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政治交锋

所有记载中国改革的书，都用浓墨重彩描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对三中全会的准备会———中央工作会议着墨甚少。事实上，一切问题都是在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将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而已

一、陈云爆炸性言论捅破窗户纸

1978年11月10日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开幕。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群众团体、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到会。这是国务院务虚会议和9月全国计划会议的继续，主要讨论1978、1979年经济计划和相关经济政策，同时，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第一天，会议气氛波澜不惊。第二天，分组讨论，仍然按部就班。但是，历史在这时候拐弯了。11月12日，陈云到达东北组会议室时，精神焕发。此前一天晚上，他斟酌再三，在台历的背面写下了他的发言提纲———这是他的老习惯了。那天，东北组会议的主持人是杨勇，时任解放军报社社长华楠坐在杨勇后面，他对杨勇说，陈云同志来了，带着皮包，应该叫陈云同志发言。于是，会议一开始，杨勇就请陈云发言。陈云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完全同意中央关于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意见。但紧接着，陈云话锋一转，他的发言仿佛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了六颗重磅炸弹：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新的有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三、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留着一个“尾巴"，应重新复查。四、彭德怀同志对党贡献很大，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中央应该肯定“天安门事件”。六、康生的错误很严重，应当给予批评。陈云浓重的吴语普通话盖过了会场所有的杂音，代表们诧异、惊愕、兴奋，会场立刻引起强烈反响。大会当即将陈云讲话印发了简报，很快所有代表都看到了，整个会场气氛顿时热烈起来，各组发言的重点迅速集中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上。但是，在13日下午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华国锋仍按照他原来的设想，宣布从当天下午开始，会议转入讨论农业问题。然而多数与会人员并没有服从这个安排，仍然围绕着历史遗留问题展开讨论，而且火力越来越猛，提的问题越来越多，还对中央某些负责人提出了意见。从这时开始，华国锋控制不住局面了，会议逐渐脱离了他所设置的轨道。

二、为历史遗留问题作结论

1978年11月14日晚，邓小平从东南亚回国。他很快来到了叶剑英的住所，两人就中央工作会议的进展充分进行了沟通。他们还谈到了“中央要加强集体领导，反对突出宣传个人”的问题。这显然是有所指的。 11月19日，华国锋与湖北省领导座谈，他很中肯地说，会议开得好，畅所欲言。他说，会议时间要延长，不能按预期完成任务。他还讲了“六十一人案”、陶铸、杨尚昆、“二月逆流”要平反；彭德怀骨灰要放入八宝山。很显然，华国锋态度的转变，与小平回来后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的结果密切相关。中央常委们认为，有必要对几项有关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作出决定，经过讨论，中央常委决定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 11月25日下午4时，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大会上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央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注：此前的11月15日，新华社根据北京市常委会公报中的一段文字，发布了“中共北京市委‘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消息。）另外，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问题，彭德怀、陶铸、杨尚昆同志的问题，华国锋也都代表中央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的讲话不仅为“天安门事件”正式平了反，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回避历史遗留问题。不仅如此，代表们还从这一讲话中感受到一种久违了的气氛，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的民主气氛。代表们为华国锋的讲话热烈鼓掌。

三、公开批评中央副主席

11月26日，此会议已开了整整16天，这原本应该是会议结束的日子，但是会场上活跃、兴奋和畅所欲言的空气，让会议毫无悬念地往下延伸着。许多代表在兴奋之余，又感到深深的遗憾：华国锋在会上宣布了对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几个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决定，但没有提到“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 11月16日，胡乔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在东北组发言，希望华国锋在会议结束时讲一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算是对会议做的结论。于是，华国锋关于会议议程的安排又一次受到影响。代表们提出，大会暂不讨论经济问题，应该先讨论思想路线问题。这么一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下子成了大会的中心议题。 25日大会开过当晚，于光远（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到时任卫生部部长江一真的房间，同他商量应否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他们认为汪东兴虽然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的阻挠等方面，汪东兴欠的账很多很多。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就在胡乔木发言的同一天，汪一真在西北组发言，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江一真批露了汪东兴在1976年12月说过的话：“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在1975年)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杨西光也批露了汪东兴一系列讲话的具体内容。比如，1978年5月17日，汪东兴讲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江一真、于光远、杨西光等人的发言在会议《简报》上登出后，其他各组也有人公开批评汪东兴。不少老同志揭露了许多汪东兴的错误言行，有的发言用的语言还很尖锐。当时，华国锋让大家敞开讲话，简报该登就登。为让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服务员一律不让进入会议室。秘书也不让听会，都站在会议室外面的楼道里。在当时的会场上，“凡是派”代表（注：当时作为“凡是派”代表发言的大致有：时任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李鑫、吴冷西；时任《红旗》杂志社社长熊复；时任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等）也发了言，他们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指责，认为这样的讨论会引起国内外对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担忧。“凡是派”的这些发言当时也发了简报。很多代表对“凡是派”的发言不满意，纷纷予以反击，有不少代表甚至提出，对顽固坚持“两个凡是”立场的领导人应予以处理或调离。对此，邓小平很快明确表示：“不妥！”邓小平说：“现在世界上就看我们有什么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

四、华国锋承认“两个凡是”错了

12月13日，华国锋在闭幕式的讲话中，首次承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汪东兴也在这一天做了书面检讨。华国锋说，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讲的关于“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拥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些话讲得绝对了。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也讲了“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此外，华国锋还讲了一个集体领导的问题。他说，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在13日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13日闭幕会之后，中央工作会议本该到此结束，可代表们感到邓小平的这个讲话非常重要，纷纷要求延长两天来学习和讨论。直到12月15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才真正落下帷幕。又过了3天，1978年12月18日上午10时，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开幕。此次会议仅仅开了5天，就彻底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伟大转折。（据《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