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门搞建设，经济走进死胡同

经过“文革”十年浩劫，我国经济已处于千疮百孔、捉襟见肘的地步，人民生活十分困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段经济恢复，195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是4.7%，1978年则下降到1%。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1976年全国职工(含国有、集体)平均工资为575元，低于1966年的583元。城镇职工工资不但十几年没有上调，实际生活水平反而下降，全国农村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从绝对值来说，1976年(GDP为4704亿元)全国人民工作365天只相当于2007年(GDP为24.7万亿元)工作1周的GDP。1976年全国工业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只有1965年的一半，亏损企业占1/3。1976年的进出口额仅134亿美元，外汇储备仅5.8亿美元。

以上这些数字，固然已足以在宏观上描绘当时的经济困境，但还不能具体反映当时人民生活的实际困难情况，特别是对青年人更是如此。对于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那时的情景难以忘却。首先，由于物资的短缺，几乎所有的重要物资都实行限量供应。生产资料是实行计划分配，柴、米、油、盐等生活物资则是凭票证限量购买，各种供应票证达六七十种之多。

吃饭要粮票　粮票对青年人已经是一个很陌生的词汇。可是，对我们这些用过几十年粮票的人来说，都有一些难忘的记忆。

为什么会出现粮票？还得从解放初期说起。那时我在上海念书。当时国民党刚从大陆溃逃台湾，但反攻大陆之心不死，从军事上、经济上采取各种公开和秘密手段，千方百计对我们进行破坏，并妄言“共产党能打下上海，但治理不了上海，不久他们就会知难而退”。他们所用各种破坏手段中重要的一种，就是国民党潜伏特务与奸商勾结破坏粮食供应。记得当时由于奸商大量收购囤积本来就十分短缺的粮食，不但使居民购粮十分困难，而且粮价飞涨。为解决这一问题，党和政府一方面打击奸商，另一方面从各地向上海紧急调粮投放市场，使囤积粮食的奸商顶不住了，不得不跟进抛售。这样总算渡过了这一难关，使我们有了从长计议的时间。

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标志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全面展开，急剧扩大了城市和工业对商品粮的需求量。为解决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保障人民生活，1953年11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其中规定：在城市，对机关、团体、学校、企业等人员，可通过其组织，进行供应；对一般市民，可发给购粮证，凭证购买，或暂凭户口本购买。1955年又制定实施了《市镇居民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粮票作为此项政策的配套措施，于同年11月正式印制使用。粮票种类分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只有全国粮票可在全国范围通用。

粮票的使用，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对保证居民的口粮供应起过重要作用，但也带来了许多麻烦。特别是在“文革”中，粮食配给本来就比较紧张，又动员大家“主动”要求减少配给数量，人们生活就更加困难了。例如，对不同职业和岗位的人群，要核定不同定量标准和各种粮食的比例，男性女性还有差别。粮票以地方为主，只能在当地指定的粮店凭户口本发放，如果要到外地出差，还要由单位开介绍信去兑换全国通用粮票。地方粮票定期使用，过期作废，而全国粮票无时间限制，因此居民都想方设法把节省的地方粮票，兑换成全国粮票加以保存。这样全国粮票无形中就变成一种“有价证券”，记得当时一斤全国粮票可以换一个鸡蛋，几斤全国粮票可以换一个当时很时髦的塑料盆等等。

有一位外国大公司的高层领导就同我讲述过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他曾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汉语，由于他喜爱中国文化，课余时间就骑自行车外出请人教他书法。有一次，下课时天色已晚，饥肠辘辘，他骑车回校途经东单，看到一家饭馆，想买几个包子充饥。当他拿出钱要买时，服务员向他要粮票。他说：我是外国人，没有粮票。服务员说，外国人也要粮票。这位外国朋友会说中国话，还继续同他理论说：前几天我在另一家饭馆吃饭，他们就没有向我要粮票。岂知这位服务员很讲原则，用现在的词汇可以叫做坚持“国民待遇”，对他说，他们要不要我管不着，我们这里就是要粮票。正好当时旁边有另一位买包子的人看到他们在“讨价还价”，就慷慨地拿出几两粮票送给他，帮他解决了“燃眉之急”。据这位朋友说，因为他未见过粮票，感到很新鲜，当时他没有舍得用完，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呢。他还说，虽然已过去很多年了，他仍记得那是一位瘦瘦的中年人，可惜当时没有问他的姓名，否则真应设法感谢他一番呢。他的这段经历对我们来说，当时实在不足为奇，可对一位外国人来说，的确还不失为一件难忘的趣事。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粮食大幅增产，特别是农产品经营和购销体制的改革，粮食凭票限量供应的制度才取消，粮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食品凭票证限量供应的还不只是粮食，食用油、肉、鸡蛋、煤等也是凭票、凭本供应。新鲜鱼在北京市场基本上看不到，咸带鱼只能碰运气才能买到。每当快到冬季，街道就组织居民限量购买过冬储存的大白菜等等。不少日用品如肥皂等也凭票证限量供应。

