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起了重大作用的小刊物

一、《理论动态》的创办

1977年3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正式恢复中央党校。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兼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调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工作。

在筹备复校开学的过程中，胡耀邦就创办了一个内部刊物，叫做《理论动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著名文章，就是首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时，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这个“特约评论员”是何许人？就是《理论动态》，就是由胡耀邦亲手创办、直接领导、具体指导的《理论动态》。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这个小刊物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在讲这个大讨论开展之前，我要先介绍一下这个刊物。

我先从自己经历的事谈起。

1977年6月4日上午，从4月7日开始的中央党校整风会议继续举行。所谓整风会议，是经中央批准的中央党校党的骨干分子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进一步弄清中央党校内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为迎接开学奠定一个较好的基础。参加这个会议的共70人，其中有当时在职的校领导小组成员，各单位正副组长（相当于正副主任）、正副支部书记，中央任命的原正副主任以上党员干部45人，各支部推选的代表25人。以后参加者逐渐扩大到100多人。我是作为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支部代表出席这个会议的。这天会议开始时，胡耀邦就宣布，今天会议提早点散会，开到11点，一部分同志要讨论教学问题，出一个简报性的东西，出一个《理论动态》。我在会前得到通知，要留下参加这个会。

这天上午11点，整风会议结束后，胡耀邦留下10个人，开了一个小会。他谈了四件事，第一件事是一部分人拟的教学计划，他大体上同意；第二件事是，要拟定教学计划的同志开一个征求意见的名单，向这些人请教；第三件事是理论班的教学和学《毛选》五卷的辅导问题；第四件事是编一批教材和编一批书。讲完上述四件事以后，他说，最后讲一个问题，好几个礼拜脑子里在酝酿这个问题，我们党校内部的简报和刊物，是否搞三个东西，一是中央党校简报，二是一个校刊，第三搞一个理论动态性的东西。

对于《理论动态》，他具体说，先搞几个人，有人提出孟凡、沈宝祥，还有几个人，先搭一个班子。我们已经有几个题目了（秘书陈维仁插话，至少已有三四期了），要有三五期才能付印，不然到时候就没有早饭米下锅了，主要找党校和各省市的材料，主要不搞《人民日报》的材料。创刊的两个月内，篇篇我都要定稿，至少我负责参加搞两个月再说。今天题目不议了，后天上午到我那里开会。他强调说，总而言之，我们自己造一个环境，自己压迫自己。

在这个会上，胡耀邦说：“我注意的是，三五年把科学态度搞好。这个搞不好，我们党还可能走弯路。主席在修改宪法的讲话中，就是搞科学态度。”他所说的科学态度，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从胡耀邦的话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早就有充分的认识。这也是他创办《理论动态》的初衷。

以上材料是从我当时的笔记本上摘抄下来的。这里要说明的是，参加这个小会的10个人中，有4个人是被推荐来搞《理论动态》的，除孟凡和我以外，还有吴振坤和刘立中（已故）。关于孟凡，这里要作一些介绍。他是华东野战军的一位比较老的同志，是马列学院一班的学员，毕业后留校工作，“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央高级党校校刊编辑室副主任。他与杨西光是老战友。他们的这种关系与以后事情的发展有某种联系。

6月4日会议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很短。香港港龙出版社出版的《短暂的春秋》这本书中，对这次会议也是比较重视的。这本书中对胡耀邦召开的这次会议写了一大段，现抄录如下：

六月四日，他亲自挑选了几个笔杆子组成“理论动态组”，决定创办《理论动态》。经过一番讨论后，他总结说：“我看就这样定吧，《理论动态》是一个面向党的理论干部和领导干部的思想性质的内部刊物。每一期也不要多登文章，一篇就足够了。文章要切中时弊，集中阐明和提出一个问题，顶多两个。现在正是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及其理论上揭批“四人帮”的时候，要回答的问题很多。我们就五天出一期吧！”

这人说话风风火火，没费多大的劲就把许多问题决定下来了。

散会后，他把沈宝祥留下来，脸上挂着笑容问：“怎么样，有信心吗？”

“看来得冒点风险，这年头要想有点新见解不准备好挨批不行。”

胡耀邦哈哈大笑：“挨批怕什么，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批评！我不挨了几次批了吗？也没见他们把我批倒，倒是那些一贯整人的家伙一个一个自己倒下去了。”

“这点得向你学习！”

“我看我们都得向小平同志学习。”

胡耀邦激动地说：“他们那么起劲地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还是那么乐观，还是那么信心十足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很快小平同志就会官复原职，官复原职呀！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小平同志复出这件事，本身就标志着那一套的破产。你看吧，全党全国都会震动的。”接着，他向这位中年理论工作者讲述了他最近这次见到邓小平时的情形。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把自己今后的政治命运同那个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信心，是政治家的支柱。

看上去，胡耀邦整日开会、出题目、让别人写文章，好像他已钻进理论圈子里了，实际上他和许多中央的老人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关注着华国锋的一言一行。他对理论动态组的人员讲：“我们要把《理论动态》作为反击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的一块阵地。要把这项工作提高到扭转乾坤的高度来认识，要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做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前卫战士和思想勇士。你们有这个信心吗？”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是，在场的人没有一个能真正理解他的根本用意。①

