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我们“震撼了世界” 日本记者把我吓坏了

“广汉县向阳公社在全国第一个摘下“公社”的牌子,原县委书记常光南说,尽管是秘密会议,但很快全国、全世界都知道了”——题记

口述人简介

常光南河北隆尧县人，1926年出生，1947年解放军“大反攻”前的民兵参军动员中被“投票”选中入伍，转战太原、临潼，尔后随军入川。1971年起任广汉县委书记，1979年，在金鱼公社（今金鱼镇）推广、试行“包产到组”经验。1980年，根据县委决定，拍板在向阳建立乡人民政府，第一个摘去“人民公社”的牌子。1983年10月任德阳市市长，1988年9月当选德阳市政协主席，1993年10月退休。现居德阳。

1980年8月，在向阳供销社一个二楼上，开秘密会议。一个生产队来几个代表，讨论哪个当乡长，哪个当副乡长。当时定下了“三不准”：第一，不登报；第二，我们不往外介绍情况，不宣传；第三，不造声势。挂牌那天，我到温江地委开会去了。说是“三不准”，实际上，把牌子一换，热闹得很。群众对这个公社化意见多得很，一听说把公社的牌子换了，就有人开始放鞭炮，自己买的鞭炮，噼里啪啦到处放。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签下分田到户“生死契约”。仅一年后，同样为了“吃饱饭”，位于中国南端的四川省广汉县，也悄然试验着“包产到组”。比小岗更进一步的是，包产到组不仅直接导致公社名存实亡，更最终使公社被摘了牌子，为乡政府取代代。而此时距1978年12月22日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不足两年，当时的公报上还赫然写着，“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定不变”。

如果说小岗村包产到户，开启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先声；那么向阳公社摘牌，则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试试水。而这一“震撼了世界”改革的直接推动者，就是时任广汉县委书记的常光南。

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过程中，常光南反复说，“‘包产摘牌’，是我一生中最满意的事情。”今年已82岁高龄的他，身体硬朗，和蔼健谈，讲起“包产摘牌”的前前后后，却出人意料地平淡自然，少了人们期待的波澜起伏。

他坦然承认，年轻时同周围的人一样，对“公社化”这一寄托了共产主义美好愿景的运动充满热情；但建国后长期“左左”的影响下的发展，则让他从理想逐渐回到了现实，并使他成了在“猫耳朵上挂铃铛”、摘公社牌的人。

从包产到组，到成立乡公所，再到向阳撤公社建乡政府，在常光南的讲述中，一切都看似水到渠成。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形容，“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创造”，靠的是“中央支持，省里支持，群众拥护”。但在当时，敢动人民公社的牌子，无异于断人民的“桥梁”，，这不仅是“违宪”之举，更关乎路线之争，甚至关系到一个时代一种体制的问题，“这个风险太大”。

同历史上多数改革者一样，常光南也做好了“回家种田”这样的最坏打算。幸运的是，他避免了朋友所说的改革者没有有好下场的命运，因为这次他手里握了一柄“尚方宝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我这一生中最满意的事情，就是在广汉的改革，归结起来就四个字：包产摘牌。包产，群众吃饱了饭；摘牌，这个就解决了体制的问题。

1952年，我转业到彭县做组织委员，当时土改都过去了，所以工作主要是搞生产，搞合作化，搞公社。那个时候刚解放，对公社化不是很了解，也不晓得公社化到底是啥个样子。但作为年轻人来说，想搞新鲜的东西，群众的热情也很高。后来我从彭县调到广汉，做县委书记。

四川这个地方，自然条件非常好，又有水，应该说条件非常优越。但是我在农村基层工作几十年，农民还是富裕不起来，还是很困难。作为我来讲，心里总觉得有点儿（不是滋味），你说工作不想搞好不是，你说不辛苦也不是。为什么没搞好？这是我经常想的东西。

我觉得，当时主要是“左”的影响。“左”指什么？比如当时搞公社化的时候，说的是自愿，实际上是一刀切，把你的土地收了，你就不能不参加公社。所以我觉得搞不好，对不起群众，心里还是比较难过。在没有改革以前，我都经常这样想。

给猫挂铃铛 没鼠敢去挂

那时我是广汉县委书记，老家的大队主任向我反映搞浮夸的问题。我就问他，你们为啥不到县上去反映呢？他就给我摆了这个故事

1976年粉碎“四人帮”过后，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县委书记会议，那个时候我是广汉县委书记，也去了。开完会顺便去了老家，我的一个叔父，对公社化的意见很大。见了面，我说我是县委书记。他就说，（这里）搞浮夸，吃不饱饭，生产没有搞好，你这个县委书记是不是也这样搞？有点儿向我撒气，实际上是他对共产党有意见。

