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工作会议最具体、最重要的成果

　　关于平反冤假错案

　　这里要提一下叶在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方面做的工作。

　　人民日报社搞了个内参叫《情况汇编》，1977年11月底，《情况汇编》把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写的大字报汇集起来，编成名为“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的材料，以人民日报社党委的名义，报送叶剑英和耿飚。

　　之后，叶在1977年12月初的一次常委会上，提到中组部老干部对部长郭玉峰的强烈批评意见，并说：“现在冤假错案申诉太多了，要找个包公来判案。”

　　这就是在常委会上，叶、邓共同提出由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由来。

　　胡大刀阔斧拨乱反正、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功不可没！

　　“于书”指出，当时虽然解放了大批干部，但“两个凡是”令许多重大案件得不到解决。我认为此言并不完全合乎当时的情况。

　　大批干部得以解放，重上领导岗位，特别是又改组了中组部领导班子，本身就给“于书”所指出的“反对‘两个凡是’主要针对的是平反‘天安门事件’和历史冤案两大问题”的解决打下了政治和组织基础。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胡耀邦就部署中组部对“六十一人叛徒案”、彭德怀案、陶铸案等重大案件，着手复查审理。

　　对刘少奇同志冤案的平反复查工作，中组部在1978年11月份也着手准备进行。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中组部开始处理历史上“反右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这是牵涉到人民大众，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的头等大事。

　　历史上那个“反右”也是一场大劫难，绝不仅是扩大化而已。平反右派功德无量，人民不会忘记。

　　至于平反历史冤案和解放干部的问题，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发言后，第二天胡耀邦就以中央组织部长的身份，全面介绍了这方面的工作情况，甚至明确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间表。组织部长的发言应具有相当的分量和影响，党史文献和党史研究部门似有意忽略了。

　　其实，包括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提出的那几个冤假错案，胡都已做了相应的平反准备工作，在陈云同志提出来不久就宣布平反了。

　　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快？！

　　关于“真理标准”一文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那就离不开胡耀邦的作用和贡献了。

　　叶是一直反对“两个凡是”的，也是中央常委中率先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文章（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于书”中也多次提到了。

　　那时，胡耀邦是通过冯文彬同志直接与叶联系的。冯文彬早年在中央苏区时，与叶帅就熟悉，此时他与胡耀邦在一起工作。

　　冯文彬同志经常来叶驻地向叶汇报，叶对胡耀邦的工作均予以有力的支持。对“真理标准”文章，叶是最早看到并明确予以支持的，他还让我们注意各方面的反应。吴冷西对“真理标准”一文的指责以及汪东兴所持的立场，我们都及时向叶汇报了。

　　关于《红旗》杂志组织写的《重温〈实践论〉》（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篇文章）一文，“于书”提到，是叶特地在常委会上提出来并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公开摆出来谈谈。

　　在这里补正一点，关于《红旗》的文章，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提出了六条不同意见，认为这是维护“两个凡是”观点和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胡乔木秘书朱佳木把哲学所的意见交给我，让我转“叶、邓”审阅。我即送邓办王瑞林秘书，留交王秘书处理。随后，我又将之送交叶办王文理秘书，王秘书说，太好了，正好首长交待我们对《重温〈实践论〉》都要看一看，提出看法和意见。

　　我请王文理将该文立即送叶审阅。

　　这就是叶就《重温〈实践论〉》在常委会提出开理论务虚会的由来。

　　《重温〈实践论〉》最后未能发表，也是因叶提出不同意见，汪表态不予发表了之。这应是叶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有力证明。

　　反对“凡是”及组织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除了胡耀邦等外，应着重提及的还有耿飚同志和王震同志。作为宣传口负责人的耿飚同志，在《人民日报》要发表“两个凡是”社论时就明确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立场鲜明，态度明确。这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单位成为反对“两个凡是”、展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坚强阵地的原因之一。

　　王震同志几乎是走街串巷地找老同志交换意见，他多次找叶表达了对“两个凡是”的不同意见，其激动的神情至今令我记忆犹新，像个“角斗士”。因此说，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讨论，是党的领导集体以及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

　　关于华国锋同志

　　关于华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态度，可见胡德平的回忆文章（《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财经》2008年第9期）。胡德平说，在“真理标准”一文发表一个月后，《理论动态》又发表了一篇《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篇文章胡看了五遍，华看了两遍。

　　胡德平的文章还提到，王任重问华，关于“真理标准”一文是怎么一回事，华回答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可见，华对“真理标准”一文的态度与汪是不一致的。

　　胡绩伟在他的回忆文章中也曾说过，当汪严词批评他们时，华在场，但没有表态赞同，他因此没有感到太大压力。

　　实事求是而论，从“十一大”到“三中全会”，在开展反对“两个凡是”、拨乱反正、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等方面，华的认识也在自觉或不自觉中逐步有所改变和进步。他是很谨慎的，从未在公开场合做过不合时宜的表态。他能意识到大势所趋，面对现实。如对已成“不争之议”的“天安门事件”，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初，他就布置北京市予以平反。

