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

实践检验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是要还原历史真相的，是要把头足倒立的事物再颠倒过来，因而，“真理标准”讨论是一场需要巨大思想勇气的思想解放运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称“《实》文”）的发表及其引起的全民大讨论，至今己经整整30年了。这场大讨论，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为什么要解放思想？耀邦同志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今天的人们回顾这段历史，尽可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作出分析、总结。本文仅想就这篇文章发表前夕耀邦同志为之作出的思想准备、他当时的思想轨迹和他的理论品格作一介绍。

理论品格强烈影响社会效果

人有品格，理论和思想也有品格。我们可以借用“文如其人”一语，说明二者的一致性。历史唯物主义品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在党内民主生活正常的时期，能否理论联系实际，一般地取决于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但是，在党内民主生活非正常时期，则首先取决于人们的思想勇气，即要“敢”字当头，无私无畏，彻底抛开个人利益，为真理而斗争。至于说到发展理论、理论创新，则是更高层次的精神理性活动了。

我国是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因而，很多关于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常识、原理，大家都有基本概念。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样特殊又特殊的年代，面对种种践踏共和国宪法和党章党规的行为，面对广大群众遭受的种种封建愚昧的法西斯暴行，你还能说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社会主义者信奉的那些基本的常识、原理吗？即便有人说出这些，那他也会引来迫害，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如果正义、真理都可自由主张、传播，人人都有民主权利捍卫社会中的常理、伦常，那么，彭罗陆杨、刘邓为何会在一夜之间被打倒？为何文化界、学术界、科技界那么多的国内外著名的学界领袖人物、专家学者的著作被诬为“毒草”，或付之一炬，或送往纸厂化浆？为何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要采用一种特殊的手段打倒“四人帮”？那是一个无法可依、无理可讲的年代，真理的种子只能深埋在人们的良知之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本来不应该是个新问题。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列宁同唯心论、不可知论斗争的一面光辉旗帜，更是毛泽东同志《实践论》中一块重要基石。就是不那么正确的批苏“九评”中的“第五评”，也有这么一句话：“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然，说了这句话并不表明我们就掌握了真理。苏联是怎样走过了几十年的实践之路，我党当时对此也并未认识清楚。

十年“文革”把这一唯物主义的原理糟蹋得不成样子，什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等明显违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话甚嚣尘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同志对此都予以默认。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国的政治气候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文革”理论仍然统治着人们的头脑。我党的主导思想不思更张改革，反而于1977年2月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78年5月11日，中央党校、《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虽然文章在字面上没有一句话提到“两个凡是”，但是，对于该文的拥护者和反对者来说，此文联系的实际就是“两个凡是”。只不过拥护者赞成联系实际以破“两个凡是”，反对者则反对联系实际，以保“两个凡是”。所以，反对者才能说出该文是“砍旗”，是“怀疑一切”，是破坏“安定团结”，甚至说出难道毛主席的话“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这样荒唐的话。

还是“《实》文”说得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文章把“真理标准”和“两个凡是”联系起来，引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激荡，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解放了思想。14年后的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联系了改革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他明确指出：不改革，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谁下台。谈话同样引起了人们思想的强烈反响，为最终打碎计划经济体制的牢笼提供了思想武器。

在一定条件下，两次思想解放，都凸显了理论工作的第一品格，即敢于、勇于联系实际，而亿万群众的现实生活又和理论所联系的实际问题相吻合，所以就能激发巨大的群众共鸣，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就“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本质而言，它是我国社会各种力量相互作用、改革力量不断壮大、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思想解放运动。而这里着重说明的耀邦同志在开展这一大讨论前夕的准备工作，特别是他在中央党校期间所做的工作，则无疑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耀邦同志在“《实》文”发表前做的准备工作

1977年1月1日、2日，这是打倒“四人帮”后的新年第一春，耀邦同志的心情并不好。他对团中央干部严如平说：

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与其去做违心事，不如在家抱儿孙吧！

耀邦同志表达的这种不满和担忧，代表了党内一种越来越大的思想涌流，不期而遇地与2月7日党报党刊“两个凡是”的思想潮流相撞。他是在两个潮流的碰撞处，驾着一叶小舟驶进中央党校就职的。

