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动态》发表的一系列文章

一、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三篇主要文章

在邓小平、罗瑞卿等同志强有力的支持下，很快出现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局面。这个大讨论的局面，大致是由于以下几方面力量的配合和会合而形成的：一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的明确表态和参与；二是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参与；三是中央党校和地方各级党校在培训干部中进行真理标准问题的教育，广大干部在党校学习中的热烈讨论以及这些干部回去后对讨论的推进。中央和地方的报纸、新华社、广播电台，则成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主要舆论阵地。在胡耀邦直接指导下的《理论动态》，则大胆地组织了一系列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对这个大讨论起了引导和重要的推动作用。

以下各章，我将分别就这几个方面叙述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情况。首先介绍《理论动态》撰写和发表的若干篇重要文章。

在罗瑞卿支持下，《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公开发表。邓小平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重要讲话，又于7月22日同胡耀邦谈话，明确地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这种形势下，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人已不敢公开坚持自己的观点了，实际是无力应战。对于胡耀邦来说，“不太明朗”的局面已告结束，他指导理论动态组同志大胆地撰写文章和组稿。

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主要是以下三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作为《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作为《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

以上三篇文章，分别作为首都三家主要报纸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三篇文章中的第一、二篇文章的撰写、修改、定稿、发表情况，前面已作了详细介绍。这里着重介绍第三篇文章的撰写和发表情况。

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三篇文章，其内容各有侧重，反映了这个大讨论的逐步扩展和深入。

第一篇文章明确提出了实践标准，针对“两个凡是”，阐明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实践，不能是理论本身，阐明了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并初步剖析了“两个凡是”。这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开篇文章。

第二篇文章是针对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对第一篇文章的指责所作的正面回答。这篇文章对“两个凡是”的思潮，特别是所谓“砍旗”的大帽子，一一作了剖析，进行了有说服力的批驳，从而更深入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撰写第三篇文章的要求，是根据当时讨论的情况，将真理标准问题加以扩展，引导党的干部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坚持实践标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从而推动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推动各项迫切任务的完成。

第三篇文章的酝酿、撰写和定稿，同样经过了反复的讨论斟酌，费了好多心思。

胡耀邦提出要写这样一篇文章，是在1978年8月3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这一天下午，他把理论动态组的一些同志找到他家，研究选题。他提出，已经写了一篇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现在要谈的是，一切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然后罗列出若干条来展开论述。他具体提到的有，政治路线、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评价干部。这些，都是多年来在人们思想上搞得很混乱的问题，很需要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找到一个科学的评价尺度，进行拨乱反正，作出正确的评价。这篇文章的撰写任务，是由理论动态组组长王聚武承担的。

8月18日晚，胡耀邦又进一步讲了这篇文章的撰写问题。他说，当前突出的问题，一个是思想路线问题，要强调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是组织路线问题。这两者相辅相成。他还讲到，在一次看电影的时候，将这个问题对叶帅讲了。他对叶剑英说，（真理标准）这个问题，我现在要准备把它扩大，不光讲真理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要影响各条战线的工作。我那天给他们（指理论动态组）出了个题，一切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胡耀邦没有具体讲叶剑英说了什么，但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叶剑英是赞同支持的。胡耀邦又将这个命题进一步发挥。他说，你说是先进、正确，我就要看实际，不管纲领、宣言、指示、检讨、声明、政策、措施，通通都要经过实践检验。他说，现在有些县委书记说，你们这个问题跟我无关，其实，这个问题早就在他的工作中发生影响了，他还不知道。这样，这篇文章的主旨和主要内容，就更明确了。

根据胡耀邦的意见，王聚武认真地撰写了这篇重要文稿。在撰写过程中，理论动态组同志几次进行讨论和交换意见。9月初写出了第一稿，即打印送胡耀邦审阅。胡耀邦于9月4日审阅并写了如下批语：“总的说，很不错，改了一点，还要加一段，长点没有关系。”对这篇文稿的内容，他具体提出加以下一段内容：“对犯了错误的，不能光看检讨，还要看实践中（是否）真正改正了。即不轻信诺言，而要相信实践。谁是好干部，谁有能力，也要看实践。看干部不能一成不变，要不断看实践。”文章初稿的结尾是这样的：“林彪、‘四人帮’早已垮台，但是他们的阴魂不散。‘顶峰’、‘绝对权威’、‘句句是真理’之类的东西，还在一些人身上起作用。他们设置的重重禁区，还像紧箍咒一样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端正思想路线，驱散阴魂，砸掉紧箍咒，这是我们各条战线的同志一个共同的战斗任务。”对这个结尾，胡耀邦批了一句：“这一段还可以改换另外的话。”

根据胡耀邦的批语和修改，王聚武连夜对文稿进行修改。我的日记上在9月5日的这一天有这样的记载：“上午，讨论通过《一切主观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稿子。”1978年9月5日上午理论动态组讨论通过后，立即送印厂发排，又将铅印稿送胡耀邦审阅。胡耀邦在9月6日审阅后写了如下批语：“改了一点点。我认为是近一个多月来最好的一篇。请再斟酌一下。”这样，这一篇文章就定稿了。

这里，对于第三篇文章的题目，要作一些说明。胡耀邦最初出的题目是：《一切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大家感到这个题目还不够清楚、不精确。吴江提出，“一切”只能是指理论、意见等等，实践就不好用实践来检验。胡耀邦说，我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就有了第二个题目：《一切主观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向胡耀邦送的两个稿都是这样的标题。9月9日，在胡耀邦家里召开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又讨论了这篇文稿的题目。大家觉得，“一切主观的东西”这样的提法，还是不清楚、不精确。经过议论，最后确定的题目是：《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在文稿付印前，才把题目改了过来。