　　华犯的“两个凡是”的错误，如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究其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恐怕更有教益。“凡是”问题，在党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由来已久。

　　柯庆施在“文革”前就有句所谓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在“文革”期间，“凡是”达到顶峰。即使是像邓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同“四人帮”斗争的时候，也不得不曾以“三项指示为纲”这个“凡是”去抗衡“阶级斗争为纲”那个“凡是”，当然，这是一种斗争的智慧了。反对“两个凡是”，实质上是反对毛主席的晚年错误，纠正毛主席晚年犯的错误，只不过那时都还不敢揭开这层面纱。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指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

　　至于华的所谓“洋跃进”错误，也要实事求是。

　　最近看到陈锦华同志谈“洋跃进”问题的谈话，他指出，正因为这种指责，造成原来准备上马的22个大型项目大部分下马，宝钢成为“靶子”，被迫下马后，又不得不来个分期建设。

　　邓小平后来也说，不要再提“洋跃进”了，与1958年的“大跃进”不是一码事。

　　这实际上为华国锋犯的所谓“洋跃进”的错误平了反。

　　“于书”中考证了“三中全会”的来龙去脉。其实，会议的主题和成果，是历史潮流发展的必然，是党的领导集体的共识。如党的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工作为中心，这当然是邓、叶，也包括华在内的中央常委集体的共识。

　　邓小平是1978年11月14日晚上从新加坡出访回京的。回国后，他到军科二号楼与叶畅谈，他对中央工作会议的进展十分满意。邓提出：“现在的宣传有问题，宣传华国锋，抬轿子都抬过河去了，我们现在要强调反对突出宣传个人，党是集体领导，要吸取‘文化大革命’把主席抬到至高无上地位的教训。”叶表示完全同意。两个老聋子说话，声音很大。

　　随后，邓在常委会上把这个意见提了出来，华及各中央常委接受了这个意见。于是就有了华在闭幕式讲话中的这段话：“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再写华主席、党中央了，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希望文艺作品多创作歌颂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与工农兵英雄事迹，不要宣传我个人，党是集体领导……要多宣传老同志。”

　　后来，中央还专门发了不要突出宣传个人的文件。反对突出宣传个人这一思想，应是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对党的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在党内已是不争之议，不必等邓回来了，因为大家都清楚邓的立场。但是，有些人却非要把此事归功到个别人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这似乎太牵强了。

　　就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而言，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的第一天，即11月11日，谭震林、傅崇碧、李昌、陈再道等同志就在发言中提出来了；第二天，即11月12日，吕正操、陈国栋、金如柏、姚依林等同志也提了同样的问题。

　　陈云同志在11月12日的小组发言中提出了六个历史遗留问题，其中包括“天安门事件”问题。按陈云同志的说法，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他就“密见”了叶帅，两人充分交换了意见；并说叶还跟他谈到了人事问题。可以说，陈云同志在小组会上讲的内容，叶是了解的。正如“于书”中所指出的，以陈云在党内的资深地位，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在与会者中激起了重大反响。

　　在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陈云一直在杭州休养（住柳浪闻莺，原“谢家花园”），我拉着刘诗昆的亲属们去杭州，恰好也住该处。张秀夫同志（时任浙江省委警卫、接待处处长）告诉陈云我来了，他老人家就约我谈话。

　　我将北京发生的事情较详细地报告给他，反对“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平反冤假错案等等问题，差点没赶上七点半返回上海的火车。尽管陈云同志因在杭州对北京发生的新情况还是比较闭塞，但是他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平反冤假错案的立场是旗帜鲜明的。对于“于书”及其他一些人提出的，关于陈云的发言冲破了中央常委集体领导对会议设定的框框，起到了扭转议题的重大作用问题，本人认为，中央工作会议原本就有首先拿出3天时间来讨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议题，讨论中当然会涉及到重点转移会遇到什么问题的话题。陈云等老同志就是按此议题发言的，因此，说会议设定了框框似与事实不符。

　　导致会议议题扭转的原因，恰恰应是中央常委通过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一重大决定。此举令与会者及全党、全国人民为之欢呼和振奋，激起与会者放下了包袱，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与会者既直言批评“两个凡是”及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犯错误的同志，又对在“天安门事件”和“文革”中犯错误同志提出了批评，从而展开了热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既解决了思想认识及政治路线的争议，又促进了平反“文革”和历史遗留下来的冤案；同时还在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进行批评的基础上，顺利地实现了党中央领导的人事变动，确立了邓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这应是三中全会最具体、最重要的成果。

　　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来往联络于各常委之间，华、叶、邓三位常委讲话稿的起草工作他都参与了，实际上扮演了秘书长的角色，似还兼顾了会务工作，应该说胡耀邦对三中全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中央工作会议开会之初，王震出访英国。回国后，他对会议的进展感到十分振奋，前往军科二号楼拜会叶。他提出陈云同志应回到政治局，叶回答道：“你们在台下讲，我在台上呼应。”

　　王震是第一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陈云同志应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上的发言者。

　　他是“串联专家”，经常来往于叶、邓、陈等老同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