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大事记

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社论强调，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全体干部、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要动员起来，跟上客观形势的发展。社论指出，为了加快现代化的步伐，就要大力采用先进技术，不管哪个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把它学过来；要从小生产式的甚至封建衙门式的落后管理方法，转到符合现代化大生产要求的科学管理轨道上来；要把企业经营的好坏同工人、技术员、干部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使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个人和集体的劳动成果。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世界上普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我们认为，首先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的商谈，结束台湾海峡目前仍然存在着的双方的军事对峙状态；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台湾和祖国大陆之间应当发展贸易，进行经济交流。

△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建交当日，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

△李先念把准备下发的国家计委《关于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送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陈云审阅。陈云批示：国务院通知中“1979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

1月1日、8日、14日、20日、21日  《人民日报》先后报道四川省广汉县、贵州省开阳县、云南省元谋县、安徽省和广东省普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这些地区的基本做法是，把生产队划分为若干作业组，给作业组规定劳力、地段、产量、工分、成本等，超产给予奖励，即“五定一奖”。这种做法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后，全国其他地区也陆续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1月3日  胡耀邦与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见面。在谈到近期宣传工作要解决的一些具体问题时他说：宣传部门要作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促进派。他还指出，宣传部门管得很多，当婆婆，要当开明的，开明的就是当“双百”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什么片子、歌曲、小说，文责自负，反党必究。什么是反党？这也不由一个人说了算，要大家讨论。哪有那么多反党的？不成熟的、粗制滥造的，可能有。要百花盛开、文艺民主、理论民主，要警惕，不要让“四人帮”的文化、思想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影响我们。

△在中宣部例会上，胡乔木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式和作用，都需要进行认真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探讨。林彪、“四人帮”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歪曲、篡改和利用，制造一整套向无产阶级全面夺权的理论，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扩大化。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准确，维护它的严整的科学思想体系，这对我们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十分必要的。同时，胡乔木还指出，三中全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或引起一种趋势，就是对毛主席全盘否定的倾向或否定的情绪。这种倾向、情绪、趋势，远远超过了分析毛主席一生的错误和缺点。这个问题也联系到否认党的领导倾向，怀疑和否认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倾向、趋势都出来了。这都不是现在开始的。现在是经三中全会纠正了历史错误，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很高兴。另一方面，也有了否定势力的发展。胡乔木说：当前党内党外存在着“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的三股风，形势比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时还严重。

1月4-22日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制定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陈云在会上讲话，强调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指出只有这样做才能实现安定团结和四个现代化。会议决定对康生、谢富治的问题进行审查。

1月5日  陈云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所载“国家计委还在留缺口”一文上批示：国锋、小平、东兴同志：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小平圈阅后批示：请计委再作考虑。

1月6日  邓小平同余秋里、方毅、谷牧、康世恩谈话，就建设方针问题讲了如下意见：现在国内国外都担心我们借用外债的偿还能力，议论不少，不能不考虑。我们要从总的方针上来一个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上得快的，能赚钱的。今明两年的计划，陈云提了个意见，他说“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一些项目”。这个意见很重要，请计委再作考虑。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

1月7-11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会议，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胡耀邦在会上指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尽可能使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指导我们夺取新长征的胜利。他宣布：中央决定为所谓“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

1月11日  中共中央将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印发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决定》以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为首要出发点，制定了包括建立生产责任制在内的发展农业的25条政策措施，强调要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保证农民的民主权利，保护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动力、资金、产品和物资。由于认识的局限，当时仍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宣布：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1月16日  国家计委党组写信给华国锋：根据你和小平、先念、陈云同志的意见，1979年的计划需要作比较大的调整。按照财力、物力和外汇偿付能力综合平衡，初步计算，基本建设要压缩50亿元，其他财政支出也要压缩三、四十亿元。根据小平同志关于把建设方针调过来的指示，建设的具体内容也要作调整，先搞那些见效快、能赚钱的项目。我们考虑《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是否暂不下发，待政治局讨论并加以调整后，再向下布置和传达。华国锋1月16日批示：同意通知暂不发。

1月17日  邓小平同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听取他们对搞好经济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并提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他还对荣毅仁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给予支持。

1月18日-2月15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阶段的会议。胡耀邦在会议开始时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着重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后的理论工作，继续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研究和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这一阶段的会议在春节期间休息5天，开到2月15日休会。会议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和思想僵化现象进行了尖锐批评，对多年来被歪曲了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1月29日-2月5日  邓小平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建国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1月30日，邓小平在华盛顿发表讲话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归回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国际形势进行讨论，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以及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合作的谅解换文，在高能物理方面合作的协议，建立领事关系的协议等。