穿衣要布票　说到穿衣，当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布票，每人配给的数量很少，只有结婚、丧葬才能一次性地增加一点供应量。因此，当时连面粉袋、进口化肥的化纤布袋都拼缝起来做被里使用。布料的花色也很单调，无非是草绿色（军服）、蓝色、灰色、黑色，春秋季能做一件浅灰的布料中山装就觉得挺神气了。“文革”刚结束时妇女开始穿花衬衫，所谓花衬衫，实际上不过是在白布上印一些红、黄、蓝、咖啡色的小圆点而已。那时，一般干部和知识分子出国的机会很少，出国的服装都是借的。一些有外事活动的单位，集体做几套服装，像道具一样，谁出国或有外事活动就谁穿，回来后立即归还。对穿衣来说还不只是衣料限量问题。由于当时成衣的尺码档次很少，很难买到合身的衣服，因此除了自己缝制外，主要靠到裁缝店去做。当然，衣服打个补丁，补个袜子，缝个被子等都得自己动手，这是大家必须学会的“基本功”。但那时到裁缝店做衣服也并非易事，我就有过这样一段遭遇。

三级服装加工部　1978年的初春，我需要买一件夏天穿的短袖衬衣，在北京一连跑了七家商店，竟然买不到一件合适的。我的夫人建议说：“别再跑了，还是买块料子找个裁缝店去做吧。”于是我们买了一块仿绸料子，去找个地方做。谁知从西单找到甘家口，都说他们做不了。原因是说我是特殊体型，他们只能做标准体型的。这使我非常纳闷，我真不知道自己的体型“特”在哪里。想来想去无非稍微胖一些，可对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来说，胖得并不过分。这时真感到非常无奈，衣服买也买不到，做也做不了，总不能光膀子吧。没有其他办法，只好继续“奋斗”，锲而不舍地再去找。到了四道口，终于找到一家说可以做的裁缝店，当时真有点喜出望外。裁缝师傅为我量好了尺寸，把尺寸单的副页夹在料子里，算是手续办理完毕。我便问他什么时候来取？回答说11月。这使我着实吃了一惊，心想做这么一件衣服怎么会要大半年的时间呢？便同他商量说：“您看，我这衣服是夏天要穿的，11月才能拿，都到冬天了，能不能请你们帮忙赶一赶。”他很干脆地说“不行。你看，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接的活儿都快要堆到屋顶了，怎么做得过来呀？”我一看，他说的也确是实话，便向他建议说：“既然活儿这么多，为什么不多找几个人呢？”“多找几个人，您说得倒轻巧，您是劳动局长吗？”经他这么一说，我方才恍然大悟，才想起增加劳动指标不是那么容易批的，当然也就彻底失望了，只好要回衣料继续去碰运气。兜了一个大圈子后，到了王府井东安市场，在市场的西北门口有一家绸缎店，便信步走进去随便看看。忽然发现店内挂了一个可以做衣服的横幅，心里高兴地想，终于又找到一家，便问他们像我这样的体型的衣服能不能做，答复说可以，但同时营业员指着那横幅，让我看一看。我抬头仔细一看，那红布上粘的白纸剪的字是：“三级服装加工部”。我不懂是什么意思，便请他解释一下。回答说：“‘三级服装加工部’的意思，就是加工技术水平低，也就是说做坏了不赔。”这种“坦率”真叫人哭笑不得，然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还是硬着头皮问了他一句：“你们总不会故意给做坏了吧？”他的回答是：“当然不会。”这倒也给我增添了几分信心，于是量好尺寸，办好手续，取衣的时间也还算说得过去。总算带着“天无绝人之路”的感觉，高兴地回家了。过了一段时间，约定的取衣时间到了，先后去取了两次，都说还没有做好。按照第三次约定的时间又去取衣。记得那天还下着雨，是打着伞去取的。我问他们做好没有？查了一下说做好了，便取出让我试一下。我一看，口袋、袖口和下摆缝的线全都是波浪形的，再一试更糟糕，衣服大得像日本人穿的和服。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便同他们理论起来。我说：“你们看看，这衣服怎么穿呀？再说你们缝的‘波浪线’如果在衣服里面倒也算了，全在外面缝得这样弯弯曲曲的，多难看呀！”谁知他们不但无一点歉意，还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早就告诉您，这里是‘三级服装加工部’，做坏了不赔，您硬要在我们这里做，现在又埋怨我们做坏了。”听了他们这番话，我自知“理亏”，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并非硬要在他们这个“三级服装加工部”做衣服，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我再也无言可对，只好拿着这件实在不能穿的衣服，颓然走出这家“三级服装加工部”。

