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烟大王毁于私分千万

今年是褚时健八十大寿，如今已没人想起他。这位10年前声名赫赫的云烟大王，曾为国家创利税近千亿的企业家，因私分千万元而经历牢狱之灾。在禇时健之后，中国开始对企业家薪酬制度进行改革，中国社会开始大讨论“企业家的贡献如何定价”。褚时健毫无疑问是改革的先锋，但他给自身利益开先河之举，使之成为改革不彻底的牺牲品。如今，在中国，年薪千万元的老总屡见不鲜，在西方，年薪上亿美元的老总比比皆是。但禇时健已经彻底老了，他留下的是历史一叹。

“山高人为峰”的广告依然不时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但我们大都只知其山，不知其人。

谁是红塔山的开山之人？谁是中国烟草群山上的那个峰？这个问题已经“如今再没人问起”。自从褚时建惹上牢狱之灾之后，连红塔山自己都在刻意回避与这位“人峰”的血缘，连企业史这种极难回避的地方，都尽力省略主语，或者干脆换成“时任领导人”。

但不管红塔集团如何回避，历史都将牢牢地把红塔山与禇时健绑在一起。因为那是一个连中国企业史都回避不掉的企业家，那是一段整个中国都值得记录和反思的历史。

弃官从商无仕途

红塔与褚时健的缘分始于1979年，正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

红塔集团当时名叫玉溪烟厂，始建于1956年，但云南烟叶1953年就已在业界扬名。当时，新中国在河南郑州召开第一次全国烟草工作会议，对全国各主要烟区的烟叶进行评比，河南烟叶拔得头筹，得了100分。云南玉溪烟叶因为路途遥远，晚到三天只赶上散会。但玉溪代表送来的“鸡油黄”引起广泛称赞，最后竟得到全国最高的108分。

玉溪烟叶这一下子就与邻居贵州的茅台酒一样，名满天下。

之后不久，玉溪烟又进行了一次高级传播。1959年，刚刚开工两年的玉溪烟厂决定集全厂之力，生产一批最高级的卷烟送给毛主席。“红塔山”就此诞生，并一举成名。

红塔山名头很大，但玉溪烟厂的规模小设备老，在全国众烟厂中一点都不起眼。同样不起眼的还有禇时健。这位1928年出生的云南小子，十几岁就当过兵，打过仗，胆量过人，大难不死。解放后转到地方工作，27岁时当上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前途无量，但因个性太强，被打成右派，还劳改过一段，仕途基本断送。1963年，禇时健转向生产管理工作，先后当过农场副厂长，糖厂厂长。我们如今已经无法查到禇时健当年的经营业绩，是否已经展露出企业家天分，但即便有，在那个年代里，这种天分也体现不出市场价值。

1979年，上级给禇时健下了二选一调令，要么去塔甸煤矿，要么去玉溪卷烟厂。禇时健选择了后者，仅仅因为他爱人实在不想跟着去塔甸。

一段传奇就这样在阴差阳错中开始了。

理顺企业做产业

由于烟草行业性质特殊，所以行政管制很严。在所有人的概念中，烟厂是只能养人不能做事的地方。但禇时健不这么想，对于51岁的他来说，这个烟厂已经是最后的舞台了。

禇时健上任前三年没有大动干戈，但他在大动脑筋。从摸底调查开始，禇时健逐户拜访烟厂工人，听取意见，等大家对挣钱翻身这一理想全部认同后，烟厂的效率显著提高。前三年，玉溪卷烟厂的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4％。

禇时健后来谈及这段管理心得，他只总结两个字：人心。人心的问题解决后，机器落后造成的产能瓶颈问题自然就暴露出来。1981年6月，禇时健大胆引进英国莫林斯公司MK9－5型卷烟机组。很快，玉溪卷烟厂的产能排名就像百米跨栏一样，蹭蹭地往前跑。

1982年，禇时健又下了一步大棋，他借鉴在全国刚出风头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玉溪卷烟厂推行“单箱工资奖金含量包干”制度，开全国烟草行业风气之先。这一重大的分配制度改革将工人的工资、奖金与产量挂钩，彻底打破了过去车间之间及个人之间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事实上，这一变革不仅对玉溪卷烟厂意义重大，对禇时健本人也一样。这意味着他对工人的管理真正从理想教育变成制度保证。从这一年到1988年，玉溪卷烟厂逐步进入良性循环。

禇时健不断从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等地进口全球领先的设备89套，形成了全国最大的卷烟生产能力。到1990年，玉溪卷烟厂的年产能已经达到113万箱。

政治智慧破牢笼

玉溪卷烟厂很快成为当地的知名企业和财政支柱，但要想进一步做大，必须突破产业链上下游的两大瓶颈。在上游，烟叶由农业主管单位指导，烟草收购权则专属烟草公司，纳入行政计划体制。在下游，卷烟销售要进入国家的专卖系统，当时的名称是国家烟草专卖局，定价权则属于物价局。

1979年到1986年，禇时健不断地跑各种批条：向烟草局要原材料，跟专卖局要渠道，到物价局谈价格。但要想打通由行政垄断的产业链何其难也，真敢干且真打通的，只有一个不怕死的禇时健。