谁料刚到中央党校，他就想来一个翻天覆地，要把林彪、“四人帮”颠倒的东西再颠倒过来。他没有丝毫犹豫。3月28日，他就开展读书活动对学校教员说：

这次读书必须有针对性，针对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东西，我们再把它颠倒过来。……抓住被他们颠倒了的几个根本问题，和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照，马克思主义是怎么说的，四人帮是怎么颠倒的，这样，战斗性、思想性就强了。

这种“颠倒了的东西”，他说，包括“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

要把颠倒的是非再颠倒过来，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因为“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虽被打倒，但发动文革的理论仍然在党的意识形态中起着支配作用，“两个凡是”又强化了这种作用。耀邦同志好像对此环境浑然不顾，在5月中旬召开的一次党校教学会议上，他语惊四座地说：

现在北京有一个政治漩涡。你们敢不敢进这个漩涡？我是想进的。我准备办三个刊物，一个叫《理论研究动态》或叫《理论动态》，一个叫《中央党校校刊》，第三个是《中央党校简报》，这三个刊物都由我亲自抓。

通过这三个刊物，耀邦同志究竟要抓什么问题呢？他在5月底至6月初这一期间，清晰地形成了如下观点：

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还有一个是组织枷锁，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

当年的8月12日至18日，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他对套在广大干部群众身上的组织枷锁发表意见，并指导中央党校教员杨逢春、叶杨、陈钟撰写我党干部路线急需拨乱反正的文章。这是1977年内耀邦同志在思想宣传领域中联系的最大、全国人民最为关注的实际问题。他提议，组织个写作班子，文章题目就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并说：

这些年为什么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诉之于神”嘛！这是顾炎武说的。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立志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竟也会像历代封建统治者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申的冤假错案！现在要真正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文化大革命”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那个时候，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普通家庭，有无数的冤魂等待昭雪，遍地的冤狱等待平反，整个国家、民族的生活都处在一种“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的悲惨状态。对杨逢春等人的文稿，耀邦同志修改了17次，并得到胡绩伟等同志的大力支持，文章最终于1977年10月7日在《人民日报》刊登。报社一个月收到1万多封来信来电，文章作者两个月内收到的电报、信件可装满两麻袋。10月12日，耀邦同志评论这篇文章，作了这样的概括：

这篇东西的优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接触实际，……就是敢于接触几千万人的问题。我们党的干部几千万人。还是恢复到叶帅讲的，理论越敢接触实际，就越彻底，越能掌握群众，越能变成物质力量。……这篇文章接触了一个很大的实际问题，给我们搞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心安理得的。

这篇文章也是一篇思想解放的鸿文，并在亿万群众的心灵上开启了正视是非善恶的良知之门。陈云同志一段话说得好：刘少奇同志是人不是鬼，毛泽东主席是人不是神。而“反右”斗争、十年“文革”、多次政治运动形成的“人鬼情未了”的历史，此后才开始获得正义的申张。

耀邦同志在党校工作，党中央还有一项重要工作交给他，就是编写一本党史教材。在1977年9月21日、22日举行的中央党校有关会议上，他说：

叶帅曾找我谈过，希望几年内能搞出一本党史教材。我曾找过小平同志，请他挂帅，写党史。小平同志说，他不挂帅，让党校先搞。

为此，耀邦同志向党校提出两项要求，依此原则编写党史教材：

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编写党史教材的工作紧张进行。10月9日，叶帅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他说：理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这是党的最高领导层成员在公开场合中第一次提到“真理标准”的问题。他的讲话使党校学员对实践论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理论要受实践检验的观点，又受到一次新的启蒙教育。其中的有心人，则抓住叶帅讲话的核心，或以此指导党史研究，如冯文彬；或撰写文章见诸报刊，如邵华泽。

得到叶剑英、邓小平支持以后，耀邦同志思想更加明确了。这一年，他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年尾的12月10日，他召集有关会议，讨论党史教学问题。他在会上发言：

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能断章取义，依据片言只语。……搞一个研究讨论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要，搞这么一个文件。

历史进入1978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新纪元的第一年。这年的1月18日，中央党校完成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草稿）》，明确提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今天，我们已经有条件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辨明这几次路线斗争的是非，把扭曲的历史真相恢复过来。

