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机构改革,朱镕基一次性拆掉9座“小庙”

当时流行一段顺口溜,说一个部委人员构成的状况:“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

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机构改革历经多次,的确精简了一批人,但是随后就发现政府官员比没有改革时又多了好多,于是又不得不改革。比如,中国1998年的机构改革,政府的确认真的规划并且执行了,但结果却造成了官员的更多膨胀。

1998年的“两会”期间,朱镕基在人大湖南代表团对家乡代表说:“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 那年“两会”闭幕式,意气风发的朱镕基豪情万丈地说哪怕前面有地雷阵,有万丈深渊,也要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年,外电曾评价改革闯进两大雷区:一是国企改革,一是机构改革。

有地方官员说:“朱镕基的办法是拆庙,和尚赶不走,我拆庙赶和尚。”。之后,朱一次性拆掉9座小庙,9个专业经济部门一并撤销或降格变成行业协会。此举意味着按照计划经济模式设计的政府机构框架逐渐消解。

而精简人员更是针对所有部委,其中难处可想而知,机构改革剥夺的不单纯是部门利益、个人利益,还有集团利益。 实际上,对于利益的焦虑和博弈在上一年就已开始。

当年的报道说,1997年12月底,朱镕基在一次讲话中道出苦衷:他正在操作国务院机构改革,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坐着谈话使他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

1998年那次机构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但方案最终确定之前,各部委的官员纷纷向决策层陈情: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还不那么有力,还离不开那只有形的政府之手,部长们都在为各自部门的存在理由据理力争。

备受煎熬公务员们

公允地说,人员精简的决策,各部委人浮于事的现象确实严重。当时流行一段顺口溜,说一个部委人员构成的状况:“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3月份“两会”召开,已经正式决定国务院系统要精简47%,但具体到各个部,如何分流裁员,还没确定。

传言随之四起:一会说政法部门要加强,不会怎么裁员,裁掉的是经济部门;一会又说只能一视同仁,都砍掉47%。

等待,是备受煎熬的。国务院系统精简47%已成定局,而具体到每个部门,如何精简还在进一步博弈中。“两会”后,大楼换了新部长,这一变化似乎有了缓兵不动的理由。

刚刚履新的部长和各位司局长都在观察,大家都不先走一步,就像开车一样,踩住离合,看情况再打方向盘或提速。

新部长上任伊始,就在会上安慰大家,说政法部门不会像经济部门那样砍得狠,大家不要多虑,好好安心工作,组织也会对每一位官员负责到底。 分流的口号是,“让走的同志舒心,留下的安心”。

分流的途径

当年分流的途径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是离退休还有几年的老公务员提前退休,不少人乐得利用资源下海兼职发挥余热;

第二条途径则是政府拿钱去大学学习三年,本科毕业的去读硕士,硕士学历的去读博士,三年期间各种待遇不变,这些研究生的名额是特批的;

第三条途径则是调到直属国有企事业单位,直属单位就不人满为患了。

虽说人员减少了近一半,但部级官员和司局级官员的职位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处级职位减少也不多。比如薛剑那个司仅仅将8个处减少为7个处,老干部局和机关服务局从公务员编制就地变为事业编制——这样就不占编制名额。

减少的主要是科级和科级以下的职位。比如原来每个处四人,处长、副处长各一,现在变成一个处仅三人或二人,处长、副处长职数不变,每个处要么留一个科员要么一个科员都不留,全是官员。对具体办事者来说,首先要平衡各方面利益,再然后就是考虑分流工作的难易程度。

机构改革在国务院层面不但包括部委,还涉及意图政企分开的很多央企。比如,国务院决定,解散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组建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在机构改革期间,仍负责管理原公司所属企业,待组建企业集团之后,再实行政企分开）,该局为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改革方案,由中编办和该局抓紧商定后,报国务院审批。

但是这场惊心动魄涉及多方利益的改革并没有出现曾经预想中的尖锐矛盾。就像官方学者声称的那样,上世纪的几次机构改革已为冗员安置探索出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