1月3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广东蛇口举办工业区，由香港招商局集资并组织实施。

2月8日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作出《关于农村牧区若干政策问题的决定》。《决定》共10条：1.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2.减轻农民负担，严禁“一平二调”；3.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全面建立生产责任制，实行联产计酬；4.正确执行粮食政策；5.在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6.开放农村牧区集市贸易；7.严禁开荒，保护牧场；8.积极发展社队企业；9.力办好国营农牧场；10.分调动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2月10日，《内蒙古日报》将《决定》全文发表，公告全区，并配发了《狠批极左路线，坚决贯彻十项政策》的社论。截至1980年底，全区3673个牧业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占牧区生产队总数的96.7%。

2月12日  中共四川省委在总结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等6家企业[1]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关于扩大企业权利，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简称“14条”），提出，要使企业拥有利润提留权，扩大再生产权，联合经营权，外汇分成权，灵活使用奖金权。文件要求把企业的责权利结合起来，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结合起来，并且决定扩大试点范围，在100家企业中进行扩权试点。到1979年底，84个试点工业企业比1978年总产值增长14.7%，利润增长33%，上缴利润增长24.2%。

2月17日-3月16日  我边防部队奉命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求得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和安定，以利于四个现代化的顺利进行。3月16日，自卫反击保卫边疆的战斗胜利结束。

2月19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滥发奖金和津贴的紧急通知》，指出：去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国家规定，实行了奖励制度，这对于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体现党和国家对群众生活的关怀，对于更好地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开展增产节约，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最近在执行中出现了一些偏向。有的部门、地区和单位，违反国务院规定，随意扩大奖金范围，提高奖金标准或奖金率，乱搞岗位津贴，乱发附加工资和劳保用品。凡是未经中央、国务院明文批准，自作主张，滥发奖金、实物，乱搞劳保用品的，应当迅速改正过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扩大企业的权力》指出：要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就得下决心克服落后的管理方法。而把目前过于集中的经营管理权力，大胆下放给企业，让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这正是克服落后的管理方法，加速四个现代化进程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措施。

2月23日  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国家农垦总局《关于农垦企业实行财务包干的暂行规定》，指出：根据华主席的指示精神，从1979年到1985年，国家对农垦企业总的原则是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亏损不补，有利润自己发展生产，资金不足可以贷款的财务包干办法。这是改革企业管理，办好农场的一项重大措施。

△国务院决定恢复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作为国务院的一个直属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主要任务是，统一管理支农资金，集中办理农村信贷，领导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农村金融事业。

3月1日  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议，国务院决定从3月份起，提高粮、棉、油、猪等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统购价格从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4.8%。这个措施使农民的收入得到大幅度增加，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交售农副产品的积极性。

3月3日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

3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农业劳动报酬联系产量计算的调查》一文，介绍了安徽滁县和淮北地区一些社队实行的“定产到组、责任到人”的做法及显著成效。这一做法实际是包产到户。

3月8日  陈云写出题为《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讲话提纲，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这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让它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这一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问题的关键是要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部分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弄清这两部分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有不同的比例。忽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一个后果是忽视价值规律。他还提出：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80%，而且人口多，耕地少。

3月9日  新华社报道：赵紫阳同成都地区部分理论工作者座谈，就当前经济领域内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与会者在讨论中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不是绝对对立的，是可以结合的；在计划经济指导下，有一定范围的市场经济作补充，很有必要。

3月10日  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银行储蓄存款利率的请示报告》，从4月1日起将城乡人民储蓄存款利率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水平。

3月12-24日  国家农委邀请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7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3县的负责人召开座谈会，讨论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上围绕联产计酬特别是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最后达成折衷的意见：目前多数地方，还是实行包产到组、定额计酬；不许包产到户；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可以包产到户；现在春耕已到，不论采用什么形式的责任制，都要很快定下来，以便全力投入春耕。

3月13日  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革中国银行体制的请示报告》，决定扩大中国银行的权限；设立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授权管理国家外汇；将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直属国务院领导，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

3月14日  李先念、陈云就财经工作致信中央，建议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并就财经工作提出重要意见：1.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2.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3.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4.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5.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6.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3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