这时，耀邦同志的思想又取得一次质的飞跃。半年之前，他还主张，以“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和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即二元论的标准思想来编写党史教材。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位彻底的实践标准一元论者。这既是他尊重事实、勤于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联系“文革”、联系党内矛盾、联系群众、独立思考的理论品格的成果，又是他在中央党校广泛接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的成果。

“《实》文”使“特约评论员文章”这一形式载入新闻、理论史册。1977年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工作，引起全国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注，这份刊物也和我国各主要媒体建立了彼此极为信任的关系。当《人民日报》要转载《理论动态》题为“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的文章时，《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询问耀邦同志如何署名。他于1977年12月底的一天回答：

报纸要依靠大家办嘛！我们也可以参加评论嘛！我们可以当“特约评论员”嘛！

1978年2月19日，由耀邦同志审阅的《老干部的光荣责任》一文，第一次署名“特约评论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这年的5月6日，耀邦同志召集《理论动态》组开会，大家又仔细审阅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耀邦同志对大家说：“我认为可以了。”同时提出两点修改意见。5月10日，这篇文章在《理论动态》上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出。

“《实》文”从内容到标题都注入了“唯一标准”的价值判断。这是党校《理论动态》组的吴江、孙长江等同志对他思想的启发，耀邦同志虚心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实》文”不但是针对“两个凡是”而发的，也是要对毛泽东晚年思想、“文革”理论、党的若干次“路线斗争”、历次政治运动遗留的众多案件提起社会实践检验。这种检验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是要还原历史真相的，是要把头足倒立的事物再颠倒过来，因而它是一场需要巨大思想勇气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以，我们说理论联系实际，勇于、敢于联系实际，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格。

没有理论务虚会之后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反复，哪有此番“真理标准”讨论再补课？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常出现“皇帝的新衣”那种故事，反复上演“指鹿为马”那样的闹剧，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一定是生活在迷信、愚昧、思想专制统治之中。在1978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取得了重大胜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主题报告就生动说明了这一点。

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43页）

谁料三四个月后，社会上的舆论又出现“倒春寒”，批评、攻击三中全会和思想解放的声音又再次抬头。一些地方刮起的一股股“左”风，竟然还左右了当地的舆论。如1979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转载了《辽宁日报》一篇题为“莫把开头当‘过头’”的报道，支持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但当作者范敬宜一听该文公开发表，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他竟脑袋“嗡”的一下，第一个反应就是“又闯祸了”！

时隔20年后，作者介绍了他当时的思想状态：1979年3、4月间，情况突然变化，社会上出现一股冷风，传说什么“三中全会的政策过头了”，“现在农村中资本主义泛滥了”，“辛辛苦苦2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把农村状况描写得一团漆黑。特别是4月间（注：疑为３月间）《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发表一篇署名文章之后，否定三中全会路线的声浪更是甚嚣尘上。《辽宁日报》社每天收到的来稿，大量是反映如何“反击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阵地”之类的报道。……如果三中全会的路线、政策真是“过了头”，报纸今后如何继续宣传三中全会精神？（《新闻战线》1999年第10期）

范敬宜同志长期在新闻领域工作，先后担任过《经济日报》和《人民日报》总编辑。三中全会开过之后，他本应更加意气风发地报道我国出现的各种新生事物，却有如此之重的思想压力，这一事实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注意和思考。

在历史重大转折关头，在党的路线方针重新定向的时期，耀邦同志的心情非常不平静。他深感当前的任务极重，工作压力很大。他那时已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宣部部长，他必须综合研究很多问题，已不能像在某一具体部门工作时那样考虑问题了。1979年6月15日，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对当时不符合三中全会思想解放路线的消极言论有所批评：

我们党内有个非常坏的习惯和风气，中央文件也不好好看，报纸更不好好看，就是刮风。今天刮这个风，明天刮那个风。最近一些地方和个人刮风相当厉害。有人传说三中全会是“放”、“偏右”，三月份以后要“收”了，要反“右”了，形势不好，要下马了。

第二天，他在中央党校一次会议上如实道出了自己内心的激烈矛盾。他说：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事情比较多，我已经向中央提出了建议，减少我一点兼职，不是说自己在偷懒，而是怕办不好。事情办不好，我们也是很痛苦的，办不好我们心里也是感到很耻辱。我们的心思有时候不一定在讲台上讲，甚至我们也不采取那么一个办法，告诉自己的秘书和子女。最要紧的还是抓紧自己的学习，还是抓紧自己的工作，还是把自己的精神境界提得高一点。这是最对得起党的，对得起家庭的，也是最对得起自己的。

