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准确、完整”到实践检验

一、“准确、完整”与“两个凡是”的对立

从1978年5月开始，在我们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是发生在我国社会主义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件大事。对于这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和党的其他重要文献，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评价。

历史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向前发展的。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必然地要有一个全面拨乱反正的过程。对于拨乱反正，邓小平在1980年10月25日的一次谈话中，作了定义性的阐明。他说，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①。拨乱反正是全面的，而全面拨乱反正是从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开始的，关键就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全面拨乱反正是一个曲折的充满矛盾和斗争的过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拨乱反正逐步发展的必然要求。下面简要地叙述一下这个过程。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叫做“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大快人心的事。这件事得到全党和全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热烈的拥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问题很快就出现了，或者说，分歧很快就显露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面临的形势、要解决的历史课题，可以说是既很紧迫，又很艰巨。有林彪、“四人帮”横行时造成的严重破坏，又有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而且，在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又是思想僵化、迷信盛行。这几方面的情况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而使拨乱反正异常艰难。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掀起了揭批“四人帮”、摧垮“四人帮”帮派体系的斗争高潮。在这个斗争中，当时党中央负责人坚守的口径是，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主席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完全正确的。要求大家在这样的口径下揭批林彪、“四人帮”。这是他们固守的不准逾越的界限。

揭批林彪、“四人帮”必须同解决当前最迫切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最强烈的愿望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对此，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经毛泽东同意了的。

但是，人们还迫切地要求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心天安门事件，对1976年4月将广大干部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大家想不通，要求重新作出评价。我们党内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最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参与中央的领导。这就要对邓小平重新作出结论。实际上，这两件事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批准的或是他亲自提出的。要解决这样两个大家关心的重大问题，就无法回避毛泽东的错误，就要冲破当时党中央负责人定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口径和框框。矛盾就这样尖锐地发生了。这个矛盾既尖锐又敏感，双方对此都很清楚，态度也不含糊。

早在1976年10月26日，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就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明确布置：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②以后，他一再重申这些规定。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分管宣传工作，他与华国锋持相同的态度和立场。在汪东兴直接指导下，由李鑫具体负责，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撰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由汪东兴定稿，经华国锋批准，于1977年2月7日在上述两报一刊发表（前一天晚上就广播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那时，叫得最响的文章，是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联合的名义发表的所谓“两报一刊”社论，具有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特殊分量。这次，又用这种方式，显得很不寻常，当然也很不新鲜。《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将华国锋的思想和态度，作了规范性的表述。社论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据说，当时中央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看了这篇社论稿以后认为：“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这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篇社论的实质。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陈云、王震不顾“两个凡是”的禁锢，在小组会上发言，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陈云说，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需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王震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③陈云、王震的发言鲜明、尖锐、有说服力，是对“两个凡是”的一次有力冲击。华国锋、汪东兴不让这些重要的发言登会议简报，但这些发言却迅速传出，得到与会的大多数同志的热烈赞同。面对会议的这种形势，华国锋在讲话中坚持“两个凡是”的立场和态度。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但他又说：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对于天安门事件，他认为，“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他又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从华国锋的这些讲话可以看出，坚持“两个凡是”，已显捉襟见肘之状。但是，华国锋、汪东兴还是要坚守他们定的界限，对陈云、王震等人的发言进行压制。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党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④邓小平建议中央将他的这封信连同1976年10月10日他给中央的信“转发党内”。应当说，这封信是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前采取的一个重要政治行动。邓小平在以后几次讲到，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是针对“两个凡是”的。

对于“两个凡是”，邓小平肯定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的，但他没有立即公开表态。这可能是他还要冷静地观察一下形势的发展，同时也可能抱有某种期待。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表明，“两个凡是”既不会自动收回，也不可能轻易地被推倒。邓小平的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写的。这封信是写给“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党中央的”。⑤1977年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写给党中央的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中共中央所以转发这封信，与邓小平这封信的写法不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信只写给华国锋，他不给叶剑英看，不同叶剑英商量而将信压下，也是完全可能的，而叶剑英是完全支持邓小平的。从另一方面看，4月10日写的信到5月3日才转发，这中间也肯定是有周折的。

如果说，陈云、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是从当时最迫切的重大政治问题上同“两个凡是”对立和斗争，那么，邓小平的信则是从思想理论上，从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上，反对“两个凡是”。邓小平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概念。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他对汪东兴、李鑫说，“两个凡是”不行。“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邓小平进而指出：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⑥邓小平说，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这就把问题提到了应有的理论高度，而且，要他们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这是将了“两个凡是”一军。针对华国锋的态度，邓小平具体地指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他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邓小平在1977年7月21日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针对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讲话，又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他说：“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⑦

