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信息库欢迎您!
首页 文章 总体改革 改革综合

理论界新闻界密切合作有效推进讨论

2008-09-01 16:36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摘要:第四章理论界新闻界密切合作有效推进讨论一、理论界和新闻界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密切合作对于理论界和新闻界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出色工作和突出贡献,在前面各章已经讲了很多。这里还要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讲一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既是一个思想路线问...

一、理论界和新闻界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密切合作

对于理论界和新闻界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出色工作和突出贡献,在前面各章已经讲了很多。这里还要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讲一下。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既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作为思想路线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理论工作者通过撰写文章、讨论、讲演等方式,从理论上思想上提高大家的认识;作为政治问题,需要掌握各级各单位领导权的干部的参与和支持。这些,又都要新闻工作者通过新闻媒介提供阵地,造成强有力的舆论。这个大讨论的性质和特点,当时的特殊形势,要求理论界和新闻界共同努力,要求理论界与新闻界密切合作。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10周年的时候,《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胡绩伟撰写了一篇文章,回顾这一段重要的历史。这位在这个大讨论中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的同志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理论界和新闻界密切合作,对党和国家作出的一大贡献。”①这个估计和论断是符合实际的。

我在一开始就讲,从准确、完整到实践标准,这是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这就是说,提出真理标准问题,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所处的特殊地位,使他们对这种客观需要感觉很敏锐,而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又需要依靠理论工作者的努力。

《人民日报》在1978326日发表了《标准只有一个》的短文,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但是,却收到二十多封来信,反对这篇文章阐述的基本观点。这就说明,需要从理论上来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需要理论界来参与。于是,《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就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邢贲思撰写文章。

与此同时,《光明日报》的杨西光,也将他们作过几次修改仍不满意的胡福明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稿送中央党校,请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同志帮助修改加工,并希望先在《理论动态》发表此文。尽管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自己也在撰写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而且已经有了一个初稿。应当说,中央党校已在学员中广泛讨论了这个问题,对情况了解得更多更深,更有条件撰写这样的文章。但是,理论研究室仍然痛快热情地接受了《光明日报》同志的要求,并决定将自己已撰写的文稿同《光明日报》送来的文稿合在一起,写成一篇文章。在《理论动态》发表时,又谦让地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同志,本刊作了些修改。理论界同新闻界的这种合作,成功地向全党和全社会响亮地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上面讲到响亮地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这也是协同动作的结果。胡绩伟曾在文章中这样讲:事先商量好,该文用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1978511日的《光明日报》发表,第二天由《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并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全文。”②由胡耀邦创办并具体指导的《理论动态》作为特约评论员,由首都三家大报《光明日报》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和转载,权威的新华社转发全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才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这是理论界和新闻界密切合作的生动体现和极大成功。从此开始,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程中,理论界与新闻界的密切合作就日益发展,从而冲破重重阻力,为这个大讨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513日,胡绩伟及时地向胡耀邦和理论动态组同志通报了反对者的电话内容。大家在一起进行了议论,一致认为,反对者的电话内容从理论观点上说是错误的,给这篇文章和作者编者扣的政治大帽子是不能成立的。大家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这样,大家的心贴得更近了,从而为今后的紧密合作奠定了更好的思想基础。

论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二篇重头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得到了《解放军报》社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具体帮助。这篇文稿首先是由《解放军报》副总编姚远方向罗瑞卿汇报和推荐的。在修改加工定稿过程中,《解放军报》的总编辑华楠和副总编辑姚远方,做了许多工作。这篇重要文章的发表,也是几个大的新闻单位协同动作。事前商量,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6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在当天同时刊载,由新华社全文播发,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这反映了当时大家决心之大,几个单位合作之密切程度。

胡耀邦1979331日给理论动态组写的一个批语说:希望新闻界、理论界更好地发扬这种互相商讨、互相琢磨的风气。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过程中,理论界与新闻界的合作始终是很好的。这种合作是多方面的,有多种方式,如互通情况,共同研究,共同修改文稿,联合开讨论会,约稿撰稿,协调行动等等。理论界与新闻界密切合作,有效地推进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生动事例,在中央、在地方都很多,前面已讲了不少,下面在有关章节还要讲到,这里就不再多讲了。

二、新闻界的勇气与机智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刚开始,新闻界就遇到了大麻烦。当时,分管宣传工作、权力很大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以及在他领导下的中央宣传部长和一些颇有影响的人士,对这个讨论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人民日报》在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当天晚上,就接到了那么明确、那么严厉、那么气势汹汹的反对这篇文章的电话。特别是汪东兴,很快就亲自出马指责《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刊登这篇文章,加以压制。在这样的形势下,该怎么办?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新华社这些首都主要新闻单位的同志,表现出了可贵的敢于拨乱反正、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

