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清理整顿 “公办公司”(图)

（1989年，得益于与使馆区毗邻的先天条件，北京三里屯服装一条街发展起来，在这里从事服装买卖的人被人们称为“倒爷”。如今，这里是酒吧一条街）

尽管遭遇了前一年全国性“物价猛涨”和“抢购风波”，但陕西省政府还是在1989年元旦过后召开了一次热烈的、意在激励继续发展的表彰大会。陕西广播电视设备厂等12家属于“超前试点”企业的厂长们披红挂绿走上主席台，每人领到了一本省政府颁发的荣誉证书，表彰他们在前一年带领企业为社会做的贡献。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尽管当时各类企业公司如雨后春笋相当繁盛，但受表彰的12名企业当家人中，清一色的仍全是国营企业的负责人。

表彰会召开13天后，就在许多人还在纳闷“为什么受表彰的没有‘公办公司’”时，省政府向全社会发布了“关于清理整顿公司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又被称之为“15条”，主要针对的是包括“公办公司”在内的各种公司。

到当年年底，全省有105家省级部门的公司（中心）被第一批撤销整顿处理，这些公司分别隶属于省政府的25家部门和单位。“清理整顿公司”的工作贯穿了整个1989年。

商品抢购风和“官倒”

1989年的陕西，尽管改革开放已经10年，但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仍然是“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矛盾仍未缓解，部分商品供应偏紧，物价上涨幅度较大”。尤其是1988年，“物价上涨过猛，物价总水平比上年上升19%，职工生活价格水平上升20.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尽管比上年多出130元达到961元，但扣除物价因素，实际下降了4.5%”。

许多人都还记得1988年6月的商品抢购风潮。当时社会流传一种说法：从7月1日起，一千多种商品要涨价，价格全面放开。由于担心手中的钞票更不值钱，人们纷纷涌进商场疯狂抢购以保值：首先是抢购高档电器，电冰箱、彩电、洗衣机，其次是录音机、自行车、电风扇，甚至包括多年滞销的杂牌黑白电视机，最后则是抢购毛毯、毛线、床单、被面、米面油盐，连毛粮和水果糖也一麻袋一麻袋地往家里扛。

如当时的西安解放大楼，此前电冰箱平均日销售3台，而6月23日竟一天售出52台；电风扇当日售出两千多台。一家商场的锦缎被面最多一天卖出730条。平时无人问津的白坯布，“长发祥”单日最高销量竟达2406米。

“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矛盾”实际上贯穿了整个上世纪80年代，也造就了两个名词：“官倒”和“倒爷”。前者主要靠特殊渠道搞来的批文牟利，后者主要在沿海和内地之间折腾。由于当时生活物资缺乏，国家政策允许部分产品实行“双轨制”：就是一部分产品按出厂价供应国企；另一部分产品按议价供应市场，这部分产品没有特别的去向，最终导致谁有本事，谁就可以搞到这些紧俏商品。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你如果认识某个厂长(或官员)，就可以搞到物资或产品，然后加价倒卖，而且不需要本钱。只要能搞到批条，然后就有人给你钱（即提成），有关系的人很轻松就可发大财——这就是民间所说的“官倒”。

官方后来对“官倒”的定义是，一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倒买倒卖紧俏物资，如电视机、钢材等，从而使个别人的财富快速增长，并且成为首先致富起来的一族。

当时社会上对“官倒”的民谣很多。其中最经典的一首叫《官倒铭》：官不在大，有权则通，神不在尊，有钱则灵……计划换“回扣”，批条变利红；“双轨”生“商鬼”，前门转后门。可以得彩电，盖楼亭。无国事之入耳，唯私利之劳形；倒的公家物，进的私囊中……

民谣的背后，反映的都是广大民众和老百姓对这些不正之风的强烈反对和痛恨。

青年律师房立刚近年来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他认为上世纪80年代的“官倒”现象的形成，更主要的是受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模式限制而形成的。