《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这篇文章，从8月3日向理论动态组布置，8月9日、9月5日，理论动态组两次讨论，还有若干次交换意见，9月4日、9月6日最后讨论确定题目，经历了一个多月时间才写成。《理论动态》第84期（1978年9月10日）发表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于9月25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于9月26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转发，许多地方报纸也转载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问题，不仅是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带根本性的现实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哲学战线，而且关系到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当时，不少人，特别是处在第一线的干部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一个理论问题，是一个学术问题，跟自己没什么关系。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把真理标准问题同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挂上了钩。

接着，文章以主要篇幅阐述了以下六个问题：真高举还是假高举，要看实践；对人的处理是否正确，要受实践的检验；谁是好干部，谁有能力，也要靠实践来检验；看待先进，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对生产的领导，要靠实践检验；检验文艺作品，也要靠实践。这六个方面的问题，都是长期以来被搞得很混乱而当时又迫切需要拨乱反正的问题。这篇文章对这些问题上长期存在的是非颠倒和各种糊涂观念，一一作了剖析。当然，这篇文章不限于这六个方面的问题，而是希望通过这六个方面问题上的拨乱反正，使大家得到进一步的启发，更好地掌握实践标准，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所以，这篇文章在分析了六个方面的具体问题以后，又进一步升华，写了一段总结性的话。

文章说：“四十多年前，毛主席专门写文章，反对那种遇事‘拿本本来’的本本主义。今天，还有这么一种人，他们自己不从实际出发，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不允许别人从实际出发，不允许别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只准照搬照抄照转。他们的座右铭是：‘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否则，就是大逆不道、罪该万死。过去，一切都是对的，不看事实如何，都神圣不可侵犯，都不可更改。今后，一切都只能照搬，不论实践怎么发展，只有上了书的才是对的。这种观点，恰好是丢掉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丢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这段话，对“两个凡是”作了透彻的揭露。“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这是胡耀邦对“两个凡是”这种思想方法的特点所作的概括，在这篇文章中，是提神之笔。李庄在他的书中说：“此文篇幅不长，作用不小，把‘砍旗’、‘丢刀子’的指责还给了它们的发明者。”①这篇文章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同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起了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

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这是胡耀邦为了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同实际工作和从事实际工作的领导干部挂起钩来而提出的一个重要论题。1978年12月31日，新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在政协礼堂召开的宣传口干部大会上讲话，在谈到当前的宣传工作时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要继续讨论，但必须要有新东西新道理可讲，结合实际工作解决问题。他强调的是，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1978年也好，1979年也好，70年代也好，80年代也好，90年代也好，对的要坚持，错的要改，一切人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包括这两年没有犯过错误的人，今后也有可能犯错误，都要以实践判明是非，判明功过，坚定不移地按实践论办事。他还指出，一切人，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逃不脱实践的检验。每个人对任何人任何事的判断，都要不断经受历史的检验，检验证明你错了，自己改正。胡耀邦多次批评，有些刊物的文章，同实际不挂钩，书卷气很浓，像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如不注意，有些人很可能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纯学术问题，从哲学史、哲学原理、哲学概念上进行争论。胡耀邦也发现，有些干部认为这个讨论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因而不关心这个讨论。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有的领导干部以这个问题是学术问题为理由，而拒绝在本地区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因此，提出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从真理扩展到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扩展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示、决议等等，这对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健康发展，确是很重要的。对《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不能低估。

二、其他若干篇重要文章的撰写和发表

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以外，胡耀邦还精心指导理论动态组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也选用了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在《理论动态》刊登。统计一下，共有11篇。现将这11篇文章开列如下。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第70期，1978年6月30日。

《“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第73期，1978年7月15日。

《谈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问题》，第82期，1978年8月30日。

《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第84期，1978年9月10日。

《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第95期，1978年11月5日。

《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第98期，1978年11月20日。

《伟大转变与重新学习》，第103期，1978年12月15日。

《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第104期，1978年12月20日。

《伟大的实践论指引我们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第105期，1978年12月25日。

《实践标准和科学预见》，第119期，1979年3月5日。

《分清两条思想路线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132期，1979年5月10日。

以上共1l篇文章，其中9篇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和会议期间发表的，最后两篇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表的。这些文章都是从不同侧面针对人们思想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摆事实，讲道理，比较有说服力，能启发人们的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下面，我有选择地向大家作些介绍。

《“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这篇文章，是胡耀邦出的题，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哲学家韩树英撰写。这篇文章从真理论的高度阐明，真理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既有绝对真理，又有相对真理，都离不开实践。文章指出：“承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绝对真理又是相对真理，就是既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基本原理，又要根据实践的发展和客观实际的需要，向前发展理论。世界在变，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在社会主义的前进道路上，在反对社会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事物和问题。革命导师教导我们，不能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结论上，应该从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对这些新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回答。承认真理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这和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致的，凡是实践表明是不再符合实际的原有的个别论点、结论，就不能不加以改变。”这篇文章对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人的一些错误观点，针对他们认为提出实践标准就是“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的无理指责，从真理论的高度进行了剖析，作了有力的驳斥，同时，也进一步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中阐述的基本观点。这是一篇理论水平比较高的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胡耀邦于1978年7月3日审阅修改并写了批语：“我觉得这篇东西写得很不错。”这篇文章7月15日在《理论动态》刊出后，又在7月25日的《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刊登在该报第一版下半部，用的是楷体字，虽然是个人署名，但从报纸的安排来说，同“特约评论员”文章是一样的规格。