615日,汪东兴以分管宣传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身份,召开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新华社的负责人胡绩伟、杨西光、曾涛等人都被召去参加这个会议。在这个仅有十几个人参加的小会上,汪东兴严厉批评报纸把关不够好,把得不严,把得不紧。这是针对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而言的。他指责这些新闻单位党性不强,提出了党性不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的方针,下了一道禁令。

就在6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邢贲思撰写的《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文章。新华社全文播发这篇文章。《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于618日全文转载。这就是这几家新闻单位的同志对汪东兴的批评指责和下的禁令的回答。同当时不少人还心有余悸、遇事三思的精神状态相比较,他们的这种胆略和精神,确是很令人钦佩的。

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除了要有敢于拨乱反正的精神外,在当时复杂的情况下,策略也很重要。在这方面,新闻界的同志也是很出色的。

前面已经讲到,当时不少重要文章,是用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对此,胡绩伟讲了他们的考虑。他说,这样重要的好文章本来应该用《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但是考虑到当时有规定,社论必须送给那位主管宣传的常委审查,肯定送去就会扣压下来,于是想到用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但有规定,重要的评论文章也要送审。胡耀邦说,用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表明不是报社写的,而是社外同志个人写的,可以不代表党报,不送审就更有理由。正如胡绩伟所说,这种做法在党报史上没有先例。这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一种很高明的策略,已得到实践的充分证明。不少重要文章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而顺利发表。也正因为署了特约评论员的名,而更引世人瞩目,更显得有分量。

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讲话,作为重要新闻,由新华社电讯发出,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报纸和地方报纸在显著地位逐一刊登,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出,这是新闻界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他们的一大杰作。前面已经讲过,新华社黑龙江分社社长孙铭惠,首先报道了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情况。这个报道先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刊出,在中央党校学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197883日,新华社又作为电讯稿发出;8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首都其他报纸和地方报纸也都在显著地位刊登了这条新闻。接着,新华社又发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新闻。19789月和10月,接连报道了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河北、青海、宁夏、内蒙古、四川、湖北、天津、江苏、广西、贵州等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讲话。与此同时,又报道了沈阳部队、广州部队、兰州部队等大军区负责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讲话。这些重要新闻报道和其他有关的报道,造成了一种形势,造成了一种坚持实事求是、推倒两个凡是势不可挡的形势。全国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都在密切注视着这种形势的发展。那些还没有明确表态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自然就成了人们注目和议论的对象。据说,在长沙街头,有一张大字报,附了一张全国分省地图,把凡是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省、市、区都作了标记,剩下两个空白的省,一是台湾,一是湖南。这是充满智慧的群众对湖南省委负责人不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态度的尖锐批评。

19789月和10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形势加速发展,这同新闻界的出色工作是直接有关的。有人把这种新闻报道指责为强迫表态。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但新闻报道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所起的引导和推动作用,确是很明显的。

地方报纸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所做的努力和贡献,也是很值得称道的。可惜我掌握的材料很少。这里仅举几个例子,以见一斑。

这里主要讲上海市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后,有的同志在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上几次提出建议,上海要发表文章,但均遭拒绝,说什么中央没有文件,《光明日报》一篇文章怎么能算数。不仅如此,还交代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要看住上海的几张报纸。作了这样的规定,上海的报纸可以转载其他报纸的文章,不能自己组织文章。《文汇报》有9篇文章送审,都被压下了。后来又规定,5000字以上的文章要送审。《文汇报》的同志想方设法,巧妙地冲破这些禁令。复旦大学党委举办了党员干部读书班,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夏征农作了动员报告。《文汇报》的同志写了报道,并问夏征农,能不能发这个稿?夏说,为什么不能发?《文汇报》总编辑马达认为,这是冲破市委禁令的一个好机会。因为夏征农是一位有影响的老同志,发表后,如果来追问,就可以说是夏征农让发表的,估计他们不敢对夏征农怎么样。这样,《文汇报》就在1978916日的第一版,发表了这篇报道。以后,为了不受5000字以上的稿要送审的限制,《文汇报》的同志就把稿都压缩到5000字以内发表。

