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

1月1日  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指出：80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我们一定要在这10年中取得显著的成就，以保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要做到安定团结，就必须保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中带根本性的一条。

1月4-23日  全国物价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1980年物价工作的方针和中心任务是：从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一般不作变动，少数极不合理的价格作必要的调整。同时抓紧开展对物价改革的调整研究和试点工作。

1月5日  《人民日报》报道：教育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最近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出国留学人员工作会议。会议指出，派出留学人员不仅是现阶段为解决“四化”建设急需高级科技和管理人才的矛盾，加快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今后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方针。

1月7-25日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胡耀邦主持会议。会议修改和充实了即将提交党中央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和《关于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等文件。确定本年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是：1.把工作重点进一步转移到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实现“四化”建设上来；2.协助各级党委监督、保证《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和《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作为党规党法，在全党贯彻执行；3.继续加强纪检机关的自身建设，吸收中青年优秀干部，建立健全纪检机构。建议将各省、市、自治区和以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关系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同级党委领导为主。

1月11日-2月2日  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安徽省代表以《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为题介绍了安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和好处，但多数与会代表表示还是要按现行的中央文件规定办，即“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会议情况汇报。邓小平说：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1000美元。我们要按照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

1月14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科委《关于我国建立专利制度的请示报告》提出，要做好建立专利制度的几项工作：起草专利法；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局；建立专利代理机构等。国务院指出，为了促进和保护我国的发明创造，促进国际间的科技交流，为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创造条件，有必要在我国建立专利制度。专利工作是涉外工作，在正式对外宣布建立专利制度以前，要尽快制定专利法及相应的规章制度。

1月15-22日  国务院副总理和财委委员开办公会议，确定国务院今年在经济工作方面主要抓3件事：长期规划和明年计划的制订；今年计划的落实；经济体制的研究。

1月16日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指出80年代要做的3件大事：第一，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3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解决的四个问题是：第一，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第二，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讲话再次强调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

1月22日  国务院将国家经委、财政部修订的《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试行办法》发给各地区、各部门，在试点企业中试行。该办法对1979年7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作了修改，把原定全额利润留成办法改为基数利润留成加增长利润留成办法。

1月2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通知》。中央政法委员会在中央领导下，研究处理全国政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中央决定：彭真、黄火青、江华、赵苍璧、程子华、魏文伯、武新宇、黄玉昆、刘复之为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彭真任书记，刘复之任秘书长。

2月1日  国务院下达《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除少数省（市、区）另实行其他办法外，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并发出通知指出，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是国家财政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它不仅涉及财政收支结构、财权划分和财力分配的调整和改进，而且也涉及计划、基建、物资、企业、事业等管理体制的调整和改进。

2月5-12日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通过了《关于县级直接选举工作问题的决定》。当年上半年，全国除北京外，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60个单位进行了县级直接选举试点。12日，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机械工业委员会，统一领导和归口管理机械工业。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建立学位制度，是中国发展教育、科学事业的一项重要立法。同年12月，国务院设立学位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的学位授予工作。主任委员：方毅，副主任委员：周扬、蒋南翔、武衡、钱三强。

2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文章强调：社队企业1年来的变化从何而来？有许多因素，其中有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根据社队企业的特点，在生产和经营上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这是我国首次公开肯定市场调节的作用。

2月9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海关管理体制的决定》，提出改革现行海关管理体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统一管理全国海关机构和人员编制及其业务。

2月10日  中共中央召集在京党、政、军干部会议。李先念在会上作《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报告，指出：当前的经济形势是，我们终于开始实现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战略转移，并及时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指导国民经济的正确方针，明确了战略转移之后第一个战役的目标和任务。当前存在的困难是工农业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人民生活的需要，基建规模过大，财政收入减少，涨价商品过多，经济管理水平低，等等。报告阐述了1980年、1981年经济工作各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和基本要求，强调了经济工作中必须坚持贯彻的方针和原则。3月15日，中央转发了李先念的报告。

2月13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拟订长期计划的通知》。决定从现在起，着手进行1981年至1990年发展国民经济10年规划的制订工作。通知指出，党的三中全会已经确定把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了使今后10年的经济工作做得更有成效，保证国民经济经过调整以后，能够按比例地、稳步地、较快地发展，必须有一个经过周密平衡的、切合实际的长期规划，在今年内先搞出一个10年规划纲要草案。

