳入到各项创建成果和考核体系之中。三是重视发挥文艺在弘扬和培育“新时期广东人精神”方面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创作生产一批反映“新时期广东人精神”的文学、影视作品和歌曲，组织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寓教于文、寓教于乐，以优秀的作品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三）深入实践。

“新时期广东人精神”产生和形成于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弘扬和培育“新时期广东人精神”也必须落实到广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通过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开展“弘扬‘新时期广东人精神’，争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创业者”实践活动，使“新时期广东人精神”得到提升，转化为精神动力。一是创业实践。推出一批“广东创业之星”，介绍他们的创业奋斗史，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积极投身广东二次创业的实践。二是道德实践。把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和弘扬、培育“新时期广东人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把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落实到“立志、立德、立规、立业”的具体实践中，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道德追求。三是改进作风实践。在党政机关开展以“创新观念、创新体制、创新服务、优化发展环境”为主题的“机关作风建设年”活动，创建“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机关，引导党员干部贯彻落实省委九届三次全会提出的“五个力戒”的要求，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思想作风抓好工作落实，为弘扬和培育“新时期广东人精神”作出榜样。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网）

作者：顾作义、张子兴、董玉整、方真、魏安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