《谈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问题》一文，是《人民日报》理论部同志撰写的。1978年7月23日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讲到这篇文章的由来。他说，前天（应为7月21日），《人民日报》理论部四个同志来，讲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我说，要好好搞一篇，谈所谓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当时，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指责讲实践标准是抽象肯定毛泽东思想是真理，而通过实践标准具体地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他们通过这样的逻辑给讲实践标准的人扣上“砍旗”的大帽子。这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反对实践标准的一个新论点，也是这场讨论的一个新动向。很明显，他们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混为一谈，用这样的手法来混淆视听。在当时人们还没有完全从个人迷信中解脱出来的情况下，坚持“两个凡是”的人这种逻辑和手法虽然蹩脚，却很有迷惑作用。所以，对这种指责必须写文章加以剖析，进行有力的反驳，以澄清思想混乱，推进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谈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问题》这篇文章的撰写、修改和定稿的过程，大致是这样。

1978年7月21日，《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何匡和汪子嵩等四位同志访问胡耀邦，谈了有关情况，胡耀邦请他们撰写这篇文章。

8月17日，《人民日报》理论部将文稿（印小样）送胡耀邦审阅，并写了如下一封信：

胡耀邦同志：

关于“抽象肯定，具体否定”问题，根据你谈的意思，我们起草了一篇文章，送上请你审阅、指导。

人民日报理论部

八月十七日

这封信说明，文章的基本思想是依据胡耀邦讲的意见写的。

8月18日，胡耀邦将文稿批给中央组织部研究室，写了如下批语：“请研究室仔细看看并提出修改意见。”

8月23日，中央组织部研究室主任曹志将意见报胡耀邦，曹志写了如下一封信：

耀邦同志：

研究室几位同志讨论了这篇文章，总的感觉很好，提出点修改意见，可否转作者修改时参考。

曹志　8月23日

中组部研究室同志的意见一开始是这样写的：“这篇短文，有针对性，有锋芒，有说服力，基本上是一篇好文章。”他们也提了具体的修改建议，共有5页之多。

胡耀邦将中组部研究室同志的意见转给了理论动态组（8月23日上午，胡耀邦在中组部同理论动态组同志谈话，这些材料很可能是秘书当场交给我们的）。回党校后，我们立即将文稿送中央党校印刷厂排字。我的日记上1978年8月24日下午是这样记载的：“到印刷所取82期清样，《谈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问题》。”

8月25日上午，我的日记是：“与孙长江、王聚武讨论《谈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问题》一稿，觉得要请作者修改。同孙、孟一起去人民日报社理论部。”这说明，理论动态组讨论时间不长，于当日上午就立即去人民日报理论部了。孟凡还给理论部同志写了一封信：

何匡、子嵩同志：

耀邦同志转来组织部政策室对此文的意见，请你们参考。特寄上，请查收，原件请退回。

敬礼

孟凡　八月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理论部同志立即着手修改文稿，并将修改稿连同转给他们的意见送理论动态组。

8月26日，我的日记是这样的：“下午，同王、吴最后讨论82期稿子，交陈维仁送耀邦同志。”我同王聚武、吴振坤三人最后讨论了一次。吴江又作了不少修改补充。8月26日讨论修改的稿，立即送给了胡耀邦。

8月27日是星期日。8月28日，上午上班后，陈维仁即通知理论动态组，耀邦同志审阅同意这篇稿。

8月28日，由我在清样上作了修改并签发印刷厂付印。《谈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问题》这篇稿，作为《理论动态》第82期，于1978年8月30日出刊。这就是大致过程。这个过程说明，在胡耀邦直接参与和指导下，撰写、修改、审定这篇稿，是采取了很慎重的态度，同时，工作也抓得很紧，效率很高，体现出一种战斗风格。

1978年9月22日，《谈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问题》这篇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该报第2版上半部公开发表。《光明日报》于同一天在同样版面刊载。这显然是事前约定的。《解放军报》于9月23日以同样版面全文转载。

《谈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问题》这篇文章，针对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指责，从理论上阐明，坚持实践标准，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理论是非纠正过来，正本清源，“这才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正肯定”。文章指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区分基本原理和个别结论，还有分析性的话和材料，对某些具体结论，要着重研究革命导师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能简单照搬。文章说，“以为只有句句照办，才算是‘肯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说：这实在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糟蹋”。从而进一步揭示了“两个凡是”的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实质。

这篇文章还讲了如何看待先进单位的问题（实际上主要是针对推行多年的农业学大寨中存在的问题）。这是当时大家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从更高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同样涉及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而且，当时有些人把这个问题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联系起来，气势汹汹地指责提出和坚持实践标准的人。当时，山西和大寨有些人，动不动就指责别人对大寨红旗、对大寨的先进经验，态度有问题，甚至说人家否定大寨大队的先进经验，实际是要求别人机械照搬大寨的具体做法。特别是，他们习惯地将这些具体问题上升到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的高度，给人乱扣政治大帽子。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坚持“两个凡是”的立场上。胡耀邦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1978年5月6日的理论动态组会上，他就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先进与一般是什么样的关系，先进是比一般的好一些，走在前面一点，这是比较而言。后进也可以赶先进。学先进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先进事物本身也有不足的地方，一般的地方也有某些先进的东西。先进部分否认自己有落后的东西就不是先进的观点。有些先进单位想在一切方面都超过别人，不可能。现在连文艺方面的会也到那里去开，这是错误的。从整体讲是先进，具体分析也有先进部分、中间部分、落后部分。不承认这个，必然要弄虚作假。在7月中旬的一次谈话中，胡耀邦又提到这个问题。他提出，对先进单位也要有两点论，先进单位鼓舞人，也容易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背包袱。但是，在当时条件下，对这个问题不宜专门写文章讨论，所以，在这一篇文章从侧面触及一下这个问题。