△财政部党组向中央汇报1979年要出189亿元的财政赤字；1980年财政盘子有差额40亿元，现在各方面提出的减收增支数字又有100亿元，还有收入任务分不下去挂在中央头上的5.6亿元，以及实行新的财政体制给地方让了26亿元，共计31亿多元要由中央财政承担。这使中央感到问题严重。

2月22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经委确定今年要抓好5个方面的工作，对企业进行整顿，第一，调整好领导班子；第二，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第三，普遍实行厂内经济核算制；第四，开展全员培训工作；第五，改进奖励制度。

2月23-29日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的主要议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革案；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且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2月29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进出口商品检验管理体制的通知》指出，为了加强对全国进出口商品检验管理工作的领导，以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需要，国务院决定改革现行的进出口商品检验管理体制。将对外贸易部所属的商品检验管理局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总局(简称国家商检总局)，为国务院直属局，由对外贸易部代管。任务是：负责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法令；组织管理全国进出口商品(包括进口成套设备)的检验工作和国内外委托检验业务；制订和管理全国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规划、计划、规章制度、科研、检验标准、检验技术情报和检验技术引进工作；协调和处理进出口商品检验事宜。

3月3-6日  中共中央召开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重点讨论财政问题。财政部报告1979年有170亿到180亿元的赤字，1980年可能有100多亿元的赤字。会议结束时，华国锋、李先念讲话。

3月8日、2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第1次和第5次会议，讨论并确定了书记处成员的分工。3月27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赵紫阳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担任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胡耀邦负责书记处全盘工作。

3月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胡耀邦提出两年的两项工作：为政局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进一步打下不可逆转的基础，为夺取四个现代化的胜利描绘出清晰的蓝图。后者，确保国民经济有一个扎扎实实的比较大幅度的增长（8%以上）；八字方针基本上搞出个眉目来；基本做到财政平衡。

3月14日  国务院批转国务院财贸小组《关于成立丝绸公司的意见》，同意成立丝绸总公司，实行产供销一体化。

3月14-1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讨论西藏建设的方针、任务和若干政策问题。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央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自治区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是，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西藏的实际情况出发，千方百计地医治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所造成的创伤，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建设边疆，巩固边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5月22-30日，胡耀邦、万里到西藏进行考察，同当地干部、群众共商建设西藏的大计。

3月15日  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共12条：1.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2.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3.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4.坚持党性，根绝派性。5.要讲真话，言行一致。6.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7.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8.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9.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10.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11.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12.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这12条准则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是对党章的必不可少的具体补充，对发扬党内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3月15-23日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25-27日，科协二届全国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选举周培源为全国科协主席。

3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赵紫阳任组长，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余秋里、方毅、万里、姚依林、谷牧为小组成员；撤销原国务院财经委。中央决定：姚依林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余秋里任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

3月19日  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邓小平说，今年抓好两件大事，一件是写好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件是搞好长期规划。邓小平对决议稿的起草问题提出了3条指导思想：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要做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他指出：要争取在十二大以前把规划搞好。这件事关系很大。陈云同志出了个题目，就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划在什么杠杠比较适合。中办研究室最近搞了个材料，题目是《从历史经验中探讨我国合理的积累率》，很好。我们这次搞长期规划，积累率就定在25%这个杠杠上。希望工业发展速度，每年能保证8%，7%也可以。

3月30日至4月24日  国务院召开长期计划座谈会，主要讨论编制长期计划的方针、政策问题。在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赵紫阳、姚依林等谈了一系列重要意见。主要有：1.降低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确定积累率以25%为好，适当提高消费基金的比重，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2.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两三年内控制在500亿元左右；3.工业生产每年增长7-8%，如果有困难，5-6%也可以，主要是要求今后20年稳定增长，不走弯路；4.经济结构要适当调整，使农业、轻工业发展得快一些，能源、交通、建筑业要加强；5.在农村和城市的所有制问题上；要根据不同情况，搞得松动一些；6.各项工作都要进行经济效果的比较，这要作为一条十分重要的方针；7.要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承认不平衡；8.要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对外贸易，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等等。会后，根据这些意见，国家计委初步拟定了《制定长远规划的一些基本设想（汇报提纲）》。

△谷牧副总理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同意将原拟“出口特区”更改为“经济特区”。

4月1日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银行开始发行外汇兑换券，规定自外汇兑换券发行之日起，国内禁止外币的使用和流通。外汇兑换券于1994年1月1日起停止发行，1995年1月1日起停止流通。