《短暂的春秋》的“出版前言”中说，这本书是“以大量翔实的史料为依据”的，但“用艺术的语言和文学塑造的笔锋”写的纪实文学。看来，以上一大段文字的依据可能就是我写的《耀邦同志与〈理论动态〉》那篇短文。这篇短文发表于1989年5月11日的《人民日报》。关于那个会议，文中讲了这么一句：“在1977年6月4日，他召集我们几个人开会，具体研究创办《理论动态》。以后，他组建了一个人数很少的‘理论动态组’，在他直接指导下办刊。”这篇短文还讲道：“耀邦同志充分意识到办这个刊物的重要意义和艰巨性。他不止一次地对理论动态组同志讲，要把自己的工作提高到扭转乾坤的高度来认识，要明确认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理论工作的历史使命。他鼓励大家，要做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前卫战士和思想勇士。”以上这些，恐怕就是作为纪实文学的《短暂的春秋》中那一大段的史料依据。作者竟能据此编出那么一大段有声有色的文字！什么叫“纪实”，这确是一个疑问。

过了两天，即6月6日上午，在胡耀邦办公处，开了具体筹办《理论动态》的第一次会议，参加者共5人，我们4个人加陈维仁。胡耀邦讲了他对《理论动态》这个刊物的具体设想。他说，内容宁可少一些，一期一篇，最多两篇，要及时，给人们头脑里装一个问题，不要装几个问题。一般一期就是一篇东西。我们只搞理论问题。政策问题可牵涉一点，带理论性的政策问题牵涉一点。两天到三天一次，如果一个礼拜两期，四个礼拜就是9期，一个月9到13期，不要多于13期，不要少于9期。他以大部分时间讲了他想到的11个选题（有的是讲思路）。他对我们提出，要经常出题目，经常想，有的请人写，有的自己写。他说，我亲自审阅，搞两个月你们自己就可以搞了。搞这东西并不难。两个月后我看到什么东西，再批给你们。他要求我们在6月15日前搞好几篇稿。他提出，发行范围除中央外，各部委、军种兵种，各省两份（其中一份给党校），名义是中央党校教务办公室（以后出刊时用的是“中共中央党校校刊编辑室”）。他说，刊物的名称就叫《理论动态》。关于发行数量，胡耀邦提出，地方100份左右，中央100份左右，专业（指理论宣传单位）100份，中央党校自己100份左右。这样，共400份（《理论动态》第l期就是按此口径印了400份）。最后，胡耀邦对我们提出，写批判的东西不容易，要加紧看书，掌握资料。这就是胡耀邦召集的筹办《理论动态》的第一次会议。实际上，这也是胡耀邦组建的“理论动态组”的开端。大约是6月下旬或7月上旬，又来了王聚武。以后正式建立机构，王聚武任“理论动态组”的组长，吴振坤任副组长。孟凡于6月15日被批准任命为中央党校校刊编辑室副主任。还来了其他一些人。

虽然胡耀邦说搞这个刊物并不难，但我们几个搞具体工作的人却觉得很难。我们几次议论，两三天出一期不行。我们具体提出，十天出一期。孟凡将我们的想法报告胡耀邦，他不同意，认为十天一期间隔太长了。我们又提出一星期出一期，他还是不同意。这样议来议去，一下就过去了好多天。6月22日上午，胡耀邦又召集我们几个人开会，研究创办《理论动态》的问题。有同志提出，希望进一步明确刊物名称、发行范围、刊期、字数。胡耀邦系统地讲了7条意见。他首先明确，刊物名称还是叫《理论动态》，是个内部刊物。发行范围是，给中央同志，给自己，也给下面，省以上的干部，搞理论工作的部门。作用主要是两个：第一，给这些领导同志掌握理论研究上的基本动向；第二，查明和澄清有关马列主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同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有关的一些观点、出处、原意，它的发展等情况。但又不是泛泛地搞，要针对当前的争论、弄不清楚的问题，有针对性，根据当前理论斗争的需要。稿子怎么搞？能自己搞当然更好，或主要靠我们自己搞。篇幅尽量2000字左右，两页，特别情况下，可以搞3页4页，4000字以内，无论如何不要超过4000字。他说根据我的经验，领导同志，包括省委书记，长了不能看，篇幅一多，就要走向反面。还是要搞成期刊，二天三天一期不行，但不能超过5天，暂定5天一期，准备好了再出。他在会议开始时就说，现在办这种东西没有经验，试办，要实践，如事前没有大体规划，就是盲目实践，要有一个大体规划，不会完满的，要在实践中不断完满，不断修改。经过这次会议，我们的思想比较明确了。