《解放日报》的同志也是想方设法,巧妙地组织文章,参加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10月间,在一次市委常委的学习会上,赵行志等几位同志发言,明确赞同真理标准的讨论。《解放日报》的负责人知道这一信息以后,便立即派人前去约稿,在这位常委的发言稿的基础上,很快形成文稿,但不便署这位姓赵的常委的真实姓名,便署名赵启,在1978113日的《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的题目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权威》。他们戏称此文的编发,有点地下工作的味道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任《河南日报》总编辑的刘问世,也是中央党校的校友。他向我提供了《河南日报》在这一讨论中的工作总结材料,比较全面也比较具体。我将这个材料全文抄录如下:

19785月至19816月,《河南日报》比较集中系统地进行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次讨论是全国规模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基本理论问题上的拨乱反正,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讨论是从19785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开始的。512日,《河南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重要文章,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自此以后至1978年底,《河南日报》连续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有关重要文章、评论和消息19篇,发表了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学员、河南省军区党委、中共郑州市委和各地市委等单位讨论的消息、文章和评论20多篇。19781123日,一版头条刊登了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强调指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解放思想做好各项工作。他要求全省各级党委认真进行讨论,端正思想路线。这个时期,《河南日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报道,侧重于阐明意义和思想发动。

1979年开始,中共河南省委要求结合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深入到基层群众中去。为了适应讨论深入的需要,帮助基层干部和群众认识讨论的意义,《河南日报》约请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所编写了题为《谈谈真理标准问题》的辅导材料,分载于810日、12日和13日的报纸上。辅导材料共分十节:一、为什么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真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四、怎样用实践检验真理。五、革命理论也要不断接受实践检验。六、实践检验与理论指导。七、实践检验与科学预见。八、有用的不一定都是真理。九、坚持实践第一,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学风。十、坚持实践标准、继续解放思想。这个辅导材料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对深入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起到了推动作用。从1978825日起,《河南日报》在《学习》专刊(后改名为《理论与实践》)开辟《坚持实践标准,端正思想路线》专栏,连续发表理论联系实际的文章,交流讨论的心得与意见。这个专栏一直办到198165日,共出刊69期,发表文章78篇和学习问答3篇。在1980年全年发表的47篇专栏文章中,大多数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述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正确性,指出实行联系产量的承包责任制深得人心,强调要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敢于打开治贫致富之门,不要见色变。有的文章还论述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明确指出不能用奖金代替思想政治工作,丢掉思想政治工作就会走偏方向,精神万能金钱万能都是不对的。这些论述对全面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在整个讨论中,1979年的发稿量比较大,全年共发表文章26篇,消息36篇,评论员文章6篇,加上其他有关稿件总计84篇,反映了讨论的情况,把讨论逐步引向深入。《河南日报》三年零一个月的讨论,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摒弃了一切否认实践的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为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进改革和四个现代化建设扫除了思想障碍,创造了有利条件。

全国有那么多的报纸,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作为党委的机关报,固然是历史的责任,责无旁贷。这里要讲一下的是,有些专业性的报刊,也积极地组织文章,参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如《体育报》,在1978816日,就发表了《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1025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打破思想僵化》;1030日发表了《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署名文章。这些文章的水平都比较高。《中国青年》和《中国妇女》等杂志,也都发表了论述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

由于各地党委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采取的态度不同,也由于报社同志自身的某些原因,各地报纸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态度,主要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一段时间内,也是有明显差别的。这里讲一下《北京日报》。

《北京日报》是中共北京市委的机关报,尽管它也是省级报纸,但由于地处首都,因而是一张很引人注目的报纸。《北京日报》直到1978年的614日,才在该报第二版全文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从时间顺序上说,这是全国省级党报转载此文的倒数第二家。从《光明日报》511日发表此文到614日,已过去了一月有余。在这一段时间内《北京日报》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保持了完全的沉默,不但一文不发,而且可以说是一言不发。该报524日第一版的长篇报道很能说明这个情况。在这一天该报第一版下半部的通栏大标题是:《揭批四人帮篡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罪行》。这是一篇关于北京市宣传部门召开批判会的报道。这篇报道说:市委宣传部负责同志最后指出,要分清是非,拨乱反正,要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批判四人帮,就必须提倡认真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才能很好地掌握批判的理论武器。要把批判和学习结合起来,把学习、批判和弄清各条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是非界限结合起来,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这篇讲话作为这个会的总结,显然是代表中共北京市委的。这篇讲话绝口不提已在首都议论纷纷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那位负责人一再提出要分清是非。怎么才能分清是非呢?他的办法是读书和批判。他绝口不提要以实践作为唯一标准进行检验。这是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对着唱的一次讲话。

1978年的6月和7月,《北京日报》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仍然保持沉默,只是刊登一些新华社的电讯稿和转载一些《人民日报》的文章。到了1978年的8月,《北京日报》终于发表了两篇自己组织的论述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一篇是197888日,在该报第三版发表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一文。这篇文章的题目很鲜明,反映了一些编辑人员的态度,但内容是讲哥白尼太阳系学说的确立和发展。另一篇是,821日,在该报第三版,刊登了《从东非人的遭遇看真理标准》,此文从人类化石的发现讲真理标准问题。这两篇文章在当时的首都来说,可以说是奇文。它比较明显地反映了当时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反对态度,也多少反映了《北京日报》社一些人的精神状态吧!