△国务院决定从即日起，提高城乡居民定期储蓄存款和华侨人民币存款的利率。

△国家计委、经委、劳动总局将《国营企业计件工资暂行办法（草案）》发给各地区、各部门试行，决定有条件地推行计件工资制。

4月2日  邓小平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继续谈长期规划问题，他说：本世纪末能不能达到平均每人1000美元？如果能达到，前10年应该快一点，速度要高一点，比现在要增加1倍多一点。因为后10年基数大了，可能慢一点。工作要抓紧。规划不要等搞好了，才向中央汇报。要几次汇报，几次讨论，争取六月搞出个粗的设想，向中央汇报。9月底搞出个规划纲要，准备提交十二大。在谈到建筑业和住宅问题时，他指出：要考虑城市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的一系列政策。城填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在谈到农业问题时，他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海关总署发言人就大陆与台湾通商中有关海关手续和征税的问题发表谈话，指出祖国大陆同台湾的贸易是地区间的物资交流。海关总署规定：对向台湾公、私企业直接购买的台湾商品，不征收进口税；对于大陆运往台湾的出口商品均免征出口税。

4月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物价管理、坚决制止乱涨价和变相涨价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各单位加强物价管理，坚决制止乱涨价和变相涨价的现象，指出稳定物价、活跃市场是当前经济生活中的大事。

4月8-16日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任命赵紫阳、万里为国务院副总理，免去纪登奎、陈锡联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4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很多》一文，从4个方面回答了对包产到户的诘难：1.包产到户是集体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不是分田单干；2.包产到户是农户向生产队承包，实行联产计酬，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3.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决不是倒退；4.要采取积极态度解决实行责任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全面正确理解中央文件的精神实质。文章强调：我们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就是要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根据这个精神，包产到户有利于充分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应当说不违反中央文件的精神。

4月12日  邓小平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们坚持毛主席有关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不称霸，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

4月15日  邓小平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他在会见时说：看来国际上还要经历一些风浪，就我个人来说，看远一点，采取有效措施，80年代的危险可以渡过，不是不能渡过的。我们说争取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这就需要联合努力，需要行动有力和有效，否则80年代的危险能不能渡过要打个问号。对我们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当然，这个考虑是有利于中国的。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和平环境来发展。我们太穷了，要改变面貌。

4月17日  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率领的意共代表团。邓小平和贝林格早在15年前就见过面。他在会见时说，15年是曲折的。你们有变化，我们也有变化。现在中意两党终于走到一起来了。这是整个国际局势的需要，也是全世界人民的需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该组织的合法席位。

4月19日  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院外委会访华团时指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就是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基础受到了干扰。中国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4月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指出：为了使出席党的十二大的代表和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有相当比例的年富力强的同志，使党的领导机构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繁重任务的需要，保证党的集体领导的长期稳定性，中央决定，凡年事已高、丧失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党的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这是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和逐步更新领导班子的一个重要步骤。

4月25日  财政部发布《关于对安置待业知青的城镇集体企业进一步减免税的通知》指出：为安置待业知青新办的集体企业，由原规定从投产经营的月份起，对其实现的利润可以免征工商所得税1年，1年以后仍有困难的，还可以酌情给予照顾，改为从投产经营的月份起，免征工商所得税2年至3年。

△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成立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

4月25日、26日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会议由赵紫阳主持，余秋里、方毅、万里、姚依林、薄一波、康世恩和有关部门同志参加了会议。体制小组薛暮桥、刘明夫、廖季立作了汇报，吴波、李人俊、马洪等发了言。在谈到改革工作时，赵紫阳指出：体制改革由财经小组抓起来。原来中财委有4个调查组，有的可以不要了，如进出口小组的工作由进出口委员会搞。体制小组要保留并要加强，成为财经小组的体制改革办公室。它的任务是，在财经小组领导下，与有关部门一起研究提出改革方案，起草文件，指导当前的改革工作。

4月28日、5月5日  胡耀邦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长期规划。姚依林汇报了国务院召开的长期规划座谈会的情况。赵紫阳讲了发挥优势、保护竞争、推动联合的意义。他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是订什么高目标，人均1000美元，就是小康。不是现在就把主要精力放在搞2000年，重要是要总结经验，探讨今后20年路子怎么走。总结经验，研究现状，探讨10年、20年发展趋势，然后研究方针政策。体制，两年三年准备大改方案，近期还不可能大改。3年里主要搞企业自主权，中央地方两级财政，加上一定范围的市场调节作用。5月5日，胡耀邦指出：比较成功的经验，是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比较实际，虚心学习，许多同志以怀念的心情谈到这个时期的工作是对的。但也不赞成把那个时期说得完美无缺、尽善尽美。否则，就有意无意回到那个时期。不能适应新形势，就会无形中形成一个框框，不能提出计划的更高要求，更高的科学性，解放思想就要受到限制。