胡耀邦要求尽快地将这个刊物办起来，虽然已经有了几篇稿，但作为创刊第一期的文章还没有找到。所以，一时还出不了刊。

这时，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举办了一种理论活动，叫做理论座谈会。就是召集一小部分同志，有准备地座谈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7月12日上午开了第一次理论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由胡耀邦主持，主题是如何搞好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辅导。在这个座谈会上，吴江发言，讲如何理解继续革命的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在吴江发言以后，胡耀邦即予肯定。这个座谈公结束以后，胡耀邦就对吴江提出，将他的发言整理一下，作为《理论动态》的第1期内容。吴江也同意。这样，就决定《理论动态》在7月15日创刊出第1期。当时，胡耀邦对我们说，我现在先给你们出了第1期，以后就得5天一期出下去，风雨无阻，逢五逢十出刊，不管礼拜天还是国庆、春节，都要按期出。他又一次说，我们自己创造一个环境，压迫自己（以后，这句话他讲过多次）。

1977年7月15日，《理论动态》第1期按时印出，正式出刊。

据我们理论动态组的组长王聚武回忆，这第l期的《理论动态》，是他从党校印刷厂取回的，由于印数少，只打了一捆，就在自行车后架上运回的。

我的流水账式的日记1977年7月15日这一天是这样记的：

上午，发行第一期理论动态。

下午，与吴振坤一起去胡耀邦处反映对第一期理论动态的意见。

第1期《理论动态》发行的对象是由胡耀邦亲自开的名单。上午发到中央党校内部有关同志的手中，立即就有比较强烈的反应。将这些情况向胡耀邦反映后，他和我们一样很高兴。

吴江在他的《十年的路》一书中，对《理论动态》第1期《“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的形成和发表过程，作了说明。据我所知，大体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有一个重要情况，尚需进一步考证。

吴江说：“胡耀邦之所以敢于发创刊号的文章，原来是经邓小平的认可。”这就是说，《“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在《理论动态》刊出前，胡耀邦送邓小平看过并得到认可。

我查看了《理论动态》第1期的原稿，吴江的手稿用的是文艺研究院的稿纸，胡耀邦的秘书在手稿上写了如下一句：“下午三时打清样五份14／7。”在排出的铅字清样上，胡耀邦作了一些修改，秘书在稿上写了：“照此定稿。刊动态第一期，十五日发出。陈14／7。”这都是1977年7月14日一天之内的事。这些稿上没有送邓小平审阅的任何痕迹。我们过去也从未听说送邓小平审阅的事。

从时间上看，7月12日上午，吴江发言；7月12日晚，胡耀邦找吴江，让他将发言撰写成文；7月13日，吴江写成五千字的稿；7月14日，吴江将稿送胡耀邦处，未经胡耀邦审阅，秘书即将稿送印厂排清样；7月14日下午，排出清样即送胡耀邦，他当即审阅定稿，并即送印厂正式付印（稿上写有“300份”字样）；7月15日上午，发行。从上述时间表看，胡耀邦没有可能在事前将此稿送邓小平阅看。

吴江在他的书中抄录了1982年10月16日上午胡耀邦同他谈话的记录。其中说：

我把这篇文章送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这是我和小平同志在理论问题上第一次接触，那时乔木同志还没有恢复工作。这篇短文当时就作为《理论动态》创刊第一期发表。（引自该书第21页）

我们且不说这个记录是否那么准确，即使照此而说，也很难作出此文在发表前送邓小平阅看的论断。从当时的工作关系来说，胡耀邦也不大可能采取这种做法。

当时的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分管理论动态组工作的孟凡，1978年1月向中央党校校党委领导汇报工作情况，写有一个《汇报提纲》（这个《汇报提纲》原件尚在），其中第三点是讲对已出刊的第l～38期《理论动态》的反映，有这样一句：“邓副主席亲自看过动态第一期，基本上同意提出的问题。”据孟凡讲，这是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打电话告知的。看来，孟凡当时汇报的这个情况，是准确的事实。邓小平阅看的是《理论动态》第1期，而不是这一期文章的初稿。

若干年来，许多文章书籍都讲到《理论动态》这个刊物的创办。《短暂的春秋》一书中说，《理论动态》“第一期发出的时间，正是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的前一天”。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是1977年7月16日开始的，但《理论动态》在7月15日创刊，并没有特殊的考虑，已如前述。如果没有7月12日理论座谈会上吴江的那篇发言，7月15日就出不了刊，很可能推迟到7月20日出刊。

二、《理论动态》的办刊方针

上一节讲到，胡耀邦在1978年6月4日的会上说，办一个刊物，脑子里已酝酿了好几个礼拜了。

胡耀邦很早就意识到，反对“四人帮”，思想理论斗争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据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对我说，1975年，胡耀邦主持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搞《汇报提纲》，为了阐明和坚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重要观点，他强调，一定要找马克思的原意，要找到原话，同他们斗。到中央党校以后，胡耀邦向大家讲了这一段斗争经历。他说，许多问题，要查明马、恩、列、毛的原意，要有较多的原话，查明和澄清嘛！他说，想当年我们查明科技是生产力，问了好多老师，都说有这个意思。问在哪里？都说大概在哪里。经过一年半，查出了许多，证明这一年中还是有成绩的。许多问题，我们全党都不熟悉。到中央党校工作以后，胡耀邦更重视从思想上理论上澄清被“四人帮”搞乱了的重要理论观点。