文章将笔锋一转，提出了学先进的问题。文章概括地指出这样的情况：“在学习先进单位的经验时，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有人认为，先进单位的经验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要学先进，就得具体地学；先进单位怎么做的，你就得一项一项都照着做。如果不这样，就是对先进单位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文章以山西省的大寨大队为例，指出主要应当学习大寨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这是当时条件下的提法）。文章说，这样地肯定大寨的经验，是很具体的肯定，绝不是什么“抽象肯定”。文章进而指出，先进单位的许多具体经验，总是同一定的具体条件联系在一起的，绝不能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照抄照搬。文章还很尖锐地指出，有些人把具体经验充当根本经验，硬要别人完全照搬，人家不愿意，就说别人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是“反对学红旗”，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这篇文章在当时大家关心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上进行拨乱反正，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也是很有作用的。

《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这一篇，是《理论动态》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转载的唯一的一篇文章，当然也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上海复旦大学1978年第1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几篇论述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胡耀邦看了这个刊物后给予很高的评价，给理论动态组写了如下一段批语：

今天收到这本刊物，翻了一下，觉得敢于接触实际问题，内容多彩，文风也较好。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空气仍很沉闷，哼哼哈哈的东西很多，相比之下，就更感到这个刊物可爱。你们赞不赞成以“介绍复旦学报和它的一篇论文”为题，搞一期《理论动态》？介绍的话，有十来句就够了。论文是选“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还是选“论真理没有阶级性”为好，我拿不太准，看来各有千秋，请你们斟酌。如果可行，提议下期就发。

1978年10月27日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停刊十年。1978年10月复刊出第1期。复刊词中说，学报要多刊登理论联系实际的，有材料、有分析、有作者自己观点的文章。在该刊第1期，开设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专栏，刊登了七篇笔谈短文，还有两篇论文。在当时来说，《复旦学报》确实是“敢于接触实际问题”的、很有生气的学术理论刊物。胡耀邦对北京的不少学术理论刊物不大满意，认为联系实际、接触实际太少，书卷气太浓。他对复旦大学这份学报很赞赏，要求《理论动态》转载其中的一篇文章，并要加编者按语，显然是希望起一种导向作用。理论动态组同志研究后，主张转载《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这一篇。

《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这篇论文的作者林永民，当时是复旦大学哲学系一位比较年轻的教师。这篇文章针对性强，有理论深度。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武断地认为，提出实践标准，就是否定理论的指导作用；主张在实践检验中修正补充理论，就是“要砍旗”。这篇文章针对这些指责，也针对当时一些人存在的某些模糊观念，有理有据地作了反驳、剖析和论述。文章指出，革命导师十分重视理论的作用，也是最尊重实践的。文章着重阐述了尊重实践与重视理论的一致性。文章说，理论在指导实践、应用于实践的同时，实践也在显示和衡量着理论作用的好坏、大小，鉴别着理论本身的正确与错误。实践对理论的检验，不是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之外，而是在同一的认识过程之中，是同一认识过程中互相区别，又互相统一的两个方面。文章指出，混淆两者的区别或割裂两者的统一，都是错误的。这就从认识论原理的高度驳倒了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对实践检验真理的曲解，驳倒了他们对坚持实践标准的人的指责，甩掉了他们给人扣的“砍旗”这顶吓人的大帽子。文章进而指出，实践无止境，认识也无止境。真理是没有顶峰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每时每刻都在指导着千百万革命群众的实践，同时，它本身也受着实践的不断检验，因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显示着它的强大生命力。文章的这些论述是精辟的，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这一篇，是由我撰写的。平反冤假错案，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大家十分关注、希望尽快解决的重大问题。胡耀邦很早就高度重视并尽力设法解决这个重大问题。1977年9月，他就指导中央党校的三位同志撰写了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题目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这篇文章在1977年10月7日（即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时）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次公开提出平反冤假错案问题（这篇文章的提法是“落实干部政策”），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以后，他不断地指导理论动态组和中央组织部的同志撰写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但是，情况表明，解决这个问题不那么简单。这就促使胡耀邦更深地思考问题。他从苏联的肃反扩大化和这一过程中一些人的所作所为中，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我们党内发生的一些情况，决定写一篇文章，来论述这个问题。理论动态组于1978年10月10日研究决定由我来撰写这一篇文章。我当即开始作准备，收集有关参考书籍和材料。几天以后，我接到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肛门科医院的通知，要我于10月17日住院做手术。我就带了这些书籍材料进了医院。在手术后情况稍有好转的时候，我就在医院翻阅书籍材料，并开始撰写文稿。这个医院物质条件很差，是旧式房屋，病房是一个大厅，四周围隔了一些小间，有好几十个病人住在这个大厅里。所以，我在写稿（在大厅中间一张旧的方桌上写）时，许多人都看得见。我记得在我旁边一张床上睡的是一位清华大学的老师，他问我写什么，我说，写一篇稿，急着要用。他还好奇地看了我的稿，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内容。初稿写好以后，孟凡等人到医院探视时取走。这个稿他们略作修改后，即报送胡耀邦。胡耀邦很快审阅并同意发表。胡耀邦的秘书陈维仁于11月15日在稿上写了如下一句：“耀邦同志让此稿提前到二十号发。现就可以印了。”这样，这篇文稿就在11月20日出刊的《理论动态》第98期发表了。《人民日报》于同一天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在第一版全文发表，这有点异乎寻常。这是由于当时形势的迫切需要。于11月10日开幕的中央工作会议，此时正在讨论解决几个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也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光明日报》于11月21日在第一版转载此文。这里讲一个插曲。《人民日报》发表此文时，我还在医院住着。那天早晨广播中，摘要播发了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清华大学那位老师知道就是我写的那篇稿，他惊喜地立即向全室病员大声讲，刚才广播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就是老沈写的。从此，大夫和病友都称呼我为“特约评论员”。