到了晚上，大队的主任任臣子来看我的时候也跟我摆（注：四川方言，摆龙门阵，闲聊），说咱这个村子里，公社叫报的产量没报够，工作组到村里来，就对我这个村长说：“你这个村子的产量没报够，你们回去再想想。”公社也不说叫你报假的，只是说没报够（他叫你浮夸嘛）。支部书记就只好开队长会。会上，大家说我们报够了。支部书记说不行，没报够，今天你们不报够，大家就别回去睡觉。这时有一个聪明的队长就站出来说：“对对对，我们在挖红薯的时候，没挖干净。”还一个队长说，老鼠吃了好多。这样，一晚上一会儿就报够了。这个会也就开完了。

我就问任臣子，你们为啥不到县上去反映呢？这个浮夸要不得的嘛。他就给我摆了一个故事：一群老鼠开会说，猫经常欺负我们，甚至把我们的生命都给吃了。老耗子说，我们开个会，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有个小老鼠说，我有个办法，就是在猫的脖子上挂个铃铛，它一响，我们就跑。老耗子就说，这个好，谁去戴？大家都不开腔了。他讲这个的意思是跟我说，哪个敢去县里反映？

（四川）这边呢，也是一样。那个时候不是说亩产万斤，放卫星嘛。当时每个生产队都建了好多仓库，说我们种了好多田。上面不信，叫我带人去下面看。到那里一看，是有很多仓库（但里面都是空的）（笑）。那个时候搞食堂化，（家里的）桌子都放到（仓库）里面去了，上面铺席子，盖一层粮食，假的。我当县委书记，也了解底下的情况，也浮夸，只是有的多，有的少。党委知道不？都知道实际没那么多。当时大家都这个心情，你报得少了，就是你社会主义没搞好。

后来又征购。把粮食都拿出来，有些地方就不够吃，吃不饱就更不想干了。当时群众对公社化的形容是：做集体的活，蹭着干；自留地的，不要命地干。广汉还有句话叫，走拢十字堰（四川当地的一种水利工程），全天就画圆。画圆就是计公分，你今天出了工了，给你画个圈圈。社员出工，只要走到这个地方，就算你出工了，走得好不好他不管，所以庄稼长不好。

当时公社的体制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级就是生产队，大队，公社。队为基础，生产队管最基层。这个生产队搞得好有粮食，那个生产队不好没粮食，就调过去。这个生产大队搞得好，那么生产大队没吃的，从这个大队调到那个大队，这叫“一平二调”。第一是平，第二个是调，这是公社的权力。这样一来，就严重影响了生产队的积极性，严重影响了社员的积极性。当时就这个情况。

包产到组好，就是不敢搞

1978年，金鱼公社搞了包产到组，产量增产了五百多万斤。他说是包产到组，实际上是包产到户，他把我“骗”走了。广汉的改革就是从这里开始了

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清楚生产没搞好的原因，就是“左”的影响，没人敢说，过去的批判斗争都弄怕了。

省委领导最后就开了腔，金鱼公社搞的这个办法，方向道路上没得问题，想搞的可以推广，还有不同的看法的，回去搞个试点。

粉碎“四人帮”过后，组织上让我当县委书记，我觉得很光荣，也很高兴。咋搞？我就觉得这个担子很重，所以经常骑车去下面转（四川方言：四处走），目的是了解一下怎么搞。

转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生产队搞得非常好。就是西高公社（现为西高乡）五大队（现为金光村）的一个生产队。我到那儿碰到个老头，老头不跟我说（实话），要我去找队长，队长也不敢跟我说，让副队长跟我说。后来我说，我是县委书记常光南，学你的经验来了。你生产为啥搞这么好？他说是包产到组，实际上是包产到户，他把我“骗”走了。但是他“骗”走了我，广汉的改革就是从这里开始了。

1977年10月10日上午，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开会的精神和讨论工农业大上的问题。会上，我就介绍西高这个情况。公社党委书记讨论，情绪都很高，说只要你常书记同意这个办法，一亩田增加一百斤，增加不到一百斤，撤我的职。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都清楚生产没搞好的原因，就是“左”的影响，没人敢说，过去的批判斗争都弄怕了。

后来大家还是有点心虚，就琢磨要搞得请示一下领导。先是跑到温江地委，碰到一位老同志，这位老同志就说，这样搞不得。其实，他也知道这个办法能增加产量，但就是不敢点这个头，怕挨斗嘛。

我就叫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夏埂坤和农业局的陈继荣同志两个人跑到省上，找分管农业的杨万选副书记。杨万选说，粉碎“四人帮”了，你们可以搞个点嘛。那个时候我们请示他，想全县搞。他不同意，他说你们先搞个点。他说试点，是口头说的，也没个文件，但他没说在一个生产队里搞，也没说在一个公社里搞，也没说在一个大队里搞。我们最后就选了一个公社———金鱼公社，给大家做了工作，金鱼公社搞好了你们全县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