关于创办《理论动态》和《理论动态》的办刊方针，当时任胡耀邦的秘书的陈维仁，有一段回忆。1986年6月11日，他在庐山召开的全国党校刊物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说，“当时，耀邦同志考虑到，学校仅让干部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不够，有些是非要颠倒过来，必须写文章，用评论去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所以，他就有了还要办一个刊物的设想。开学前不久，耀邦同志找了十来个人座谈，他专门讲了一次按劳分配的问题，一共讲了十条，讲得很有新意，实际是针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议论而发的。讲完以后整理了记录，经过他自己修改后，题为《谈谈按劳分配》，先送给几位老同志征求意见。他是基于这样考虑，大批干部进入中央党校以后，你光让他们读那个经典著作选读本还不行，还要给他们讲讲对一些现实问题的看法。当时，社会上正在争论要不要搞奖金、发奖金符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问题，这本来是工厂里面的一个实际问题，但同时又是一个理论问题”。“中央党校历来都是讲理论联系实际的，但明确地提出要重视研究现实问题的，是耀邦同志。他发表了那篇《谈谈按劳分配》的讲话以后，就同我们议论，是不是找几个人来办一个刊物，一期登一篇文章，不要凑好多篇才来发，三天就出一期。他说，现在新问题多得很，需要我们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加以回答。当时我们都赞成他的倡议。”“当时，耀邦同志觉得社会上有些刊物过于脱离实际，对现实问题不感兴趣，特别是一些政治理论刊物，号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实际上书卷气很重。他说，我们办《理论动态》就是要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②这些意思胡耀邦也对我们反复讲过。

以上是胡耀邦创办《理论动态》最初的一些想法。有几点是明确的，就是这个刊物要有针对性，要适应当前理论斗争的需要，要查明马、恩对一些基本原理、重要观点的原意和原话，来澄清被“四人帮”搞乱了颠倒了的理论问题。总之，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说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刊物要适应领导干部的需要，每期一篇，文章要精短，主要由自己搞。

但是，正如胡耀邦所说，办这样一个刊物没有经验，还是试办，要在实践中不断完满起来。《理论动态》的办刊方针是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和明确的。

我依据自己的笔记本粗略统计，从1977年6月4日开第一次会议，宣布创办《理论动态》的决定起，到1978年4月底这一段时间，共11个月，胡耀邦在此期间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开会19次。此外，有时他还派秘书到理论动态组传达他的意见，他召集的一些其他会议也让理论动态组同志参加，在这些会议上，他也常常讲到《理论动态》。

在上述这些会议上，除了研究选题外，胡耀邦和大家一起，不断地研究读者的反映，包括某些冷嘲热讽，总结办刊经验。他反复地向我们阐述办刊的方针和要求。

1977年9月10日，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全体同志开会，并吸收有关同志参加。他对《理论动态》创办两个月作了小结，讲了四条重要的意见。首先，对两个月的刊物作估计。他说，办了两个月了，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我们没有犯原则上的错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有了一定的影响，要有信心。第二，这个刊物有一定的目的，一定的篇幅、作用、编法，有它自己的特点，主要在理论上，又牵涉到一些思想问题，用短小精悍的篇幅发表一点看法，发表一点意见，不要在预定的目的、作用、篇幅以外去寻求什么。他要求大家坚持办刊方针。他还要求大家努力提高质量。他说，只要两期质量一般，威信马上就会降下来。不要炒冷饭，搞一般化的东西。怎样保证质量？就是要对当前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解释介绍。第三，要熟悉马克思主义观点，又要观察当前思想理论动态，把这两者高度结合起来。一方面，要经常翻阅马列著作，另一方面，要经常观察当前有什么重大的思想理论动向，还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第四，文风要注意摆事实，讲道理。

1977年10月12日下午，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吸收有关同志参加）上，总结了10月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那篇文章的经验。他说，这篇东西的优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接触实际，阐述了毛主席的干部路线，用一种彻底唯物主义精神，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毛泽东思想的观点，谈了党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敢于接触几千万人的问题，还是恢复到叶帅讲的理论越敢接触实际，就越彻底，越能掌握群众，越能变成物质力量，不是绕开问题走，不是模棱两可。他指出，这篇文章接触了一个很大的实际问题，给了我们搞马克思主义的信心，不要怕，形势不同了。他提出，《理论动态》是华主席表扬过的，文章要短小精悍，是匕首、投枪、手榴弹，要办好，要精雕细刻。

1977年12月10日，党中央任命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仍然兼任中央党校的领导职务）。12月17日晚，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开了一次会。他说，我后天到组织部上班，你们要满怀信心地提高、前进，我还和大家共命运，继续管《理论动态》，由吴江具体抓。在《理论动态》刚创办时，他说管两个月。现在，已经5个月过去了，他还是要继续管。这说明，他对这个刊物有了感情，而且，充分认识到这个小刊物所起的重要作用、所发生的影响。他向大家明确提出，《理论动态》“应该继续前进，不要后退；应该提高，不能降低”。他还提出，要做思想战线上的前卫战士，每天用这个要求来激励自己。鉴于他的工作重点要转向中央组织部，大家有一种惜别的感情。他讲了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人总要依附，依附于自己的领导者、熟人、老朋友、首长、老同事。我不这样。不要把自己轻易地依附于什么人，不要把自己轻易地绑在一个什么车上。主席讲得很深刻，跟正确的走，跟科学走，依附于人民，归根到底，还是个人民，还是个人心的问题。大小干部都是这样。他郑重地说，这是我易地闹革命要对大家讲的最重要的一段话。这段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头脑中，多少年后，大家还记得这段话。