我于11月24日出院。这时，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北京召开。接我出院的汽车拐到开会的地方去接另一位同志回中央党校。他们告诉我，《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那篇文章在与会者中反响很强烈，好几位省委书记都说这篇文章好。这对我当然是一个鼓舞。

这篇文章是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已取得决定性胜利，而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又很高的形势下撰写和发表的。文章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从长治久安的高度来阐述这个问题，更引人注目和深思。文章把平反冤案同实践标准相联系，尖锐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不以某些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对冤案、错案、假案进行平反昭雪。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案件，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搞的，也不管是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全错的全改，部分错的部分改。事实是最顽强的东西。一切不实之词和错误处理，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最终都是站不住的。对冤案、错案、假案，如果今天不坚决纠正，明天还是要纠正的。自己不主动纠正，我们的后人、我们的子孙也是要纠正的。”应当说，这些话是很坚定的，也是很彻底的，反映了人们的心愿。这里我要交代一下，这些话都是胡耀邦在不同场合讲的。我稍作加工写进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还指出，“有些人怕平反冤案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摆出一副杞人忧天的样子。其实他们真正担忧的是怕否定了自己。因为他们过去在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主持或参与了一些错案，欠了债，现在又缺乏纠正错误的决心。”这样触及一下某些人的灵魂，也是很必要的。

1978年11月22日的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胡耀邦讲到这篇文章。他说，平反冤案的文章，中央工作会议上反应很好，陈丕显、万里都说好。过了十多年以后，当时的《人民日报》领导李庄对这篇文章还有印象。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此文反应强烈，对平反冤假错案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②

《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这一篇，是配合十一届三中全会而撰写的一篇重要文章。撰写者是王聚武。

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是1978年11月10日开始的。11月12日，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一些同志开会，讲了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些情况。他说，到今年为止，作为一个运动来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结束。从明年起，我们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他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着重点转移，干部中很多南郭先生就要暴露了，可以写些东西。这就是《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这篇文章的由来。理论动态组讨论决定由王聚武承担撰写任务。11月2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三部第一期学员结业会上讲话中，进一步讲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上面来的问题。他说，这个转变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新问题。过去二十几年搞的是阶级斗争，现在我们要来搞建设，搞四个现代化，老实说，不懂。他提出，我们要重新学习，如何重新学习我讲不清楚。我建议《理论动态》写一篇“谈重新学习”，总结一下历史经验。这样，就使这篇文章的要求更为明确了。

王聚武很快写出了初稿，题目是《论新的重新学习》。12月9日，理论动态组开会进行了讨论。讨论后，王聚武又作了一些修改，于12月12日送胡耀邦审阅（油印稿）。

胡耀邦将《论新的重新学习》这个题目改为《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并写了如下的批语（未写日期）：

我觉得可以，请好好走走群众路线，请问问××，邓副主席的讲话要提到这个问题。

这个批语中提到的邓副主席的讲话，应当是指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现在看《邓小平文选》（1975～1982）中，确有“善于重新学习”的提法。这说明，胡耀邦是很注意宣传贯彻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的。从胡耀邦的口气看，当时这个讲话还没有讲，而这个稿是12月12日送去的，说明他在12月12日收到这个稿就看了，写批语的时间应是12月12日。

王聚武在听取了一些人的意见后，又将稿修改了一下，并排成铅字稿送胡耀邦审阅。胡耀邦审阅后，写了如下批语：

这篇东西可发（如果还有稿子就迟发一期）。但要同各报刊打个招呼，暂不要转载，要等三中全会公报发了后，才能转。

另外，我改了一个地方。请特别注意。凡属根本理论的地方，望千万不要出漏（娄）子，或者忘记了。

这个批语也没有写日期，很可能是12月14日。因为上一稿是12日批回的，经修改排成铅字，肯定是在13日了。而这个稿是12月15日在《理论动态》刊登的，因此，胡耀邦14日批回的可能性较大。

原稿第二部分讲“重新学习，学什么？”根据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提出的要求，讲要学习经济理论、科学技术、管理。胡耀邦在此之前加写了以下一句：

总的来说，我们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对我们更多的干部来说，（要抓三个方面的学习）。

对于这一个重要的补充，胡耀邦要求我们“特别注意”。这确实是很重要的。

这篇文稿经过了胡耀邦几次审阅，撰写者又征求了其他同志的意见，作了几次修改，才定了稿，在《理论动态》第104期刊登。但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却在第104期那篇文章公开发表之后，这是胡耀邦的安排，是为了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合拍。