19781018日,《北京日报》在头版头条的重要位置,报道了1013日该报编辑部召开座谈会,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情况。大标题是:《分清真假高举 促进思想解放》。这篇报道说,发言者一致认为:当前在思想、理论战线就这个问题展开的讨论,意义十分重大。它实际上是一个怎样真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正确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一定要解决好,否则,我们的思想就不能进一步得到解放,党的优良传统就不能得到发扬,各方面的工作就不能做好,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将成为一句空话。这些话在当时来说,已不新鲜,更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在《北京日报》上刊登出来,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中国政治形势发展的一个新的信号。它表明,中共北京市委已经改组,两个凡是在北京市已难有立足藏身之地。《北京日报》已经明确地站到了坚持实践标准的立场上来了。

像《北京日报》这样的情况,在全国的大大小小党报中,也有它一定的代表性。当然,前面引的《河南日报》的材料,具有更大的代表性。从《河南日报》可以看出全国大多数报纸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工作情况和所起的重要作用。

[page]

三、理论界卓有成效的努力

首先是理论界的同志,科学地分析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的发展形势,适时地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重大命题(胡耀邦作为中央党校的负责人,也可以看做是理论界的,《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则既是新闻界的,又是理论界的,一身二任)。理论界与新闻界密切合作,勇敢地公开地提出了真理标准问题以后,又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参加理论务虚会),严肃地批评剖析两个凡是,推进这个大讨论。在恢复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进全面拨乱反正,实现历史伟大转折的历史进程中,理论界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功绩是巨大的。

除了前面已讲的以外,在这一节,再着重讲一下理论界在举办理论讨论会、撰写文章两个方面的出色工作。

先讲理论讨论会。主要介绍一下北京的一个在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的理论讨论会。

1978620日、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编辑部,邀请首都部分哲学工作者和一些部门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召开了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有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协、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广播学院、石油部、冶金部、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的60余位同志。大家围绕真理标准问题进行了座谈。发言者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实践标准问题,实践第一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坚持实践观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背离实践观点,就是背离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与会者结合实际情况,阐明了重新学习、研究和讨论这个问题的必要。

从报道材料看,这个讨论会本身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联系当时的背景看,这个会就不一般了。

前面已经讲到,在1978年的615日,即这个讨论会的前五天,汪东兴召开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发表了那么一篇气势汹汹的讲话,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下了禁令。不仅如此,在这个讲话中,汪东兴还点名批评了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邓力群,说他的一篇讲话,没有提十一大,没有提毛主席,没有提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里,已经有几顶政治大帽子快扣到邓力群头上了。《哲学研究》编辑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这个座谈会的。这是冒着风险的,是要有勇气的。这是首都理论界召开的第一个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197877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公开报道了这个座谈会的情况。

1978717日至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又召开了全国性的讨论会。他们邀请了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哲学理论工作者(包括党校、哲学研究单位、大专院校)和实际工作者,以及中央、国家机关、解放军、新闻出版单位的人员,共160多人参加会议。这个讨论会的具体筹办者就是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邢贲思和《哲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张岱。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参加了会议开幕式,并作了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周扬参加了会议闭幕式,作了讲话。会议还邀请《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单位的同志,讲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背景和情况。

邓力群的讲话首先指出,这个讨论会是要讨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问题。他提出,在讨论中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态度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

邓力群在讲话中明确肯定了《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他说:《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后,引起了一些议论。后来《解放军报》又发表了长篇文章,对前一篇文章的观点,进行进一步的阐述,对不赞成这篇文章的看法,进行了商讨和批评。我个人是完全同意这两篇文章的。说实在话,第一篇文章见报后,在没有听到不同意见时,我认为是一篇很普通的文章,并没有觉得发表了什么谁也没有讲过的新意见,听到不同意见以后,我才觉得,这篇文章的确起了好作用。理论界、学术界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个讨论还在继续深入。它对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会有很好的影响。”⑦