胡耀邦最后一次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开会，是1981年9月29日。这时，他已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这次会是在中南海勤政殿中央书记处会议室开的。胡耀邦作了长篇讲话。他提出，还是要抓住当前人们关心的一些实际问题加以阐述，加以思想的、理论的阐述。抓住人们脑子里有怀疑的、没弄清楚的、模糊的、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加以条理的、理论性的、有说服力的说明。他要求大家密切地注意实际情况，注意思想动向。在文风上，他提出要反对假、大、空、套、长。他认为，写文章的根本方法，要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地上到天上，而不应从抽象到抽象、从概念到概念、从天上到天上。胡耀邦的这次讲话实际是对《理论动态》创办四年来的总结，同时也对以后进一步办好这个刊物寄予希望。

1978年5月以后，胡耀邦多次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开会讲的意见，这里不一一介绍了。其中有些内容在介绍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时将会涉及。

胡耀邦到中央组织部上班以后，直至到党中央工作后，同“理论动态组”联系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写批语。他为《理论动态》写了许多批语，有的是针对某一文稿的，有的是讲《理论动态》办刊方针的。现选抄一些如下。

在同一主题的第四篇文稿上，他指出：“为什么我们往往留意老题目呢？这里，可能有多种原因。接触实际不够，或者不敢接触许多实际问题，或者没有想许多没有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都可能是原因。当然也还有个思想上的习惯势力原因。”这个批语的精神是要求大家大胆地接触实际，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的重大问题。

在一篇文稿上，胡耀邦写了如下批语：

这是一篇研究新问题的理论文章，也是个标兵文章。

在更多的理论工作者还没有下最大的决心，做最大的努力转到这条轨道上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大力提倡这种理论研究风气。

在“理论动态组”送去的一份材料上，胡耀邦写了如下的尖锐的批语：“为什么老是在同理论问题没有什么姻缘的问题上打主意呢？就是对当前实际没有什么指导意义的思想理论文章，也要扣住不发。请用心地坚决地端正对理论动态性质和方向的态度。这样才能做到朱子讲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在一篇送审稿上，胡耀邦批示：

《理论动态》切不可绕开当前全党性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矛盾走。如果绕开，质量要立即降低。这一点，请你们千万注意警惕。

在另一篇稿上，他批示：

中央决心搞经济改革。为了改革，必须首先破除思想僵化。因此，我支持一切改革的积极言论。

在一个材料上，胡耀邦批示：

现在在一小部分人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要进行教育（不提批判），这是一个大事。要努力写出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论文来。

有好几次，胡耀邦对不符合《理论动态》方针要求的文稿，写了尖锐批评的批语，从前面的一些批语中已可看出。在送审的一篇哲学论文稿上，他写了这样的一条批语：

文字庞杂，学究气太重。我对这篇东西估价不高。

胡耀邦对“理论动态组”同志反复讲，要把被林彪、“四人帮”搞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再颠倒过来。他的另一个说法是，把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把弄偏了的东西纠正过来，把混淆的东西加以澄清。这是当时我们研究选题、讨论稿件时的一个基本要求。

我在前面讲到，在编写研究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提要时，胡耀邦提出了两条原则，一是要完整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是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际上，这也是他指导办《理论动态》的两条原则。

以上这些，成了理论动态组同志的共识，虽然我们对有些问题思想认识跟不上，但对胡耀邦阐明的《理论动态》的性质、办刊方针和要求，是认识一致并努力贯彻执行的。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理论动态》上发表，不但没有产生任何不同意见，而且，大家都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开会认真讨论，主动地做好编辑发行工作。事实上，从《理论动态》创刊到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一段时间内，《理论动态》的内容既突出了要完整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要求，也触及了实践标准问题。再加上1978年4月在学员讨论中反映出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思潮的对立，已经决定要撰写文章。因此，从《理论动态》本身来说，撰写和发表论实践标准的文章，原已安排在自己的发稿计划中了。

三、《理论动态》的特点和影响

《理论动态》是以领导干部为对象的思想理论性的内部刊物，除了形式上一期一篇、文章精短、文风犀利、五天一期外，最主要的特点是理论紧密联系实际，敢于接触当前全党重大的实际问题，不绕开矛盾走。

我在前一节摘引的胡耀邦关于《理论动态》办刊方针的讲话和批语，从今天来看，可能感到没有什么新意，平平淡淡的，如果放到两年徘徊的历史背景下，那时“两个凡是”还紧紧地束缚着大家的思想和手脚，个人迷信还远没有打破，人们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许多人心有余悸，同时，社会思潮又比较复杂。在这样的具体条件下，胡耀邦的这些讲话和批示是具有开拓性的，也是体现了理论勇气的。由于贯彻了这样的办刊方针，就使《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在拨乱反正中起了带头的作用，成了引人注目（至少在党内领导干部中）的一个刊物，影响不断扩大。