邓小平1977年4月10日给中央写的信，1977年5月24日、7月21日两次反对“两个凡是”，提倡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谈话，是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定，即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尽管华国锋等还在坚守“两个凡是”，但是，形势的发展，特别是邓小平重新恢复领导职务，意味着彻底推倒“两个凡是”，实现思想大解放，已经临近了。当然，这还要经过艰巨复杂的斗争。

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的两次讲话，既讲了要准确完整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也说到了毛泽东“有些话讲错了”，“他自己也犯过错误”，阐述是全面的。他还指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并且把问题提到如何理解“高举旗帜”的高度。但是，邓小平着重阐明的，还是如何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体系来理解和掌握的问题。邓小平还以知识分子问题、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为例说明，在某一个领域，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并没有指出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而是着重揭露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引用毛泽东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这样讲，是符合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认识水平的，易于为大家所理解和接受。

“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是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而提出的，是对“两个凡是”的有力冲击和摇撼。

二、形势的发展呼唤实践标准

邓小平提出的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的重要意见，不但有力地推进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而且将这个斗争逐步引到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的根本问题上，大大有助于斗争的深入发展和揭批水平的提高。

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过程中，不少干部和群众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逐步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有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同毛泽东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也就是说，有一个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尖锐的问题，当时还很少有人敢公开地明确地讲这个问题。

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则小心翼翼地注视着这种动向，紧紧地把着他们的关，守着他们的线。比如，1977年初，一些报刊开始批判“四人帮”理论家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出现这种情况，是揭批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也是必须的。因为张春桥、姚文元是“四人帮”的理论灵魂，这两篇文章是全面阐述“四人帮”的理论观点和政治纲领的代表作。张春桥的文章提出了“全面专政”的反马克思主义口号。姚文元的文章则竭力为“全面专政”找根据。实际上，这两篇文章都是为打倒、镇压他们所说的“林彪一类”，即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制造舆论。这两篇文章的影响极为恶劣，也是张春桥、姚文元作为所谓理论家的画皮。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理应对这两篇反动文章进行深刻的揭露、剖析和批判。1977年初，《人民日报》及其他一些报刊，开始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这两篇文章。《红旗》杂志社的一些人见到这个动向以后，即以《红旗》杂志社名义打报告向当时在党中央分工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请示：对张春桥、姚文元的这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出篇名进行批判。2月4日，汪东兴作了如下批示：“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只能“不点名”地批判文内的错误观点。这个批示，印发给了中央各宣传单位，实际上是压制大家对“四人帮”的批判。类似这样的问题，不断出现。坚守“两个凡是”和广大干部群众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在有些地方、有些事情上，达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甚至发生“遭遇战”。

1977年8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大。这次代表大会有它积极的方面。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提出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些都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历史的要求。邓小平在十一大致的闭幕词，提出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恢复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很有现实针对性，意义重大。但是，党的十一大的基调是坚持“两个凡是”，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在反倾向的问题上，坚持反右。就在十一大会上，一些代表对华国锋作的政治报告中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提法及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意见。但是，这些意见没有被接受。

十一大以后，一些老革命家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而撰写和发表了重要的文章，其中有聂荣臻的《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人民日报》9月5日）、徐向前的《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人民日报》9月19日）、张鼎丞的《整风在延安中央党校》（《人民日报》9月20日）、陈云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人民日报》9月28日）。这些重要文章有针对性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优良党风。聂荣臻在文章中指出：“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结底，只能从实践中来，从实际经验中来，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实际经验的检验。”他还指出：“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掌握精神实质，学习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基本原理当作行动指南。坚持反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词句当做脱离时间、地点和条件的教条。”他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我们党的工作不要一分为二。不承认困难、缺点、错误、损失，不承认反面经验，那就不是唯物主义，不是辩证法，那就是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徐向前的文章强调要恢复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张鼎丞的文章着重阐述了在延安整风中，树立和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和作风。他特别提到了延安整风中分清是非的标准问题，提出是以客观实践的效果为标准，而不是以自己主观的片面的框框乱套，顺我者是，逆我者非，自己说了算。陈云的文章指出，实事求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他尖锐地批评，由于“四人帮”的影响，还有这样一些领导机关，这样一些党员干部，在他们中间，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毛主席长期倡导的那种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根据实际情况解决具体问题的实事求是精神，却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以上这些，都是对“两个凡是”的有力批评，而且，已经提出了实践检验的问题，对大家是很好的启发和教育。胡耀邦也从中得到启发。

在筹备中央党校复校开学的过程中，胡耀邦对教学人员不止一次地提到聂荣臻的那篇重要文章。1977年9月22日，他在有各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参加的教学会议上讲话，在讲到如何搞好教学工作、理论工作时说：“我们的聂老总写的《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才是真正研究了、传播了毛主席长期培养的我们党的优良作风的一些主要问题，研究主席倡导的作风，又结合当前的实际，写了这么一篇文章，这才真正叫忠于毛泽东思想，也叫真正做理论工作，也是教学工作。”这说明，胡耀邦是认真地读了这些文章并进行了思考的，是从中得到了启发的。