耀邦同志这段表白，是敞开胸襟无意中的自然述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和情感呢？我认为，随着职务地位的变化，在他真诚执著的本性中多了一份忧患苍劲的思考，在热情奔放的性格中添了一份孤独的心绪。这种心境一直伴随他，直到去世。这是我在1983年以后，才逐渐感受到的。很多人说他是一个热情澎湃、易动感情的性情中人，非常对，但他苍劲孤独的一面，很少有人察觉，这算是我观察到的一点秘密吧。

广大读者兴许要问：党的三中全会之后，为何会产生这种舆论上的逆转呢？这还要从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那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谈起。

理论工作务虚会

1979年初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最早是叶剑英同志在1978年9月提出的建议。这是因为，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虽然党内正确意见已占上风，但持反对意见的同志仍然不乏其人，有的同志还在党内居于高位。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历史的进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三中全会以后，理论工作务虚会之前，“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如山的种种党内问题、社会问题，集中爆发出来。1979年元旦前后，西双版纳农场7万知青罢工，要求返城，数千人下跪请愿，群体卧轨。边疆出事，震惊了中南海。全国知青又何尝不是如此？其情可哀，其怒难平。

这年的1月，我在上海出差。一天晚上，亲眼看到人民广场上人山人海，绝大多数都是从新疆、云南、黑龙江、江西、安徽返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们呼喊“回城过春节”、“回城参加四化”的口号，我呆呆站在那里，默默在问：这如何是好，如何解决？在全国“中心的中心”天安门广场也发生了示威游行。

据1979年年初的统计，中纪委成立不久便已收到群众来信三麻袋，中组部每月收信1万多封，中央每月收信6万多封，上访常住人口4000多人……这些群众上访、来信，如同大江大河刚刚形成的洪峰，水位只涨不退，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冲击党政机关，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等问题。当然，极个别违反法律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对党中央来说，处理这些问题确实是个新的重大考验。谁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但这种事情绝大多数确实又是多年来极“左”路线造成的，党和政府能不管吗？能不纠正自己错误路线造成的影响吗？如果不问不管，麻木不仁，还叫实事求是、对人民负责吗？1956年和第二年上半年，我国很多地方发生过工人、农民、学生等群众“闹事”的问题。毛主席曾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对此进行分析。但在他有生之年，一直没有真正处理好带有普遍性质的这类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包括如何对待所谓群众“闹事”的问题，反而发起大规模的“反右”斗争。“文革”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其指导思想是发动群众通过造反、闹事、以“大民主”的方式解决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等问题和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这些现象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的紧迫性，即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党的领导责任和服务宗旨如何统一？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革命时期相比，一个根本的变化，就是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必须尽快学会治国平天下的本领，学会如何利用政权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如何推动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如何用民主法治的办法让人们互相服务，全面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共产党的领导权当然不能放弃，但在相当程度上来说，领导就是服务，不为人民服务就没有领导权，服务也是领导。

如何看待三中全会之后突然爆发的这些社会问题，党内个别同志相当敏感，反应相当激烈，有人认为：三中全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或引起一种趋势，就是对毛主席全盘否定的倾向，或否定的情绪，这种倾向、情绪、趋势远远超过了分析毛主席一生的错误和缺点……现在的情况很多和1957年初相似。那时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结果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对于另一种倾向，我们要考虑到。现在的形势比1957年初复杂得多。

在1979年1月3日召开的中宣部例会上，耀邦同志针对这种认识，即刻明确指出：

现在形势很好，不要对某些地方、环节发生误解、错觉、偏差。

他接着传达了华国锋同志的意见：“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要“避免出现1957年那种反复，千万防止‘翻烧饼’。”

1月11日，在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耀邦同志对这种社会现象又作了进一步分析：

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特有现象，为建国几十年来所未有。此外，还有我们主观上、工作上的问题。干部、党员、工人、农民的合理要求，如冤、错案的平反昭雪没有得到解决。中央规定的政策还没有在他们身上落实。这些人的正当要求，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必须看到这两个方面。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当天，我记录了我与父亲的一次谈话：