4月29日  邓小平接受卢森堡电视组电视采访。在回答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时，邓小平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必须看到这两个基本特点。中国既然是个大国，完全依靠外国资金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必须立足于国内，立足于自力更生这个基本原则。但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建设也不行，必须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外国的技术，来加速我们的发展。我们欢迎国际资金来帮助我们发展。你们叫多国公司，我们叫合资经营，这种方式，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当然，这个法律通过以后，据国际反映，认为还不充分。这方面我们还缺乏经验，以后还要逐步充实起来。

5月4日  国家建委、计委等5个部门作出《关于扩大国营施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指出：施工企业的生产计划，要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逐步建立在合同的基础上。主管部门给企业下达施工任务，要保证企业完成任务所必需的物质条件。企业在保证完成国家下达任务的前提下，有权根据本身条件和社会需要，自行承揽部分施工任务或发展为施工服务的多种经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应干预企业内部的正常生产经营业务。

△中共广东省委任命吴南生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5月5日  邓小平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5月8日  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负责制订改革的总体规划，协调各方面的改革。杜星垣任办公室主任。

5月8日、22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并讨论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和蒋南翔的说明。胡耀邦在讨论中指出：现在的教育状况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全党、全国人民都要重视，力争在80年代使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教育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第一，中国不提高教育水平，“四化”搞不成。第二，中国有10亿人口，经济不发达、不平衡，齐头并进提高教育水平不可能。在一定时期内，要下决心承认不平衡，要把重点抓好，把先进地区先搞上去。中等教育结构非改不可。高等教育结构也有改革的问题。教育制度的改革，要跟劳动制度、干部制度的改革紧密结合起来。要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教师待遇，改革教育的领导管理体制。

5月15日  世界银行集团执行董事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金融公司3个组织中的代表权。

5月16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纪要》认为，中央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改革经济体制的一种试验。其特点：一是财政和外汇收入实行定额包干；二是物资、商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适当利用市场的调节；三是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权限；四是试办经济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5月17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民航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民航总局从1980年3月15日起不再由空军代管。民航总局是国家管理民航事业的行政机构，统一管理全国民航的机构、人员和业务，逐步实现企业化的管理。民航的方针、政策、规定等重大问题，由民航总局拟定，报国务院审批。

5月20日  邓小平同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编制长期规划问题。在姚依林谈到生产资料应同生活资料一样，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把物资部改为第二商业部，从根本上改变物资管理办法时，邓小平指出：这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势在必行。方向是彻底改革，工作要分步走。

5月27日至6月1日  华国锋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政府总理第一次访问日本。

5月31日  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农村政策问题时，肯定了安徽省肥西县和风阳县的包产到户做法。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就不要去硬搞。

5月下旬  在中共四川省委的支持下，中共广汉县委在向阳公社进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试点，撤销向阳人民公社，恢复建立向阳乡党委、向阳乡人民政府。

6月11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1957年反右斗争，全国共划了右派分子49万余人，以后又陆续划了几批，共计55万余人。1959年到1964年，先后5批摘掉30余万人的右派分子帽子。1978年根据中央指示，全部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中央在《通知》中指出：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给尚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并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被划为右派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这是严肃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一项重大政治措施。肯定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同时指出扩大化的错误，并坚决加以改正，目的是为着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

6月19日  赵紫阳关于当前农村政策问题致信万里并转胡耀邦。他指出：目前正当夏种夏收的大忙季节，部分县社在所有制、责任制上仍在变动。如在包产到户问题上，有的还在继续扩大，有的又布置立即纠正，致使这些地方人心不定，这对当前农业生产是很不利的。为了不失时机地把今年农业生产抓好，特别是把秋收作物抓好，我认为当前对生产责任制的各种形式，应当稳定下来为好，使大家把精力集中到生产上，不要变来变去，错过农时。