《理论动态》第1期的文章题目是《“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个题目本身在当时就是使人震惊的。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九大、十大，直到1977年8月召开的十一大，都充分肯定、高度评价这个理论，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要大家反复学习。对这个理论是不容有任何怀疑的。还在1977年7月，《理论动态》就居然提出要进行“探讨”，确实是够大胆的。从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来看，虽然还没有（在当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这个理论，但对某些重要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比如，文章不认为继续革命的对象总是“走资派”，内容都是阶级斗争。文章还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不断反右的观点，不是毛泽东思想等等。这是接触了当时一个最大的实际问题，确实使人耳目新，甚至大吃一惊。

《理论动态》创办后，从各个方面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撰写和发表文章，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林彪、“四人帮”的谬论，同时也勇敢地触及了多年来的“左”的一套，特别是敢于碰那些属于禁区的使人畏而却步的问题。

《理论动态》第6期发表了《按劳分配是否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分子问题的探讨》一文。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久就开始了）的情况，文章指出，按劳分配是反对剥削的，按劳分配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如果认为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实际上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所谓按劳分配必然产生资产阶级分子，在理论上讲不通，在实际生活中也不存在。这篇文章有力地批驳了认为今后还要搞多次“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第18期刊登了《关于社会主义企业利润的几个问题》一文。这篇文章充分肯定并阐明了社会主义企业利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提出要理直气壮地抓利润。以后，陆续发表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货币的若干问题》《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服务》《社会主义银行的利息是剥削吗？》《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等文章，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做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的所谓“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等各个主要观点，一一进行拨乱反正。

《理论动态》第36期（1978年1月5日）发表了《农村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吗？》一文，第55期（1978年4月15日）又发表了《怎样看待正当的家庭副业？》的文章。这两篇文章有力地批驳了多年来流行的所谓“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说法。文章指出，“社员经营的自留地和正当的家庭副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那么以这种从属性的经济为其存在的主要基础的集市贸易，当然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文章阐明，现阶段保留社员的家庭副业仍然具有客观必然性，它对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仍然起着积极的补充作用和助手作用。把社员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就是实行一种愚蠢的政策，自杀的政策。这两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遭到了那些长期搞“左”的一套而尚未觉悟的人的强烈反对。据说，山西就有人指责这些文章是“宣传资本主义”，是“同学大寨对着干”。

1977年12月5日出刊的第29期《理论动态》，刊登了《揭穿“四人帮”对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原理的篡改》一文。这篇文章阐明，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并没有过时，生产力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文章系统揭露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批“唯生产力论”，实行停工停产的观点和做法。文章引用了毛泽东说的“我们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发展我们的生产力”这句话，表达了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愿望。

解放思想，反对“两个凡是”，就要破除迷信。《理论动态》大胆地触及了这个最敏感的问题。在第9期（1977年8月25日）就引用了毛泽东关于要破除迷信的一段话：“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引用这段话的针对性是很明显的。《理论动态》第33期（1977年12月25日）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反对对自己的不科学评价》为题，编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几条语录，并加了编者按语。这一期发行出去以后，其反响之强烈是可想而知的，不少人叫好，也有一些人表示愤怒。我记得，中央党校一个教研单位的同志打电话叫我去一下。我去了以后，他们拿出这一期《理论动态》责问：你们要干什么？你们的矛头是针对谁的？当时，不少人的思想还没有从“左”的框子中跳出来，个人迷信的历史重负还没有卸下，发生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不好对别人提出责问，就把我找去了。这充分说明拨乱反正之艰难！

《理论动态》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家内部性的思想理论性质的刊物，大家都知道它是胡耀邦主持办的一个刊物，特别是这个刊物的内容和文风的特点，很快在党内在社会上发生了影响。那时，胡耀邦曾对我们讲过这样的情况。他说，我出去碰到熟人，主要是两句话，一句是你当组织部长，大家欢迎，还有一句是《理论动态》办得好。胡耀邦也深深懂得办这个刊物的重要意义。他说：“这个刊物你别看它小，办好以后，等于我们办了另外一个党校。”③这句话他对我们党校其他同志不止一次地讲过。他还对“理论动态组”同志多次讲过这样的话：要把自己的工作提高到扭转乾坤的高度来认识，要明确认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理论工作的历史使命。他鼓励大家做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前卫战士和思想勇士。

四、“特约评论员”的由来

新闻界是很敏锐的。《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很快引起了一些报纸的关注，要求转载其中的某些文章。