“当时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刚起步不久，一些官员或其亲属，就利用权力，钻‘价格双轨制’等政策空子，从中牟取利益，破坏市场秩序”。房立刚说，“当年的‘官倒’其实指的就是有官方背景的倒买倒卖的投机者。”

“后来市场经济逐步健全完善了，‘价格双轨制’不存在了，‘官倒’现象也就自然而然消失了。”房立刚说，当时我国商品价格除按供求关系调整的市场价格外，有些重要物资，会用特定的、低于市场的价格提供给指定企业，称为计划供应。同一种物资，市场与计划间差价很大。于是，个别部门或官员利用其可调拨物资的行政权力，占有计划物资转到市场高价出售，从中渔利。

“什么东西紧俏就倒卖什么东西”

为了狠刹民众普遍反感的“官倒”陋风，我省从1989年1月起就开始了以“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为名的市场治理整顿行动。1989年1月22日的《陕西日报》报道，时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的徐山林在此前与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的座谈中就特别指出：“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中，政法机关和工商税务等部门，要联合作战、查处大案要案，并定期向新闻单位通报。”

报道特别指出：切实搞好“治理、整顿”是群众的一致呼声。

陕西省工商局一位离休官员向记者回忆说，其实“反官倒”、“惩治官倒”这些说法都是民间对官员经商现象的一种称呼。在当时的政府文件的表述中，一般都采用的是比较中性的“整顿官办公司”。由于有利益纠葛加之客观的市场合理性存在，所以这些“官办公司”让政府的“治理、整顿”花了很大气力。

这位官员回忆说，当时由于企业的生产能力有限，许多商品、尤其是中高档生活消费品在全国总是“供不应求”。如此一来，就常常会发生有权力、有资源的“官倒”垄断某一方面产品的现象。这些产品在当时主要包括钢材、化肥、有色金属、木材、石油等生产资料和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电。

据当年公开资料，当时参加倒腾紧俏物资商品的，大都是政府强势部门和其开办的“三产”。1987年到1988年上半年，国家工商局曾列出3批317件投机倒把大案要案，其中95起是倒卖生产资料，而58起是物资主管部门搞的。主要是利用权力将国家定价的生产资料平价调出，而后投入市场转手高价卖出。

据当年《陕西日报》的公开报道，1988年陕西审计部门查处各类违纪资金4000余万元，涉及单位达67个，几乎无一例外都和“倒卖”生产资料有关。同年，陕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还查处了11030件“投机倒把”、经济违法案件，几乎所有大宗案件都和“官倒”和权力部门有关。

西安市物资局原局长吴某是第一个被本地媒体公开称呼为“官倒爷”的官员。

1988年3月，吴某利用职权之便利向港商非法倒卖100吨铝锭，给国家造成损失50余万元，并导致西安市多家企业因缺铝锭而停产。当年8月，该局人事劳动处副处长赵某、监察室负责人刘某等8人署名向省市有关部门举报吴某非法盗卖铝锭、汽车、钢材等问题，有关部门对此案立案查处。在此期间西安市人大常委会没有再任命吴某为局长。奇怪的是，吴某仍以临时负责人的身份继续主持物资局工作，同时配合调查。

随后引起社会公愤的是，吴某利用临时主持工作的身份打击报复举报者，利用其他局领导不在，擅自召开全局职工大会，解除了两举报干部的职务。1989年4月的《陕西日报》公开以《“官倒”不倒余权可畏干部举报反遭打击》为题，对吴某的做法给予公开批评。

时任陕西省长的侯宗宾在一次讲话中这样描述“官倒”：官商勾结、倒买倒卖，牟取非法收入。

“这里面有的倒卖蚕茧，有的倒卖彩电，有的倒卖钢材，有的倒卖棉花，有的倒卖卷烟，有的违法组装倒卖汽车，有的倒卖外汇，还有的钻价格双轨制的空子，利用手中的权力什么东西紧俏就倒卖什么东西”。

红火的“官办公司”