6月21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等部门《关于加强现有工业交通企业挖潜、革新、改造工作的暂行办法》指出：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工业交通生产的增长，国内市场和出口商品的增加，资金积累的扩大，将主要依靠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来实现。因此，坚持“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后新建”的方针，搞好现有工业交通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对于打好新长征的第一个战役，对于加快四个现代化的前进步伐，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6月2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党组《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汇报提纲》指出：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浪费大，效果不好，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全党必须认识一致，如果犹豫不决，拖延时日，势必妨碍国民经济的发展。

7月8日  国务院颁发《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指出：走联合之路，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是调整好国民经济和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的需要，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组织联合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发展，不受行业、地区和所有制、隶属关系的限制，但不能随意改变联合各方的所有制、隶属关系和财务关系；要推进原料产地与加工地区的联合；各种经济联合体都必须保证国家税收和利润上交任务的完成；联合企业应由有关各方的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作为权力机构。

7月11-13日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关于制订长远规划的一些设想》。赵紫阳指出：长远规划综合起来，关健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财政，一个是外资。一定要看到财政的潜力。体制改革以后，产值的增长速度可能不那么快，但财政收入肯定会多收。15日，书记处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的汇报。胡耀邦讲了3点意见：1.财经小组成立以来，做了很多工作，一个表现是今年上半年的生产比较好。这个报告比较实际，扎扎实实。2.将来的10年规划纲要，按现在这样的写法不行，结构还要重新改变。3.中央财政那么少，地方、企业的积累那么多，怎么引导他们把资金投到刀刃上去。

7月12日  我国电子行业中由部属企业和地方企业联合组成的第一个公司——中国南京无线电公司成立。

7月15日  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允许在全省农村普遍推行以包干到户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早在60年代初期，包干到户就开始在贵州农村一些社队自发进行，群众称之为“包坨坨”。1978年3月起，关岭县顶云公社28个生产队中有16个队实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同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以《“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为题作了报道，由此引起了能否搞包干到户的争论。省委一度采取“纠偏”和禁止的措施，遭到许多地方和农民的抵制。1980年3月省委停止“纠偏”；6月，在全省地、州、市委书记会上宣布允许因队制宜，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经营管理形式；7月15日正式下发文件。

7月17-20日  胡耀邦、赵紫阳、姚依林到武汉，向邓小平汇报制订长远规划的一些基本设想。邓小平说：承认和利用不平衡，要坚持这一条，否则没有希望。搞平均主义没有希望。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国家才有余力帮助落后地区。再研究一下，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的时间能不能提前一点。这里有个鼓舞人心的问题。朱传榘讲“稳中求快”，不是越慢越好。体制改革，核心是搞好专业化，搞公司。用人，能干的上来，不能干的淘汰。公司不搞党委领导，就是经理负责制。

7月21日  新华社报道，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工业企业已达6600多个，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16%左右。产值和利润分别占60%和70%左右，上半年一般都实现了增产增收。

7月24日  国务院批转《海南岛问题座谈会纪要》指出：鉴于海南岛的特殊地位，中央决定要对海南岛的经济建设给以大力支持。

△国务院批转国家进出口委等部委《关于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格试行行办法的报告》。试行办法是：各进出口公司自批准试行之日起的出口收汇暂不结汇，在当地中国银行开立美元存款账户，银行按规定付给利息。如需用人民币，则以美元存款作抵押，向中国银行借款，银行按1美元折合2.8元人民币贷给，并按国营商业贷款收取利息。此项人民币资金，由中国银行外汇兑换资金中解决。明年实行贸易汇价后，上述各单位应该把上交国家的一部分外汇，按贸易汇价卖给中国银行。本《办法》自1981年1月1日起实行。

△中共中央书记处自即日开始陆续邀请科学家给中央领导同志讲课。第一课是由钱三强讲科学技术发展简史。整个课程内容包括农业、能源、资源、人口、环境保护、计算机、空间科技、数学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

7月26日  国务院颁发《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登记管理办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劳动管理规定》和《关于中外合营企业建设用地的暂行规定》。《管理办法》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应在批准后的1个月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申请登记，应提交下列证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批准文件；(2)合营各方签订的合营协议、合同和企业章程的中外文副本各三份；(3)外国合营者所在国。(或地区)政府主管部门发给的营业执照副本或其他证件。

7月28日至8月7日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尽快把内蒙古自治区经济搞活的问题。根据自治区的实际，会议研究制定了放宽所有制方面的政策，确定：“总的原则是，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和多种生产经营方式并存、保护竞争，互相促进”，“国家、集体、个人适合谁干，就让谁干，谁干有利，就让谁干。这里唯一的标准，就是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会议明确提出，要允许“包产到户”、“包产到劳”和“口粮田”等一切可以增产的生产责任制长期并存。凡是群众要求搞责任制的都应该支持，而不应该“顶牛”，也不搞“一刀切”。