1977年11月30日，胡耀邦布置“理论动态组”写一篇文章，题目是《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这篇文章发表在《理论动态》第34期（1977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的同志看到提前发出的这一期《理论动态》后，立即打电话来要求转载。我们请示胡耀邦，他同意了。后来，《人民日报》又来电话问，这篇文章发表时怎样署名？当时正好我们都在胡耀邦的办公处，就请示他。胡耀邦想了一下说：他们报纸发社论，写评论，有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评论嘛！报纸要依靠大家办嘛！我们也可以参加评论嘛！我们可以当特约评论员嘛！大家感到“特约评论员”这个名称很好，都一致赞同。随即由陈维仁给《人民日报》的同志打电话说了这个想法。《人民日报》的同志也认为这个署名很好，当即表示同意。可是，在1978年1月2日《人民日报》第1版发表的这篇文章，署名却是“岳平”，而不是“特约评论员”。“岳平”显然是“特约评论员”中“约评”的谐音（此后，“岳平”就成了《理论动态》的一个笔名）。这说明《人民日报》的同志对这个署名还是犹豫的。直到1978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在第1版上发表的《老干部的光荣责任》一文，才用了“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这篇文章是胡耀邦为部长的中央组织部撰写的。此后，《理论动态》的文章就连续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197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认真肃清“四人帮”的流毒》（《理论动态》第46期），3月23日发表的《提高执行十一大路线的自觉性》（《理论动态》第48期），3月28日发表的《开展一个新的持久的学习运动》（《理论动态》第51期，原题为《要大兴学习之风》），这些文章发表时的署名都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在当时，“特约评论员”文章很有特点，很引人注目。香港等地的报纸纷纷报道，并发表文章揣摩和评论“特约评论员”，认为是中共高层的一位权威人士搞的，但他们终究没有能搞清“特约评论员”的庐山真面目。当时，一些报纸的同志也乐意用“特约评论员”这个署名。据说，报纸发社论要送审，从当时的具体情况来说，党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人坚持“两个凡是”的立场，那些有棱有角的拨乱反正文章送审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如果用“本报评论员”的署名，就不那么引人注目。“特约评论员”文章既不必送审，又引人注目，其影响甚至超过一般的评论。④那时还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的本来打算作为社论的文稿，报社同志宁肯先给《理论动态》刊登，然后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在自己报纸上发表。《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全胜》这篇文稿就是这样的。这篇由《人民日报》社同志提供的文稿，原拟作社论，但又怕送审通不过，就送给《理论动态》，希望给予支持，先在《理论动态》刊登。《理论动态》第88期（1978年9月30日）刊登以后，《人民日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在10月4日公开发表，并由新华社转发，全国各报都转载了。“特约评论员”这个署名本身就闪烁着智慧。在真理标准讨论和全面拨乱反正过程中，一篇一篇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起着冲锋陷阵的作用，功不可没。胡耀邦将“特约评论员”文章作为推进拨乱反正的一种有效方式。《理论动态》第119期（1979年3月5日）刊登的《实践标准与科学预见》一文，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时，署的是作者邵华泽个人的名。胡耀邦在1979年3月20日给“理论动态组”写的批语指出：“不管是谁执笔的，我意报刊发表时还是用特约评论员好。实践标准和科学预见，用的个人名义而没有用特约评论员名义，效果可能小点，实在是个憾事。”杨西光所以要将论述真理标准的文章送《理论动态》发表，就是为了使它成为“特约评论员”文章，以扩大影响。以后，特约评论员文章很快成为各报刊采用的一种形式。一些重要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都是互通声息，主动支持，进行转载，而且，互相商量好处理办法，安排在头版，作通栏标题。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各报刊都竞相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而文章分量又不够的情况。

《人民日报》的原总编辑李庄写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书中，有一章的题目就是《本报特约评论员》。他从自己工作的角度介绍了有关“特约评论员”的一些情况。他说，从1978年2月开始，到1981年5月，“本报特约评论员”这个名称用了三年多时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新闻界瞄准“两个凡是”的重型炮弹，几乎都是“特约评论员”文章，各报分别刊登，互相转载。这些“特约评论员”文章，针对当前国家政治生活中最紧迫的问题立论，但不是就事论事，而有较多的理论色彩，能引发读者深思和回味。许多文章由于主题重大，内容深广，逻辑严密，能够透彻地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超过某些社论的影响。他们在编辑过程中，都尽可能作突出、醒目的安排，重要版面，大字标题，全文排楷体字。这也是一种导向。李庄认为，对于“特约评论员”文章，“在我国新闻史上应该记上一笔”。⑤我想补充一句，如果撰写中国的拨乱反正史，“特约评论员”文章也是应当写上一笔的。

《理论动态》的一些比较有分量的文章，大都作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有的作为《解放军报》和新华社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还有的作为《红旗》杂志和《北京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此外，还有一些文章，是作为社论、本报评论员、观察家文章公开发表的。粗略统计，这样的文章，从1978年3月到1985年12月，7年多时间，共有70多篇。在这70多篇文章中，有23篇是我撰写的。现不揣冒昧，将这23篇文章向读者开列一个篇名。

1．《要大兴学习之风》，《理论动态》第51期（1978年3月25日）。《人民日报》于3月28日在头版头条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题目改为《开展一个新的持久的学习运动》。

2．《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理论动态》第98期（1978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于11月22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3．《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理论动态》第104期（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于12月22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4．《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方针》，《理论动态》第118期（1979年2月28日）。《光明日报》于3月11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5．《要重温马克思主义的战争理论》，《理论动态》第122期（1979年3月20日）。《解放军报》于3月30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6．《略谈人权问题》，《理论动态》第141期（1979年6月25日）。《光明日报》于10月27日作为“评论员”文章发表。

7．《理论工作唯一正确的方针》，《理论动态》第145期（1979年7月15日）。《人民日报》于7月28日作为社论在一版上部发表。新华社转发，全国各报均在显著位置转载。