如果说“官倒”尚带有一些私人色彩和不光彩，那么“官办公司”则显得名正言顺和理直气壮，因为这些公司无论是手续上还是业务往来上，都披着合法的外衣。

据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公开资料，1989年初的一次普查显示，当时全省各类公司企业7259户，其中全省党政机关办的“官办公司”就有345家。这些“官办公司”中，政企不分的15家，626名党政干部官员兼任董事长、总经理、负责人等职务。

近20年过去了，曾是西安市某“官办公司”老总的赵先生回忆起当年的情形仍感叹不已。他说当年的这些挂靠在各单位下面的“官办公司”都是以“搞三产”、“搞实体”的名义成立的。很多单位的政策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政策给政策”，目的只有一个，让这些公司依靠单位的权力资源去做生意、赚钱。“那时候（1986到1987年）社会上办公司的人特别多，办公司成了一种时髦。毫不夸张地说，一觉醒来，满大街都挂满了崭新的公司牌匾，有方的有长的，有木质的，有金属镀铜的，上面都正儿八经地刻着公司名字，从贸易公司到发展公司，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有些公司的办公场地就在本单位，不过是在门口的牌子旁再多挂一块牌子，有的干脆就是一个“皮包公司”，皮包里除了能拿到紧俏物资的批文外，什么都没有。“公司”人员构成基本是：法人代表和主要领导均由单位主要领导兼任，然后委派一个得力亲信负责具体业务。职员主要为离退休职工和待业的领导子弟，许多时候根本不需要外出跑业务，只要想办法多弄些指标、批文一类的手续，就会有人主动上门来找你做生意……

“官办公司”的火热一直持续到1988年底才开始降温。当时国家已经意识到了“官办公司”对全国经济的破坏和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影响。“官办公司”的一些弊端也开始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一些地方开始出现“全民经商”的说法。整顿治理“官办公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中央到地方展开的。

时任陕西省常务副省长、陕西省治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负责人的徐山林在当年有一段讲话，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官办公司”已经到了非整顿不可的地步了。

徐山林说：一些无资金、无场地、无固定从业人员、无固定经营人员的“四无公司”和“皮包公司”，他们主要靠投机倒把、倒买倒卖、非法经营，钻改革和价格“双轨制度”的空子，牟取暴利、中饱私囊，有些人靠办公司很快成了暴发户。

这些公司的存在和发展增加了流通环节，哄抬了市场物价，助长了“官倒”歪风，扰乱了经济秩序，造成了社会分配不公，滋长了腐败现象，败坏了社会风气，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

整顿治理政企分家

陕西整顿治理“官办公司”的专项工作贯穿了整个1989年。

到当年年底，所有和党政公权部门、单位有关的公司要停办。党政部门的领导公务人员或者回单位，或者辞职彻底“下海”，“公办公司”的清理整顿意味着此前一直利益缠绕在一起的政企终于彻底分家了。

据当年省治理整顿公司领导小组在《陕西日报》上发的公告，到当年年底有105家省级部门的公司（中心）被第一批整顿处理，这些公司分别隶属于省政府的25家部门和单位。

记者在一份公开资料中看到，当年被撤销整顿的这些“官办公司”大都有一个气派的名字，比如：中国乡镇开发总公司华西公司、中国人文科学发展公司西安分公司、陕西省旅游建设公司、华夏实业公司、华伟实业公司、华秦实业公司、陕西金融联合投资公司……

陕西省纪委一名退休官员回忆说，“官办公司”的整顿治理工作之所以搞了一年多，是因为其中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很多“官办公司”名义上是挂靠在党政单位下的“第三产业”和经济实体，其实说白了就是单位的小金库，就是给单位赚钱的部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整顿治理一度遭到了许多部门的抵制，进展缓慢。

为了清除阻力，达到彻底整顿清理的目标，1989年上半年，陕西省政府发布很有威慑力的《关于清理整顿公司若干问题的规定》，人称“清理整顿15条”：要求县以上党政机关在职人员，凡在各类公司任职或兼职的，必须辞去公司职务，或辞去公职、调入公司工作；文件还规定，从1989年以后，县以上党政机关在职人员原则上不再停薪留职；不能如期交接的，将严肃处理。