乘14次列车回到家中，父亲午睡已醒，还未下床时，我即找他谈了上海顶替之事，滕谷生之事，温州市面问题。父亲谈了他最近几次讲话的一个内容，就是现在社会上，尤其是年轻人似乎有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发展趋向，表现为离开宪法要求自由、民主；离开发展生产要求提高生活；离开整体利益要求个人利益；离开马列主义要求解放思想。他说他只要求把问题讲清楚，根本不要再为此抓人，点名批判。

——1979年1月18日笔者《日记》

改革开放以来，父亲愿意向子女们询问一些社会上的情况，也愿意和子女们讨论一些政治观点和社会问题。但有关他的具体工作、“党内消息”则不会告诉子女，我们也从不多问。他之所以给我讲这些话，我之所以记录得还算认真，是因为我体会了他的用意：既怕子女们不谨慎、捅乱子，又想表明他的一种思想态度吧。

理论务虚会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开得完全成功，使人人满意，殊非易事。

但是，在这次会议上，理论界的同志们还是在解放思想、“真理标准”的旗帜下进行了深入有益的探索，例如，如何评价“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领导干部终身制、国际共运的“反修大论战”等问题。敬畏毛泽东同志为神的种种禁区、禁令开始被打破，更有意义的是，这次会议反映了我党、我国人民重新思考我们祖国过去走过道路的经验及教训是什么、今后应该怎样走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会议力图为因“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探讨和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基础。会议提出很多问题、观点和建议.近30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解决这些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时代的要求，意义重大。

这里不能不提到苏绍智和冯兰瑞在1979年2月6日的联合发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发言者开门见山：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是一个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过去也是一个禁区。发言者指出，自上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我党在意识形态中就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直至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之前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都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此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发言者认为，这一论断缺乏依据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实践向我们提出划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如何划分呢？发言者提到：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1）“过渡时期”。（2）不发达的社会主义。Ⅱ、发达的社会主义。Ⅲ、共产主义。……

发言者认为，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发言最后严肃指出：把发达社会主义才应该做的事，拿到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来做，就会发生过早地消灭个体经济、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想要取消按劳分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甚至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两位与会者的发言，结合实践从理论上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以现在眼光看，只有说得不够之处，哪有过分之嫌？但一直被人扣上“不愿意承认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帽子。然而，实践的发展最终还是将这一观点的深入研究不断推进下去，直至成为党的十三大报告的主题内容。他们的思考究竟是功是过，结论一目了然。

务虚会的最后，是邓小平同志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这次报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报告的基本精神已成为新时期我党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如何全面掌握、运用党的基本路线，用“真理标准”回顾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关系更加紧密和谐，使基本路线和科学发展观更好结合起来，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颇为关注的重大课题，事关今后全党、全国的前进方向。

“真理标准”的再补课

邓小平同志作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以后，耀邦同志的反应如何呢？他在4月3日理论工作务虚会的闭幕会上有篇讲话。讲话时他特别声明：开幕式的讲话稿报告了华主席、邓副主席；闭幕会的讲话准备得匆忙，没有报中央审核，他讲的是个人看法。讲话的主要内容为：

我们这个会开得怎样？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让历史去检验。我们不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让广大干部、广大人民来检验，过一段时间再回头来看看，让历史来检验。

耀邦同志重点对邓小平报告的第二部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谈了他的认识：

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小平同志说：这四条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也是三中全会以来坚持的。这四条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全党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所历来坚信、坚持的。

之所以重提这个问题，他引用邓小平的话说：一方面，党内有极少数同志思想仍然不够解放，认为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是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极少数人对这种思潮的危险性重视不够或认为根本算不得什么危险。耀邦同志在务虚会的引言中，也说到这类社会现象。

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呢？耀邦同志认为：

不存在再搞反右斗争问题，也不存在什么“收”的问题。我重复地说一下，要把社会上四个怀疑这一股小小逆流平息下去，主要是靠思想教育工作。只有对极个别的、触犯刑律的害群之马、反革命分子才采取组织措施。……主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力量是用在做思想教育工作，千万不要搞冒了。

邓小平同志对思想理论战线和务虚会在报告中是怎样评价的呢？耀邦同志既有心中有数的一面，也有拿不准的一面，他说：

小平同志在报告中讲了对两年半来我们理论战线工作的评价。三中全会到现在四个月，这一段评价得低一点。如果我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也是公道的。成绩比起来不是那么大，责任首先在谁？恰恰这几个月我作宣传部长，这个担子由我挑起来。……我觉得这些话，你说是批评也可以，你说是勉励也可以，你说是高标准、严要求也可以。