党的十一大以后，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要求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这篇文章是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在他的具体指导下，由中央党校的三位同志撰写的。这篇文章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对干部进行诬陷迫害、残酷打击的种种表现，鲜明地提出：“我们要敢字当头，敢于冲破阻力，敢于推翻，‘四人帮’一伙在审查干部中所作的错误结论。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定要推翻。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一定要纠正。”文章着重揭露了“四人帮”诬陷迫害担负各级领导职务的老干部的罪行。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这是当时大家最关心、要求最迫切的一个重大问题。华国锋在十一大所作的政治报告提到，“对过去审查干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这样讲，分量显然是很不够的，在实践上更是行动缓慢，而且制造借口，设置障碍。特别是对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的问题，他们更是不愿给予解决。他们的借口是，这是中央定的案、毛主席定的案，抬出了“两个凡是”。实际上，许多老干部的错案，是他们参与或经手定的。胡耀邦组织的文章说出了广大干部特别是受迫害的干部的心里话，也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汪东兴看了这篇文章以后，认为这是一篇错误文章，并说现在不批，将来也要批。他以威胁的口气说，你们知道专案工作是谁领导的吗？在这个问题上分歧表现得很尖锐。

在实际工作中，如何看待农村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特别是如何看待刚刚兴起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何看待农村集市贸易、自留地，如何看待利润、价值规律问题，在这一系列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思想认识和对立观点。也就是说，有一系列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需要澄清。

“两个凡是”由华国锋、汪东兴等作为一个战略方针而提出，但这绝不是个别人的观点，它实际上是一种思潮。从更广的角度来看，“两个凡是”也是个人迷信的产物。由于个人迷信盛行多年，确实存在把领袖人物神化的问题。经过十年内乱，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党，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经过了一场浩劫。尽管这样，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过程中，许多人宁愿把这一切都归之于林彪、“四人帮”，不愿意也不希望说毛泽东有错误。对于那些善良的人们来说，这既是思想认识问题，更是感情问题。这是“两个凡是”所以得到不少人同情和支持的社会历史原因。

还有一些人是心有余悸。在1967年1月13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颁布了一个文件，叫做《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这个文件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都应当依法惩办”。这个《公安六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得到最充分的实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毛泽东的任何不恭不敬行为，任何不同意见（或被认定是这样），都可能被认为是对伟大领袖的诬蔑攻击，都可能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而遭到最严厉的惩处。这样的实例不少。因此，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处处备加小心，唯恐有疏。再看看“两个凡是”的具体内容：“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一个是“坚决维护”，一个是“始终不渝”，口气都是很硬的。再加上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仍然有所谓诬蔑攻击伟大领袖的罪名而遭惩处的实例，人们心有余悸，这是很自然的。

由于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个人迷信盛行，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成了至高无上的神，而十年“文化大革命”恰恰是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而且，在“文化大革命”前他也有错误，这就使拨乱反正十分复杂和艰难。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对广大群众和干部来说，不存在思想障碍，而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在当时形势下，提出这个问题，指出毛泽东有错误，人们的思想感情就接受不了，感到困惑，甚至痛苦，再加上“两个凡是”的枷锁，更使人们疑虑重重。因此，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既很迫切，又不能不是一个渐进的艰难的过程。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是揭露和批判林彪、“四人帮”歪曲和篡改毛泽东的指示。以后，有些文件是毛泽东圈阅同意了的，有些文章是他审阅同意的，就不点名地加以批判。还有一种情况，有些话，有些事，虽然是毛泽东同意干的，也讲过的，但林彪、“四人帮”也讲过，就挂在林彪、“四人帮”的账上。一个时期中，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推进拨乱反正的。但是，再前进一步就难办了。有些理论观点，有些话，确实是毛泽东的，不可能作其他解释。比如，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究竟能不能成立？“文化大革命”究竟对不对？等等，这样关系到全党和全国人民命运的重大问题，不搞清楚是不行的，在内部悄悄地讲也不可能，回避更不应当。这就是说，形势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须正面触及毛泽东的错误，必须公开地严肃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邓小平提出的“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以及他对这一概念的阐释，从世界观方法论上，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上反对了“两个凡是”。邓小平一再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体系来看待，而且，他把“准确”二字放在前面，也是很有讲究的。这就明确提示人们，当我们讲毛泽东思想时，是排除了不准确和错误的观点的（当时还没有明确地把作为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加以区别）。邓小平还明确指出，毛泽东也犯错误，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要求更加明确地提出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要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就要从理论上肯定领袖人物也可能犯错误，要有一个检验思想理论的科学标准。在当时来说，就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思想武器，彻底推倒“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使人们的思想和精神得到彻底的解放。

