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葭管：人民银行体制改革二、三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金融体制改革逐步展开。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先后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中国建设银行也成为金融机构的一员。从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变为四家后，各地常有因关系未能理顺而发生“四龙争水，群龙无首”的情形。因此，有了这样的呼声：应以中央银行为核心来领导和管理金融事业。

从“大一统”的中国人民银行，到《中国人民银行法》的制订实施，期间关于中央银行制度建设方面的探索、拟议和发表的论文很多。笔者有幸在1981年和1986年两次参与会议讨论，并提交论文。前一次会议还编成一本《中央银行制度座谈会资料汇编》，这可能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本研究中央银行制度问题的书籍；后一次笔者提供的论文《实行分层金融调控，建立中央银行资金管辖行》，被学术界认为是新观点。

1981年4月，受中国金融学会委托，上海市金融学会积极筹备的中央银行制度座谈会在无锡举行。从北京来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国金融学会秘书长、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及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研究所所长刘明夫、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吴申淇、中央财金学院副教授俞天一、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副主任沈日新，全国各地均有代表参加；而座谈会的“主力军”则是上海的代表，其中包括在原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银行工作过的六位老人。这六位当中有三位曾担任中央银行重要职务：稽核处处长兼金融管理局局长李立侠，国库局局长夏晋雄、副局长余壮东；另一组是在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工作过的寿进文、盛慕杰、钟淦恩，后者还是该行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中央银行概论》的执笔者。笔者当时提交给该座谈会的论文为《我国中央银行应是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统一平衡的主要执行者与研究者》，后发表于同年的《金融研究》。

此次座谈会主要讨论了三方面问题：一是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必要性；二是怎样审时度势建设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央银行：三是当前建立的中央银行应是单一的中央银行还是仍兼办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的中央银行。在讨论第三个问题时争辩最为激烈。一种观点支持建立单一的中央银行，其理由是：中央银行的特点和基本原则，就已表明中央银行应该是单一的，各国中央银行大多已从复合的或二元的演变成单一的，这几乎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也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不兼营信贷业务的中央银行，能够把握住货币发行的闸门，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调控，对金融市场、众多金融机构进行统筹协调，更好地起到调节社会总需求的作用。

座谈会开了10天，气氛很热烈，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虽然现实情况十分复杂，但是与会者平心静气，相互探讨，实事求是。会后由本人执笔整理出座谈会综合记录，也就是《中央银行制度座谈会资料汇编》。笔者的一位老友，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陈先同志对笔者说：你们这种研究成果很有意义，使大家了解新事物，对实践起了先导作用。

中国金融学会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汇报座谈会情况，并把上述小册子分送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委，从而完成了向决策层提供参考意见的任务。当时任国务委员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的张劲夫同志对此特别关注。

1982年7月，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银行的中央银行职能及其与专业银行的关系问题的请示》，授权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强调为了充分发挥银行的经济杠杆作用，集中社会资金，支持经济建设，改变资金管理多头、使用分散的状况，必须强化中央银行的职能。在1985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进一步强调：“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是最重要的宏观调节机构之一，要加强它的地位和独立性，所有的金融机构在业务上必须服从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与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对各金融机构的业务要加强监督与稽核。”

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央银行后，于1984年1月把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划归新成立的中国工商银行接办。至此，人行一家包揽金融业务的“大一统”局面已完全改变，一家变成了六家。先后分设出去或改组成立的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都在金融改革的旗帜下茁壮成长、稳步发展。

在上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在本辖区履行中央银行职责，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大专业银行的上海市分行（后来它们又转变成为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上海市分行）各有分工，在支持上海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重用。这也是建立中央银行制度所带来的重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