3月15日  《人民日报》发表读者张浩的来信，反对农村中正在试行的包产到组生产责任制，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应该稳定；并在“编者按”中指出：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出现的地方要坚决纠正。结果引起正在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地区的人心波动和强烈反对。3月3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署名文章，批评3月15日读者来信的看法；同时在“编者按”中承认：3月15日的提法有些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不同意见可以继续讨论。

3月20日  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省宝安县与珠海县改为深圳市与珠海市。

3月21日  邓小平会见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为团长的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他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50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70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我们的方针是大量吸收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甚至资金，这样做发展可能快一些。我们还要善于吸收，善于使用，善于管理。还指出：我们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过去一个时期，确实发扬民主不够，不利于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因此，在一个时期内，要着重强调发扬民主这一面。这方面也会出现问题，而且已经有些问题，这是预料到的，并不奇怪。我们不能因为出现这些问题就不发扬民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加强法制，做广泛的教育工作。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法制是不行的。

3月21-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关于修改1979年计划的汇报。汇报详细分析和阐述了为什么要对1979年计划作较大的修改，以及如何修改；为什么要用3年时间进行调整、整顿和改革，以及调整的要求；1978年引进中的经验教训；3年调整时期必须为城镇中3000万劳动力安排出路；执行调整的方针会遇到各种阻力，要有足够的估计，并采取正确的办法加以解决。会议原则同意国家计委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进行的修改和调整，决定用3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3月22日  邓力群在国家经委企业管理研究班讲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必须按照价值规律办事。他指出：“在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发展商品经济，就要尊重商品经济的规律，按照价值规律办事，这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前提和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考虑对国民经济的调节采取两种形式，对全社会所必需的、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和建设，实行严格的计划调节，除此之外的，就通过市场去调节。”

3月23日-4月3日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二阶段的会议由中共中央主持召开。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后一阶段的会议上讲话指出：中央认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四项基本原则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讲话强调：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肃清“四人帮”散布的极左思潮的流毒（这种思潮是从“左”面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至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开始形成。

3月  四川省广汉县向阳公社率先进行政社分设的改革试点，实行党政分开，取消公社、大队建制，恢复行政乡和村的建制，成立农工商联合公司，通过订立合同等经济办法来领导生产。

4月5-28日  中共中央在京召开工作会议，由华国锋主持，讨论3年调整问题。会议正式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会议开始时，李先念代表中央作了系统的讲话。在谈到改革问题时指出：在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中，可以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并且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明确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精简行政机构，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会议期间，邓小平对习仲勋、杨尚昆提出的在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的意见，表示赞同。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4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党组《关于改进当前基本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当前一项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对那些不急需和不具备条件的建设项目，实行停、缓、并、转、缩，以便腾出人力、物力、财力，加强薄弱环节和直接关系人民生活设施的建设，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协调起来。

5月5日  财政部向国务院报告，1979年中央财政可能有180亿元的赤字，并提出一些解决措施。国务院转发了财政部的报告，提起全国注意。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到年底，全国出了170亿元的赤字。

5月14日  国务院下达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文件提出：今后3年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把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改变过来。同时，着手经济体制的改革，继续进行现有企业的整顿，并且以极大的努力，提高我们的经济管理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

5月16日-6月7日 中国银行、财政部、外交部等部门组成一考察小组，先后访问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了解情况，学习经验，为恢复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中的合法席位做准备。

5月18日  陈云在一次谈话中说，按比例发展是任何社会的普遍规律，区别在于有的可以自觉做到，有的是不自觉地做到。经济工作的争论，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取得一致意见。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扩大企业自主权是必要的，但这必须在国家计划的大框框之内进行。对引进工作不存在刮“下马风”的问题，问题在于引进什么，怎么引进。要想办法增加外汇收入，要研究合资经营的问题。

5月25日  国家经委、财政部等6个部门发出通知，确定在京、津、沪3市的8个企业（首钢、上汽等）进行企业管理改革的试点。试点工作在京、津、沪3市革委会领导下，由市经委会同有关部门具体负责进行。国家经委要会同有关部门积极协同3市抓好这一工作。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要派出人员帮助企业运用国内外科学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并帮助他们总结经验。

6月16-29日  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宝钢建设问题。16日，陈云讲话：这次财经委员会全体会议，专门讨论批准宝钢建设的问题。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对全国、对上海来讲，都关系很大，事关全局。它投资大，在200亿元以上。应该说宝钢是仓促上马的。这样大的工程，按道理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查研究，经过反复考虑后再决定。从开工以后的情况看，工程进度是好的，施工力量已有5万人，成绩是很大的。现在工程建设正在进行。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再多加考虑，以弥补过去的不足。