7月3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的方针，在执行中还有一些问题，主要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歌颂仍有一些过于突出个人，不够实事求是，特别是许多纪念方法严重地流于形式，不但造成铺张浪费，而且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扫清封建主义遗毒。为此，中央作出决定：从现在起，除非中央有专门决定，一律不得新建关于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等建筑；出版个人传记或个人文集应比较慎重，对于重要人物或重要历史问题的宣传，报刊或出版社应注意遵照中央有关指示；报纸上要少宣传领导人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过去挂得太多，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一般高级干部丧事的办理应力求简化和节约。

8月2-7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多年来，由于压制乃至取消个体经济，加上在劳动制度上对所有城镇劳动力采取由国家包下来统一分配的办法，造成年年有大批需要就业的人等着国家分配。会议提出：必须逐步做到允许城镇劳动力在一定范围内流动；在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上，打破由国家全包的老框框，实行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大力扶持兴办各种类型的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合作社；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一切守法的个体劳动者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

8月16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禁止在对外活动中送礼、受礼的决定》，指出，除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在与外国领导人(国宾)的交往中，按照国际通例，代表党和国家互相赠送礼品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对外活动中，以任何借口向外国人、华侨或港澳商人赠送礼品和接受对方赠送的礼品。只有外事单位和外贸机构的工作人员，可以按照工作需要，同对方互赠对等的礼品。

8月18-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讲话，指出：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是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中央的正式建议将提交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讨论、决定。中央这样做考虑的原因是：(1)权力不宜过分集中。(2)兼职副职不宜过多。(3)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4)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的问题。邓小平还分析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存在的主要弊端，即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8月21日  国家计划委员会将《制订长远规划的一些基本设想》发各省市区征求意见。

8月21日、23日  邓小平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回答她的提问。当谈到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时，邓小平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8月22日  邓小平会见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布什时说：我们对里根先生最近一个时期发表的一些政见和共和党的执政纲领感到不安。不管你们哪个党执政，都涉及到中美关系是停滞、前进还是后退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历来阐述的观点是，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其他问题不能代替。邓小平请布什向里根转达中国政府的4点正式立场。

8月26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同意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还决定设立国家能源委员会和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

8月30日-9月10日  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华国锋作政府工作讲话，姚依林作《关于1980、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报告》，财政部长王丙乾作《关于1979年国家决算、1980年国家预算草案和1981年国家概算的报告》。姚依林在报告中指出：国民经济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中取得了新的进展。实行国家计划指导下市场调节，国家计划要搞好综合平衡，有一部分指标是指令性的，这类指标将逐步减少；有一部分指标是指导性的和预测性的，国家通过经济政策、经济法令和经济杠杆的作用，对企业的生产和发展方向进行引导，以发挥企业的主动性，这类指标将逐步增加。大会讨论了制定发展国民经济长远规划和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大会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由赵紫阳接任；同意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接受陈永贵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9月2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批准从下年起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开。《报告》说：一年来，全国已有6600多个企业实行了扩大自主权的试点，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的16%左右，其产值和利润分别占60%和70%，对搞活经济，促进生产发展起了明显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些产品的分配调拨计划完成得不好；有的企业为扩大自销压低生产指标；盲目建设、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的现象有所发展等等。《报告》提出，要改进现行的利润留成办法；积极进行企业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的试点；使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9月8日  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拟订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在总结建国以来改革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与步骤。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要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打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界限，组织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主要采取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

9月10日  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以下简称合营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都按照本法的规定缴纳所得税。合营企业在中国境内和境外的分支机构，从事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由总机构汇总缴纳所得税。合营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30%。另按应纳所得税额附征10%的地方所得税。该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9月14-22日  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重点讨论：1.讨论制订长远规划的一些基本设想；2.讨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3.讨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姚依林、杜润生、薛暮桥分别对3个文件作了说明。

9月19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三中全会以来的宣传工作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并发出通知指出，三中全会以来，宣传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是我党历史上宣传工作做得较好的时期之一。但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绝不可低估，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仍广泛存在，整个思想战线仍面临着繁重而紧迫的任务。

9月22日  中共中央批转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复查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错判死刑案件的几点意见的请示报告》，指出：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死刑案件应全部复查，对其中冤杀、错杀的案件，要按照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的原则，实事求是地予以改判纠正。