我讲的这是一个发生在30年前亲身经历的故事，现在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也许有些青年人根本听不懂。的确，不要说青年人，就是我自己现在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可这的确是曾经发生过并带有普遍性的事实。

房子越住越小　说到住房，更是不堪回首。回想解放初期，我大学毕业到长春参加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虽然当时条件很苦，天气又冷，但是我们党尊重知识、爱护人才的干部政策，使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感到无比温暖，大家积极性很高，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在建设工厂的同时，一栋一栋的职工宿舍拔地而起，在大小不一的单元公寓房中不仅有厨房、厕所，有热水、淋浴，还有木质地板。开始我们都不敢想象这是为职工们建的。然而，当我24岁结婚时，厂里就分配给我们一套这样的两居室单元房。像江泽民同志当时是处级干部（当时一汽的干部比地方高半级，他享受地市级待遇），住的条件就更好了，是大屋顶的公寓楼。这样的住房条件，使我们内心深处更加体会到社会主义的优越。不过好景不长，我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调离一汽后，到80年代初，不但居住条件每况愈下，还住过“干打垒”、农村的“简易房”、“筒子楼”、“办公室”等等。我相信我的居住情况当时还不算是最差的，有不少职工结婚多年仍长期住单身宿舍，很多年连“筒子楼”都住不上的也大有人在。据统计，1977年我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3.6平方米，居然低于1952年的人均4.5平方米的水平，可见当年的住房问题是多么严重。改革开放30年，住房条件有了很大改善，2007年底，城市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已达28平方米。

出行难　说到行，当时出门不叫乘车，叫挤车，挤公共汽车，挤火车。我乘过最挤的火车，站着的人挤人，连空隙都没有。我的夫人为挤公共汽车被人挤倒，还摔断过骨头。路不太远自然是骑自行车，平时骑车还好，冬天也是怪冷的，所以白纱布缝制的大口罩就成为必备品。骑自行车也并非没有危险，特别是路灯昏暗的地方，不小心也会出乱子。有一次晚间我骑车经过一条小街，一不小心碰上了一个半开的下水道井盖，摔得我人仰马翻，幸好还未伤筋动骨。后来，我设法弄到一张自行车票，花了180元买了一辆带磨电灯的永久牌自行车。但骑了没有多久，可能因为这辆车太有诱惑力，竟被小偷偷走了，让我心疼了好一阵子。

当时我国的汽车很少，卡车主要是一汽生产，二汽刚投产不久，产量还不大。由于卡车长期严重供不应求，而一汽每年获得的利润，基本上都上缴国家用于其他项目的建设，工厂本身难以进行产品更新和扩大再生产，在这种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各地不得不自己仿造“解放”牌卡车。当然，他们不用“解放”牌而换上了自己的“品牌”。由于投资和技术有限，产量、质量和效益自然很差。1978年第一机械工业部让我负责调查全国汽车工业的状况，以便制定整顿和发展汽车工业的规划。在调查中，我发现全国除西藏外，几乎每个省、区、市都有所谓的“汽车制造厂”。各地办的汽车厂，生产规模小的年产只有几十辆，一般也就几百辆、千把辆，而实际上多数是外购一些包括残次品在内的零部件拼装的。这种“小、散、乱、差”的状况，不但给国家资源造成极大浪费，生产出的汽车基本上也是不合格的，污染环境，也很不安全。有一件事让人觉得特别好笑。某城市仿造的“解放”牌卡车，商标是“永向前”，我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这种车子看起来不怎么样，名字倒有点意思，勇往直前。”我话音刚落，同行的同志就对我说：“他们的商标真的是名副其实，他们生产的车子，没有倒挡，只能向前开，不能往后退。”当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拖拉机极少在田间作业，而是在公路上跑运输，效率更低，安全性更差，污染更大,使用成本更高，是对社会资源的很大浪费。轿车产量更少，主要是上海牌轿车和北京吉普。当时，我国的汽车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与国外汽车相比都有很大差距，再加上当时“汽车厂”林立，无序发展，对能源和资源也造成很大浪费。现在我国汽车工业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已取得惊人发展，虽然随之也带来了一些能源、交通和环境等方面的问题，但这是发展进步中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也是寻求新的科技和政策、法规可以解决的问题。