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发出这样的责难,按照实践标准,那么现在党提出的十一大路线就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二十三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这种指责,一方面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曲解,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们对十一大文件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那些的东西的赞赏。邓力群在讲话中不回避这些在当时来说还是很敏感的政治问题,作了明确而有力的回答。他说:

反对这篇文章的同志,有一种意见: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说法,现在党提出十一大路线还不是真理,要等到四个现代化实现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这种意见很值得讨论。我的理解,十一大路线是总结了过去正反两方面经验制定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那么,十一大路线是不是还要在今后的实践中接受检验、补充和发展呢?按照上面这种意见,好像就不再需要实践的检验、补充和发展。路线制定了,总任务提出了,但要实现这条路线、这个总任务,还要解决一系列涉及各方面工作的问题。五届人大以后,中央在处理实际工作中间,就发现很多新问题,认为我们的思想还要更解放一点,决心要更大一点,步子要更快一点,办法要更多一点。我们的十年规划还需要补充、丰富和发展。五届人大以后才几个月时间,在中央的工作日程上就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就足以证明,十一大路线来自实践,但还要回到实践中去,继续接受检验并且得到补充和发展。不能说我们制定了一条路线,就算达到了真理终点,不要再前进了。

邓力群进一步阐明:

过去二十八年的历史证明,只要路线对头、方针对头、办法对头,就可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们有不少好的经验,也有反面教训,现在和今后,还会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理论工作者积极研究和探索,如果我们回避这些问题,研究工作就不能搞好。理论工作者完全可以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聪明才智,作出贡献。

这个问题也证明理论上已经达到了的东西,已经为过去的实践检验过的东西,还需要在新的实践中继续进行检验、修正、补充和发展。……我们必须贯彻毛主席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新的问题,解决新的问题。这对搞实际工作的同志和对搞理论工作的同志都极为重要。

邓力群强调:

由于面临着前人没有解决的新问题,更加需要容许不同途径的探讨,容许不同意见的争论,也就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所讲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上次的哲学讨论会上,周扬同志讲,科学无禁区,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讲得很好。新的问题的答案,书本上找不到,要靠我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不同的途径来探讨。在探讨过程中,难免犯错误,要允许改正,继续探讨。

针对一些人乱扣帽子、爱打棍子的做法,邓力群说:

其实,喜欢打棍子的人,往往不是因为他怎么高明,而是因为他有些空虚,无非是不能以理服人,只好用帽子、棍子压人。这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懂调查研究的表现。对这种离开马克思主义、不根据调查研究的做法,我看用不着怕。

这是一篇支持刚刚兴起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解放思想,鼓舞士气的讲话。

周扬在闭幕会上的长篇讲话共讲了三个问题:

1.现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意义何在?

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是还有第二个标准?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不是否定或削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3.科学无禁区,这话对不对?

周扬在讲话中一开始就指明了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意义。他说:

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个哲学问题,而且是个思想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如果我们放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那么我们就会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所以这次讨论很有必要。

周扬明确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他说:

文章的命题、基本观点都是正确的,站得住脚的。但是有人从这篇文章中看出了问题。”“听说他们认为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有害的,是砍旗的。我没有亲耳听过这话,只是传闻。这样,问题就严重了,这就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阐述,政治上正确还是反动,对毛泽东思想是举旗还是砍旗的问题。这个事情事关重大,必须要搞清楚。如果不搞清楚,我们这些共产党员也就实在太马虎了。这样重大的问题不搞清楚是不行的。对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

针对砍旗的指责,周扬指出:

如果说砍旗,那是砍林彪、四人帮的旗。这次讨论会就是对着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思想流毒来的。林彪倒了很久了,四人帮也倒了快两年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也已经被摧毁了,但是他们的思想流毒还在,他们的阴魂并没有散,它不仅附着在四人帮的帮派人物身上,也还附在我们某些同志身上,否则,我们就用不着开这个会讨论这个问题了。正因为林彪、四人帮的阴魂不散,需要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不散阴魂作斗争。现在我们开这个会就是做驱散林彪、四人帮阴魂的工作。如果人家问,你们写这些文章干什么?我看就是做驱散阴魂的工作,这是个艰苦的工作。

这些话,是对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人的尖锐而深刻的驳斥。

周扬在阐明了坚持实践标准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一致性后,尖锐地指出:

为什么有些人要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就是因为他们在运动中办了一些错事,讲了一些错话,又不肯认错,不肯按照实际情况来改正错误。实践和他们的主观意见相违反,他们不愿放弃自己的主观意见,却硬要反对实践这个客观标准。