9月23-24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广东工作的汇报。9月28日，形成《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第50号），指出：中央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中央要求广东充分利用和发挥本地优势，尽快把广东的经济搞活，闯出一条道路，使广东成为我国对外联系的枢纽。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

9月26-29日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公开进行审判。准备审判10名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蚊。特别法庭的判决是终审判决。

9月27日  根据9月14日至22日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情况，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会议纪要》），《纪要》指出：凡有利于鼓励生产者最大限度地关心集体生产，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和可行的，都应加以支持，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

10月1日  中国首次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联合年会，中国财政部长、世界银行的中国理事王丙乾在会上发言。

10月7日 国务院批准在厦门市湖里划出2.5平方公里为经济特区，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特殊政策。

△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提出：中等教育应当实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学校、业余学校并举，国家办学与业务部门、厂矿企业、人民公社办学并举的方针，改变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的状况。

10月11日  赵紫阳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谈到改革问题时指出：“一年多的实践证明，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是有效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承认企业相对独立性，是我们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经济体制改革是从这点开始的。1981年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要前进一步，要在全国全面铺开，并且进行‘以税代利、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试点。”“政企分开，权力下放，扩大企业自主权，在这个基础上，把分散的企业，一个一个独立的企业组织起来，发展各种形式的联合体，加上行业组织，加上经济中心，加上经济主管部门的统筹、协调、监督、服务，使我国的经济结构充满活力。这就是我们设想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脉络、轮廓。当然这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10月12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并随通知发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10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要求15日以前发到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办公厅组织的这次讨论开始时预定参加的人数是4000人，实际参加的人数比原定的要多。这次大讨论从10月中旬开始，到11月下旬结束。

10月17日  国务院通过《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指出：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竞争逐步开展起来，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显示出它的活力，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应当逐步改革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积极地开展竞争，保护竞争的顺利进行。《规定》要求：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允许和提倡各种经济成分之间、各个企业之间，开展竞争；广开商品流通渠道，为竞争开辟场所；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鼓励革新技术和创造发明，重要技术成果要实行有偿转让；竞争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采取合法的手段进行。《暂行规定》于10月29日公布。

10月24日  国务院向财经领导小组汇报《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切实抓好调整，保证1981年经济稳定增长的几项重要措施》。汇报认为，1979年中央确定调整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回过头来看，在1979、1980两年中我们在执行上，特别是在调整基本建设方面，该退的没有退，或者没有退够。对1978年确定引进的大项目，在处理上犹豫徘徊。地方和企业财权扩大以后，又盲目上了一批重复建设项目。这些说明，我们对“文化大革命”10年破坏所造成的困难认识得不够深刻，对打倒“四人帮”后的头两年经济工作中要求过急所产生的问题及其影响也认识得不够深刻。

10月30日  国务院颁发《关于管理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暂行规定》，指出：外国企业确有需要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必须提出申请，经过批准，办理登记手续。未经批准、登记的，不得开展常驻业务活动。

10月-12月  世界银行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经济考察，写出了题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的考察报告，作为对中国提供长期贷款，包括优惠贷款的依据。

11月10日至12月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的重要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3项决议：1.向将要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2.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3.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这次会议还决定，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参照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改写，最后提请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认为：现在通过这一决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不宜再行延迟。

11月12日  国家经委、财政部、建设银行联合发出关于印发《工业交通企业挖潜、革新、改造资金试行贷款的暂行规定》的通知，决定从1981年起，将国家经委、财政部安排的部分挖潜、革新、改造资金由国家拨款改为试行银行贷款。

11月14-29日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传达和阐述陈云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的重要意见，并就搞好党风问题作了讲话。

11月15日-12月21日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和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经济形势，调整1981年计划。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是好的，但是有潜在的危险。一是财政出现大量赤字，二是基本建设规模大大超出国家经济的可能。必须下决心狠抓调整，关键是压缩基本建设，适当控制消费，搞好关停并转，根本改变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为今后经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11月24日，在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姚依林传达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对明年计划调整的看法：强调1981年基本建设要退够，为克服困难必须集中，财政要没有赤字，银行不增发票子。会议根据中央领导讲话的精神，对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作了调整，主要是将工农业总产值的指标由6955亿元减为6800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3.7%；财政收支平衡；基本建设投资由550亿元减为300亿元，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由242亿元减为170亿元。