理发的烦恼　理发，比起衣食住行来虽还算不上大事，但也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必需。在那个时代，凡是中年人大都有过理发烦恼的经历，主要是每次理发都要排队等待很长时间。20世纪70年代，我在工厂里当领导，当时办工厂就是办社会，特别是在偏僻的山沟里更是如此。办社会当然也少不了要办理发室。包括我在内的职工们，对那时的理发室意见可不小，不但排队等待的时间很长，而且理发时浪费的时间也很长。如果听说厂里给职工弄来什么难买到的鱼、肉、菜等，或自己有什么事，理发员竟会丢下理了一半头的职工，跑出去办自己的事。弄得去理发的职工无可奈何，怨声载道。后来我看这样下去实在不像话，想了一个“月评月奖”的办法，每月开一次评奖会，大家来个自报公议，评上先进的理发员发给奖金。希望通过奖励先进来改进服务态度，提高工作效率。谁知事与愿违，每次评奖时，大家是“当仁不让”，谁也不甘“落后”，有时甚至还争得面红耳赤，把“月评月奖”弄成“越评越僵”，难以为继。可奖金一发，要取消就难了，最后只好把奖金平均分配给大家了事，而理发排队的情况却依然如故，职工对理发的牢骚也丝毫未减。后来又想了一个办法，实行“计件工资制”，理发员的工资按理发的数量来计算。这个办法一实行，立刻见效，排队等待的现象大大减少了，理发员的效率也空前提高。可是，出现了“高速切削”式的理发，使理发质量也空前下降。有的职工到我这里来“告状”时，不待他申诉，我一看他的头发被推成一个“锅盖头”，就已经又好气又好笑。后来又不得不给理发员规定每天理发的上限，即一天理发最多不能超过几个人，超过限额的不计工资，目的是想遏制他们“高速切削”。然而这个办法仍不见效，他们还是“高速切削”，“切”完后，提前收工。我讲的这种现象，固然有当时“文革”干扰的因素，那时表现得比较突出。但在“文革”以前和以后的一段时期里，这种类似的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调来北京工作，星期日去理发店理发，往往连排队带理发，差不多也得花上近半天的时间。其实我理发最简单，从来不要他们给刮胡须，也不吹风，理发本身一般不超过半小时。虽然自己不能给自己理发，我还是下决心买了一把理发推子，有时对着镜子把自己两边的鬓发推一推，以延长理发的周期，节省一点排队的时间，更主要是学着给孩子理发，免得孩子再花时间去排队。因此，那时我总有这样一个愿望：如果有哪一天不要再排队等待理发就好了。