关于科学不应当有禁区的问题,周扬说:

给科学设置禁区,那就是承认某些客观事物的领域是科学所不能接触、不能探索的,那就是否定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那就必然要引导到不可知论、怀疑论、神秘主义、迷信和宗教。所以必须反对科学禁区。不粉碎四人帮人为设置的禁区,我们就不能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就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如果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空想的感伤的社会主义,而是科学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我们就应把它当做一个头等重要的科学研究的对象,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根据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经验,从各方面来加以科学的研究和总结,是不应当设置禁区的。”“政治也好,学术也好,都需要民主。学术特别需要有民主空气,需要有自由讨论的空气。要反对对学术问题采取粗暴态度,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又考虑到科学艺术的特点和特殊规律,坚决反对乱扣帽子,乱打棍子。

周扬讲话的重要性在于,他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和性质,指出这是个思想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这一论断取得大家的认同,以后,在讨论中,大家都这样讲。高级领导干部的表态讲话,也都是这样讲的。

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的这个理论讨论会,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以后,第一次全国性的大型讨论会。这个理论讨论会的规模大、规格高,讨论的水平也高,因此,这个讨论会的影响也大,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都在730日报道了这个座谈会的情况。地方上的不少同志将7月开的这个会议称之为北京会议。一些省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回去后,是向省委领导直接汇报的。福建省参加会议的三位同志回去后,于8月间向省委常委作了汇报,参加者除常委外,还有各部、委、办负责人。92日,省委书记廖志高就在省委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要求大家进一步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浙江省参加会议的两人回去后,也是向省委常委作了汇报。省委研究决定,立即筹备召开全省理论讨论会。这两位同志还向8月间召开的全省政治理论教员备课会作了传达,要求依据北京会议的精神,修改和编写政治理论课教材。他们还到十多个单位作了传达讲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召开了三百多人参加的理论宣传干部会传达这个会议的精神。当然,在当时的形势下,不是各地普遍都这么重视、这么做的。

在首都,还有两个座谈会,也需要在这里讲一下。

一个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这是一个北京地区部分经济理论工作者、经济工作者座谈会,讨论实践是检验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的标准。著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在发言中说:检验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的标准,只能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凡是经过实践检验,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实践的标准,是唯一的标准。只有经过实践,才能认识客观规律。北京师范大学的曹宪章的发言中说,在实践中检验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最根本的,就是看它能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提出,对于那些实践证明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就应该充分加以肯定;对于那些实践证明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甚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就要破,就要改。只有这样,才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四个现代化才能早日实现,否则就会违背广大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四个现代化就会落空。中央党校的龚士其在发言中说,我们讲的实践,是一定历史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不能根据某一单位的实践作为检验理论、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这是针对照搬大寨经验、农业学大寨的做法而言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孔生发言说,坚持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涉及是否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大事情。我们不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在理论研究工作中,都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有真高举和假高举的区分。”⑧这个座谈会上的发言,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潮和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实际情况,讲得很有针对性,很有理论深度,也相当尖锐。新华社发了这次会议的电讯稿。《人民日报》于197894日对这次会议作了报道。《光明日报》于93日刊登了新华社的电讯稿。

另一次就是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召开的理论讨论会。这个会于197875日和10日举行,参加者有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三百余人。与会者以科学史和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材料,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观点,澄清在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上存在的混乱。发言的同志指出,承认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我们科技事业的高速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科学就是实事求是的学问,科学不承认任何偶像,而要倾听实践的呼声,接受实践的检验。”“在我们的内部,现在还存在着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这一根本原则的思潮。如果听任这种思潮泛滥,新鲜活泼的空气将被窒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能停滞,科学技术现代化就不能实现。大家提出,在这个历史转折的重要时刻,迫切需要开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自然科学工作者从科学技术角度讲实践标准,批评两个凡是,把问题展开了,这对推进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无疑又是一个有力的推动。710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对这个会议作了报道。

召开理论讨论会,是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个重要的和有效的方式。除了前面讲的这几个讨论会外,当时,全国各地开了很多这样的理论讨论会。现在将《哲学研究》编辑部从公开报刊上的报道中抄录的座谈会、讨论会,以及我自己收集的,计算一下,在1978年,理论界召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座谈会、讨论会,就有70来个。这是见之于报端的,没有公开报道的这类座谈会、讨论会,一定是更多(见本书附录一)。