这名纪委官员回忆，“清理整顿15条”发布后，许多“官办公司”在一夜之间摘掉牌子，许多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官办公司”也相继宣布或者政企脱钩，或者企业注销……

“当时市场经济已经开始推行，这些官办公司一旦离了政府权力部门的保护和资源垄断，其实是很脆弱的，根本就没有了什么竞争力和优越性！”该官员分析说。

据当年的《陕西日报》公开报道，“15条”发布后的很短一段时间里，我省有28家“官办公司”因为各种原因主动向工商部门申请注销业务。《陕西日报》在随后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整顿公司取信于民》。

清理整顿“官办公司”，实际上也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全局行动，当年中央宣布的第一批被撤销停办的“官办公司”就超过了1200家。

反腐和监督

这一年，留在人们记忆中的还有旗帜鲜明地惩治腐败和舆论监督。原安康地区行署专员魏某的“落马”，在1989年陕西、乃至全中国的“舆论反腐”成了一段经典。

魏某在1988年底调进省城西安之前，在安康四处吃请受礼，伸手索要东西。100天左右的“告别”、“辞行”活动中，先后光临50多家单位，共接收礼品或伸手要的东西达20个品种、30多件。挥霍各种费用(包括礼品)在6000元以上。被当地称为“告别专员”、“吃喝专员”。

1989年3月25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吃喝专员”百日辞行挥霍六千余元》，随后刊发《“吃喝专员”照当全国人大代表》等多篇报道，最后魏某被严肃查处，此事件在全国产生巨大反响。

1989年，社会舆情在提出“惩治官倒”的同时还提出了“反浪费、反腐败”等口号概念。早在当年1月初的时候，中共中央已经开会定调，认为要“把廉政建设当做一件大事来抓”。

在当年1月25日至26日召开的全省各地、市委组织部长会议上，时任省委副书记的董继昌语气严厉、态度坚决，要“从严治党，坚决清除腐败分子！”

陕西日报社的一位资深老记者回忆说，在1987到1989年间，在党报上经常会看到官员干部因腐败问题被公开批评曝光的稿件，“当时从党政领导到社会各界，普遍都很重视舆论监督”。

如，1988年10月2日，时任太白县副县长的王某为儿子结婚设宴30多桌，结果造成1人因酗酒死亡。3个月后的1989年1月，《陕西日报》以《太白县副县长为儿子大办婚事》为标题，对此事进行披露。

当年4月18日的《陕西日报》头版头条，则披露了“子长县委书记郝某等20余干部游山玩水，月余挥霍扶贫款数万元”的腐败事件，文章配发的评论标题为《对党内腐败分子不能手软》。

在当年的报纸上，可以看到许多官员因“腐败”被曝光：眉县林业局时任局长安某、副局长贺某强占地、恃权傲法；延安市民政局时任局长孙某挪用公款买房；周至县公安局长李某以权谋私；眉县粮食局局长任某以权谋私、收受贿赂；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王某“吃喝拿”被撤职……

党政联手“反腐”，在1989年被当做了头等大事。

当年6月17日，省委、省政府召开会议，做出关于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查处案件、惩治腐败的决定。决定细化到省委正副书记、省政府正副省长、省纪委正副书记、省人大、省政协有关领导人，每个人分工负责抓好一起重点案件的督察工作。其中第一批重点案件22起，由时任省委书记张勃兴、省长侯宗宾等24人负责督办查处。不久后，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又做出了《关于近期内做好群众关心的六件事的决定》，所谓“群众关心的六件事”，件件都与廉政建设有关。

当年8月24日省纪委召开省级机关领导干部大会，通报称因为各种违纪违法，1800余名党员干部受到各种处分处理。也就是从这一年起，我国的“反腐工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进入了一段新的历程。

陕西省在“105个‘官办公司’被撤销合并”的公告中走完了1989年。这一年的最后一天，陕西省行政学院在西安成立。当年的资料记载称，“该学院将成为省内高水平现代化公务员培训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