6月18日  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京召开，提出用3年时间，认真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华国锋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6月25日  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参考资料》发表文章说：“4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各省、市、自治区都在着手进行基本建设项目的清理和调整工作。但是，工作中阻力相当大，问题相当多，搞不好，很可能走过场。”27日，李先念批示：送余秋里、康世恩、韩光同志阅。基本建设战线要坚决调整，决不能让步。否则，真有落空的危险。

6月27日  国务院财经委组织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调查研究，姚依林作动员讲话。在谈到经济体制问题时，他指出：这里面包括中央、地方、企业、劳动者个人相互的关系问题，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包括各种经济体制，如计划体制、财政体制、企业管理体制以及价格体系、工资制度等等。总之，农工商财政金融各行各业的制度都在内。我们要在经济改革上提出切实的方案，使今后不走大的弯路，就需要有一定的时间，集中力量来搞调查研究，而且需要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和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结合起来去做。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会很快开展起来。这次会议决定，根据调查工作的题目，分别成立经济体制、经济结构、进出口和理论方法4个小组，

6月28日  国务院批转邮电部《关于调整邮电管理体制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为加速发展邮电通信事业，尽快改变我国邮电通信的落后状况，必须充分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市内电话要纳入各地城市建设规划，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投资建设。随着邮电体制的改变，原来的由地方安排的邮电投资，相应从各省、市、自治区地方19个部门投资基数中划出，由国家另行分配。邮电管理体制调整，自国务院文件下达之日起实行，邮电各项计划体制的调整，自1980年度实行。

7月1日  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于7月8日公布施行。该法第一条指出：为了扩大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以下简称外国合营者），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中国政府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以下简称中国合营者）共同举办合营企业。

7月2日  国务院财经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成立。张劲夫任组长，薛暮桥、房维中、廖季立、刘明夫任副组长，专职参加此项工作的人员有：廖季立、柳随年、季崇威、徐景安。体制改革小组商定：通过调查研究，形成一个适合我国情况、办法配套、步骤恰当的体制改革方案，重点是研究管理体制的根本改革。总的方针是，从大改着眼，从小改着手。工作步骤分两大段：第一段，是七、八、九3个月。在研究大改的同时，先侧重于明后两年改革方案的调查研究。第二段，在1980年春节以前，集中力量，研究大的改革方案。

7月3日  国务院颁发《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对发展社队企业的重大意义、发展方针、经营范围、资金来源、所有制、城市工业产品的扩散、加强产供销的计划性、劳动制度、劳动报酬和劳动保护、利润的使用、建立和健全经营管理制度、加强领导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的阐述。其中，国家的扶持政策是：对社队企业实行低税、免税政策，规定社队企业所得税按当时税率的20%的比例税率征收。

7月8日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是全国第一家部级公司。

7月13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按照5个改革管理体制文件组织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试点的通知。这5个文件是《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关于开征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税的暂行规定》、《关于提高国营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用使用办法的暂行规定》和《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的暂行规定》。

△国务院发出《关于试行“收支挂钩、全额分成、比例包干，3年不变”财政管理办法的若干规定》的通知。通知指出：财政部根据中央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原则，并经征求各地区、各部门的意见，拟定了改革财政管理体制的两种方案：一种是“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另一种是“收支挂钩、全额分成、比例包干、3年不变”的办法。前一种办法，是比较彻底的改革方案，但考虑到实行这种办法，必须以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为前提，必须同计划、企业、基建、物资等方面的管理体制相衔接，而这些体制目前都还没有进行改革，实行这种办法不具备条件。为此，国务院决定，从1980年起，对各省、市试行“收支挂钩、全额分成、比例包干、3年不变”的办法，以此作为过渡。同时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在四川省进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办法的试点，总结经验。

7月14日  国家科委召开专利工作座谈会，讨论国家科委提交的《关于我国建立专利制度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建立中国专利制度，建议起草专利法，成立专利局。武衡对《报告》作了说明。