8．《干部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理论动态》第168期（1979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于11月21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头版头条发表。

9．《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理论动态》第212期（1980年6月20日）。《人民日报》于7月4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10．《认真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制》，《理论动态》第226期（1980年8月30日）。《人民日报》于9月9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11．《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理论动态》第236期（1980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于10月28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12．《努力把党的形象搞好》，《理论动态》第242期（1980年11月20日）。《北京日报》于12月24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人民日报》于12月31日全文转载。

13．《纠正不正之风要从领导做起》，《理论动态》第247期（1980年l2月25日）。《人民日报》于1981年3月16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题目改为《一定要纠正不正之风》。

14．《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理论动态》第259期（1981年2月15日）。《光明日报》于2月18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以第一版整版发表。

15．《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理论动态》第263期（1981年3月5日）。《人民日报》作为社论于3月10日在一版上部发表。新华社转发，全国各报刊在显著位置转载。

16．《评“左”比右好》，《理论动态》第271期（1981年4月15日）。《人民日报》于5月27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17．《要卓有成效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理论动态》第294期（1981年8月10日）。《人民日报》于8月21日作为“评论员”文章发表，题目改为《要卓有成效地工作》。

18．《思想理论战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理论动态》第452期（1983年10月5日）。《光明日报》于10月8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19．《“文革”的理论是根本错误的》，《理论动态》第520期（1984年9月20日）。《经济日报》于10月11日作为观察家文章发表。

20．《对社会主义的一次深刻的再认识》，《理论动态》第528期（1984年10月30日）。《经济日报》于11月14日作为观察家文章发表。

21．《革命者要善于科学地估量和分析形势》，《理论动态》第564期（1985年4月30日）。《光明日报》于5月6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在一版上部发表。

22．《人事工作要进一步破除陈腐的老观念老框框》，这是我为《理论动态》第570期写的按语（1985年5月30日）。《中国劳动人事报》7月17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23．《在新形势下要多做群众工作》，《理论动态》第607期（1985年12月5日）。《光明日报》于12月12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

以上23篇文章中，有12篇是由胡耀邦审阅修改定稿的，多数也是他出的题。从我自己来说，是学习做理论工作。这些文章涉及的面也相当广，因此，撰写起来是相当紧张和艰苦的。

《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从一开始就引起最高一层领导人的注意。华国锋和邓小平都给予肯定。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在前面讲到，胡耀邦1977年10月12日对“理论动态组”同志的讲话提到，《理论动态》是华主席表扬过的。1978年1月31日，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的秘书梁金泉打电话来说：“华主席说这篇文章好。新时期，新任务，新要求，多谋善断，提法很好。叫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组参考。”1977年12月30日出刊的《理论动态》第34期，刊登了《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当天送到华国锋手里，他看后很赞赏。据《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⑥的同志讲，华国锋在12月30日晚上，拿了创刊以来的所有34期《理论动态》问起草组的同志，这三十几期你们都看过没有？这一期看过没有？这一期写得很好，观点也是好的，提出的问题和观点都是好的。华国锋把这篇文章中的三个问题讲了一遍后说，现在就是新时期新形势新课题，我们全党同志面临着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怎么学习呢？多谋善断特别重要。他对文章的第三段“多谋善断”，反复地讲了，要大家好好看一看，学一学。这个事实说明，华国锋在开始的一段，对《理论动态》是肯定的、赞赏的，曾有多次表示。这一时期，《理论动态》主要是从正面讲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揭批林彪、“四人帮”，同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没有发生正面冲突，而《理论动态》文章中的一些观点、提法对他有启发。但当《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以后，他就不支持了，改而支持《红旗》杂志，指示《红旗》不要介入真理标准的讨论。

前面已经讲到，邓小平对《理论动态》第1期就给予肯定。据当时中央办公厅同志来电话说，邓小平看了第1期后说，基本上同意提出的问题。在真理标准讨论展开以后，他表扬了《理论动态》，明确地给予支持，我在下一章中再具体讲。

我在前面讲，《理论动态》这个刊物在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前，就贯彻了胡耀邦提出的研究党史的那两条原则的精神，就触及了实践标准问题。现再具体举两个例子。其一，《理论动态》第13期（1977年9月15日）发表的《群众路线也是我党理论工作的根本路线》一文。这篇文章的第一段就指出：“头脑中形成的思想、理论究竟正确不正确、会用不会用，还得交由群众的实践去考验。”其二，第19期（1977年10月15日）发表的《列宁关于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有一个小标题就是：“必须使理论符合于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现实和历史，必须从生动的实际生活出发，做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在这一材料中，编进了列宁这样的语录：“马克思主义者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本身的正确性及其与现实的相符合为标准的。”

从《理论动态》的思想路线和基本思路的发展来看，从《理论动态》的地位和影响来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由《理论动态》首先发表，并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是顺理成章的，也可以说是必然的事情。

1994年4月17日初稿

1995年4月7日定稿

注释：

1.师东兵《短暂的春秋》（香港港龙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114页。

2.《中央党校通讯》第185期第3版。

3. 转引自《中央党校通讯》第185期第2版。

4.5.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页，第330～331页。

6.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召开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华国锋作为国务院总理，要在这个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