《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这篇文章，及时阐述了党中央实现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重大决策，并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崭新的课题，全党同志都要重新学习。文章提出，重新学习，必须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我们要打倒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这两个学习的敌人。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不允许任何人改变和取消。凡是不符合客观规律，不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抛弃，坚决改正，不允许任何人袒护和包庇。这样，这篇文章就将重新学习同实践标准联系起来了。文章最后以中国的成语故事南郭先生作比喻，阐明我们的干部必须老老实实地学习，切忌不懂装懂。否则，长此下去实践会将你的军，群众会将你的军，终将在新的长征途上落下伍来。这篇文章在1978年12月15日出刊的第103期《理论动态》刊出。《人民日报》于12月24日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同时在该报刊载（刊在第二版下半部，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因而使这篇文章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光明日报》也在同一天的第二版下半部发表，署名“《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

这篇文章讲南郭先生故事的那一部分，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起，被收进了高中语文课本。这样，《理论动态》这个刊物的文章，就有两篇收进了高中语文课本。

《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这一篇，也是由我撰写的。

关于学风问题，这是胡耀邦很早就深有感触并十分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当时所说的学风，实质上就是思想路线问题。他在理论动态组和其他有关场合多次讲这个问题。1978年7月9日，他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提出，要写一篇《学习做理论工作的一年》的文章，在《理论动态》创刊一周年（1978年7月15日）时发表。

这篇文章要按照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中的基本观点，阐明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工作、什么是理论家，结合我们的实践，加以发挥。由于时间太紧，人手又少，理论动态组没有及时安排，这篇文章没有写成。在1978年7月15日，《理论动态》一周年时，发表的是韩树英的《“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的文章。

1978年11月2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三部第一期学员结业会上讲话。这个班是理论班，学员都是思想理论战线上来的干部。胡耀邦的讲话很大一部分是介绍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特别是讲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推倒上海的“一月风暴”、为彭德怀和陶铸平反等十件拨乱反正的大事。在这个讲话的最后部分，胡耀邦讲了理论工作问题。他结合实际简要地讲了什么叫理论、什么叫理论工作、什么叫理论家。他在讲完这些问题后说：“我提议了好多次，说理论工作要讲这三条ABC，提议我们《理论动态》写这个问题，没写出来。”③这实际上是对我们没有及时写出这篇文章的批评。理论动态组立即开会研究撰写这样一篇文章的问题，决定由我来承担这一项任务。我将手头的事尽快办完，于12月4日开始考虑撰写这篇文章。12月12日写出了初稿，题目是：《理论工作的ABC》，立即打印，13日下午印出，于12月14日将打印稿送胡耀邦审阅，同时送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和其他有关同志。吴江立即阅看后写了如下评语：

写得清楚。一个问题不求写深，写得清楚也不容易。是分析式而不是下结论式。略有修改。

吴江　十四日

胡耀邦于15日批回初稿，将题目改为《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在文字上作了多处修改，并给陈维仁写了如下批语：

老陈：

这篇东西，写得很好。我用心地加一点工。请即排出印出来，多请几个人看看。20号发表。并同报社先联系一下，请他们及时转载。并可说是我的意见。

胡　12月15日

胡耀邦在此稿开头一段的末尾加了如下一段话：

有的同志往往对基本道理或基本常识不太注意，甚至认为不值得多说。其实，我们有些同志恰恰是在一些普通常识上犯了错误。这一点，毛主席对我们的教导是非常之多的。

在文章中间，胡耀邦作了多处修改，并加了如下一句：

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将要冒出来的新问题、新课题是非常之多的，需要我们去研究、解决。

对这篇文章，胡耀邦倾注了很多心血。下面，将我这几天的日记抄录如下，从中可见其情形。

12月15日

耀邦同志批回稿件，连夜修改（下午同王、力讨论修改了一遍）。

12月16日

一早送印刷所排清样，上午取回清样。

即送耀邦同志。

12月17日星期日

耀邦电话通知提了修改意见，继续改动了一下。

12月18日

又来意见，作了修改。

12月19日

上午参加×××追悼会，后到京西宾馆，耀邦定了稿（经王若水修改）。

下午与陈维仁、王聚武又通了一遍即送印刷所。（最后定稿）排出清样正式付印，并送人民日报。

从我的日记可以看出，1978年12月14日到19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2月18日到22日），胡耀邦每天都过问《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这篇文稿，不断提出修改意见。同时，我们也将稿送请《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理论部何匡、汪子嵩，以及其他有关同志，请他们阅改提出意见。12月19日上午，我和陈维仁一起，去八宝山参加了一个追悼会后，即赴京西宾馆胡耀邦的房间。我们进去时，胡耀邦正伏在墙角的一张桌子上（开着台灯）戴着老花眼镜，专心致志地审阅修改那篇稿件。见我们进来。他招手示意我们坐下，一句话也没说。王若水比我们先到，也坐在一旁静候。我们三个人坐在那里，一句话也没有讲，房间里有一种宁静而紧张工作的气氛。过了一会儿，胡耀邦已将稿看完，他摘下眼镜，转过身来，说了几句肯定这篇文稿的话后，又提出一些问题，同我们商量，王若水也讲了一些意见。最后胡耀邦说，这个稿大体上就这样定了，你们回去再根据刚才讲的意见，仔细抠一遍。我和陈维仁回党校以后，如日记上写的那样，下午和王聚武一起，三个人认真抠了一遍，最后定了稿，送印厂正式付印。同时，将定稿送人民日报社的同志。

《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这篇文章，在《理论动态》第104期刊出，时间是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于12月22日在第一版下部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公开发表。《光明日报》也在这一天的第一版下部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同时刊登。这是两报的又一次协同行动。