1978年是中国理论界异常活跃的一年。理论界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逐渐苏醒起来并投入拨乱反正的斗争。1978年,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中心,理论界的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活跃程度。这里所说的前所未有,不只是讲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包括文化大革命以前时期在内。正如前面所讲,1978年,实际是1978年下半年,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围绕真理标准问题召开的理论讨论会、座谈会,共有70多个。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围绕同一主题,开这么多的理论讨论会、座谈会,确是空前的。

这些理论讨论会、座谈会,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批评剖析了两个凡是,也造成了一定的声势。在这些讨论会、座谈会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批理论文章。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全国的报纸和刊物上,究竟发表了多少篇文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完整统计数字。从我个人来说,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的历程》一书中说: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登载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专文650余篇。”⑩

《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集》中,有一个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部分文章目录和报道索引。我依据这个目录索引和该书收进的文章统计,1978年的文章共363篇。这是经过筛选的文章数。从地方报纸来说,最早的文章是19786月,共2篇,一篇是《黑龙江日报》的(619日),另一篇是《吉林日报》的(626日)。7月份,地方报纸的文章已有12篇,是《吉林日报》《沈阳日报》《山西日报》《河北日报》《哈尔滨日报》《黑龙江日报》《辽宁日报》《甘肃日报》《长江日报》《西藏日报》,共包括8个省、市、自治区。特别要指出的是仅《沈阳日报》在7月就发表了3篇文章。8月份,地方报纸的文章一下增加到45篇。9月份,为55篇。10月份,为57篇。这些数字很不完整,但可以看出大致的发展势头。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它却是以哲学形式出现的,带有很强的理论性。因此,这个大讨论的展开和深入发展,理论工作者必然要起特殊的重要作用。撰写文章和发表文章,是推进这个讨论的一个基本形式:这些文章紧密联系实际,全面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明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批判了林彪、四人帮把理论与实践相颠倒的种种谬论和做法,解答了人们存在的种种顾虑和疑问,澄清了许多糊涂观念和混乱思想,阐明了这个讨论的重大意义。这些文章,也是我国理论工作者参加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真实记录,有它的历史价值。

我国理论界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这一节,只是讲了两个侧面。

[page]

四、地方党委宣传部门的积极行动

讲了新闻界和理论界同志在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的突出贡献以后,还应当讲一下若干地方党委宣传部门的同志主动投入,为这场大讨论的开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的情况。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本来是党委宣传部门责无旁贷的事。但是,当时中央宣传部的部长不但不支持这个讨论,而且站在两个凡是的立场,同这个大讨论唱反调,对着干。他亲自召集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宣传部长开会,要他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不同意见,实际上是要大家来批判这篇文章。以后,他又到东北地区对党委宣传部门的同志泼冷水。他还对某些省委负责人打招呼叫他们不要搞这个讨论。他支持《红旗》杂志负责人的不卷入方针。以上这些,就是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在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主要作为。这种情况,不能不对全国各地党委宣传部门产生消极影响。尽管这样,还是有不少地方党委宣传部门的同志,主动投入这场大讨论。

首先要讲的是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的情况。早在1978627日,甘肃省委宣传部就与《甘肃日报》编辑部联合召开座谈会,座谈《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的几篇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讨论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有兰州大专院校、省委党校、兰州市委党校、部分厂矿企事业单位、兰州市委宣传部的有关负责同志。大家一致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观点。大家一致认为,这些重要文章正确地阐明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对从思想上理论上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下定决心,彻底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与会者指出,这是关系到我们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旗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一手培育的党的优良作风,胜利地进行新的长征的大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一连有几个大的动作,来发动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882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召开乌鲁木齐地区理论工作者和宣传干部会议,传达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讨论会的精神。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韩劲草出席会议,并发表了旗帜鲜明的讲话。他说,当前全国思想理论战线很活跃,关于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带有原则意义的讨论,既有理论上的意义,也有实践的意义,不仅值得理论战线上的同志注意,也值得所有干部注意。他指出,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的实质,涉及如何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把它看做是革命的科学,行动的指南;另一种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看成教条。这后一种态度,看来好像是很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实际上这种态度本身就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这个会议的规模很大,参加者有乌鲁木齐地区各高等院校、干校,自治区各部、委、办、局,新疆部队和乌鲁木齐市有关单位的同志三百多人。!1