11月18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关于实行基本建设拨款改贷款的报告》，基本建设投资试行建设银行贷款，变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是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一项重要措施。试点经验证明，这一改革有利于提高经济效果，把经济搞活，方向是正确的。从1981年起，凡是实行独立核算、有还款能力的企业，都应该实行基建拨款改贷款的制度。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报告的要求，编制1981年基建计划草案。对拨款项目必须严格控制，凡是企业单位进行建设，没有特殊正当理由的，一律不得安排拨款。

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其他7名罪犯有期徒刑，姚文元20年、陈伯达18年、黄永胜18年、吴法宪17年、李作鹏17年、邱会作16年、江腾蛟18年，均剥夺政治权利5年。这次审判表达了人民的意志，伸张了正义，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

11月23日  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央在批语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领路线，主要应由陈永贵负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大寨和昔阳县“左”的错误的主要内容及其危害是：人为制造阶级斗争，使相当多的干部群众遭到迫害；搞“穷过渡”，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地“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扼杀了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发展；不断地鼓吹平均主义，破坏按劳分配。

11月24日 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时指出：党与党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和同志式的关系，不应该是“父子”关系。任何人都不应当把自己的观点和革命经验作为“模式”强加于人。双方对两党关系的恢复表示高兴。

11月28日  姚依林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关于1981年财政、信贷平衡和基本建设安排的初步设想》，提出了一步退够的方案。汇报后，4常委讲话。赵紫阳说：经济上面临两个问题。当前最危险的问题是，搞不好明年要发生通货膨胀，潜伏的危机就会爆发。这个要避免。第二，有没有可能经济长期排徊不前，或者说一厥不振。我同意首先避免第一个危机，在这一前提下，避免后一个问题。陈云指出：1.这次调整与1962年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我脑子里有一条，基本建设搞铁公鸡，一毛不拔。我的方案比这还坏，坏到什么都不搞。天塌不下来，事情反而更好办些。2.好事要做，但要量力而行。邓小平认为：要退，要考虑这个报告退得够不够。退得够一点，也许前进的时间来得快一点。趁这次调整的时机，把生产搞得扎扎实实的，质量搞得好一点，搞质量，搞品种。速度能不能保持5%，保持不住，4%也行。李先念指出：同意这个本本。能搞多少就搞多少，搞不成就拉倒。还是回到陈云同志讲的三大平衡。财政向银行挤，实际上票子都是一家人的，性质是一样的。我历来支持财政，但财政历来有挤银行的毛病。

12月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1.教育事业在“四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过去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和小生产观念的束缚，教育长期被忽视，与经济的比例不相适应，使我国长期处于文化落后、人才缺乏的状态。2. 在80年代，全国应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进而普及初中教育。3.普及小学教育，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以国家办学为主体，调动社队集体和厂矿企业等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4.应当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建设一支稳定、合格的教师队伍。5.必须切实改革普通教育和领导管理体制，大力加强对这一事业的领导。

12月6日  厦门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成立。

12月7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制止迄至当时的一段时期市场上比较严重的随意提价、变相涨价、哄抬议价的现象，以稳定经济，安定人民生活，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12月9日  国务院批转《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并在批示中指出：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是好的，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应该认真执行。

12月10日  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施行细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施行细则》；12月14日由财政部公布施行。

12月16-25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16日，陈云强调：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目前的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赵紫阳指出：根据中央常委的指示精神，为了稳定经济，明年的调整工作总的要求是3条：一是基本上做到财政收支平衡，不出赤字，而且不给后年留下窟窿。二是基本实现信贷收支平衡，不再搞财政性的货币发行。三是把物价基本稳定下来，特别是把占居民消费总支出70%左右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销售价格稳住。25日，邓小平讲话：这次对经济作进一步调整，是为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更有把握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更有利于达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至于走什么样子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然后着手编制切实可行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李先念发言：我长期在国务院主持经济方面的日常工作，对这几年的错误要负重要责任。这次调整的决心很大，要把国民经济真正调整过来，要做很多艰巨复杂的工作。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改革要继续进行，但要有利于调整，服从调整。1981年1月，中央以1号文件把4位常委讲话印发全国。

12月18日  国务院发布12月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管理外汇的机关为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及其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外汇业务的专业银行为中国银行。非经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批准，其他任何金融机构都不得经营外汇业务。该《条例》自1981年3月1日起施行。

12月30日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进出口商品征免工商税的规定》，对进出口商品、接受来料加工、来件装配的企业和某些有贷款建设项目征免工商税做出了具体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