7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1979年6月6日）；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革委会《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1979年6月9日），决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并指出，关于出口特区，可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7月17日  胡耀邦在第5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讲话，提出：国民经济要大打翻身仗，工业5年翻一番。他说：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不外是这么3种：一种是根据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认为要搞出大名堂不可能，偏于稳健，说得不好听一点是偏于保守；第二种是有的同志有点急躁，要快上、快干，搞慢了不行啊。去年就出现了这点苗头，华主席在这次人代会的报告中还检讨了几句，有急操情绪，没有把问题研究清楚；第三种，认为只要我们把问题抓准，抓好，在三、五年内打一个比较大的翻身仗是有充分可能的。如果问我是哪一种，我是第三种。

7月23日  国务院转发《关于尽快把国营农场办成农工商联合企业的座谈纪要》，要求先选择一些国营农场进行试点。《纪要》指出：以国营农场为基础办的联合企业，在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的统一领导下，由农垦部门归口管理。联合企业是独立的经济单位，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遵守国家政策、法令和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有独立经营的自主权。

7月24日-8月初  国务院财经委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召开座谈会，讨论改革的总体设想。薛暮桥指出：体制改革碰到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即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管理。改革的根本道路是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管理经济。现在不应该是条条块块之争，而是扩大企业管理的权力，按照经济发展的需要来重新组织我们的经济结构。廖季立指出：我们改革经济体制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因此，改革的中心应当是围绕扩大企业自主权来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是一场经济上的大革命，涉及面广，问题甚多，不可能一墩而就，必须有长远规划，循序前进，步子不能乱。

7月26日-8月9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物价、工资会议。会议确定：提高猪肉等8种副食品和以这些副食品为主要原料的消费品的销售价格；以1978年为基期，全国平均提价幅度32-33%；副食品销价的调整，于今年11月1日开始实行。同时，给职工每人每月5元价格补贴；决定给40%的职工提升工资级别。

7月30日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和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兼任该两个委员会的主任。8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对两个委员会的任务和机构作了规定，这两个委员会“是一个机构，两个名称”。试办特区工作，由该委员会归口管理。

8月13日  国务院颁布《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扩大地方、企业外贸权限，实行外汇留成，对以出养进的商品实行优惠税利。提出：要试办出口特区，深圳、珠海两地可以先行试办。

8月17日  财政部、国家经委、人民银行提出《关于贯彻国务院改革企业管理体制文件试点中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指出：1.关于企业的利润留成比例，应当参照1978年资金占利润总额的比例核定；2.凡是利润留成比例低于下列比例的，其利润比上年实际数增长的部分，可改按5-15%比例提取；3.试点企业的名单和利润留成比例，按企业隶属关系，分别由省、市、自治区经委、财政局或中央企业主管部审核汇总，并附送计算利润留成比例的有关资料和数据，报国家经委和财政部(各两份)批准；4.所有试点企业今年暂不开征固定资产税，也暂不下放企业折旧费；5.试点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偏低的，可以在降低成本、增加盈利的基础上逐步提高；6.按照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企业应当建立发展生产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

8月28日  国务院转发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关于基本建设投资试行贷款办法的报告》及《基本建设贷款试行条例》，国务院通知指出：基本建设投资试行银行贷款的办法，是基本建设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符合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工作的要求，对于加强基本建设管理，建立经济责任制，缩短基建战线，提高投资效果，都会起到积极作用。建设银行要认真做好基本建设贷款的发放和管理工作，积极组织和利用各项基本建设存款，把资金管好用活。各级革命委员会要十分注意发挥建设银行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对建设银行的领导，调整和充实力量，使其担负起日益繁重的任务。

9月2-25日  国务院财经委连续召开会议，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关于1980、1981年计划安排的汇报》。《汇报》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困难，提出从实际出发，恰当地规定明后两年经济调整的方针任务；明后两年计划安排中的难点，以及解决这些难点的各种不同设想；经济体制改革，固然要扩大地方的权力，但根本问题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11日后，与会的部分同志又分4个小组，就综合平衡、外汇平衡、22个引进项目以及工业生产速度和增产节约4个问题，进行专题研究。18日继续开会，陈云到会作了发言，中心讲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

9月28日  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为了迅速改变目前我国农业的落后状况，我们必须着重在最近两三年内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加快农业发展，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中央认为，当前必须采取25项农业政策、农村经济政策和增产措施。

9月29日  叶剑英同志在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初步总结了建国30年来的重要经验教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成熟，不完善；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10月4-11日  中央召开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重点谈经济工作和1980年计划。4日，邓小平讲话：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我赞成劲可鼓不可泄。但是要强调一点，我们需要的是，不是鼓虚劲。八字方针，核心是调整。调整是为了什么？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是为了创造条件，使得在调整过程中，特别是调整以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同日，陈云发言：基本建设的周期长，在基建投资上搞赤字，我是怕的。

