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前55名厂长联名信吁松绑　国企改革在榕破题

与翁亨进面对面，记者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是一位共和国的同龄人。他的眼神透着一股豪迈，让人觉得联名呼吁“请给我们‘松绑’”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我是地道的‘红旗牌’，最听话了。”翁亨进对记者笑言。为了这次访谈，他特地从南平赶到福州，“蹭蹭蹭”爬上六楼，风风火火进了家门。

作为当年要求给企业“松绑放权”的重要参与者之一，老翁最近先后接受了中央文献办以及省、市媒体的采访。这回的访谈，是“红旗牌”老翁第三次从南平赶回福州。

交流会开成诉苦会

提起24年前的那场壮举，翁亨进仍激动不已。那个春意盎然的3月24日，时任邵武丝绸厂厂长的他，在福州二化工厂参加了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

召开这场会议的初衷是让各位厂长（经理）“交流经验，再接再厉”。没想到，交流会开成了“诉苦会”。

1984年，改革开放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众多的条条框框依然束缚着国有企业。渴望给企业“松绑”的呼声一触即发——

翁亨进回忆说：“‘诉苦会’的导火线来自福日公司总经理游挺岩的经验介绍。作为总经理，他能自主招聘人才，产品能按市场需求自主生产，自主定价销售，从而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我们管理的人少说也有几千号，也是一个小社会，一个小‘市长’。为什么国有企业干不过人家合资企业？”

“我们这些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听了又失落，又不服气。”翁亨进说，“但不服气又有什么办法？我们的企业不能任命中层干部，不能自已招工，连盖一座厕所都要上报。”

会上，同病相怜的厂长（经理）们七嘴八舌，越说越激动。大家普遍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国有企业的体制应该有所突破。

翁亨进说，可提到“松绑”还是有人担心“这是不是向党要权”。经过慎重考虑，大家认为，只要于国家于企业有利，都是出于公心。

“松绑放权”成为里程碑

会上，时任福建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黄文麟抓住契机，因势利导，希望大家放开思维，并召集各组组长开会，归纳总结。由最年轻的翁亨进记录整理，就企业人事权、经营权、干部制度改革、厂长权力等5个方面的问题，向省委起草了一封呼吁信。55位厂长（经理）在信上签了名，连夜送到时任省委书记的项南手里。

“当时，我们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结果，”翁亨进说，“项南同志看了信后立即批示‘言辞恳切，令人感动，不改革不行了’。第二天《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我们的信，并配发了编者按。我们看了报纸又高兴，又感动。”

随后，省委组织部就决定在企业人事任免、干部制度改革、厂长权力等3方面给企业“松绑放权”。紧接着，全省9个地（市）厅局，陆续下发文件，支持“松绑放权”。一周后，《人民日报》报道了55位厂长（经理）呼吁“松绑放权”的消息，全国各地报刊电台相继转载，并对福建的国企改革大加赞赏。

过了两个月，国家体改委、经委邀请其中5位厂长到北京参加座谈会，并出台了《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试行条例》。1985年确定，今后每年的3月24日为全国企业家活动日。“松绑放权”成了中国企业改革的一座里程碑。

改革就是不让人混日子了

会后，翁亨进迫不及待赶回丝绸厂，召开了全体员工大会。

会议决定，副厂长任命由厂长提名，自主任命中层干部；打破工人等级工资制，推行生产计件工资；完成上面的计划任务后，产品实行以销定产，新产品有自行定价权。他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得到了全厂4000工人及家属的热烈拥护。

“责任制落实了，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当年该厂的经济效益几乎直线上升。”翁亨进说，“企业改革的结果是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职工得小头。虽然是小头，但对职工的激励是很大的，混日子的人没有了。”

1988年，翁亨进调任省经委工作，1997年从省纺织工业公司副总经理的位置上内退。这些年来，他先后涉足纺织企业、房地产业。

说到过去，他深有感触：“这些年来，我总坚持一个信念：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