前面已经讲到，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准确、完整”的提法，对于那种对毛泽东思想搞片言只语，甚至对其曲解、篡改的反马克思主义行径，是一个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但“准确、完整”这个提法并未正面触及理论本身是否正确的问题。而且，人们还可以从自己的某种需要出发，对“准确、完整”作出自己的解释。所以，在当时，坚持“两个凡是”立场的人，并未对这个提法提出异议，更没有表示强烈的反对，相反，他们还接过了这个提法，纳入了“两个凡是”的思想体系。这种情况典型地体现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这个报告坚持“两个凡是”的立场，全面肯定并复述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说“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报告说，毛泽东“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要求全党“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⑧这样，他们把就“完整、准确”统一、融合到了“两个凡是”之中了。很明显，形势的发展，拨乱反正的发展，都要求从“准确、完整”继续前进，也就是我在前面说的，要有一个检验思想和理论是否正确的科学标准。

应当说，“两个凡是”本身也就是一种标准。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盛行的语录标准、“最高指示”标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直接继续。当然，这种判断思想、理论、路线的标准是不科学的、错误的、违背理论本性的，违背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的，但在当时又是很有影响力的、大家所习惯了的。

中国的政治形势发展到这一步，提出实践标准已经成了迫切的需要。实际上，实践标准也已经呼之欲出。

在同“两个凡是”的斗争中，有些人已经很自然地提出了实践标准。1976年10月16日，以吴德为第一书记的中共北京市委，派人到北京大学传达市委《关于当前运动的意见》（即《六条》）。这个文件开头就讲：“向广大群众讲清楚，清华、北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抓的点。几年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两校的广大干部、宣传队员和师生员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全市学校的斗批改、教育革命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很明显，这个《六条》的基本精神，是维护“文化大革命”中搞的一套，阻挠压制师生揭批林彪、“四人帮”，阻挠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因而遭到北大师生的反对。中共北京市委制定的那个《六条》，是“两个凡是”的一个标本。师生们要推倒这个《六条》，就必须在理论上驳倒它，驳倒他们打的“毛主席抓的点”这个旗号。经过一年多的思索，在1977年10月，北大青年教师王贵秀等人写的一张《评市委〈六条〉》的大字报，实现了突破。这张大字报指出：“市委的《六条》不符合客观实际，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不管权力多大、嗓门多高，都不可能强迫实践通过错误的意见；犯了错误，不管态度多滑、手法多妙，也不可能逃脱实践对错误的判决。”⑨当时，从本本上是不可能找到批驳这个被称为《六条》的错误文件的根据的，只能求助于实践，只能用实践标准。像北京大学这样一个单位，师生们拿起实践标准这个武器，进行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反对当时北京市委的错误文件，反对“两个凡是”，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

从“准确、完整”到明确提出“实践标准”，这是拨乱反正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这个内部刊物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必然的过程。

当时，胡耀邦明确提出，办《理论动态》这个刊物，就是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再颠倒过来，一个问题一篇文章，从理论上加以说明。以后，有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这个提法，更准确了，而含义是一样的。把被颠倒了的一系列是非再颠倒过来，就有一个判断是非的标准问题。而明确地认识和提出这个问题，要有一个过程。

开始时，我们的认识是，这是一个如何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理的问题。《理论动态》第3期（1977年7月25日）的编者按语就是这样说的。这一期重印了列宁1916年11月30日写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a）历史地（b）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c）只是同具体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理论动态》在按语中强调：“我们应当历史地、全面地、具体地、准确地理解它的每一个原理，绝不可忘记原理之间的联系。”编者按批评了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个别原理孤立起来加以运用的错误态度和错误方法。当时，读者对这一期《理论动态》很赞赏。《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一期的内容，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

随着问题的展开和深入，就自然地提出了实践标准。《理论动态》的文章也逐渐地有了这方面的内容。《理论动态》第9期（1977年8月25日），发表了《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这是理论动态组同志撰写的。在这篇文章中，批评了一些人的错误的是非标准：“他们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一句话，以‘风’为准。”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但用语还不明确。

1977年12月15日出刊的《理论动态》第31期，发表了邵华泽撰写的《文风和认识路线》一文。这篇文章的三个小标题是：

（1）客观事实是第一性的，还是人的主观认识是第一性的？

（2）用一般指导具体，还是用一般代替具体？

（3）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还是看别的什么东西？

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一开头就引了毛泽东的话：“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接下去，文章提出了三个问题，并作了回答。