这篇文章以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中关于理论问题的精辟论述为武器，揭露了林彪、“四人帮”破坏我们党的学风的种种表现，也剖析了一些人在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工作、什么是理论家这样一些问题上存在的模糊观念和不良习气。文章指出：有些人由于中林彪、“四人帮”的“句句是真理”等一套谬论的毒太深，习惯性地照抄照搬，并以此衡量一切。谁要是从实际出发研究问题，他就说你越了轨。还有个别的人，摆出一副师爷的架势，今天批评这个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明天又指责那个是“砍旗帜”。他们还大言不惭地宣称，这是维护旗帜。其实，这种做法的本身，离毛泽东思想何止十万八千里！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和揭批“四人帮”的伟大运动，特别是经过最近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一套货色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紧接这些话，胡耀邦加了一句：“这实在是激励我们理论工作者奋发有为的一件大好事。”这篇文章在最后一部分强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四个现代化实践中的各种新问题，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到达四个现代化的自由王国，这就是历史新时期理论工作的总的方向和根本任务。”文章再次提出，绝不能躺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搞现成的条文和片言只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不能违背，但是我们也要有所前进，有所创造。理论工作者要敢于接触实际，不要回避问题，要旗帜鲜明，不能含混不清。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都是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章中阐明了的，但由于紧密结合了实际，针对性强，因而显得有分量。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在当时来说，这是最合适的人选，甚至可说是众望所归。

1978年12月31日上午，在政协礼堂召开了宣传口干部大会。胡耀邦作为新任中宣部长同大家见面并作了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特别提到这篇文章。他说，前几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叫《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的文章，很不客气地讲了一点马列主义的常识。有些同志恰恰是在常识问题上犯了错误。几十年中，我们党在常识问题上犯错误的高级干部有的是。这两年又有人在马列主义的常识上犯错误。这些话是有明确的针对性的，是针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来的情况而讲的，是针对刚刚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生的情况而讲的。有关情况我将在后面讲。

《伟大的实践论指引我们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这篇文章，也是理论动态组撰写的。这篇文章是怎么具体提出的，我没有查找到材料。

根据我的日记记载，12月22日，“讨论修改105期动态稿”。第105期《理论动态》就是这一篇。

这篇纪念毛泽东诞生85周年的文章，从毛泽东的主要哲学著作《实践论》，自然地联系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文章总结了半年多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这是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它的重大意义，就是解放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从根本上端正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路线，把我们的一切事业重新引导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为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文章进一步剖析了思想路线不端正的若干种表现及其原因。文章强调，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实事求是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集中人民群众在新的实践中提供的大量、丰富的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再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在思想理论上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文章进一步指出，四个现代化是亿万人民的伟大实践，必须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因此，必须发扬民主。没有人民民主，人民就不可能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要强调民主集中制，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开动机器，集思广益，总结经验，提高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伐。这样，就一定能够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日益密切地结合起来，从而使我们的伟大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这篇文章在《理论动态》刊登以后（12月25日），《人民日报》于12月26日在第2版全文转载，署名是“本报评论员”。

《伟大的实践论指引我们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这篇文章，从题目到基本思想，都是胡耀邦提出的。他11月28日在中央党校三部第一期学员结业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今后我们的工作怎么搞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我们要尊重实践论。”④他说，有些人不尊重实践，总说毛主席没有说过呀！他提出，大家都尊重实践，一切靠实践检验。在这个讲话中，他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讨论，我觉得起了很好的作用，起了解放思想、起了面向实际、起了真正地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巨大作用。”他还提出，尊重实践论，就不要搞天才论，不要搞特殊论。他尖锐地指出，有的人是“天才论加特权论”。以上这些重要观点和论断，文章都较好地作了阐述发挥。

为了慎重起见，这篇文章也请一些同志提了意见。现在查找到的稿是王若水的修改稿，时间是12月23日，上面有胡耀邦的批语：

我在若水同志的修改的基础上，又作了较大的修改，主要是把第二部分作了较大的修改，主要是把第二部分改缓和了。请排印出。送人民日报和我再仔细斟酌一下。

胡

从这个批语可以看出他对这篇文章的重视程度和慎重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在中国，在北京，有两篇阐述《实践论》的重头文章同时在撰写。除了《理论动态》的这一篇外，当时的《红旗》杂志在中宣部部长（胡耀邦的前任）的关怀支持下，在《红旗》总编辑熊复的直接指导下，也在撰写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重温〈实践论〉》这篇文章可能在8月份就开始酝酿撰写了，一直到12月上旬几易其稿，但终究没有能够发表。这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一件颇具典型意义的事。关于《重温〈实践论〉》一文的有关情况，我将在后面“《红旗》杂志的‘一花独放’”一章中详加叙述。

以上，我将《理论动态》从1978年6月30日到12月25日这一段时间内，发表的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的撰写、定稿和发表情况，一一作了介绍。《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一篇（6月30日发表），在第三章已作了介绍。在这里介绍的实际是7篇。1979年发表的两篇，就不在这里介绍了。以上这些文章紧密结合实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真理标准问题，针对性强，又有理论深度，对真理标准的讨论，起到了引导和有力的推动作用。

三、胡耀邦呕心沥血，精心组织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我们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的同志都很悲痛。我们自己制作了花圈。花圈上是这样写的：“《理论动态》的创办者、真理标准讨论的组织者胡耀邦永垂不朽！”该年4月30日出刊的第836期《理论动态》的第1页，也印了这句话。这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切身体会而写出来的。直到今天，我觉得这句话还是符合实际的。