以上的引语，只是想说明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前前后后的真实思想，认真分析他思想的是非得失也是党的宝贵财富。

耀邦同志讲话中再次提到思想的僵化和半僵化问题，他说：

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僵化和半僵化问题。……去年我们曾归纳了几句话，叫做“过去的一切不许动，今后的一切都照搬”。这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最大的僵化。……但是同志们也要注意，思想僵化不仅这一种。……片面地、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都可能导向思想上的僵化，历史前进了，你还是老一套，这不叫僵化、半僵化？

如何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论述？要不要把这种论述和他三个多月前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联系起来，进行统一有机的认识？我认为应该这样做。对广大干部群众来说，对小平指出的问题，要重视，要看实践效果，但不能反应过度。

今天，尤其需要格外关注、深入研究小平同志这两次讲话的有机联系和内在统一性。这样的根据大量存在。

比如，小平同志对理论工作务虚会说：这次会议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举行的。……在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这次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总的说来开得是有成绩的。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我们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现在还是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方针。……如果认为中央的政策是“收”了，说发扬民主的方针改变了，这是完全错误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58页－159页）

他还进一步说道：无论如何，思想理论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这些都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现在重申一遍，不允许有丝毫动摇。（《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83页）

为何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奉行“三不主义”呢？邓小平同志有段回顾，说得很生动：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应该指出，所以形成这种落后状况，责任首先在于中央和各级党委对于思想理论工作的领导方法不对，禁区太多，关心和支持太少。今天我代表中央向大家作自我批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81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邓小平，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心目中的威望更高了，广大干部、群众都把他作为党内最重要的领导人来看待。但是，在中国人民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习惯势力和各种消极力量自然不可小视。各种社会力量，各种思想的差别、矛盾也处于一个活跃期，所以，对务虚会和小平同志讲话的反应相当不同，错误的言行也未消歇片刻。什么“知青闹事是发扬民主引起的”，“落实政策是烧纸引鬼”，“务虚会是胡闹会”，“乱子是务虚会这帮秀才们闹出来的”，总之，现在的矛盾是三中全会和四项基本原则的矛盾。这种“三”“四”之争的对立之说，一时间还有了更大的市场。

耀邦同志在务虚会闭幕讲话之前，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对未来的预期。据吴江同志记录，耀邦同志在家中对他说：

小平的报告有重要意义，但确实要把解放思想、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今后我们的工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这上面，即将思想路线和四项原则割断开来，或对立起来，弄成两张皮。

——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225页

遗憾的是，他没有把这种考虑和如何预防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在闭幕会上讲出来，也没有批准想对这一问题予以阐述的同志在大会结束时作一个发言。这是他在组织会议工作时的不足，也反映了耀邦同志当时思想的某些局限性。

如何把“真理标准”、解放思想、党的三中全会和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实质统一起来，已成为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思想认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吴江同志把在务虚会上准备而没有发言的稿子，整理成一篇题为“分清两条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文章，在《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登载。这也可以印证耀邦同志当时的部分意见吧。

对这个问题，李洪林同志5月、6月、9月先后写了三篇理论文章，完全是站在历史转折的角度，论述解放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的关系，却遭到党内有些人蛮横的打击和诬陷：“这三篇文章，都是从反面提问题，不是积极宣传基本原则……”

耀邦同志也未能幸免。在6月18日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耀邦同志说出了他当时的境况和主张：

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留我自己的看法。

耀邦同志这种说法，是否太固执、不愿听取批评意见呢？我认为，他心中非常有数，能沉住气。他在务虚会上的脱稿讲话，就明确指出了应予注意的这种思潮苗头和倾向。同时，他对克服这种思潮充满了信心。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把全国的各项工作做好，使广大群众的思想问题和切身利益问题得到切实的解决，并获得法律上、制度上的保障。

比如关于广开门路扩大就业问题，当时，他就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我今年下半年就抓两件事，一是抓轻工生产；二是抓750万青年的就业问题。邓陈在经济问题是打攻坚战，我是打麻雀战。经济改革搞好，我们的生产上去得会很快。8000万吨粮食（注：笔者有误，应为8000亿斤）从明年算起，三年就可以达到，不必到85年。