判断一个干部能力强不强看什么？看实践，看他工作的实际效果．看他的行动是否给人民带来了好处以及这种好处的大小，绝不是根据他说得多么好听，多么头头是道。

判断一个总结、一篇报道水平高不高看什么？看实践，看它是否深刻地反映了群众的实践，是否经得起客观实践的检验。

判断一个单位工作好坏看什么？也是看实践，而不是看他们写出了多少经验，发表了多少报道。

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了实践标准，并联系实际作了说明。这是我看到的在拨乱反正中明确提出和阐述实践标准最早的一篇文章。但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讲文风问题，没有从哲学上正面展开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所联系的实际也是比较具体的问题，因而显得分量不够。《人民日报》于1978年1月9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但没有引起大的反响，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也经历了与《理论动态》相类似的过程。在1978年7月间北京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上，《人民日报》理论部的汪子嵩生动地讲述了这一过程。

汪子嵩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在编辑工作中，首先在按劳分配问题上遇到了矛盾。有些同志主张，按劳分配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就是它会产生两极分化，会产生资产阶级。许多同志不赞成这个意见，并加以批驳。认为按劳分配有消极作用的同志虽然提不出任何事实根据来证明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但他们说，他们的论点是有理论根据的。他们的根据就是毛主席说的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和旧社会差不多。这样，就从经济学的讨论中，引出了一个哲学问题，即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汪子嵩说，当时，其他问题的争论，最后几乎也都发生同样的情况。只要我们纠正一个错误观点，总有人出来反对，而他们的理由往往就是“毛主席不是这样说的”。只要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理论问题纠正过来，我们总要收到许多信，表示反对。他们反对的根据大多是引用毛主席的某一句话。今年初（1978年），我们初步感觉到这个问题，便写了一篇思想评论，题目是《标准只有一个》，只一千多字，发表在3月26日的《人民日报》。由《人民日报》理论部张德成（署名张成）撰写的这篇短文，一开头就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文章还说，真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如果把理论也当做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有两个标准了。这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了。这篇文章很短，对问题没有展开论述，但观点是阐述得很明确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一些人表示反对。《人民日报》收到二十几封反对的信。反对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贬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针对这种情况，《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同志觉得有进一步讲清这个问题的必要。他们决定组织一篇较有分量的文章。于是，他们就将这些读者来信转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邢贲思，请他针对这些读者来信暴露的思想认识问题，撰写一篇论述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⑩邢贲思在自己的理论研究中，实际上也已经触及这个问题。1978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哲学和宗教》那篇文章。文章很明确地说，不能把哲学当做宗教，实际上是说，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当做神学教条。文章还指出，不能搞信仰主义、愚昧主义，不能提倡盲目迷信和偶像崇拜；提倡要认真思索，鉴别真伪。这是明显地针对“两个凡是”的。这篇文章讲的就是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人民日报》约他撰写论述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他欣然接受，不是偶然的。

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胡福明曾经讲过他思考和提出实践标准，并写出文稿的经过，情况同上面讲的大致相似。他说，他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主题是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产生的。

1976年11月，在一次教育问题座谈会上，胡福明在发言中指出，教育战线是遭受“四人帮”破坏最严重的部门之一。这几年，教学质量大大下降，简直是糟蹋了一代人！有关部门的一位负责人却指责说，你这种说法违背了过去上级的指示精神，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一次哲学系师生揭批“四人帮”罪行大会上，胡福明和其他一些教师发言，列举大量事实，提出教育战线的所谓“黑线专政”、“两个估计”是错误的，应予推倒。但有人当面就责问，“两个估计”的提法是中央文件上讲过的，你们这是批到谁的头上来了。在另一次讨论会上，胡福明又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四人帮”批判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对此，又有人反驳说，批判“唯生产力论”，这是党的文件上记载了的。当时，在南京大学哲学系，思想比较活跃。有的同志主张在工厂、农村认真落实按劳分配政策，有人则说这同过去的精神有抵触；广大群众强烈要求给天安门事件、南京事件平反，但有些人又宣称，这是“铁案”，不能改。以上一些事实和情况，引起了大家的思考。大家产生了一个认识，如果我们不从真理标准问题上，把思想解放出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就寸步难行，拨乱反正就将是一句空话。

从现实生活的激烈斗争中，从同事们的发人深思的议论中，胡福明越来越感觉到，林彪、“四人帮”在理论问题上制造了许多混乱，必须从认识路线的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回答什么是区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是和非、正和乱的标准，回答什么是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这样的问题。他又阅读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有关哲学著作，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使他的思想开始升华，问题的关键明确了：鉴别任何思想、理论、体会的标准，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出发点——实践。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他终于写出了那篇文稿。　

以上《理论动态》《人民日报》和胡福明遇到的情况和提出实践标准的情况很相似。正是“英雄所见略同”。这说明了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提出实践标准是当时形势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是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简直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三、实践标准的酝酿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前奏