10月9日  胡耀邦在省、市、区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他说：去冬今春我们讲国民经济比例如何失调，假使今冬明春只讲调整这个口号，会发生副作用，会把气泄下来。3年调整这个概念并不准确。去冬今春刮了一股失调风，担心今冬明春再来一股风。计委报告只讲调整，不讲发展，我不同意。我主张搞一个加快工业发展的决定。他说，我们的速度，我是不服的，不能说服全党，为什么只能搞6%，今后是否不要速度这个指标。农业没有用，工业是否起作用？速度上不去，受平衡的限制，一平衡就这也上不去，那也上不去。不能把平衡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10月17日  财政部发出《关于改进国营企业提取企业基金办法的通知》指出，国营工业企业提取的企业基金，原来规定按8项计划指标和供货合同考核，现在改为按产量、质量、利润和供货合同四项计划指标考核。企业全面完成4项计划指标的，可以按职工工资总额5%提取企业基金；没有全面完成4项计划指标的，在完成利润计划指标的前提下，每完成一项计划指标，可以按职工工资总额1.25%提取企业基金；利润计划指标没有完成的企业，一律不能提取企业基金。经国家批准的政策性亏损企业，比照盈利企业提取企业基金。

11月6日  乌鲁木齐毛纺织厂与香港、日本的合资公司正式签订合资经营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合同。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公布后第一批被批准的中外合资企业中的一个。

11月12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6部门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被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身份。

11月17日  财经委员会向政治局汇报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后、经过反复研究和综合平衡后拟订的198O、1981两年计划。李先念指出：计划经过反复讨论，就那么踏实了也不能讲，但比较踏实。既要有高速度，争取有一个比较高的速度。这是党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民族的要求。但是人民更迫切的要求是政治局面的安定，经济上不要瞎呼隆，陈云同志叫不要乱折腾。既要快，又不要瞎指挥、乱折腾、瞎呼隆，要有秩序地前进。

11月19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严禁年终突击花钱制止滥发奖金的通知》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国家财政平衡有困难；另一方面，有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存在着随意挤占国家收入、花钱大手大脚，以及滥发奖金、津贴等不顾大局、违反法纪的情况。这对于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十分不利的。坚决防止年终突击花钱，防止人为地扩大财政收支差额，力争把今年财政收支计划完成得好一些。

11月21日-12月22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落实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12月21日，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了全国计划会议讨论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了计委的意见。根据华国锋的意见，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了财政体制问题，各省、市、区同意自198O年起，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不再试行“收支挂钩、全额分成、比例包干、3年不变”的办法。国务院198O年2月1日发出通知。

11月26日  邓小平与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弗兰克·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谈话时说，实现现代化确实是一场新的大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珠海改为地区级的市，直属省领导。

12月3日  国务院财委经济体制改革小组将《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印发全国计划会议，这是我国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15日，张劲夫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对《初步意见》作了说明。他在谈到经济体制改革方向问题时指出：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打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界限，组织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主要采取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以此为前提，根据各项经济事业的特点来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职权。

12月6日  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

12月10日  国务院批转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务院科学技术干部局《工程技术干部技术职称暂行规定》指出：为了认真培养和正确使用工程技术干部，做好考核和晋升工作，充分发挥工程技术干部的积极性，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工程技术干部的技术职称定为：高级工程师、工程师、助理工程师、技术员、技师。

12月16日  国家计委印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补充、修改部分基本建设项目大中型划分标准》。为了进一步整顿和加强基本建设的计划管理，正确反映项目规模，明确划分项目的管理权限，以及编制长期和年度基本建设计划的需要，根据有关地区和部门的建议，经商得国家建委、财政部同意，对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计计［1978］234号文件附件3《关于基本建设项目和大中型划分标准的规定》中的一部分内容，作如下补充、修订。

12月31日  财政部《关于颁发文教科学卫生事业单位、行政机关“预算包干”试行办法的通知》指出：为了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充分调动行政事业部门和单位的积极性，合理组织收入，努力节约经费开支，提高资金使用效果，提高财务管理水平，更好地完成各项事业计划和工作任务，从1980年起，对文教科学卫生事业和行政机关试行“预算包干”办法。

12月 薛暮桥著《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出版。书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系统地论证了过去20多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多次遭受挫折，是因为我们从“左”的方面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初步地探索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