我讲的是理发的烦恼，但这只是当时短缺经济和“大锅饭”体制在方方面面的一个缩影。对于这些长期普遍解决不了的问题，是我们这些干部无能吗？是理发员不好吗？都不是。也许有人会说，那时我们那里的理发员就不像你说的那样，服务态度很好，还是劳动模范呢。当然，各行各业都有劳动模范，我们也应当以他们的先进思想和事迹为榜样，要求大家向他们学习。而我们过去却总是认为，人人都应当也可以成为和劳动模范一样的人，思想政治工作是万能的，体制和管理制度问题并不重要。而实践证明，凡是带普遍性的问题，就必须从体制和管理制度上找原因，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过去那种理发的烦恼，改革开放以后已悄然消失，因为我们的经济体制改变了，服务业放开，不再吃“大锅饭”，“铁饭碗”也没有了，大家要靠服务态度、质量和效率去竞争，才能获得相应的回报，甚至才能保住“饭碗”。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时髦”的代价　当时的日用品也极为匮乏，我曾经特别注意过儿童玩具，好像在商店里主要只见过赛璐珞的洋娃娃，铁皮做的玩具小汽车，充气的气球和塑料鹅、鸭等。有一次，我想买一盏台灯，走遍了商店，只有三种，一种是样式非常古旧的绿色玻璃罩的，一种是伞形纱罩的，还有一种是“丁”字形的荧光管台灯，仅此而已。手表虽然还不属于奢侈品，但要想买也不容易，因为首先要弄到一张手表票。我的一块“上海”牌手表，坏了就修，修了再用，一用就是20多年。由于误差已“超标”，且外表已呈老态，本想更新一下。可一是怕弄手表票麻烦，二是仅有的几种国产手表样子大同小异，也就懒得换了。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生产了一种“双菱”牌手表，造型稍有新意，价格虽比老式手表要贵一倍，每块130元，但无需手表票，于是就买了一块。可时隔不久，看到商店里又出现一种电子表，没有表针，是液晶数字显示的，不但可以显示时间，还能显示日、月和星期。觉得挺新奇，而且每块只要70元，于是当即就买了一块。当时我想，把这块刚买的“双菱”表拿到寄售商店处理掉，还能回收几十元呢。于是就直接向王府井一家寄售商店走去。当我把手表和购表的发票给营业员看了以后，他问我是寄售还是要他们收购。我便问他寄售和收购有何区别？他说，寄售80元，收购60元。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指着发票对他说：你看，我是130元买的，用了还不到3个月呢。他说：“您讲的全对，可您不了解，‘双菱’在手表厂内部销售给职工，每块只卖70元，价格定高了，谁买？”经他一说，我全明白了，只好成交了这笔赔本买卖。可是赶“时髦”的代价尚未到此为止。买的那块电子表起初还是挺引人注目的，可是不到半年，就“未老先衰”了，显示器越来越模糊不清，表壳的电镀层也跟着脱落。我记得还不到8个月就完全报废了。由于手表引起的这番经历，1983年我到天津工作时，知道天津有个大的手表厂，于是就促使我关注怎样能把手表几十年不变的老面孔给改一改？便带着这个问题到手表厂去调研。经过了解，发现这个问题固然有技术性的原因，但更多是体制方面的原因。如国外专业化分工很细，有的厂专门做表芯，有的专门做表壳，有的专门做表针和表盘，而且工艺设备先进，效率高，品种多，变化快。他们所谓的手表厂，主要是造型设计，装配，出品牌，销售。而我国的手表厂则是“大而全”，什么都干，再加工艺设备落后等等，人家一个厂一年出300多种款式的手表，我们三年出不了一种新表。然而，这些问题还比较好办，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但最不好解决的是体制、政策和管理问题。例如，我到天津手表厂去调研时，发现手表生产原来是个“暴利”行业，手表的成本每块只有8元左右，而售价要卖几十元。这么大的利润，为什么工厂还没有积极性呢？原来所获利润绝大部分都上交了，干多干少，干好干差，与工厂和职工关系不大。还有更不合理的是，由于手表是“暴利”行业，当时各地纷纷上手表厂，顿时五花八门各种品牌的手表在市场上纷纷出现，价格都比上海、北京、天津这些大厂的便宜。小厂低价销售，这些大厂能不能也降价销售呢？不行。因为这些大厂的价格是属于国家统一管理范围的，自己无权调节。这一下可坏了，地方小厂的低价手表占领市场的份额越来越大，大厂生产的手表越来越积压滞销，陷于大幅减产、停产的困境。因此，这种管大放小的办法，造成了不公平竞争，弄不好就成了以小压大，以小吃大，“蚂蚁啃骨头”，使大中型骨干企业处于危险的境地。这些看来似乎是可笑的怪现象，当时正是困扰我们的活生生的现实！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改革，只有改革。放开计划和价格管理，合资、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到国内外市场去竞争。这样才使它们起死回生，彻底改变我国手表工业的落后局面。当时还有一个严峻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港、澳、台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给我们很大压力，毗邻香港的广东出现“逃港潮”。1978年广东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77.4元，一水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收入已达1.3万港元，差距上百倍。离香港最近的深圳的前身宝安县，从1951年封锁边境到1980年建特区前，外逃香港青壮年约7万人，撂荒耕地9万多亩，成为当时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上述这些，也不过是30年前的真实情况，却好像早已成为尘封的历史，有些青年人听起来也许无法想象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