把实践标准作为检验“文化大革命”的标准，作为评判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的标准，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大范围地严肃地提出来，认真地进行讨论，是中央党校，是胡耀邦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党校。

《光明日报》的同志在有关材料中写了这样一段：“1977年12月，中共中央党校在研究编写一个党史问题材料时，当时主持党校工作的胡耀邦提出了编写要求：一个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不是这样呢？应当说，确有此事，但这样说实在是太简单了。下面我就具体地讲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事情要从党的十一大讲起。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向十一大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胡耀邦是参加十一大的代表，又正在筹备中央党校的复校开学。中央党校有一个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是中央党校的一门重要课程。而且，在1977年5月，党中央就正式批准中央党校建立党史研究室，承担编写中共党史的任务（以后中央另有安排，这个机构没有正式组建）。胡耀邦很自然地要具体考虑这个问题。

1977年9月22日上午，胡耀邦听取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党建教研室负责人汇报（教务办公室、校办公室和各教研室负责人参加）。在听取汇报过程中，胡耀邦明确提出，党史“就是着重讨论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一些问题”，“最好能写出个稿子来，当文章发表也可以”。他还说，“把这个主题抓住了，华主席交的任务就基本上完成了。应该抓这个主题”。当时，华国锋兼中央党校校长，从讲话的口气看，很可能华国锋给胡耀邦作过布置，提出过要求。需要指出的是，胡耀邦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同华国锋等人当时就有重大差别，我在下面要具体讲。9月22日下午，开教学工作会议，胡耀邦发表了《关于教学问题的几点意见》的长篇讲话。这个讲话共讲了八个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党史教学怎么搞法？”他重申了上午听取汇报时讲的那些话。

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是当时的理解和用语，实际上，就是要研究“文化大革命”，对十年“文化大革命”作出评价。那么，胡耀邦当时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看的呢？记得就在那个时候的一天，我们“理论动态组”的几个人，在他办公室谈完问题以后，就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有人提出：耀邦同志，你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看法？他回答：“思想是光辉的，实践是错误的。”他说，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这个思想还是光辉的嘛！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错误的。他的回答脱口而出，语言又是那样明确，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早有考虑。他的回答使我们感到很新鲜，也很受启发。除了动机以外，他对“文化大革命”本身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这种评价，主要是根据事实。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的同志依照胡耀邦和校党委的布置，即着手制定党史教学的计划。

正在这时，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除华国锋外，叶剑英也在会上讲了话。叶剑英的讲话中讲到理论要密切联系实际时指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绝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叶剑英在讲话结束时提出：“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这样，研究党史的任务就更明确了。在此，我要讲一个情况。大约在开学典礼前两三天，胡耀邦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谈一篇稿子的事。谈完后，我起身要走，他却让我在沙发上坐下，跟我聊了起来。由于中央党校复校开学典礼的事都已就绪，他的心情很好。他对我说，叶帅的讲话稿，我叫几个人搞了一下，他们的思想上不去，我就自己动手改写了。从他的神情可以看出，他对这个讲话稿是很满意的。可以肯定，上面引的讲话稿中的那些话，包括理论要受实际检验的话，胡耀邦都是认真斟酌过的（以后，他在多次讲话中引用过这句话）。胡耀邦还踱着方步，兴致勃勃地背诵了他自己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稿中关于我们党三代干部的那一段话，并问我怎么样。我说，太好了！那时，胡耀邦在各种会议上、各种场合，反复强调联系实际、接触实际的问题。

1977年12月2日上午，中央党校党委会开会（当时中央党校的领导体制是党委制，以后才改为校委制，设立机关党委），审议党史教学计划。冯文彬主持会议，胡耀邦参加了会议。党史教研室提出，研究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基本方法是延安整风的方法，编文献交给学员自己学习研究。当时，党史教研室一些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不敢越出文件的框框思考研究问题。在听取汇报和讨论的过程中，胡耀邦多次讲话和插话，讲了许多重要的意见，现摘抄如下：

“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

“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吗（嘛）。”

“当然要跳出框子。”（有的同志提出，有些问题要跳出框子，耀邦同志插话）

“你们的整个体系都是抄来的，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

“以哪个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

主持会议的副教育长冯文彬（当时没有教育长）也发表了重要的意见。他说：“要研究党史就要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旧的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

最后，胡耀邦布置，成立一个组，由吴江任组长（中央党校临时党委委员、哲学教研室主任，当时实际是胡耀邦在理论方面的助手），缪楚璜（党史教研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周逸（党建教研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为副组长，从哲学教研室调点力量，同党史教研室一起，搞出一个新的方案来，要完全按科学态度，下个礼拜讨论，冯文彬也参加。