由韩劲草提议并经他审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又编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小册子,根据这个讨论的性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实际情况,收编了7篇重要文章(包括《哲学与宗教》一文),于19788月出版,先后印刷三次,印数近50万册,并在10月份出版了维文,印数3万册。由宣传部理论处赵振明起草,经韩劲草审定的编者的话,简明地阐述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实质和意义,坚持实践标准与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关系,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新华社为此发了电讯,《人民日报》于1978927日摘要刊登这篇《编者的话》,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78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又召开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型理论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自治区党委、革委会各部、委、办、局政工部门和宣传部门的负责同志,乌鲁木齐地区各大专院校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同志,出席自治区宣传工作座谈会的各地、州、市委宣传部门负责同志和部分县委宣传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宣传部长韩劲草主持会议,并作了总结性发言。14位发言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真高举与假高举的区别,发扬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等问题。《新疆日报》对此作了详细报道。!2这个会议对新疆地区的讨论,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

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也是很早就积极地抓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725日到81日,辽宁省委宣传部召开了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各市、地、盟委宣传部负责人和专业理论工作者60多人。这个讨论会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扬民主,思想活跃,畅所欲言,收获很大。辽宁省委书记张树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刘异云分别在会上讲了话。这个会对辽宁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一次有力的推动。!3

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于19788月召开了理论和实践问题讨论会,由参加北京讨论会的同志传达了会议精神,与会者敞开思想,各抒己见,联系实际,畅所欲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省委宣传部长梁文英主持会议并作了讲话。!4这个讨论会之后,云南各地的讨论就逐步开展起来,红河、临沧、保山等地、州党委宣传部,组织地、州、县级机关部分干部和党校、中学的专职理论干部,学习和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昆明市所属的机械、轻工、化工、电信、邮政、物资等六个局和冶金公司,在组织座谈和讨论的基础上,都举行了专题讨论会。云南工学院从9月下旬开始,组织全院教师和干部,进行了两次讨论。通过各地的学习讨论,使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和主要内容,逐步为广大干部所理解。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及早地抓了这个讨论,效果是很明显的。!5

山西省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从全国范围来看,是滞后的省区之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真正地开展起来。但是,中共吕梁地委宣传部却能及早地组织这个问题的讨论。吕梁地委宣传部于19788月下旬(或9月上旬),召集理论宣传工作干部座谈了真理标准问题。在座谈讨论中,许多同志指出,时至今日,还有人拿四人帮断章取义、歪曲篡改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只言片语,去品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因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采取了错误的行动。因此,恢复和发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这一最基本的原则,是真捍卫还是假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界限。!6《山西日报》和《人民日报》对这个座谈会都作了报道。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在省委领导下,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抓得及时,也抓得很有成效。早在19787月,湖北省委宣传部就组织理论工作者座谈了真理标准问题,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又在干部和群众中作了调查研究,摸清了思想动态。省委宣传部根据省委指示,召开了省直机关学习委员会(省直各部、办、委、局负责同志参加),向会议通报了宣传部掌握的情况,确定在全省干部和群众中开展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学习讨论。早在19786月,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就认真学习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文件,特别是邓小平在这个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结合报纸上的有关文章,热烈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湖北省委常委责成省委宣传部抓这件事。省委宣传部召开了上述会议,安排第三季度全省着重学习讨论真理标准问题,通过学习,在思想上来个大解放,在领导方法和思想作风上来一个大改进和大转变,推动789三个月抗旱夺丰收的斗争,促进各项工作大干快上。省委宣传部要求省直机关和地、市、县委,要有计划地举办小型多样的理论讨论会、座谈会、学习班,开展切实的讨论。!7

19788月下旬,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也召开了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讨论会。市委书记和市委宣传部负责人都在会上讲了话,要求大家高度重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8

从上面所列举的一些情况,就可以看出,许多地方党委宣传部门的同志,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前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就起了积极的组织推动作用。他们所以能起这样的作用,同党委的领导和支持是直接有关的,但他们自身的敏锐性和积极性、主动性,也是十分明显的。

199519日初稿

1995年4月17日定稿

注释:

1.《新观察》1988年第10期。

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版)第258页。胡绩伟文原载《光明日报》198857日。

3.《猛醒的时刻》第261页。

4.学员回忆材料19

5.调查访谈材料16

6.见上海《解放日报》创刊40周年纪念文集《跨入不惑之年》第182183页,金维新文。

7. 此处和后面所引材料(包括周扬的讲话),引自当时记录,修改后的文字均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集》第一集,第7295页。

8.各人发言均见《经济研究》1978年第8期第27页。

9.见本书附录一。

10.王洪模:《改革开放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第73页。

11.12.《新疆日报》1978827日,1027日。

13.《辽宁日报》1978811日。

14.15.《云南日报》1978825日,1019日。

16.《人民日报》197896日。

17.《湖北日报》1978714日。

18.《长江日报》197891日。

 

首页
相关
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