——1979年6月29日笔者《日记》

这是党中央交给他的一项政治任务，我想也是第一次交给他的一项经济工作。他对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兴趣极大。另外，这是否也是对1979年初以来，一些人对知青所谓“闹事”并归咎于解放思想的一种回应呢？

再如，耀邦同志在务虚会上究竟脱稿说了些什么呢？好在党的文件上有准确的记录：

现在总的思想倾向是好的，是要搞四个现代化的。但去年党内有那么一个思潮，就是“一切照办”，今年社会上也有股小小的思潮，表现在上访的问题上。上访的人多数是有委曲、有冤屈的，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的人要求是合理的。这是主流。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58页

对这部分人的问题，他认为，有“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使他们吃了苦头的原因”，但也说了另外一种人的情况，并以“民主个人主义”相称。这一称谓，毛主席在1949年也曾用过。他说：

但是否也有那么千分之一、万分之几的人，他们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妥当的。有的举大标语游行，和外国人挂钩，对这种情况，怕是不要怕，也不要随便抓人。这些人的思想，是不是民主个人主义倾向。……主要表现有四条，一、离开宪法的基本原则、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讲民主自由。宪法的个别条文，不是不可以修改。但是，诸如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要搞社会主义、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等等，这些基本原则不能违背。这些人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要民主、自由，这就不对了……。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59页

他这番话是在中央批准的会上公开讲的，先是先念同志、后是小平同志都予以称赞。以后讲的是四项基本原则，他这次先讲了三项基本原则，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却很少提，他讲得更多的是“民主”“法制”或“人民民主专政”。这怎么能说耀邦同志是“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可见当时绝不是什么思想解放过头了。历史新时期的新思想、新观念才刚刚开头，“小荷才露尖尖角”。

但有人上纲上线上得实在可怕，以后还经常变换手法，对历史进步、对发现解决新的实际问题起着阻碍作用，尤其对我国广大农村兴起的土地承包，及其带动下的鱼塘承包、荒山承包、山林承包、社队企业承包影响极大。这段时间发生的许多生动、真实的小故事，定将作为宝贵的史料留在我国改革开放的编年史中。

由于“两个凡是”对三中全会的方针路线还处处起着阻碍作用，还由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仍需全党、全民继续进行下去，并付诸新的实践，这年5月和6月，四川、江西、安徽和广东省委的第一把手赵紫阳、江渭清、万里、习仲勋四同志，先后对解放思想、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继续批“左”作了针对性、指导性很强的讲话，代表省委作了工作重点转移的革新部署。《人民日报》陆续作了报道。

邓小平同志又一次抓住时机，提出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问题。5月21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评论员文章，透露了这一信息：我们军队的同志要抓紧补上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课，要重新好好学习三中全会文件。

《人民日报》积极配合，第二天即予转载。邓小平同志这一时期更是马不停蹄去天津、山东、上海等地考察，一路大讲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重新提出要警惕“两个凡是”的问题。

7月29日，邓小平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对真理标准的问题提出再学习，重新补课的问题。他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1页）

邓小平同志也察觉到务虚会以后，抵制反对三中全会的主要危险来自何方，他说：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是搞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2页）

邓小平同志讲到关键之处，似乎动了感情，他特别提到了王洪文：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说，十年后再看。现在也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2页）

邓小平同志最后还说：“你们不要以为中国乱不起来。”他把这种思想体系的危险性说到极致了。今天不是还有“再来一次文革”的论调吗？邓小平同志这次讲话还讲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道理，是一切教条主义、极“左”路线不愿正视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所以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体现这四个方面比资本主义确有优越性。

邓小平同志接着又在10月4日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在10月30日的第四次文代会上，继续讲了解放思想、“真理标准”的思想路线问题。

这样，“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理论联系各行各业的实际工作问题，又兴起了一场重新的学习，亦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刘澜涛、宋任穷同志还请吴江同志到中央统战部、中央组织部，或座谈释疑，或演讲作报告。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省市也都组织了相应的学习和深入的讨论。

没有务虚会之后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反复，哪有此番再补课？“真理标准”思想路线的建设，用此标准进行思想理论领域中的大破大立，一直延续到十一届六中全会，为我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做出了巨大贡献。

胡德平：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耀邦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