1977年12月10日，在胡耀邦处开会，讨论方案。胡耀邦对于研究方法，有一段重要的讲话。他说：“怎么研究，抱什么态度，是方法论。方法不对头研究党史也要迷失方向。要完整的准确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注意思想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地研究，科学的态度，严肃的严密的科学的态度，从事实出发，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脱离实际，断章取义……都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特别是因为主席不在了，我们毛主席的后代子孙、学生们不用毛主席的方法、科学态度，就是直接地反对了毛泽东思想，以毛主席片断的话为依据就是反马列主义。”胡耀邦提出，搞一个研究讨论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要，搞这么一个文件。他设计了框架。他特别交代，文件名字就用“讨论提要”，二万五到三万字。这是一个大事，明年1月中拿个初稿。冯文彬提出，可同一部的学员开座谈会，听听他们的意见。

以上这些材料来自会议参加者的记录，虽比较简略，但意思清楚明确。胡耀邦反复强调，研究三次路线斗争，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事实，要由实践检验，不能依据文件，不能依据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体系。他尖锐地批评了那种照抄文件、讲话，依据片言只语进行研究的方法，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这些，同“两个凡是”是尖锐对立的，也可以说，是直接反对“两个凡是”的。

在吴江指导下，这个小组的同志们依据胡耀邦提出的指导思想和设计的框架，紧张地工作，到1978年1月中旬，就搞出了这个文件第一稿。1978年1月18日，吴江将这个文件（打印稿）报送胡耀邦。

这个文件的第二部分是：“怎样进行研究？”提出了两条指导原则，现全文抄录如下：

（1）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和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实质为指导，去进行研究。坚决反对像林彪、“四人帮”那样抛弃原著的精神实质，摘取片言只语，实用主义地加以运用，以及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将马列和毛主席针对某些具体情况作出的指示搬用于根本不同的情况等做法。毛主席说得好：“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

（2）“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应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以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为标准，也就是以社会实践为标准，来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是非。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根据多年的反复实践，总结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成功和失败的基本经验，为我们以实践为标准来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这个文件紧接着写了下面这样一段话：“过去，林彪、‘四人帮’长期控制舆论工具，大量进行歪曲历史真相、混淆路线是非的宣传，确实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今天，我们取得了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并且有党的十一大文件为指导，已经有条件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辨明这几次路线斗争的是非，把歪曲了的历史真相恢复过来。这样地研究路线斗争的历史，是当前正在进行的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实现思想大解放的重要环节之一。”

这个文件还强调：“我们应当用毛主席一向提倡的延安整风精神和科学态度，摆脱有关个人利害得失的种种考虑，敢于触及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思想禁区和一切被实践证明为谬误和片面的东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如实地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包括个人的经验教训在内）。”

以上两条指导原则和提出的要求，突出了实践标准，体现了胡耀邦在前述两个会议上讲的意思，但是，第一条中加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的内容。这是撰写者加上去的。这既反映了撰写者的思想认识水平，也与十一大的基调直接有关。

1977年12月10日，党中央决定调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但仍兼中央党校副校长，对中央党校的重要事情，他仍然过问。1978年1月20日，胡耀邦审阅了这个文件并写了如下批语：“路子是对头的。只是太简略了。应该意气风发地同时又严密周详地加以充实。现在大约是14000字，可扩充到30000字。”

根据胡耀邦的批示，研究小组的同志进一步修改充实这个文件。这时，中央党校已经开学，又有了一个稿子。根据冯文彬在1977年12月2日党委会上提的建议，由吴江主持，于1978年3月6日邀请一部的学员进行座谈，听取意见。一部学员都是高级干部，被邀参加座谈会的共六人，四个支部都有人。第三支部来参加座谈会的，就是以后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关于杨西光在这个座谈会上的发言和在中央党校的有关情况，将在第三章作具体介绍。

经过研究小组同志们的修改和充实，1978年4月，形成了第二稿。这个稿的名称是：《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在这一稿中，研究应当遵循的原则已由两条变成三条，现将第一、三条的导语和第二条的全文抄录如下：

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包括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论述和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

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毛主席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来检验。要尊重历史事实，“掌握与所研究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列宁）。绝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玩弄个别实例，来“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搞所谓“事实为政治服务”。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第三，应当以研究总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为基础，对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进行综合研究。

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一稿中，实践标准写得更准确也更明确了。在1978年4月中旬，即党的学说课程的十天中，将这个文件发给了全体学员阅读、讨论、征求意见。这就是一些文章中所说的中央党校一千多中高级干部的讨论。准确地说，应是800人（中央党校复校后第一期学员共807人），包括高级干部班、中级干部班、理论宣传干部班。这期高级干部班的对象是：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的党组成员，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干部；部队军以上干部及相当上述职务的干部。其中有些人是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