胡耀邦适应拨乱反正的需要，在中央党校创办了《理论动态》这个刊物。为了实事求是地研究评价“文化大革命”（当时叫做研究三次路线斗争），他提出了实践标准，搞了文件，让八百名党的中高级干部讨论。接着，他又修改审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公开发表，从而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从此，他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件大事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他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坚定地但又机智地前进，使这个讨论一步步地深入、扩展。邓小平、罗瑞卿等同志的支持，起了巨大的作用，但他自己确实是呕心沥血，担当起了这个讨论的具体组织者的角色。打个比喻，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胡耀邦是出色的前敌总指挥。

胡耀邦密切注视着这一具有重大意义又有极大尖锐性的大讨论的进展情况。他要求孟凡（他有长期搞社会科学情报资料工作的经历，当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及时提供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包括报刊上的文章，各种材料，各省的情况，公开的和内部的。孟凡认真地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经常向耀邦同志提供各种资料。据孟凡回忆，胡耀邦对这些材料很注意阅读，有时还写批语，有的批语就写在报纸上。孟凡说，胡耀邦还表扬过他，说他提供了不少材料。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胡耀邦以很大一部分精力抓文章的撰写。

以上各章，我已将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重要文章，一一作了介绍。将这些文章连贯起来看一下，就可以大致地看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展过程和涉及的方方面面。第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明确地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真理标准讨论的开篇文章。《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从历史观的高度阐明，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要飞跃前进。这个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我们要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努力走在历史潮流的前头，不能徘徊于这个历史潮流之外，更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那些受林彪、“四人帮”流毒很深的人，应当转变思想立场，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这篇文章从历史观的高度，对坚持“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的那些人作出了有力的回答，也是对他们的忠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是对“凡是派”的指责的正面回答，也是对真理标准问题作进一步的全面论述。第三篇，《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一文，是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引导到解决实际问题，同干部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从而使这一讨论的政治意义更加明显。以后的各篇文章，则各有侧重。《“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一文，从真理论的角度指出，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都离不开实践，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批驳了认为提出实践标准就是否定相对真理，就是要砍旗帜的错误观点和无理指责。《谈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问题》一文则阐明，坚持实践标准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正肯定。文章又指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采取“句句照办”的态度，从而有力地批驳了认为提出实践标准就是具体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责。《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一文，阐明了尊重实践与重视理论的一致性，批驳了认为提出实践标准就是否定理论指导作用的指责。以上这几篇文章反映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开端和逐步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情况。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胡耀邦同时抓了四篇文章。这就是：《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伟大的实践论指引我们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在这历史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胡耀邦的繁忙紧张，是可以想象的。但他却具体地抓了这样四篇文章的写作，从定题到设计框架，作多次修改，到定稿，到发表的时间与方式，他付出了很多心血。这四篇文章，《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一文论述了当时的一个最紧迫的问题，实际上是组织路线问题，其他三篇文章讲的是端正思想路线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实现历史伟大转折的重大问题，关系到历史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能否确立和顺利贯彻的大问题。胡耀邦对这些文章抓得准，抓得及时，抓得细致，也抓得很紧。可以看出，他是从实现历史伟大转折的高度来抓这些文章的，也是卓有成效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并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当然，这绝不是说这个讨论可以结束了。从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来说，从当时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状况和精神状态来说，要求把这个讨论继续下去。胡耀邦1978年11月28日在中央党校三部第一期学员结业会上的讲话就说：“这个讨论还没有完，还要深入，因为我们不少同志的思想方法不对头。”⑤他确实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并采取了措施。我这里有胡耀邦手写的一张题目单，是给理论动态组写的。现抄录如下：

新题目

思想路线

1．每个干部都要有个正确的思想路线（参考邓副主席讲话）

2．怎样把真理标准讨论引向深入？

3．脱离群众和思想僵化

4．阶级斗争

（请多想几个题目分开写）

这个题目单没有注明日期。从其中“参考邓副主席讲话”的话看，当是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后。正是这个讲话，指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越看越重要”，讲了思想路线，分析了思想僵化。这个题目单中的题目明显地出自这个讲话。因此，这个题目单无疑是在邓小平这个讲话之后拟出来的，就是为了贯彻这个讲话的精神。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胡耀邦同时抓了上面列举的那四篇文章的撰写、修改、定稿。这个题目单是在这四篇文章完成以后，即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以后，为了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继续推向前进而拟定的。从这个题目单也可以看出，胡耀邦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视与周密的考虑。

我们在前面着重介绍了胡耀邦组织撰写文章，办《理论动态》这个刊物的情况。他是从拨乱反正的需要这个高度来创办和坚持办这个刊物的。在拨乱反正中，特别是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理论动态》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胡耀邦对理论动态组同志多次讲，《理论动态》起了历史作用，在思想理论方面，《理论动态》是一家。胡耀邦逝世后，我于1989年5月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耀邦同志与〈理论动态〉》。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记得在1978年下半年，真理标准讨论已经初步开展起来的时候，胡耀邦在同理论动态组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曾经深情地说，我死后，要写上一笔，生前办过《理论动态》。胡耀邦一生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他在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时亲自创办《理论动态》这个内部刊物，是他的重要贡献之一。”从1989年5月到我正在撰写此稿的1994年3月，又过去了五年时间，但我对他的这句话和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对我所写的这个评价，觉得符合实际。

胡耀邦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起的作用，当然不仅仅是上面讲的那些文章。他为了在某些省、市、自治区打开讨论的局面而调兵遣将。他对中央党校的教学中如何贯彻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倾注了心血。这些，我将在以后有关章节中记述。

1994年3月28日初稿

1995年7月4日定稿

注释：

1.《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第328页。

2.《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第332页。

3.《中央党校校刊》第2期第17页。

4.《中央党校校刊》第2期第17页。

5.《中央党校校刊》第2期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