禇时健的首次小动作是1984年。这一年，他把烟厂理顺之后开始有意识地下烟田，琢磨卷烟厂能不能直接自己种烟叶。禇时健来到海通县，他知道当地烟草公司肯定不同意他种烟叶，就直接找到海通县委，表明想批到一块地搞科研，提高烟叶种植技术，将来好指导烟农，闭口不谈自己想种烟叶。

海通县委考虑到玉溪卷烟厂是大客户，搞点科研无可厚非。禇时健梦寐以求的“优质烟叶生产基地”终于挂牌。禇时健马上调派一批科技人员，精心种植，这片烟田很快在海通县鹤立鸡群。第二年，很多烟农都主动找上门来，希望合作，禇时健顺势应允，玉溪卷烟厂的种植基地在海通县及周边地区迅速推广。

烟草公司当然跳出来反对，但禇时健已经想好对策，以烟厂的利润高额反哺烟田，让烟农和政府直接受益，这一招是相当高明的反控制。基层有烟农支持，又有政府默许，烟草公司纵有千般不悦，也已无可奈何。

后来人们在总结禇时健的成败时，将这一实验田模式形象地称为“第一车间”。为了使这一模式变得名正言顺，1985年，禇时健干脆以卷烟厂厂长的身份兼任烟草公司经理。

与打通上游颇费周折不同，禇时健对下游的开拓颇为轻巧。同是1985年，他又以玉溪卷烟厂厂长的身份兼任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当年10月28日，玉溪卷烟厂、玉溪烟草分公司、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3个部门宣布合并，三个牌子，一套机构，共负盈亏，成为全国有名的三合一体制。

由于效果奇好，1988年，云南发生重大地震灾难后，为尽快改善云南经济状况，中央政府决定特批云南发展烟草业，并对禇时健搞的玉溪模式明确表态“可以试试看”。

禇时健名正言顺地打通了烟草行业从烟叶种植、卷烟生产到销售的各大环节，从企业家变身为产业大鳄。

1988年，禇时健60岁，他曾按照国家干部的年龄要求主动提出退休，但被上级领导劝回：理由是企业家可以自行决定退休时间。禇时健这一回心里踏实了，放手大干。

利税之王200亿

1988年，国家决定对部分卷烟放开价格，禇时健领导的玉溪卷烟厂有了自行定价权后，自种、自产、自销、自定价一气呵成，玉溪卷烟厂凭借“红塔山”、“阿诗玛”、“恭贺新禧”、“新兴”和“红梅”五朵金花，很快席卷全国。

到1990年，玉溪卷烟厂已经完全从一家地方小烟厂变身为当地龙头企业、全国知名企业，13个牌号卷烟生产突破百万箱，税利达11.9亿元。这时候，中国年销售额上亿的企业还为数不多。

1991年起，玉溪卷烟厂获评国家一级企业，在整个烟草行业独一无二。禇时健在这几年间先后荣获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金球奖”，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等。

但禇时健并没有停留于已经足够辉煌的成绩，而是充分利用玉溪卷烟厂的资金优势和影响力，一方面在云南大量并购烟厂扩大产能，另一方面在销售上自建专卖店。

到1994年，红塔山的产能从1990年的100万箱又翻一番，达到218万箱，专卖店在全国开到12000个，年创利税高达200亿元，中央领导都惊呼为印钞机，经济学家更是瞠目结舌，纷纷研究起“红塔山现象”。

历史有时候真是一个巧合。

1995年，玉溪卷烟厂正式改制，成立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有限责任公司，玉溪卷烟厂的名字这一年正式步入历史。

就在这一年的2月，一封发自河南的匿名检举信寄到中央纪检委信访室，褚时健的亲属被卷进一桩行贿案。很快，禇时健通过浮价烟的上浮部分转入小金库的11亿元，以及决定领导班子私分几百万美元的事情被查个水落石出，他的妻子对收受烟商贿赂之事也坦诚交待，女儿涉案后自杀。

禇时健贪污案一时轰动全国，成为惊动中央领导的大案。

禇时健对检察院的指控全部一人揽下。但案子还是在全国引起广泛争议，不少专家都为禇时健开脱，指出他的贪污与官员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禇时健有大功，他主管玉溪这十几年，累计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元，品牌价值398亿元，解决云南半个省人口就业问题，而且让烟农直接受益。

一年创利税近千亿的企业家，私分千万究竟该定多大罪？从案发到宣判，前后调查取证讨论历时4年，足见当时争议之激烈，法官之犹豫。

最后，时任中央领导直接出面，以功不抵过，过不掩功的定调，为案件判决画上句号，1999年，禇时健被判无期徒刑。

2002年，禇时健因为糖尿病严重，被批准保外就医，这位当年烟农们心中的财神和英雄没有重返红塔山，也拒绝了所有国内外烟商的邀请，前往哀牢山隐居。

哀牢山成为禇时健最终的归宿，哀、牢、山这三个字则更像他一生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