在胡耀邦主持下，中央党校实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学员思想相当活跃。我查看了下班教员汇报学员讨论情况的材料和反映讨论情况的其他材料。学员们对这个文件的讨论是认真的、热烈的，大多数人没有什么顾虑。综合报告说，学员们认为，这个文件提出的“关于研究这三次路线斗争的一些指导思想和原则，比较明确，对于引导大家正确地研究党内的路线斗争是很必要的”。这表明，大家对研究党史的三条指导原则，包括实践标准，都注意到了，而且接受了。有个别组还专门讨论了“什么是标准”，可惜没有留下具体材料。

从下班教员的汇报中可以看出，不少学员已经以实践作为标准，思考“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大问题的是非了。他们提出质疑的问题有以下一些：

对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如何评价？

对武汉“七二○事件”如何评价？

对杨余傅事件如何评价？

怎么把林彪写入了党章？

对“一月风暴”，多数同志持否定态度。

对九大、十大的政治报告如何看？

三次大会对三次路线斗争的总结是否还是正确的？

这么大的党，被林彪、“四人帮”几个人搞到崩溃的边缘，是什么原因，我们的路线上有没有问题？

文件说要研究禁区，但稿子本身回避了一系列问题，如海瑞罢官、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红卫兵大串联，等等。

在群众中组织战斗队，划线，对不对？

有的学员提出，什么叫损害旗帜，应划几条杠杠。

一些学员还提出，写党史应从事实出发，体现两条路线斗争，尊重客观事实，不能剪接。

另有一些学员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比如，这个文件在讲到第九次路线斗争时，没有再写“叛徒、内奸、工贼”。对此，有好几个小组尖锐提出，为什么摘掉三顶帽子？这是原则问题。有的学员提出，天安门事件目前还是要按华主席（十届）三中全会讲话的精神写。有的学员提出，要以九大、十大、十一次大会的文件为依据。有的学员认为，文件中有些提法过分，如说党的优良传统彻底破坏了。还有的学员说，中央不讲话，我们没法讲。

以上材料是从当时下班教员汇报情况的记录中摘取的（记录很简略）。此外，有一位当时参加学习讨论的高级干部给我写来回忆材料，说他们在学习讨论中，联系实际，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路线是非问题。他说，我记得的有：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否有必要，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应怎样估计我党的基本情况，我党内是否存在着一条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刘少奇反党集团，党的八大一次会议确定的国内主要矛盾和党的全部工作转入以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为中心和1962年夏北戴河会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究竟哪一方针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等等。据这位同志回忆，在学习讨论过程中，胡耀邦几次到支部会和各学习小组会上，鼓励大家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要求把讨论的问题更集中些，更深入些。!1本书第十二章将提供更多情况。

上面列举的材料很不全，但据此已可看出两种明显的倾向，即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思潮的对立。当时，从全党和全国总的情况看，个人迷信还没有打破，思想还处在很僵化的状态，而中央党校的空气确实比较活跃，不少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中充分肯定、大加宣扬的事提出了疑问，有些人则从根本上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疑问。他们不是根据文件，而是从实际出发，从实践的结果出发，观察、思考和研究问题。他们已初步地摆脱了“两个凡是”，掌握了实践标准。中央党校在撰写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提要这个文件中，根据胡耀邦提出的要求，将实践标准作为指导原则之一，并在全体学员中进行讨论，这确是一个大胆的举措。中央党校的这八百名学员，都是党的中高级干部和理论宣传战线的骨干，是从全党范围抽调来的。他们的讨论意义非同一般。这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酝酿，也可以说是前奏，其积极意义应当充分肯定。这里仅指出两点。

其一，通过讨论，中央党校的学员初步掌握了实践标准，推动了思想解放。在中央党校第一期理论宣传干部训练班结业的三位校友来信说，在党史学习中讨论了对“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认识，尽管那次讨论还未全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对他们思想解放推动极大。有的同志提出对“文化大革命”应倒三七开，有的人开始怀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是否正确。当时中央党校在胡耀邦直接领导下，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有一个很好的学风。这些学习，为后来认识真理标准问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2另一方面，学员这种思想认识的提高，必然对他们的工作实践起指导作用。高级班学员杨西光，在中央党校学习结业以后，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他能把胡福明论实践标准的文稿作特殊处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其二，这次学员的讨论也反映出，大家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的认识，暴露出不少糊涂观念。这就促使中央党校理论工作者进一步思考问题，并决定以实践标准为主题，撰写论文，最终导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形成和发表。

1994年1月7日初稿

1995年4月6日定稿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0页。

2.《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5页。

3.同上，第407～408页；王洪模等著《改革开放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页。

4.转引自《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8页。

5.6.7同1第42页、第38页、第42～43页。

8《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9、52页。

9于光远、胡绩伟等《猛醒的时刻》（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86页。

10《哲学研究》编辑部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集》第一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9～100页。

11.12见学员回忆材料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